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整顿八旗,调解满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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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雍正的驭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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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一个疯狂书生引发的文祸

曾静对吕留良崇拜得五体投地,他在《知新录》中说:“皇帝应该由世上的大儒来做,不该由世上的英雄做。在春秋时,有资格做皇帝的是孔子,战国时应该是孟子,秦以后为程朱,明末应该由吕留良来做。”

曾静的意思是现在就应该他做皇帝。

无辜的岳飞后代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陕西总督岳钟琪喝完酒刚回到衙门,突然有一个人手持一封书信拦在他的轿前,扬言有要事禀报。

侍卫们正准备把人轰走,岳钟琪拉开帘子一看,见这个人不像官差,便让人接过他的书信。岳钟琪拿到书信,顿时一惊,只见信封上写着“天吏元神”的字样。岳钟琪感觉这事不小,立刻让人把送信的人看守起来,匆匆进入衙门,屏退左右,拆开信查看。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封信直看得岳钟琪凉汗淋漓。正如岳钟琪所奏:“臣不忍卒读,不忍详阅……恨不得立刻吃了逆贼的肉。”

这究竟是什么样一封信,让岳钟琪如此惊慌。

给岳钟琪写信的人是湖南郴州的一个秀才,名叫曾静。曾静听说岳钟琪尽忠爱民,雍正却非常怀疑他,想要削夺他的兵权;岳钟琪不高兴,想要谋反。曾静万万没想到,他听到的只不过是流言,真实情况刚好相反。

雍正不但没有怀疑岳钟琪,而且对他非常信赖和器重。岳钟琪接替年羹尧担任川陕总督后,功高遭人忌,在曾静投书之前,诽谤岳钟琪的奏折就有一箩筐。雍正在任命岳钟琪为总督之前,议政大臣和署理直隶总督蔡珽就说岳钟琪这个人不可深信。蔡珽显然非常嫉妒岳钟琪,岳钟琪进京后,蔡珽故意在他面前放烟雾弹,说怡亲王允祥对他非常不满,傅鼐告诉他要小心。允祥是雍正最信任的兄弟,蔡珽说这话无非是告诉岳钟琪,雍正对他很不放心,想借此挑拨岳钟琪和雍正的关系。

当时,背后说岳钟琪坏话的人不止蔡珽,很多人借口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将来有一天可能会替汉人报仇,以此劝说雍正不要重用岳钟琪。上层这么说,更不用说市井流言了,市井陋巷到处流传“岳公爷”要带领川陕兵丁造反。社会上的传言是越传越有模有样,有人甚至说岳钟琪已经被雍正谴责,他的儿子已经被捉拿在案了。

这些传言仅仅反映了民众的一种心理诉求,这种诉求不仅是希望恢复汉家天下,也是一种唯恐天下不乱的冲动。

事实上,雍正对岳钟琪很信任。但曾静并不知道这些,他本着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想借助岳钟琪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为此,曾静给岳钟琪写了一封信,说他是岳飞的后代,岳爷爷曾经抗金,你身为他的子孙,当然应该继承他的遗志,现在你手握重兵,正好可以血洗宋朝和明朝的耻辱。

这封信让岳钟琪非常紧张,他给雍正上了一道奏折,请求雍正解除自己川陕总督的职务,以便让自己安享天年。当时,西北乱局未定,正是用人之际,雍正自然不肯答应岳钟琪的要求。

雍正朱批道:“卿的一片至诚之心,朕怎么会不理解呢?朕待卿犹如骨肉,卿是朕的国家栋梁,便是父母之恩也不过如此。卿怎么能提出辞职这种要求呢?朕虽然不是圣明之主,自负洞察世情,但绝不会为流言所误,卿在那里放心地干吧……”

岳钟琪决定找陕西巡抚西琳共同审理投书之人。西琳是满人,岳钟琪选他意在表明自己绝无谋反之心。在这件事上,岳钟琪必须非常小心,有人要他以岳飞后代的名义造反,这绝对是一件非常敏感的政治事件,处理不好,有可能招致抄家灭门之罪。雍正虽然表示信任他,但圣心无常,年羹尧和隆科多就是前车之鉴。所以,在这件事上岳钟琪再小心也不算过分。

