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清朝政治的操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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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孝庄与多尔衮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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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大西政权的没落

狼与狼也是有差别的,愚蠢的狼见人就露出獠牙,聪明的狼总是小心翼翼地把獠牙给藏起来,装出一副羊的面目。豪格进四川之前,就发布了安民告示:“朝廷命我出师剿匪,削平乱贼,百姓不必惊慌,我等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安居乐业。”

张献忠之死

张献忠是陕西延安人,小的时候,他跟着父亲来到四川内江,在这里贩卖枣子。在四川发生了一件事影响了张献忠的一生。

那时,张献忠很小,将驴子的缰绳系到了一个富人家的石柱上,岂料,驴子拉屎弄脏了石柱。结果,富人家仆人用鞭子狂抽张献忠的父亲,张献忠就在旁边看着,眼中噙满泪水,拳头握紧,却敢怒不敢言。这件事对他幼小的心灵打击非常大。

长大后,张献忠加入农民起义军,逐渐爬到领导的位置。在张献忠的带领下,部队的人数越来越多。顺治元年(1644年)正月,张献忠攻入四川;六月,拿下重庆;八月,又攻下成都。先后杀掉明朝的端王和蜀王。十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西,年号大顺,改蜀王府为承天殿,将养子孙可望提拔到相当于丞相的位置。在大西政权内部,孙可望的地位仅次于张献忠,这就为后来孙可望和李定国的矛盾作了良好的铺垫。李定国的能力比孙可望强,可是地位却没有孙可望高,最后功高震上级,孙可望主动讨伐李定国,讨伐失败后,孙可望主动投降清朝。李定国直到死,也没有接受清廷的招降。

在张献忠生前,李定国是大西政权第三号人物。张献忠命孙可望为平东将军,李定国为安西将军,刘文秀为抚南将军,艾能奇为定北将军。张献忠给这四大将军赐姓张,分别封王。

张献忠最开始打着反明的旗帜,所以在四川遭到了故明势力的抵抗。对于不听话的人,张献忠习惯采取高压政策。顺治二年(1645年)以后,张献忠在四川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一方面是清军的压力,一方面是四川百姓的反抗。这种处境导致张献忠变得焦躁,为了肃清一切反对的力量,张献忠听从了汪兆麟的建议,在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十三日至十八日,张献忠亲自指挥部队在成都实行了一次大屠杀。

成都大屠杀没过多久,张献忠杀心又起,他借着举行“特科”之名,命令各府县的生员一律送到成都。送到成都后,张献忠并没有举行什么特科,而是把这些书生全部聚在一起,来个集体大屠杀。当时,张献忠的养子孙可望看到这一幕,感慨地说:“这些年来,我们一直辛苦奔波,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百姓吗?没想到这一切付诸东流,实在太可惜了。父王这么做,实在让人无法理解。父王本来应该是百姓的首领,犹如身体的头部,现在砍掉手足,头又怎么能独活呢?有王无民,何以为国?”

张献忠倒行逆施的行为连自己的养子都看不过去,何况四川的官民。四川人民看到张献忠的倒行逆施后,纷纷组织了许多武装力量抵抗大西军。曾英在重庆纠集部队,朱化龙在茂州组织了一支军队,曹勋带领人马盘踞在大渡河一带……总之,大西政权在四川民心尽失,四川的人民纷纷用马粪涂抹大西年号,刺杀大西官员。很多大西官员到任不到两三个月就被杀害,有的县里面甚至几个月连杀十几名县官。

张献忠搞得民怨沸腾的时候,清军已经平定了江南。随即,多尔衮又任命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征讨四川。张献忠的末日到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四川人民的好日子就来了,这情景不过是走了一群狼,又来了几只更恶的狼。老百姓横竖是被奴役,被屠宰。

狼与狼也是有差别的,愚蠢的狼见人就露出獠牙,聪明的狼总是小心翼翼地把獠牙给藏起来,装出一副羊的面目。豪格进四川之前,就发布了安民告示:“朝廷命我出师剿匪,削平乱贼,百姓不必惊慌,我等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安居乐业。”

迫于清军巨大的军事压力,顺治三年(1646年)八月,张献忠决定放弃成都。在离开之前,张献忠下令屠杀所有妇女,收缴所有金银,凡是藏匿一两银子的人砍头,藏匿十两以上的剥皮示众。奇怪的是,张献忠收缴银子并不带走,而是将金银全部投进江里。

