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政改必须拿着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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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整顿八旗,调解满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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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搞经济改革一定要精打细算

一般来说,新皇继位的时候,都会表示豁免官员的亏空。但雍正再次成为“吃螃蟹的人”,拒绝这么做,以示自己对贪赃枉法深恶痛绝。雍正解释说,豁免官员只会助长贪官污吏的侥幸心理,从而让他们越陷越深,只有严厉打击才能遏制腐败。

亏欠多少补多少

康熙后期,贪污腐败成风,人民和国家的财产被官僚机构鲸吞;康熙末年,国库只有七百万银两。雍正在继位之前,由于实地调查过这些问题,事实上已经了然于胸。

雍正继位之后,立即大力实行经济改革。

一般来说,新皇继位的时候,都会表示豁免官员的亏空。但雍正再次成为“吃螃蟹的人”,拒绝这么做,以示自己对贪赃枉法深恶痛绝。雍正解释说,豁免官员只会助长贪官污吏的侥幸心理,从而让他们越陷越深,只有严厉打击才能遏制腐败。

上任一个月后,雍正就要求户部全面清查亏空问题,一旦发现亏空,三年之内要如数补交完,而且不准从民间征收苛捐杂税。如果在规定期限内不能补足亏空,将治以重罪。补完亏空之后,如果以后还出现亏空问题,也治以重罪。

为了有效地查清亏空问题,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发出设置会考府的命令。雍正把整个任务交给允祥,并对他说:“如果你不能清查,朕就另派大臣,如果大臣没有能清查的,朕就亲自查出来,绝不留漏网之鱼。”

以前各部动用的钱粮,都是自行奏销。成立会考府后,这么做就行不通了,一切钱粮奏销都要经过会考府的稽核,徇私舞弊的难度比以前陡然增加了不少。会考府成立三年,驳回的奏销事件占总事件的百分之十七。

允祥查出户部亏空库银二百五十万两,这亏空的钱如何收回来呢?这种问题也许能难倒别人,但难不倒雍正。雍正命令户部历任官僚合赔一百五十万两,剩下一百万两由户部逐年填补。在清查中,难免涉及皇亲国戚和高官巨宦,对此,雍正一视同仁,绝不徇私。十二阿哥允祹以前掌管过内务府事务,为了补足亏空,居然把家里的东西拿到街上去卖。十阿哥允?补偿亏空,赔了几万金,还没补足,雍正直接抄了他的家。内务府官员李英贵和张鼎鼐挪用百万两银子,雍正也抄了他们的家。

在清查亏空的过程,雍正抄了太多的家,也因此落下了“好抄家”的骂名。

亏空先是从中央的部门查起,不久就开展到地方,许多官僚的家产被查封,譬如:湖广布政使张胜弼、粮储道许大完、湖南按察使张安世、广西按察使李继谟、江苏巡抚吴存礼、原直隶巡道宋师曾、江苏布政使李世仁……还有我们熟悉的曹寅和李煦……

在抄家这方面,雍正俨然是个专家,但是仍然有需要改进的地方。譬如:通政司官员钱以垲建议雍正在抄家的时候,同时抄衙门,以防止官员将财物转移到衙门里。雍正觉得这个建议不错,欣然接受。雍正抄家确实出了名,当时社会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甚至打麻将时都有了“抄家和”。

对于这些不满的舆论,雍正没有回避,而是坦然地说:“如果听任贪官敛财,将国家人民的财产肥自家子孙,那么国法何在?又如何警示人心?抄了贪官的家,既是对贪官酷吏的惩罚,又可以利用这些钱作国家公事之用,有何不好?”

一般被抄家的官员都会被革职,这又是雍正与众不同的一个措施。以前官员还可以留任,补足亏空。雍正有自己的看法,如果允许贪官留任,为了弥补亏空,他们必然会继续贪污。雍正打击贪官的力度是非常大的,雍正三年(1725年),湖南被参劾的官员超过一半。十年(1732年),担任直隶总督的李卫上奏说:“在任三年以上的官员寥寥无几。”

为了有效地收回赃款,雍正想了许多别出心裁的方法。譬如,他命令贪官的亲戚代为赔偿。雍正认为,很多贪官喜欢把赃款存放在亲友家里,而且这些人平时也参与分赃,要他们代为清偿,合情合理,所以连这些人的家产都有被抄的可能。不过,这个措施牵连太广,不得人心,四年之后,雍正就把它取消了。