审讯

岳钟琪字东美,四川成都人,父亲岳升龙曾担任四川提督。岳钟琪是南宋著名将领岳飞的二十一世孙。康熙六十年(1721年),岳钟琪平定西藏叛乱,擢升为四川提督。雍正元年(1723年),岳钟琪跟随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年羹尧被解除职位后,岳钟琪接替了他,掌管西北十万大军。

《清史稿》对岳钟琪评价很高,认为岳钟琪性格沉毅,足智多谋,治理部下很严,又能与将士们同甘共苦。像岳钟琪这样的汉人被拜为大将军,又能让满洲将士对他心服口服,在康雍乾三朝也就岳钟琪一人而已。

岳钟琪又看了这封信,写信者是一个自称“南海无业游民”的人,那个送信的人自称张倬。岳钟琪本来邀请西琳一起来审讯,但西琳正在校场检阅士兵,未能按时前来。岳钟琪不便私自审讯张倬,一个人在房内来回踱步,忽然想到,这个人既然敢来投书,一定有后台,如果猝然审讯,只怕不能得到实情。

岳钟琪叫上满人按察司硕色,然后传张倬过来见面。

张倬进来以后,岳钟琪没有摆出审讯的架子,而是非常客气地请他坐,奉上茶水,和蔼地问他家里的一些情况。

张倬说自己曾在江夏住过,但对老师的地址绝口不提。

岳钟琪说:“你不想说,那如果我想见你老师,到哪里去找他呢?”

张倬回答道:“只要你按照我老师说的去做,我自然会让你去见我老师。”

岳钟琪:“你老师现在在什么地方?”

张倬:“广东,我从广东过来的。”

岳钟琪:“你老师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让你千里迢迢来给我投书?”

张倬:“我们在广东时,听说朝廷三次召你你都不去,所以老师才让我给你投书。我到了陕西后才知道根本没这回事,本来不打算投书了,后来觉得不应该白跑一趟,所以给你投书了。”

岳钟琪:“现在是太平盛世,你老师为什么有谋反的想法?”

张倬:“什么太平盛世?官吏腐败,百姓生活困苦。”

岳钟琪:“你这是胡说了,哪里没有穷人,大多数人生活得很好就是盛世。”

不管岳钟琪怎么劝导,张倬就是不肯说出老师的所在。傍晚的时候,西琳才来到总督府,和岳钟琪一起审问张倬,但张倬誓死不说出老师的住址。岳钟琪决定用大刑逼迫他招供,没想到张倬是一条汉子,屡遭重刑,多次昏死,居然就是不说实话。

岳钟琪担心,如果继续逼供,可能让张倬死于大刑。到时候,这案子就变成了无头冤案,雍正不免怀疑他想杀人灭口,到时还会连累西琳。于是,岳钟琪决定停止用刑,和西琳商讨,明天用计诱骗他说实话。

第二天早上,西琳就躲在密室后面倾听,岳钟琪命人将张倬带到签押房。

岳钟琪不紧不慢地说道:“以前,你们湖南有一个叫邹鲁的人,跟年羹尧合谋,后来又自首了。像你们这样的人来找我游说,你说我能信吗?我又怎么知道你不是别人派过来试探我的,这就是我为什么对你用刑,看看你是不是有诚意。”

张倬说:“你昨天那样对我,我不可能再相信你。”

岳钟琪正色说:“你跟我说的事情关系重大,我只能那么做。昨天你不该在衙门口递书,那么多人盯着;还有,见面之后,你含糊其辞,一句真话也不说,叫我怎么相信你。至于用严刑拷打你,也是有深意的,自古就有用鼎镬伺候说客的习惯。昨天我看到你这个人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确信你是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不为利害所动。所以今天和你坦诚相见,希望你也推心置腹,告诉我实情。起事之事可是当真?”