临走之前,张献忠还命人焚烧成都城,摧毁成都及其州县的城墙。就这样,背后是火光冲天的成都城,张献忠带着部队浩浩荡荡地离开了成都,到达西充,驻扎在凤凰山上。张献忠当然很清楚凤凰山不是久留之地,又让士兵们砍光凤凰山上的树木,做成船只,打算渡江到湖广。

就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大西军出现了叛变,骁骑营都督刘进忠投降清军。就像吴三桂引清军入关一样,刘进忠引清军入川。历史一再重复,重复的不是历史,重复的只是人性。

四川的地形非常复杂,山多平原少。如果没有刘进忠这么一个好向导,清军是不会这么顺利地进来的。刘进忠直接把清军带到凤凰山下。根据史书记载,这天风特别大,雾气特别浓,完全看不清东西。张献忠早上起来,走出帐篷,忽然一个哨兵报告说后方有马蹄声和铠甲声。张献忠听了大怒,让人把哨兵绑起来,准备以扰乱军心的罪名斩首。但是,没过多久,又有很多哨兵传来相似的报告。张献忠不由得起了疑心,张献忠亲自带着亲兵来到凤凰山下,这时,大雾已经散开,张献忠看到下面密密麻麻的全是清兵。

张献忠离清军的距离很近,刘进忠一眼就认出了他,对豪格说:“这个人就是张献忠。”

豪格急忙拉弓,一箭正中张献忠的胸口,张献忠当即摔下马,气绝身亡。当时,张献忠军营里有一个外国传教士,他曾记述张献忠的死亡过程:

献忠闻警,不问详细,是否果系清兵马队,随即骑马出营。未穿盔甲,亦未携长枪,除短矛外别无他物,同小卒七八名,并太监一人,奔出营外探听满兵虚实。至一小岗上,正探看之际,突然一箭飞来,正中献忠肩下,由左膀射入,直透其心,顿时倒地,鲜血长流。献忠在血上乱滚,痛极而亡。太监见献忠已亡,先奔回大营,高声叫道:大王已被射死。声震各营,一时大乱。各营军队不击自散,各奔一方,各逃性命。

张献忠一死,结局不难想象,大西军是失败大逃亡,清军是胜利大追杀。清军斩首级数万,获得马匹一万二千匹。孙可望、李定国等人带着几千残兵、几万名家属,从重庆南下,辗转来到贵州,后来在云南建立了四将军政权,联合南明,继续抗清事业。

末路英雄李定国

张献忠死后,大西军余部失去了最高领导,抗清事业由四将军继承,但这四将军之间的矛盾也挺多的。

四将军都是张献忠的养子,在跟随张献忠南征北战的过程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孙可望年纪最大,跟张献忠的时间也最长,张献忠死后,起义军都称呼孙可望为大哥。张献忠生前最器重的人是孙可望,论理,张献忠死后,孙可望是毋庸置疑的领导人。

事实上,孙可望也确实当上了起义军首领,但是平辈太多,局面并不好控制。部队占领贵阳后,在军队去向问题上首先发生了争执,矛盾首次公开化。孙可望主张率军进入岭南,李定国则坚持要向云南和广西一带发展,这样的话可以方便联合南明。

应该说,李定国的建议要好一些。所以,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论,孙可望最终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同意往云南、广西发展,联合南明势力。

李定国的战略确实是有效的,进入云南和广西后,大西军再次发展到二十几万人。孙可望随即称王,设六卿,以“兴朝”为年号,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应该说,孙可望治国能力并不差,至少不比张献忠差。孙可望在自己的地盘内,分田地给老百姓,对于贫困家庭还给予特殊补助,比如给他们耕牛和种子,让他们自力更生。在孙可望等人的努力下,大西政权又出现了繁荣局面。

孙可望吃水不忘挖井人,政权稳固后,他为张献忠建立了一座宏伟壮观的太庙,称呼张献忠为“老万岁”,一切大事,都要先告太庙而后行。张献忠以前自称为秦王,这时,孙可望请求南明封自己为秦王,以示继承张献忠的遗志。