在征讨赃款的过程中,雍正还禁止代偿。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直隶巡抚李维钧奏请该省官员帮助前任总督补清亏空,雍正坚决不同意,他说即使地方官民再富裕,钱多得没处花,也不能为他人补漏洞,有钱大可以为地方兴利。雍正看到代偿存在很大的弊端,很容易成为腐败的温床,譬如地方官可能借助代偿和当地乡绅勾结,也有可能借机征收老百姓的钱粮。

在清查亏欠的过程中,有许多官员畏罪自杀,对这些畏罪自杀的官员雍正反而加重处罚力度。

雍正四年(1726年),广东巡抚杨文乾参奏李滨亏空钱粮,李滨得到消息后就自杀了。雍正并没有因为他自杀就这么算了,自杀的官员不少,但雍正一个也没放过。他说:“犯官知道官职和财产保不住了,想一死了之,来个死无对证,然后把赃款留给子孙。我们决不能让犯官的狡计得逞,犯官死了,要继续拷问他们的家人和亲友。”

应该说,雍正的政令还是执行得不错的,但对于雍正这样的人来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由于他以前深入官场一线,了解官员们的所思所想,他知道一些官员依然在敷衍自己,所以采取严猛的手段进行全国清查。

在清查的时候,雍正非常严厉,但是结案的时候,相对宽松,这是一种统治策略,让官员存着感恩的心理。

雍正的严猛手段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清查工作进行了三年,各省清偿了一部分亏空,有的省做得更加彻底。譬如直隶总督李维钧在雍正二年(1724年)八月报告,说该省亏空白银四十一万两,到本年六月已经偿还了二十万两,剩下的二十一万两明年保证还清。

河南的情况也很不错。雍正二年(1724年),田文镜担任河南布政使,不久就升任为巡抚。田文镜深受雍正信任,他到任后,立即清查亏空,田文镜执法甚严,对贪污官员毫不容情。田文镜在任不到两年就弹劾了二十二人,补清了亏空。

对于田文镜雷厉风行的作风,雍正很欣赏,雍正说:“田文镜参劾的官员最多,鄂尔泰风格则完全不同,从来不轻易弹劾人,但两人都有自己的绝招。”田文镜因为工作出色,雍正将他捧为模范督抚。

雍正四年(1726年),大规模清查江西的钱粮亏空,江西各地亏空甚多,但是巡抚却偏私,清查不力。雍正让巡抚留在任上,派人去调查,随后换上新任的巡抚伊都立。但伊都立“为人软弱,好沽虚名”,无法完成清查重任。雍正遂又让吏部侍郎迈柱亲自到江西清查,迈柱到了以后,遭到了江西按察使积善的反对。雍正却高度赞扬迈柱,说他到任以后,为了国计民生,不避嫌怨,是个好官。

雍正五年(1727年),福建布政使沈廷奏报仓谷亏空,雍正对福建巡抚毛文铨很生气,认为他故意欺瞒,派广东巡抚杨文乾和许容为钦差大臣,前往福建调查。杨文乾和许容带来上谕:“清查即将进行,可能有赃官为了掩人耳目借富民的粮食暂充府库,如果有人借,借出的立即成为官家财产,发现后也不归还,希望大家好自为之。”

在清朝的法令中,挪移公款的处罚较轻,而贪污受贿的处罚则较重。所以,许多官员被查出有贪污情节时,往往巧施手腕,将贪污的赃款报成是挪移,以此避重就轻。雍正对这些官员的所作所为和心理情况了如指掌,所以他明确说道:“借挪移之名,掩盖贪污之实,想以此逃脱重罚。那朕就跟你们来个将计就计。”

结果,雍正铁手一挥,挪移的罪比贪污的罪反而更重。由此可见,雍正做事不拘泥于教条,注重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

耗羡归公与养廉银制度

大家知道,古代主要是以银和铜为货币,征税时,银两和铜钱在保存、熔铸、运输的过程中有一定的损耗,所以在征收时有一定的附加税。这项附加税又称为耗羡或者火耗,通常由地方征收,被纳入地方财政,算是地方上的一项额外收入。

由于耗羡的数目没有标准,所以主动权就掌握在地方官的手中,他们往往随心所欲地征收,借此增加百姓的负担。雍正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在刚继位的时候,雍正就说了:“现在钱粮火耗越来越重了,重到每两增加四五钱银子,如此剥削民脂民膏,国法何在?”