张倬仍然不松口,说道:“你昨天那样对我,今天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再相信你了。你别再浪费口舌了,我来到这里就没想活着出去。”

岳钟琪软硬兼施,张倬无动于衷,一天过去,没有任何收获。

张倬已经打定主意咬定青山不放松,决不能出卖自己的老师,只求岳钟琪早点处决自己。

岳钟琪一宿未眠,绞尽脑汁想撬开张倬的嘴。思考了一夜,他想出了个欲擒故纵的法子,打定主意后,岳钟琪便好好睡上了一觉。中午起来后,他再次召张倬。

经过大刑伺候后的张倬身体显得非常虚弱,连走路都必须要人搀扶。岳钟琪站起来,挥手让侍卫们全部回避。岳钟琪亲自扶张倬坐在椅子上,还倒了一杯茶送到张倬手中。

接着,岳钟琪以话家常的口气说:“自古以来,只有天下频繁发生变故,才有人从中起事,现在天下太平,没有一个省动荡,你的老师却要我在陕西贸然起事,有接应的人吗?传檄到哪里,哪里可以用兵,哪里又支持我们?对这些你了解吗?如果不了解,又凭什么起事呢?”

张倬回答:“这个倒不难,只要你让我相信你会起兵,我保证湖广、江西、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六省一定会云集响应。”

岳钟琪问:“你这么肯定?”

张倬答:“这六省的百姓生活困苦,饱受清廷之苦,你起兵,他们当然会响应。”

岳钟琪心里终于有底了,说道:“你既然想得到我起兵的凭据,不如先带我去和你的老师当面商议如何?如果还有其他起事的人,大家一起商量商量不是更好吗?”

张倬立刻答应好,接着就反悔:“这不太好吧,你还没有给我凭据,我没有理由带你先去见我老师。”

岳钟琪生气地说:“你既然始终不相信我,那我就放你出去,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去,跟我没关系,行吗?”

张倬有些不敢相信地说:“什么?你要放了我?这几天你审讯我,一定有人知道,将来朝廷问罪于你,你这不是惹祸上身吗?”

岳钟琪故意装作无奈的样子说:“我不放你又能怎样呢?如果不放你,势必要将审讯的经过如实禀报,以后朝廷里凡是想谋反的人,都会来找我,到时候我还要不要过自己的日子?所以,只能放你,如果外面有谣言,我就说是个腐儒,对时政乱发评论,跟他逐条解释清楚,他也就头脑清醒了。”

岳钟琪的话听起来非常恳切,张倬差点相信了他。但想起岳钟琪前后的转变太大了,心里不由起疑,心想,绝不能因为贪生而害了老师。想到这里,张倬只求速死。

张倬说:“你说得虽然动听,但我来这里已经决心赴死,你还是赶快杀了我吧,别浪费时间了。就算你要放我,我也不会走的。”

审讯再次中断。当晚,岳钟琪把审讯的内容上奏给雍正,岳钟琪说奸贼张倬狡诈非常,软硬不吃,即使用计诱他,也不上套。岳钟琪请求将张倬押送到京城,由雍正派遣王公大臣审讯。

雍正却不答应,硬要岳钟琪审理这个案子,为了表示自己对他完全相信,还教给他一些骗取口供的方法。雍正批道:“这事还是由你来审理,你刚开始做得有点急,不应该当天就对他进行审讯,应当循循诱导他说出实话。他既然有胆做这种事,就说明是个不怕死的亡命之徒,即使解送到京城,估计也问不出个所以然。”

接着,雍正教岳钟琪如何套出对方的话,而且让岳钟琪在问话时不要有任何忌讳,只管问,问完之后一一奏来。

岳钟琪决定改变方式,先将张倬放出来,把他安置在一间房子里,然后送上好酒好肉。连续几天的审讯让张倬身体受苦、精神紧张,骤然换了一个环境,舒适的床,美酒佳肴,吃饱喝足之后,张倬睡意袭来,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醒来后,侍卫再次把他带到签押房。这次,张倬感觉到不一样的气氛。案桌上没有任何卷宗,倒是有一个香炉,里面红烛燃烧,香烟缭绕。

张倬一时之间摸不着头脑,却见岳钟琪穿着官服正襟危坐。接着,岳钟琪说了一些“激切之言”,这些言语不便上奏给雍正,便以“激切之言”带过,内容无非顺着张倬的想法说,答应跟他结为兄弟,从今以后一起造反,同甘苦共患难。

岳钟琪见过大场面,演起戏来就像真的一样。张倬不过是长沙安仁县的一个乡民,没见过什么世面,哪里知道人心的险恶。虽然他对岳钟琪始终不太放心,但总是习惯把事情往好的方面想,他总是想,如果岳公爷说的是真心话,那么天下苍生就有救了,老师的理想也可以实现了。假想一多,就让他失去了分辨能力,他心里的期盼不断地误导着他。

