第三章 南明的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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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清朝政治的操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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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清军入关——规模空前的大屠杀

在清朝的官方资料里,充斥着“屠城”“杀无赦”这样的字眼。事实上,在清军入关之前,就对辽东汉人实行了大屠杀。入关之后,屠杀的规模更加庞大。山西总督佟养亮曾经给顺治上疏:“大同、朔州、浑源三城,已经王师屠戮,人民不存。”

大屠杀

据说扬州城破之时,史可法准备自刎而死,被部将阻止。史可法便命养子史德威砍死自己,史德威痛哭流涕,实在下不了手。最后,史可法在参将张友福的推拥下,出了小东门,途中遇到清兵,史可法大呼:“史可法在这里。”

看来,史可法为国殉难的念头非常坚定。尽管多铎一再放下身价招降他,但史可法不为所动。史可法就这样英勇就义了。

之后,史可法的养子史德威牢记养父的遗言,寻找史可法的遗体。可惜当时天气非常炎热,尸体腐烂得已经难以辨别,史德威实在无法从满城的尸体中找出养父,只好在梅花岭为史可法修了一个衣冠冢。

这之后,清军连续十日血洗扬州,人们将这段血腥的历史称为“扬州十日”,当时不分老幼,一律屠杀。五天后,清军开进南京城,弘光帝带着文武百官跪道迎降。

攻占南京后,清军悍然发布了剃发令,清军之前的政策并不是这样的,只是要求明军将士要剃发,现在不管是谁都必须剃发。这个命令发出后,各个地方的人民纷纷反抗,其中江阴和嘉定两个地方的人民反抗得最为激烈。

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二十日,清廷委任明朝进士方亨出任江阴知县,方亨到任之后,立即执行剃发令。当地父老乡亲认为方亨是前明进士,应该会念及旧情,就联名给方亨上书,希望方亨不要绝情,能够给父老乡亲留发。哪知道方亨辣手无情(说实话,我们也不能怪他,他不执行命令,掉脑袋的就是他自己了),不为所动,如果不剃发,他就强制执行命令。

许多人骂方亨:“你是明朝进士,头戴乌纱帽,身穿官服,却做清朝知县。你知不知耻,怕不怕羞?”

方亨也很愤怒:“别废话,这是命令,必须执行。”

当地不少的文人在祠堂里发誓:“头可断,发绝对不可以剃。”

很快这种思想在民众中传开,事态越来越紧急,民变一触即发。方亨一见这情景,躲在衙门里不敢出来。他一边敷衍民众,说有事好好商量,不要走极端,一边秘密派人去常州,请太守发兵,说江阴这里已经发生了民变。江阴百姓在城门口抓住了使者,质问以后,明白了方亨的阴谋。

愤怒的群众击杀了城内的清军,从衙门里揪出方亨。民众推举典史陈明遇为首领,拿起兵器武装反清。民众造反的消息传到清廷,清廷立刻发兵征剿。许多商人和富农拿出家里的财产充作军饷,起义的农民杀死方亨后,占领江阴城,公开举起反清大旗。

刘良佐奉命前来招降江阴军民,诱惑说:“只要你们投降,什么条件都好谈,反正大家都是大清的子民,有什么不好商量的。我保证只要你们投降,不会杀你们的。”

城里的百姓义正词严地拒绝了:“剃发这种事,自古未有,即使有百万大军临城,我们也绝不投降的。”

七月初一,清军开始攻城,陈明遇是一介文官,将城中防守的任务交给有经验的官员阎应元。到了八月中秋,江阴城还没有被攻破。阎应元还给军民们发赏月钱,危难当头,大家一边赏月一边抗战,颇有古希腊人的风范。据说当时,江阴城有人作《五更转曲》,听后,就连城外的清兵都流泪:

宜兴人一把枪,

无锡人团团一股香。

靖江人连忙跪在沙滩上,

常州人献了女儿又献娘,

江阴人打仗八十余日,宁死不投降!