确定了联明抗清的政策,行动起来就有方向了。顺治九年(1652年),大西军兵分两路,一路由李定国率领,总共有八万人,经由贵州出湖广,直逼桂林,进而攻取广东肇庆;另一路由李文秀率领,总共有六万人,出四川,下重庆,攻成都,直逼关中。

孙可望则坐镇指挥。

这次北伐,大西军做了很好的准备工作,在事前就规定了军纪,有五点全军将士必须牢记:“一不杀人,二不放火,三不奸淫,四不宰耕牛,五不抢财物。”显然,这次出征跟以前很不一样,这次是哀兵,是正义之师,为了更崇高的目的而出征。也正因为纪律严明,士气高昂,所以这次北伐取得了鼓舞人心的成果。

正如,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面一样。这次北伐也导致了一个可怕的结果,李定国在北伐的过程中表现得实在太出色了,引起了领导孙可望的疑忌,最终同室操戈,将大西政权带向没落边缘。

李定国跟张献忠、李自成一样,也是农民出身,也是陕西人。崇祯三年(1630年),李定国才十岁,他就参加了张献忠的起义军。小小年纪,他就一身是胆,毫不怕死,因为作战勇敢,他得到张献忠的宠爱,随后张献忠将他收为义子。常年战争的经历培养了李定国超强的军事直觉,虽然他不识字,但是从实践中不断学习,不断总结经验,终于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军事家。

后来,张献忠又让人教会李定国读书写字,李定国的文化水平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他最爱看的就是兵法书籍。李定国作战非常勇敢,并且对待士兵非常谦和,在军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此次北伐,李定国第一个劲敌是定南王孔有德,孔有德是一名元老级的战将。战争的结果我们已经知道了,孔有德被迫带着全家一起自焚。短短几个月,李定国就收复了桂林和广州全境,一颗新兴的军事明星正冉冉升起。如果各方面条件允许的话,李定国是有望成就一番大事的。

李定国出师大捷,永历朝廷立即封他为西宁王。与此同时,清廷派出亲王尼堪率十万八旗军阻击李定国。尼堪是褚英的第三个儿子,非常骁勇善战,一生战功赫赫,然而,他的光荣注定要在李定国的铁甲面前碰得粉碎。

尼堪到达湘潭后,首先来了个饿狼扑食,击败南明将领马进忠的部队,马进忠被迫退到宝庆。十二月,尼堪扑向李定国所在的长沙市。李定国看到清军锐气正足,人多势众,硬拼的话估计胜算不大,便主动退出长沙,在衡州附近设下埋伏圈。尼堪接连几战都胜利了,不免有些骄横,想进一步扩大战果,来不及多做调整,便指挥部队乘胜追击,结果走进了李定国的埋伏圈。

被围之后,尼堪自知中计,对众人说:“我清军上阵杀敌,还从来没有退却过,今天被围,也要死战到底。”

尼堪不愧是一条汉子,在激战中被乱刀砍死。

李定国的兵锋太锐利了,接连杀掉两个亲王,这件事不仅引起了清廷的震动,也让大西政权感到不安。

和李定国相比,孙可望是一个文人,不免想法就多一点。孙可望是以“军师”的身份受到张献忠赏识的,张献忠把他看成身边非常重要的谋士。

孙可望当上秦王后,排场比永历皇帝还大,过着奢侈又气派的生活。这不仅引起了天下人的不满,也让大西政权内部的许多将领不爽。外敌还没有消除,内部矛盾就变成了最大的隐患。其中,孙可望和李定国的矛盾最深。李定国对孙可望指手画脚的作风不满,孙可望则担心李定国威望越来越高,造成尾大不掉的局面。

顺治五年(1648年)四月初一,这天是孙可望阅兵的时间,孙可望有言在先,一定要等主帅来了才可放炮升起帅字旗。没想到,李定国一到就升起了帅字旗,孙可望来了以后大怒,说:“你们这是明摆着目中无人,我还是不是你们的首领啊?”

大家自然是劝他息怒,但这种怒气是没法熄灭的,如果不责罚李定国,孙可望咽不下这口气。李定国脾气也很犟,说道:“我和你是兄弟,是因为父王死了,你才当上主子。今天是这样,不代表以后也是这样。你以为我必须仰着你的鼻息才能过日子?”