接着,岳钟琪对他发了一阵牢骚,说自己如何受到雍正的猜忌和朝臣的排挤,听得张倬相信了,甚至想开口安慰岳公爷:“公爷,你也别太放在心上,这事就过去了,咱起来推翻这清朝。”

岳钟琪看张倬着迷了,便拉着张倬的手说:“兄弟,从今以后跟着大哥打江山,为汉人出一口气。”

此时,张倬完全丧失了思考能力,只是一味地点头:“好好好……一切听从岳公爷的安排。”

雍正看到岳钟琪奏折中“盟誓”这一节,批道:“读到这里,朕禁不住满面流泪,爱卿的忠心,感天动地。像这样的盟誓,一定会为爱卿消灾减罪、赐福延寿。朕的喜悦之情简直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雍正给臣子的朱批很多时候都相当肉麻,看到这么肉麻的话岳钟琪当然不能表示反感,只能以肉麻回应:“嫌犯已经供认了真实姓名是张熙,臣为了得到实情,所以假装和张熙盟誓。看到皇上消灾减罪、赐福延寿的话,臣感动得流泪,感动得浑身发抖,惊喜之情无法自控。想想臣出身卑微,遇见了旷古难得的圣明君主,享受亘古未有的恩遇,真不知道是前世历了多少劫才换来今天的待遇。”

穷秀才的春秋大梦

张熙是长沙府安仁县人,家境贫寒,喜欢读书却一直没有机会。直到二十五岁的时候遇见了郴州人曾静,曾静考秀才的文章得到湖南省第一名。张熙因此非常仰慕曾静,拜到他的门下,跟着他读书。

几年下来,师徒二人两耳不闻窗外事,闭门读书。曾静的藏书极为有限,读完之后,曾静让张熙到全国各地去买书。

张熙遵从师命,由长江南下,前往浙江人吕留良的家里买书。这时吕留良早已去世,但他是清初的名儒,名声在外。张熙去之前,吕留良的儿子吕葆中也逝世了。张熙去的时候,吕留良的孙子正好在家,让张熙挑选了几部书。张熙带回去后,曾静发现其中有吕留良的诗稿,其中有《钱墓松歌》和《题如此江山图》两首诗,曾静以为吕留良是天下知名的大儒,他的文章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而,他没有想到因为自己的差错牵出了一场重大的文字狱。

在晚清的野史和武侠小说中,江南八大侠中有一个叫吕四娘的女侠,传说这女子就是吕留良的女儿。还有独臂神尼,传说是崇祯砍断手臂的女儿,后来她练就一身武艺,深夜入宫,一剑砍掉雍正的首级,将雍正的脑袋放到吕留良墓前祭奠。最后,雍正下葬时不得不用黄金人头代替。这些当然都是传说,不足为信。

张熙供出师傅曾静和一些来往亲友的地址后,岳钟琪立即快马加鞭让人向雍正报喜。雍正一方面奖赏岳钟琪,一方面立即派人去湖南缉拿相关犯人。

雍正让副都统海蓝去湖南,会同湖南巡抚王国栋一起缉拿案犯。海蓝到达长沙后,当天晚上就采取行动,在宁远县捉拿了嫌犯刘之行和他的学生陈立安,在永兴县缉拿主犯曾静,在安仁县捉获张熙的父亲张新华及张照、张勘等人,在华容县查拿嫌犯谯中翼。

张熙的父亲张新华时年六十岁,原名张仕璜,以前考中了秀才,后来因为例考不到被除名。由此可见,张家虽然贫穷,但也是耕读世家。根据张新华的供认,张熙是他的二儿子,跟着曾静读书,这些年来,张新华发现儿子言语越来越狂妄,经常说出一些出格的话,张新华干脆把他扫地出门。之后,张熙就住在曾静家里,师徒二人,臭味相投。今年,张熙回来将家里的薄田拿出去典当做盘缠,说是要到陕西投书。

张新华的供词:我被曾静所愚,儿子做出这样的事情,我不能管束,实在该死。

张熙的哥哥张照的供词:我只晓得种田,他们做的什么事情,我不知道。

曾静虽然是一个穷酸秀才,但是也有骨气,他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说一人做事一人当,跟其他人没关系。曾静五十岁,是个秀才,每次例考都名列前茅,有一次考试却被列为第五等,也就是最末等,因此遭到除名。曾静说自己有好几年前就有投书的想法,可谓酝酿已久。