八月二十一日,江阴城破,阎应元慷慨就义,临刑前赋诗一首:“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河山。”

城破之时,阎应元带领一千多人上马和清军巷战,杀死许多敌人,身上中了三箭。他想夺门而出,没有成功,便跳到了太湖中,可惜湖水太浅,被清军俘获。当他被押到刘良佐面前时,刘良佐失声痛哭。阎应元问他:“你哭什么?要杀要剐快点吧!”刘良佐什么话也没说,转身离开。当天晚上,阎应元被杀害,陈明遇战死。

江阴城破之后,又是一场大屠杀,剃了头发的不杀,和尚不杀,其他都要杀头。当然,这一战清军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死者接近七万,当然,其中很多是投降的汉人。

江阴人民的保卫战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极大地鼓舞了反清斗争。其中,最有名的是嘉定人民,结果是历史上著名的“嘉定三屠”。

清军进入南京后,原来明朝的嘉定县令弃城逃跑,清廷派周荃单骑到嘉定来招抚嘉定人民,这时候,嘉定人民还没有反抗,而是对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一个月后,新任的县令张维熙到嘉定就任。本来嘉定人民对清廷没那么反感的,忽然没过多久,传出了剃发令。一时间,城内人心惶惶,剃发比砍头还恐怖,这说明了习惯在人心中的地位。

随着剃发令越来越严,老百姓在街头奔走呼告,如丧考妣:“有没有大明的官兵来保护我们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现在有人要给我们剃头,这比死还难受。只要有人敢起义,我们一定追随。”

后来,突然有人放话说,以前明朝的总兵吴淞即将带领军队进城解救百姓之困。病急乱投医,危难之时见了稻草就抓,老百姓一听吴淞将军即将到来,闻风而起,开始火烧清军船只,打击清军。

嘉定人民的起义具有很大的自发性,是对古老习俗的一种坚守,对外来习俗的一种反抗,加上这种外来习俗是强制性的,所以反抗必然也是极端的。大家也意识到这种缺少组织的反抗会是什么后果,便推举进士黄淳耀和前明官员侯峒曾为首领。

在这两个人的主持下,嘉定百姓据城而守,人人拿起武器。嘉定百姓没有杀掉县令张维熙,只是把他赶出城,在城上挂着白旗,上面写着“嘉定恢剿义师”,并挨家挨户抽丁。城内秩序井然,昼夜有人巡逻——要是早这样的话,明朝也不会亡国,只有危难之时人们才懂得团结。

六月二十四日,李成栋派遣弟弟李成林率领几十名骑兵,企图杀出一条道路,向外界求救。然而,李成林在出城之时被乡勇包围,李成林被杀死,尸体丢弃在路边。得知李成林的死讯,李成栋日夜对着副将哭泣——可见,这人并没有泯灭人正常的感情。

七月一日,嘉定已经聚集了十万乡兵。可惜这些乡兵没有作战经验,和李成栋交战之时被打败。败退之时惨不忍睹,尸横遍野。更糟糕的是,当时河水暴涨,乡兵无路可退,只好跳进大水里,那个场面绝对太过血腥。李成栋指挥清军肆意屠杀,以泄弟弟被杀之恨。除此之外,李成栋还在城中挑选美貌女子,恣意淫乐。

李成栋率领清军攻进城后,接连屠杀了三天。清兵在杀人之前,先让百姓拿出珍宝和银子,骗他们说拿出银子就不杀人,结果不管有没有银子,一概被杀。

清军的屠杀远远不止这些,“扬州十日”“嘉定屠城”只是其中著名的案例。清军入关后到底屠杀了多少人没有确切的数目,不过我们仍然可以根据一些资料进行推算。

首先,我们可以根据《清世祖实录》的记载:所有州县,如果能剃头投降,开城欢迎的话就让你们过好日子;如果抗拒的话,大军一到,玉石俱焚,所过皆屠。顺治六年(1649年),清朝在四川发布的文告中说:“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总之,在清军的官方资料里,充斥着“屠城”“杀无赦”这样的字眼。事实上,在清军入关之前,就对辽东汉人实行了大屠杀。入关之后,屠杀的规模更加庞大。山西总督佟养亮曾经给顺治上疏:“大同、朔州、浑源三城,已经王师屠戮,人民不存。”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记载清朝杀戮:“鞑靼全军入城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一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小孩、老人的哭声震天……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和反叛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凡有足够财力的,都不惜代价用钱换命,以逃脱这些惨无人道的屠夫之手。”