在康熙朝的时候,就有人建议耗羡归公,但是康熙没有采纳,具体原因是什么,我们也不清楚,可能跟康熙宽仁的性格有关,他不想得罪普天下的官吏。雍正元年(1723年),湖广总督杨宗仁再次提出这个建议,杨宗仁说:“地方上的公款消费,都是从小民那里勒索过来的。不如让各州县在原来的耗羡银里面节省出两成,交给布政司库房,充作公费之资,此外禁止派增其他税收。”

雍正立即接受了这个建议。同年,山西耗羡问题严重,雍正要求山西的耗羡银全部归公,一部分抵偿该省的亏空,一部分用作官员的养廉银。

雍正二年(1724年)年初,河南巡抚石文焯奏称:“河南省有耗羡银四十万两,除了公款支出和官员的养廉银,还剩下十五万两,这十五万两可以用来弥补亏空。”

山西和河南两省率先拉开耗羡改革的序幕。雍正觉得时机到了,就让朝臣议论这项改革。大多数官员并不赞成,他们提出了一些看似有道理的反对意见,比如,有人认为耗羡是各州县应得之物,跟上面没关系;还有一种说法是把以前不是正税的火耗当成正税收入,让人感觉是增加赋税;更有一种荒谬的说法认为,如果公开征收火耗等于是让火耗这种私征形式合法,简直就是鼓励官员贪婪。

官员们的说法貌似有道理,其实背后有利益链条,所以他们反对这项改革。山西布政使高成龄却对雍正的改革表示支持,他说这样做不仅不是鼓励官员贪婪,而且可以避免官员征收苛捐杂税,这是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好处是可以分出一部分充当养廉银,可以让百官感受到皇上的恩赐。

尽管如此,官员中反对的声音还是更多。最后,雍正下了决断,批评反对的官员目光短浅,强调火耗归公势在必行。

这项政策实行以后,与之相伴随的就是养廉银,养廉银的目的是增加官员的额外收入,让他们有足够的能力过上小康或者富裕生活,杜绝贪污受贿的念头。

明清两朝,官员的俸禄很低,低到甚至无法应对官员的正常开销。雍正创立养廉银制度也是意识到这一点,耗羡归公后,断绝了地方官的财路,如果不给他们另外开辟财源,他们不可能不贪污,因为没有人会贴钱做官。

养廉银根据官职的高低分为不同的级别,最高有几万两,最低只有几百两;一般而言,养廉银高出俸禄十几倍。养廉银制度解决了地方各级官员的经济问题,但是京官问题却没有解决,地方官照例还得向京官送礼,雍正对此也是清楚的。为了解决京官的经济问题,雍正决定实行双倍俸禄。

清史学家孟森注意到养廉银制度已经具备了近代政府财政预算的前瞻性,夸奖雍正为改革吏治绞尽脑汁。

有史以来,中国官场的陋规就相当多,这些陋规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潜规则,这些潜规则对王朝的统治非常不利。向上司送礼就是非常流行的一个陋规,如果上司身兼数职,下属就必须送好几份礼物。山东巡抚黄炳向雍正建议,应该废除这些陋规,他说巡抚一年收的礼,比养廉银要多出好几倍。如果不消除陋规,各级官员肯定还会给上司送礼,一送礼无疑又得加派赋税,到时养廉银制度并不会养廉。

雍正觉得有道理,下令废除陋规,当然要废除陋规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只能慢慢来。在这方面,河南巡抚石文焯做得比较好,他知道如果陋规不除,下级官员还会加派银两,所以拒不收礼,而且还将各级衙门的一切陋规全部废除。田文镜继任后,比他做得更好,他不仅自己不收礼,还严格约束家人和下人,连门包和小费都一概拒绝。当地有一个惯例,逢年过节都会向上司送土特产,这种惯例又称为土例,但田文镜一概不收,也严禁地方官收礼。

对于那些贪恋陋规的官吏,一旦发现,雍正就会严加处理。雍正五年(1727年),御史博济到了江南后,勒索驿站送礼,江南总督范时绎参奏之后,雍正立即将博济革职。对于那些守着陋规不放的官员,雍正打击起来毫不手软。

反对陋规之战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虽然我们不能说雍正完全赢了,但他至少跟贪恋陋规的官员打成了平手。可惜,到了乾隆手中,陋规又故态复萌,而且越来越严重。