第一次审讯时,海蓝问了他一个迫切的问题:“你说六省一呼可定,有什么凭据吗?”曾静回答说这是跟张熙商量的,当时看到一些地方流行瘟疫,有可能会天下大乱,所以就这么说,并没有什么周密的计划。

海蓝将审讯的情况及时上报给雍正,并将在张新华家里搜出的曾静逆书交给雍正。海蓝在奏折末尾,把曾静比作禽兽,说如果不是皇上的恩威,只怕抓不住犯人,因为犯人想自尽。

雍正怪招处理

谁也没有想到,曾静案牵出了一场惨烈的文字狱,整个案子持续四年之久,直到雍正十年(1732年)十二月才宣告结束。

曾静、张熙谋逆案在所有朝代几乎都是死刑,重者可能灭族。当时,朝廷上下也都主张将案犯处死,认为如果不杀这两人不足以平民愤。雍正的判决让大家大跌眼镜,他竟然不追究他们的罪过,宣布无罪释放。

接着,雍正就和曾静公开辩论,就投书内容辩论,雍正本着“平等”的态度要从思想上说服曾静,之后,将辩论的内容编成《大义觉迷录》,让曾静师徒二人回到湖南宣讲《大义觉迷录》。雍正还特别告诫地方官员,不要嘲笑讥讽这师徒俩,并留下一份奏折,让自己的子孙不要因为他们诋毁自己而追究杀戮。

这个结果发生在以刻薄寡恩著称的雍正身上,确实让人感觉很意外。乾隆上台之后,将曾静和张熙凌迟处死,收缴《大义觉迷录》,宣布为禁书。

曾静的书中,给雍正罗列了十大罪状。雍正把曾静的观点分为四个部分,逐条批驳。

首先,曾静认为雍正是个失德的暴君,罪恶滔天,禽兽不如,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荡、怀疑忠良、任用奸佞。在曾静看来,这十条罪状证据确凿。曾静相信康熙是被雍正害死的,雍正母亲也是被逼死的,甚至废太子胤礽都是雍正杀的,总之一切罪名都往雍正头上扣。

其次,华夷之分大于君臣的伦常。这个观点已经不再是针对雍正了,而是针对整个清朝统治的合法性。根据封建伦常,做臣子的应该对君主忠诚,曾静也赞同,但曾静认为华夷之分是更大的伦常。曾静说明朝皇帝丧失德行,臣子也失去操守,所以导致中原陆沉,夷狄乘虚而入,窃取神器,如此大变,天地震怒,鬼哭狼嚎。在曾静看来,清军入关是天地间最大的不幸。在《知新录》中,曾静引述孔子评价管仲的话,管仲背弃以前的主人,侍奉齐桓公,孔子还赞许管仲,为什么呢?就因为无论公子纠还是公子小白都是华夏之人。曾静主张,对于夷狄应该赶尽杀绝,除了砍杀之外没有其他办法。思想可以说非常偏激。

再次,百姓困苦,造反是吊民伐罪、替天行道的行为。

最后,岳钟琪是汉人,而且是民族英雄岳飞的后代,没有理由不伸张民族大义,他觉得岳钟琪手握重兵,如果不造反,就是对不起自己的祖宗。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曾静是一个非常疯狂的人,相当自负,把自己看成拯救时代的先驱者,认为自己能够号召汉人赶走满人。他很清楚这件事是要杀头和灭门的,但依然敢这么做,说明内心的精神力量相当强大,这种力量就是儒家思想。

在完成整个行动时,曾静也显得非常从容镇定。首先他选对了投书之人,从审讯的过程来看,张熙是靠得住的,软硬不吃。他叮嘱张熙不能莽撞,逆书可投则投,不可投则速速返乡。曾静甚至说,如果出现了差错,立即自尽,不连累任何人。