根据官方的记载:直隶一望极目,田地荒凉;河南满目榛荒,人丁稀少;湖广弥望千里,绝无人烟……

我们再看看地方县志的记载。

昆山大屠杀:被屠杀的十分之四,自杀的十分之二,被俘的十分之二,逃走的十分之一,藏匿起来侥幸逃脱的十分之一。时人形容说,杀戮一空,逃出城门被杀被踩死的不计其数。躲在山上寺庙里的妇女小孩,因为一个婴儿啼哭,顿时被搜出来,杀得血流成河,血从山上落下来仿佛瀑布。

南雄大屠杀:家家户户只有燕子的声音,没有人声,尸体堆积如山,有的婴儿侥幸没被杀,还在娘的怀里找奶吃……

潮州大屠杀:留下骸骨十几万,和尚们把尸体收集起来,在西湖山上焚毁。同安县被屠杀五万人,梵天寺的和尚将尸体收集起来焚化,建了一个无祠亭,墓碑上刻着“万善同归所”。

常熟大屠杀:无论是大街小巷,还是桥畔河堤,或者是残垣断壁,到处都是尸体,不下五千人,被俘虏的男女更是不计其数。

除此之外,清军还疯狂掠夺人口,将这些人当奴隶驱使,这项政策在皇太极时已经消停了,多尔衮掌权后又开始了。

遗民与贰臣

清军入关之后,遭难的是全天下的百姓,但在这期间,最纠结的还是知识分子。他们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染,面临着一场关系名誉和生死的抉择。

根据儒家的传统思想,忠臣不事二主,为人臣者要舍生取义。苟活还是殉国成为摆在明朝遗民面前最迫切的选择,明朝灭亡之后,大批知识分子自杀殉国,从容赴死。根据史料记载,有大批的遗民虽然没有选择死,但是也没有选择在清朝的眼皮底下过日子,而是选择了远涉重洋,到台湾地区、南洋或者日本去。据学者统计,明朝遗民的数目不下万人。

有遗民,有殉国者,就有贰臣。贰臣当然不是一个褒义词,贰臣是那些背叛明朝投降清朝的人,在当时,贰臣是非常受鄙视的。

清政府也非常不地道,对于那些投降的贰臣,他们对其贬低,极尽嘲笑,搞得这些贰臣非常难堪。相比遗民,贰臣虽然衣食不愁,依旧过着富贵生活,但是人格就要低贱得多。

清初最有名的遗民当数顾炎武,顾炎武是苏州昆山人。明朝灭亡后,他开始了漂泊生活。身负奇学,名满天下。弘光政权建立后,顾炎武担任兵部司务,企图一展抱负,完成反清复明的大业。可惜,弘光是个扶不起的阿斗,政权又为马士英、阮大钺等人把持。不久,弘光政权就被清军灭掉。顾炎武于是投笔从戎,在苏州参加了反清斗争。失败后,回到老家。

没过多久,剃发令又来了,顾炎武的一些好友又参加了反剃发斗争,但顾炎武因为老母有病,只好在家照顾。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昆山被清军攻陷,顾炎武的两个弟弟被杀害,老母虽然侥幸活了下来,但落了个终身残疾。

七月十四日,顾炎武的母亲绝食而死,临终给他留了遗训:“勿为异国臣子。”

从此,顾炎武蓄发明志,表示与清朝统治者对抗到底。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顾炎武写下诗句:“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此后五年,顾炎武辗转于太湖沿岸,和各地反清复明的志士秘密往来。

顺治七年(1650年),顾炎武以前的一个仇家叶方恒告发了顾炎武。为了免遭迫害,顾炎武剃去头发,装扮成商人,继续在江南江北一带和反清复明的人士交往。顺治十二年(1655年),叶方恒和顾炎武家里的仆人陆恩勾结,以组织反清武装的罪名告发顾炎武。顾炎武得知这个消息,悄悄地潜回昆山,秘密处死陆恩。但顾炎武也因此被抓进监牢里,后来在友人的帮助下才得以逃出狱。叶方恒派遣刺客在南京太平门外刺伤了顾炎武,并洗劫了顾炎武的老宅。

至此,顾炎武决定离开故土,远走中原。

顺治十四年(1657年),顾炎武变卖家产,开始了游学生涯,足迹遍布山东、江苏、浙江、河南、陕西、山西等地。正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顾炎武以其精湛的学术造诣名闻天下。在游历名山大川的同时,顾炎武也不忘关注时局的发展,一直密切地关注反清复明斗争。顺治十六年(1659年),顾炎武到了山海关,怀想当年山海关一战,对清军入主中原一事悲愤不已,吟诵了一首《山海关》:

长城古堞俯沧瀛,百二河山拥上京。银海仙槎来汉使,玉关秋草戍秦兵。星临尾部双龙合,月照平沙万马明。闻道辽阳飞羽急,书生急欲请长缨。

这首诗,怀想明朝边事,对吴三桂引清军入关一事深恶痛绝。这一年夏秋之交,郑成功、张煌言率军挺进长江,一路战果辉煌,直逼南京。顾炎武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振奋,也跟着南下,希望能够有一番作为。可惜,还没走到扬州,就传来郑成功失败的消息,顾炎武只好怅然而归。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退到台湾地区,永历政权宣告瓦解。顾炎武满腔热血瞬时成空,一时心灰意懒,准备一辈子隐居,做一个学者。

顾炎武选择做一个遗民就意味着选择生活的艰难,因为封建社会士大夫基本不从事生产,换句话说,经济来源成了问题。

除了经济问题之外,顾炎武面临的最大的危险是政治迫害。在康熙二年(1663年),发生了一桩震惊朝野的文字狱——庄氏史狱,金庸的《鹿鼎记》就以这桩文字狱开始。事件的经过是庄氏编了一本明史,书中有许多“犯禁”的地方,特别是纪年都是用明朝皇帝的年号。庄廷鑨曾经邀请顾炎武也来编写这本书,不过顾炎武委婉地拒绝了,因此逃脱了这场文字狱。这场文字狱牵连非常广泛,遇难的人达到七十多人,其中有不少是顾炎武的好友。

康熙五年(1666年),顾炎武又遇到了一次灾难。山东莱州人姜元衡告发黄培收藏“逆诗”,并且指控顾炎武与黄培过从甚密,曾经到黄培家中搜罗《忠节录》。听到这个消息,顾炎武非常震撼,那时他已经感受到清政府可怕的力量。为了澄清事实,顾炎武从北京到济南自首。结果,被关进了大牢。在牢里度过了十个月,顾炎武才在友人的救助下出狱。

尽管生活如此窘迫,生命和财产没有保障,顾炎武仍然没有动摇自己的立场,坚持要做明朝遗民,拒绝清政府的征聘。

清廷修《明史》时曾经重金礼聘顾炎武,但顾炎武誓死不从,在回信中,他郑重声明:“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一身殉之。”

直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顾炎武才病逝。

清初有名的遗民还有屈大均,屈大均是广东番禺人,广州沦陷后,屈大均的父亲命令他:“一定要洁身自好,不要在清廷当官。”屈大均谨遵父亲的教诲,为了保持对明朝的忠诚,他选择在家务农。

清军剃发令来了之后,屈大均和老师陈邦彦一起参加反清斗争,立志反清复明。斗争失败后,屈大均的老师陈邦彦殉国,屈大均无路可走,选择了出家。出家之后,屈大均没有戴僧帽,而是戴明朝士人常戴的青纱头巾。屈大均虽然皈依了佛门,但实际心理上还不是一个僧人,始终牵挂着明朝故国。

复国无望之后,屈大均在晚年以文字遣怀,书写了大量的作品。由于屈大均的立场是反清复明的,所以毫无疑问他的书在当时是禁书。屈大均六十七岁时死去,死后,清廷掘出他的尸体屠戮,并将他的两个孙子斩首。生前无难,死后遭灾,一生也算是可悲。

钱谦益和吴梅村都是被列入《贰臣传》的,钱谦益前面我们提到,他为了保命投降清朝。投降清朝后,他的人生仍然充满了坎坷和危险,在清廷的政治生涯中,钱谦益几次被牵连入狱。几次政治迫害的经历让钱谦益对清廷感到失望,返回常熟后,他暗中与反清复明的势力联络。

康熙三年(1664年),钱谦益病逝,他的一生充满坎坷,背负了贰臣的罪名,最后又反叛清朝,以明朝遗民自居,可以说非常尴尬,又非常无奈。

吴梅村也是一个明朝遗民,他刚开始的时候立场非常坚定,坚决不与清廷合作。后来,禁不住顺治的再三征聘和家人的怂恿,进入清廷当了几年的官。晚年,他深深为这段经历忏悔。他非常痛苦,他并不想当官,但是又担心拒绝清廷的征聘会给家族带来灾难。选择出仕后,又很不甘心,总之,进退维谷,最后选择隐居度过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