在官场中,为了有效遏制贪腐行为,雍正不仅重拳打击贪官,而且实行株连政策,连贪官的上司都一同进行惩罚。雍正意识到,下属犯罪跟上司的纵容或者监督不严有很大的关系。雍正这招虽然有些过火,但确实很有效果,为了防止受株连,上级官员必定会约束下级官员,以防他们影响到自己的仕途。这个建议最早还是田文镜提出来的:“要想禁止各州县的加派行为,首先要禁止上司,只有禁止了上司,才能消除陋规。”

为了有效地根绝腐败,雍正还加强了对中央官员的约束。以前,地方官向户部缴纳钱粮时,每一千两银子要多交二十五两的“余平银”,雍正意识到这是产生腐败的一张温床,刚上任的时候就下令削减十分之一的“余平银”。

后来,允祥又建议雍正彻底取消“余平银”和“加色银”这些灰色收入,雍正接受了这个建议,立即批准,肃清了官场歪风。

在当时也有假币,针对假币的泛滥,雍正同样以严刑峻法禁止民间私自铸钱。为了有效地打击铸钱业,雍正要求各省督抚秘密查访,一旦发现,要给予严厉打击。知情不报者与案犯同罪,不知情的地方官也要连降三级,甚至铸造假币附近的邻居无论知情还是不知情也要枷锁一个月,杖打一百,流放一年。

在封建社会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定,譬如火耗这种东西应该由所有纳税人来承担,但真实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一些地方官也是势利眼,他们不敢得罪当地的富绅,往往把火耗转嫁到小民身上,从而使小民的负担更重。这种不平等造就了政府、绅衿、小民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雍正认为,这个矛盾错在绅衿,决定剥夺他们的特权,让他们跟平民百姓一样,实行士民一体当差的政策。

雍正元年(1723年),在河南实行“士民一体当差”政策,引起了河南的一些生监的不满,他们在县学教官杨倬生的带领下,控告知县张可标。雍正查实情况后,将那些闹事的生监绳之以法,表彰知县身体力行推行新政策。

摊丁入亩

封建社会一向是按人丁交税的,有多少人头交多少税,看似非常公平合理。但仔细一看却发现不是这样,里面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

许多人为了逃税,故意隐藏人头数目,这种事情在地主家里最为严重,地主良田多,丁役多,交的税多,隐藏丁役就能逃避不少徭役。

很早就有人意识到这种徭役制度不合理。在明末的时候,就有一些地方官吏进行了改革。比如,崇祯八年(1635年),汉中府城固县实行了“丁随粮行”的新法。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在康熙年间激起了下层的反抗,无奈之下,康熙颁布一项政策:以后增加人丁,永远不加赋税。

康熙的新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矛盾,但仍然不公平,以前丁役不均的情况仍然存在。随着人丁的增加,平均摊到每个人身上的赋税相对减少,如何重新计划丁银便陷入了混乱之中。解决这个问题一劳永逸的方法是按亩收税,不管你家里有多少人,你家有多少亩的地,就交多少的粮。这个办法确实好,是由御史董之燧提出来的,但这是一项重大的改革,所以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

最后,雍正决定先在几个省份试行,结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即使这样,朝廷中还是有很多人反对。山东巡抚黄炳支持雍正的改革,他认为这是缓解民困最有效的方式。作为一个体察民情的封疆大吏,他感到按丁纳粮很容易造成贫民逃亡,如果摊丁入亩,有地的交税,没地的就不用交,可以减少贫富差距,这才是善政。

可惜由于朝臣反对过多,雍正并没有立即接受黄炳的建议,甚至责备黄炳轻率,让他管好自己省内的事情就行了。一个月后,直隶总督李维钧也提出了相同的建议,李维钧还解释,这项改革肯定会招致那些大地主的反对,他们田地多,交的税肯定多,所以不乐意。

雍正又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再次交给户部讨论,意见纷纭。有人说按亩分摊同样不公,因为很多地方土地测量并不准,而且地有好坏之分,好的地产量高,不好的地产量低。这些也是实情,不过李维钧也有办法,他说把地分为上中下三等,根据地的质量来交税。雍正听了,大为赞赏,他让李维钧去办这事。

后来,李维钧对雍正说,他受到一些权势的孤立,怕事情办不好。雍正对他说:“你放心地去办吧,有朕支持你就够了。”