事发之后,曾静非常坦然,没有将过错推给其他人。或许雍正欣赏的就是这种骨气,所以不忍杀了他,还当廷跟他辩论,开创了古今历史不曾有过的奇闻。

到了朝堂之后,曾静知道,如果继续跟雍正较劲,那就生不如死了。所以,他立刻换了一副面目,迎合雍正的需求,由此可见,曾静也未必是腐儒。

在亡明之恨这块,曾静认为清朝入关,给汉人带来了极大的创伤,所以有恨,所以要复仇。

针对这一点,雍正解释:“明末政教不修,朝纲废弛,盗贼四起,民不聊生,流寇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亡国怎么能怪本朝呢?李自成攻入北京后,崇祯殉国而死,这时候明朝就已经亡了。后来,吴三桂向我朝借兵,消灭了流寇。后来世祖(顺治)皇帝君临万邦,救万民于水火之中,不仅为明朝报仇雪恨,而且让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我朝明明有德于明,怎么会有亡明之恨呢?所以说,我朝得国比商汤还要名正言顺。”

曾静当然只能点头了,这时雍正也给曾静一个台阶下:“弥天重犯(曾静)对这些全然不知,不了解过去的历史,这也不能完全怪他,都是因为他很早失去父亲,又生活在穷乡僻壤,独居十多年,所以孤陋寡闻,听信流言,以为我朝天下是从明朝手里抢过来的。其实,明朝天下早就丧于流寇之手,我们只不过是把流寇赶走了。现在,弥天重犯终于意识到问题所在,了解到我朝是通过仁义建国的,我朝的皇恩不仅让亡明的后裔感恩戴德,而且连草木都动情啊!”

曾静附和道:“对,由此看来,汤武虽然也是以仁义兴国,但终究是臣弑君,道德上不免有所亏欠。只有本朝的天下得于流寇之手,名正言顺,光明正大。所以,明朝后裔和汉人莫不感恩戴德,都希望为本朝效力至死。”

最后,雍正得出结论:“弥天重犯从前过于无知,语言狂妄,妄引《春秋》以自误,所以才得出亡明之恨的荒谬结论。现在,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悔恨痛哭,简直生不如死。而且蒙受本朝厚恩,无地自容,从此虚心传授《大义觉迷录》以求良心无亏。”

雍正曾对岳钟琪说,曾静诬蔑自己也是好事一桩,正好可以借此洗刷自己的冤屈。雍正很早就知道朝野上下许多人议论自己,只是自己不便公开出来表态,所以隐而不发,泛泛而谈。现在曾静等于把那些言论公开化了,雍正可以公开申辩,澄清事实。雍正认为,曾静这么一个小民如此议论自己,肯定是有来由的,这些谣言肯定是从宫廷内传出去的,传播这些谣言的明显是阿齐那和塞思黑。加上曾静早有不臣之心,听到这些言论,便一拍即合。

雍正将曾静谋反跟允禩集团联系在一起,可谓是一大发现,既澄清为什么有人骂自己失德,又指出自己是合法即位。此案中,雍正第二个奇招是将曾静和吕留良联系在一起。

吕留良是曾静师徒的偶像,在曾静和张熙家中都搜出了吕留良的诗文。张熙曾经把吕留良的书给岳钟琪看,岳钟琪没有看出反清的意识,张熙给他一一指出来。张熙的这些看法都来自于曾静,曾静刚开始也没看出吕留良诗中的反清大义,后来反复推敲,才洞悉其意。曾静最大的一个发现就是华夷之别大于君臣之伦。

曾静对吕留良崇拜得五体投地,他在《知新录》中说:“皇帝应该由世上的大儒来做,不该由世上的英雄做。在春秋时,有资格做皇帝的是孔子,战国时应该是孟子,秦以后为程朱,明末应该由吕留良来做。”

曾静的意思是现在就应该他做皇帝。

曾静把吕留良和孔孟程朱相提并论,吕留良真有那么厉害吗?