看到行刑的人过来,李定国大吼:“谁敢打我?”

孙可望看到这场景,非常生气,准备骑马离开演武场,以此相威胁。这时,许多人抱着李定国哭道:“大爷啊,你还是认错吧!不然一旦决裂,我们大西军就要散架了,就会被清军剿灭。”

李定国听到这话,终于低下头,忍着愤怒承受责打。打完李定国后,孙可望抱着李定国大哭:“今天因为大义而让弟弟受辱,我心里很难过,希望弟弟谅解。”李定国也说:“大哥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大局,定国心服口服。”

尽管两人好像是和好了,但是矛盾却仍在继续。

北伐胜利后,永历政权极力拉拢李定国,疏远孙可望。而李定国也不想再在孙可望手下做事了,像对待君父一样对待永历皇帝。这毫无疑问引起了孙可望的愤怒,孙可望想效法刘邦出云游梦泽擒韩信,召李定国到沅州议事。李定国犹豫再三,还是决定去赴会。结果在赴会的路上,刘文秀的儿子给他送来信,告诉他孙可望想杀他。

李定国愤怒地写信责骂孙可望:“不要妄听谗言,自相残害以败坏国家。”

永历政权认为孙可望想废帝自立,故意拉拢李定国牵制孙可望,授予李定国“屏翰亲臣”金印。李定国得到这印如获至宝,感恩戴德,李定国当然不是在乎这个金印,只是有了这个东西,自己就处在一个名正言顺的位置上,保卫大明,这个理由多么堂皇,一下子扭转了舆论形势。不再是李定国背叛领导孙可望,而是孙可望想篡明,李定国成了正义的一方。

李定国知道孙可望迟早是要打自己,希望联手郑成功,邀请郑成功一起攻打广东。结果郑成功没来,李定国在肇庆被清军打败,退守到南宁。

顺治十三年(1656年),李定国和刘文秀、白文选等人将永历朝廷迁到云南昆明,这事触动了孙可望的底线。顺治十四年(1657年),孙可望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十四万大军征讨李定国。结果仗还没打出感觉,孙可望的部队纷纷临阵倒戈,投向李定国。最后,孙可望率领六百多人投向了清军。

孙可望投靠清军后,获得了“义王”的封号,出于对李定国的愤恨,孙可望将大西军的机密全部告诉了清军。清廷从来不是什么善类,当他们确信孙可望不再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在狩猎中,以误杀为名射死了孙可望。

孙可望降清后,李定国虽然执掌了大西军和永历朝的大权,但是却因此陷入了困惑中。他对将领们越来越不信任,时时刻刻担心他们会降清,所以对部下控制得非常严。为了避免降清事件的再一次出现,李定国挟持了许多将领,要他们誓死效忠南明,怀有二心的立即予以诛杀。

从此,大西军陷入了一种紧张的气氛中,大家都互相猜忌,往日那种团结合作的局面很难再看到了。以前的四将军,现在只剩下李定国。孙可望降清,这个不用说,艾能奇战死了,刘文秀因为对李定国有功,部下势力非常大,遭到李定国的猜忌,李定国不放心他一个人在贵州,将他召回云南。回来后,刘文秀郁郁寡欢,不久就病死。

应该说,这次内乱给大西军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导致了后来的失败。

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军派出三路大军攻入云南,其中就有我们熟知的吴三桂。在三条战线上,李定国均遭遇了失败。永历皇帝带着文武大臣仓皇逃入缅甸,李定国和白文选也紧随永历皇帝进入缅甸,缅甸人派出十万大军围剿。李定国虽然杀出重围,但没有救出永历皇帝。

此后,清军一再招降李定国,都遭到了严词拒绝。李定国仍然进行着无望的反清复明运动,得知吴三桂处死永历皇帝后,李定国怒气攻心,原本生病的他病情越来越重。康熙元年(1662年)六月二十七日,李定国病逝,临终给儿子留下遗言:“可以死无全尸,一定不可以投降。”

由此可见,李定国并不是单纯地利用永历政权,从他的表现来看,他应该是忠心耿耿地拥护南明政权。这种拥护很有可能是一种精神支柱,显然后期他已经陷入了精神泥淖中。但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李定国坚定抗敌的精神终归是可钦可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