历时半年的摊丁入亩讨论终于结成正果,事实上这个问题在康熙年间就提出来,但一直悬而未决。由此可见,在办事和改革这方面,雍正确实超越了父亲。

改革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浙江官员在推行这项改革的时候,遭到了地主阶级的反对,他们聚众到衙门口喊冤,巡抚法海居然惊慌失措,被这些人吓住了,表示暂不实行改革,可见改革难,推行改革更难。

雍正四年(1726年)七月乡试时,浙江钱塘县上千富绅来到县衙,抗议摊丁入亩,他们还劝说商人罢市。对此,新上任的巡抚李卫没有妥协,采取了铁腕手段,制服了阻挠改革的闹事者,最终让这项改革在浙江省顺利推行。

在这方面,河南巡抚田文镜办得也相当不错。李卫、田文镜这些人在雍正朝都受到了重用。之后,各省陆续实行摊丁入亩政策,效果一天比一天显著。当然,这项改革的全面完成还是在乾隆朝。

摊丁入亩是一项惠国利民的政策,富人交的税多,穷人交的税少,跟现在的税收政策类似,我们再次看到了雍正的前瞻意识。

当然,这项政策的最终受益者还是清政府,有田的交税,就避免了无田者交不起税这个问题,税收有保证,国库也充实。有些人认为这是取消了人口税,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只是将丁银并入到田地之中,换了一种更加合理的收税方式而已。

摊丁入亩是中国赋税史上一项重大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清理民间欠粮

如果说雍正之前的改革让官僚们的日子难过,那么眼下这项改革就让老百姓叫苦了。

清理积欠是指向民间的一个政策,而且重点放在江南地区。江南最富庶的省份是江苏,江苏每年缴纳的税银超过三百五十万两,在全国各省中排名第一。在江苏省中,缴税最多的是苏州、松江、常州三府。赋税越重,欠的也就越多。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到雍正元年(1723年),十二年中,江苏积欠税银八百八十一万两。雍正上台之后,可没有康熙那么仁慈,这笔钱他是一定要拿回来的。江苏巡抚张楷请求给江苏十年的时间还清这些钱,雍正答应了他。后来,雍正发现张楷的话是空话,对江苏的印象更差,要求严厉整治江苏官场。

六年(1728年),雍正派遣户部侍郎王玑和刑部侍郎彭维新带领四十多名候补官员来到江苏,到各州县清查积欠。他们的任务是在一年之内追回全部积欠。这个难度是相当大的,仅苏州府就关押了一千多人,结果,整个江苏省人心惶惶,有混乱的苗头。雍正一看,认为不能把事情闹大了,便要求停止追查,先查官场上的人,民间拖欠的,以后再处理。

到雍正九年(1731年)时,清查工作才结束,从康熙五十年(1711年)到雍正四年(1726年),江苏总计欠银一千零十万两,其中被官吏和豪族侵蚀的有四百七十二万两,接近一半。雍正决定,官吏和豪族欠的在十年之内还清,民间欠的在二十年内还清。

福建省的积欠要少很多,只有四十四万两,其中民欠的有三十三万两。雍正也派遣钦差大臣专门处理此事,在福建,积欠和亏空同时处理。后来,福建省出现了灾荒,民间歉收,雍正格外开恩,不再追究积欠。

山东省的积欠相对较多,有三百万两,这笔钱直到雍正死还是三百多万两。乾隆继位之后,免除积欠,山东人民欢呼。

各省都有积欠,数量却有很大的差别。积欠者几乎囊括了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有官僚,有大地主,也有中小地主,还有自耕农。在清查积欠的过程中,雍正也区别对待,官吏的属于侵欺、地主的属于包揽、平民的属于民欠。雍正打着惩治贪官污吏的幌子执行这项政策,其实是掩人耳目,在积欠这事上,民欠的数额最大,所以这项政策的主要对象还是平民。

当时很多人逃税,逃税的方式是隐瞒田产。对此,雍正是无法容忍的,他接受田文镜的建议,在河南率先推出自首隐田政策。所谓自首隐田政策就是鼓励民间自首,报出自己隐藏的田产,只要你自首的,以前隐藏的税粮不用交,对失于考察的官员也不查办,从今以后,你按规定缴税就行了;如果不自首,结果却被发现了,那就要进行严厉的惩治。