吕留良,号晚村,浙江石门人,顺治十年中秀才。后来,思想突变,后悔曾获取清朝功名。康熙五年,吕留良放弃功名,到处演讲,名气颇大,许多人尊称他为东海夫子。吕留良一个重要思想是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他说:“德祐以后,天地大变,亘古未经,于今复见。”南宋德祐二年(1276年),元军攻入临安,南宋灭亡,元朝建立。这是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中国的少数民族政权,在吕留良眼里,这是一个巨大的浩劫。现在清朝的情况也一样,吕留良说,南明永历帝朱由榔从缅甸被送回国后,满汉皆倾心,向他下跪;处死永历帝时,天地晦暗,日月无光,连百里以内的关帝庙都遭到雷击。

康熙十八年(1679年),开设博学鸿词科,有官员推荐他,他誓死不就。第二年,地方官又以山林隐士的名义推荐他,他仍然不去。由于名声太大,总有人推荐他做官,吕留良反感至极,最后削发为僧。这些做法无疑让他的名声更大。

吕留良的弟子严鸿逵继承了他的思想,希望发生天变,经常夜观星象,扬言数年之内,吴越有兵起于市井之中。严鸿逵以看清朝笑话为乐,索伦发生地震,他说老天对清朝不满……

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也是一个坚定的不合作派,他写诗“陆沉不必由洪水,谁为神州理旧疆?”还说“更无地著避秦人”,他还摘录了吕留良的门人黄补庵的诗句:“闻说深山无甲子,可知雍正又三年。”

雍正明白,吕留良是这些人反清思想的根源,决定首先驳倒吕留良的思想。雍正指责吕留良“凶顽梗化,肆为诬谤,极尽悖逆”。雍正说自古以来能够成为国君的人,都是有德之人,符合老百姓的需要,跟是不是夷狄没有关系。对汉人所谓的华夏之别,夷狄是禽兽,雍正非常反感;他说虞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他们并没有因为地域的原因而当不上君主,当上君主后也没有因为地域原因损伤了他们的圣德。所以,雍正说夷狄和中原不是什么人兽之别,而仅仅是籍贯的不同。

雍正还顺便为清朝做了一些宣传。他说清朝开疆拓土,是中国臣民的幸运。汉人所谓的“孔雀翎,马蹄袖,衣冠中禽兽”是非常无知的话,这种服装是天命汗遗留下来的传统。雍正特别强调,南北朝时,君主只能统治一方,南北互相诋毁。朱元璋虽然经天纬地,但威望和德行还不足以招抚蒙古,在清朝的统治下,四海臣服,这不是幸事吗?

这场辩论表面上看雍正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曾静等人“心服口服”,还为他免费宣传。其实结果是,雍正的那些事儿全国人民都知道了。古人也不愚蠢,看到政治教材绝不会完全相信,所以,这么一来,雍正篡位的传言越来越多了。

文祸在继续

吕留良案件要更复杂。雍正八年(1730年)十二月,刑部拟出结案意见,雍正命人交付各省学政,询问他们的意见。之后,要求大家主动焚烧吕留良的著作,先把宣传工作做到家。雍正还让大学士朱轼批驳吕留良的四书讲义和语录,朱轼就是以前推荐过吕留良的官员。批驳完了之后,再刊印发行。

到雍正十年(1732年),吕留良案子才定下来。判决如下:

吕留良和他的儿子吕葆中以及门人严鸿逵戮尸枭首。

吕留良另外一个儿子吕毅中以及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斩立决。

吕留良和严鸿逵的孙辈,全部发往宁古塔给披甲人做奴隶。

吕家家产入官。

黄补庵已死,妻妾子女发配给功臣为奴,父母祖孙兄弟流放两千里。

刻书人车鼎臣和车鼎贲以及与吕留良过从甚密的孙克用、收藏者周敬舆秋后处决。

吕留良的门人房明畴、金子尚革去生员,携妻子流放三千里。

被处分者中甚至有吕留良的同乡朱振基,他是吕留良的粉丝,担任广东连州知州的时候,他供奉吕留良的牌位,因此被革职查办,死于狱中。

这个案子的结果委实出乎人们的意料,用雍正自己的话来说叫作“出奇料理”。谁也没有想到谋反的曾静反而无罪释放,而已死去多年的吕留良反而被开棺戮尸。

曾静之所以能活下去根本原因是雍正想利用他作为活生生的宣传机器,为自己打赢舆论战和思想战。吕留良获罪可以说是文字狱,因为吕留良没有做任何反清的事情,仅仅是因为言论和思想获罪。

曾案和吕案之后,雍正更加重视控制臣民的思想。文字狱接连发生。

七年(1729年)十二月,湖南巡抚赵弘恩在浏阳县发现了《朱姓家规》一书,书中有“侏俪左祍,可变华夏”的话。赵弘恩借题发挥:“现在这个圣明世道,大家享受和谐和恩德,居然有人敢如此狂吠,实在是大逆不道。”其实这句话是汉人的普遍观点,并没有反清的特殊含义。雍正指示赵弘恩不必深究,不过要对朱姓严厉教育。由此可见,狗比主人更可恶。

广东巡抚傅泰发现著名学者屈翁山诗文中有悖逆之词,隐藏不平之气,书中碰到明朝称呼之处都空抬一字。屈翁山死了三十多年,他的儿子屈明洪担任惠来县教谕,听到这个消息,自动到广州投监,交出父亲的诗文。傅泰严审之后,上报雍正,请求按照大逆罪枭首戮尸。雍正认为他的儿子自首,应该减刑,便将他的后人流放到福建,诗文焚毁。

江苏昆山人徐骏,是刑部尚书徐乾学的儿子,中过进士,被选为庶吉士。本来前途无量,但因为写了一句“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被人告发,说他思念旧明,对本朝大不敬。雍正便将徐骏斩立决,文稿全部烧毁。徐骏出身于官宦之家,年轻时轻狂暴虐,据说曾经用毒药害死自己的老师,因此受人鄙视。但他的“明月清风”则纯粹是文人附庸风雅的用词,根本不涉及反清。

雍正八年(1730年),福建汀州府上杭县有一个童生范世杰,读了《大义觉迷录》之后,向福建的观风整俗使刘师恕痛骂曾静,歌颂雍正,受到刘师恕的表扬。后来,福建的学政戴瀚来到汀州,他又送上呈文,痛斥曾静,对曾静指责雍正的言论一一加以驳斥,而且添油加醋,说雍正在继位之前,以子道事父母,以臣道事君父,接受皇位时,三兄有抚驭之才,谨遵父命,让弟弟当皇帝,而圣君不敢自以为是,三揖三让,最后才升堂践祚。范世杰还说雍正继位之前兄弟和睦,根本没有发生什么弑兄屠弟的事情,他还说雍正世道比三代(夏商周)都强,生活在这个时代,纵然做鬼也幸福。

范世杰本想通过拍马屁的方式获取做官的机会,没想到居然被戴瀚关押起来。戴瀚问他三兄让位的话从什么地方听来的,范世杰说,在汀州城里大家都这样说。戴瀚把那话理解成允祉有做皇帝的才能,应该当皇帝,所以对范世杰进行了严厉拷问,并一一上奏给雍正。雍正大大地赞扬了戴瀚一番,还说范世杰不过是一个企图通过侥幸进身的小人,不会有什么背景,不必扩大化。

戴瀚和福建总督刘世明、巡抚赵国麟一起审问范世杰,问他三兄让位到底是怎么回事。范世杰诡辩说,所谓三兄不是指允祉,而是说三个哥哥。戴瀚问他凭什么说三兄有抚驭之才,范世杰回答说他也不知道,只是觉得天子家里的龙子龙孙应该都是贤才,他们让位说明皇上才能更加出众。这显然是诡辩,因为范世杰曾经听说朝廷有个三爷,虽然有才,但秉性残暴,做不得皇帝。

三位高官审不出什么所以然来,只好给范世杰安了个造谣生事的罪名,将他押回地方,要地方官严加管束,每天早晚高声朗读《大义觉迷录》。如果以后还多事,即治以重罪。

浙江淳安人吴茂育是宛平县的县丞,著有《求志编》,被自己的族弟吴雰告发。浙江总督程元章立即审问,评论该书:“语言感慨,词气不平,肆口妄谈,毫无忌惮。”该书有李沛霖作的序,纪年处只用干支,不写雍正纪年,分明是对当朝不满。雍正夸奖程元章办事用心得体,雍正还说这种人比盗贼更有害,一般的盗贼行迹在外,容易抓住,也容易惩罚,但思想盗贼却很难抓住,如果没有一定的细心和耐心,这种人是很容易逃在法网之外的。雍正还说判断一个地方官称不称职,就看他有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要怕麻烦,就敢于找麻烦,这才是好官。吴茂育的另一个版本的《求志编》里,有他自己的自序,里面就写了雍正纪年。这个案子后来不了了之,估计里面的悖逆之言纯属欲加之罪。由此可见,在雍正朝,文字狱之严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