这个政策的效果立竿见影,跟田文镜的大力执行有关系。雍正所做的这一切,根本的目的还是增加清廷的财政收入。

货币政策

古代很多皇帝不懂经济,雍正却是一个例外,雍正当然也没学过什么经济学,只不过他是一个细心的人,平时喜欢思考,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些独到的经验。

清朝跟其他朝代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没有非常明显地排斥商人,这跟商人对清朝的江山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因此,清政府始终把商业看成是财政的一块大蛋糕。

清朝商业相对比较发达,所需要的货币就更多,当时很少有纸币,主要是铜钱、白银、黄金。最主要的流通工具是铜钱和白银,不过当时铜矿严重不足,导致钱币很少,流通出现了困难。根据供求关系,这势必导致铜贵银贱的现象。本来,根据清政府的规定,一两银子值一千文铜钱,但实际上换不了这么多。

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将会导致货币的混乱,雍正也做出了一些努力,但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

雍正九年(1731年),京城钱价昂贵,户部尚书建议国家出钱,用九百五十文换一两银子,等以后经济发展了,就用一千文兑换。这其实是调整比例,努力做到一两银子值九百五十文。可惜,这个数字跟市场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当时一两银子大概只值八百多文。

任何时代都会有假币,尤其是在钱不够用的时候。古代铜钱并非全是由铜制成,通常会混合一定比例的铅。加入铅之后,钱就更坚固,拿在手里也更沉一点,学过化学的人都知道这点。康熙制造的铜钱,铜与铅的比例是六比四,质量相对较高,雍正制作的铜钱,铜与铅的比例是五比五,质量相对较差,而且上面的字明显更模糊一些,看上去有些像假钱。这无疑给制造假钱的人以机会。

当时的假钱也是用铜做的,不过很轻,质量也很次,铸字更加模糊。当时有一种沙板钱,里面铅多铜少,比官方的制钱要小,更薄,上面有许多小砂眼,所以叫作沙板钱。这些劣质的假钱,在一千文中掺入三四十枚,居然可以合法地通行。

当时由于铜钱短缺,造假钱有暴利,如果不遏制这股不正之风,货币市场就会陷入混乱。雍正二年(1724年),沧州步军统领衙门查获了刘七等人的铸钱案。

私铸钱扰乱货币市场在当时显得尤为严重,因为清政府垄断了造钱业,所有铜矿都不允许私人开发。这些造假钱的人得不到原材料,唯一的办法就是熔化制钱来打造成本更加低廉的假钱,这么一搞,制钱会越来越少,私铸钱的市场就会越来越大。

为了整顿货币市场,雍正必须采取一些措施。

首先,他禁止使用铜器,收集铸钱原材料。四年(1726年),雍正下令,除了乐部必需的铜器之外,一概不允许用铜器,有铜器的必需交给官府,然后官府给你一定的补偿。如果有违令的,将治罪。九月,雍正又下令,只有准三品以上的官员才能使用铜器,其他人一概不准使用,拥有铜器的人,三年之内必需上缴(有偿)。十二月,雍正亲自带头交出铜器,表示以后宫中不使用铜器。

雍正带头,京城里的臣民们自然不敢不给他面子,但是地方上对此没有多大的反应。五年(1727年),雍正又派出官员到各地收购铜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后来,雍正想,一些边缘地方的百姓离交铜器的衙门太远,而且他们手中铜器也不会很多,让他们交铜器确实不太方便。雍正提出可以用交纳铜器代替税粮。

田文镜给雍正提了个建议,允许私藏铜器的绅衿之家的奴仆告发主人,只要证据确凿,告发者立刻可以恢复人身自由,主人还要被治罪,用这种方法迫使大户人家交出铜器,不可谓不狠,确实是一个好方法。

但雍正这个政策执行得并不是很好,为什么?表面的原因是铜器大多是成品,老百姓爱惜,不舍得当成废铜交出。其实,根本的原因还是他收购铜器的价钱出得太低,起码要根据铜钱的价值来收购别人的铜器吧!想用收破烂的价钱让别人交出有利可图的东西,不符合客观规律,即使有严刑峻法支持也很难成功。

在这个问题上,雍正始终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唯一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开发铜矿,让制钱能够满足市场的流通需要。

当然,我们也不能对一个改革者苛求太多,作为一个改革家,雍正背负的骂名已经相当多了,其中就有“爱银癖”,他成了世人眼中的葛朗台,这显然是对他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