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西北不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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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雍正与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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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改土归流与苗疆之乱

雍正是中国专制独裁的集大成者,他不能允许大清的版图上还有其他土皇帝。

土司的罪恶由来已久,不仅清廷想整治土司,属民们也强烈渴望摆脱土司的控制。有的村子里全村的人都要求离开土司,申请归地方政府管辖。

由来已久的土司制度

在我国西南的一些省份,像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的一些地方,住着许多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的生产力很低,文化发展参差不齐,有的在偏远山区,跟中央政府的关系松散。

对这些少数民族,对这些山区人民,中央政府一直采取跟内地不同的怀柔政策,也就是羁縻政策。在唐太宗的时候就设置了羁縻州县,这些地方的刺史由当地的首领担任,宋朝沿袭了唐朝的旧制。元朝建立后,将这些羁縻州县纷纷纳入内地州县,对少数民族实行土司制度。

土司职位可以世袭,他们与中央的关系就是定期纳贡缴税。明朝建立后,仍然沿用了土司制,而且进一步完善,土司跟中央的关系更紧密了,要负责驻防征调等任务。到了清朝,仍然沿用土司制度。顺治五年(1648年)提出口号:“各处土司,应该世代守护着自己的地盘,不要听从叛贼的诱惑。凡是没有归降的土司,尽快归降,我们给予优待……”

土司制很有民族自治的味道,尽管他们的继承是世袭的,但也要中央政府的批准。不过,在土司内部,中央政府就干涉不了,征多少税完全由他们自己说了算,土司内部有许多不成文的规定,比如对他的属民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这些中央政府都管不了。

还有一些地方,连经过中央政府承认的土司都没有,这些地方通常是由当地的头领控制,这种制度又叫作土舍制。土司和土舍们表面上臣服于中央,实际上都是林林总总的割据政权,他们和中央政权利益有冲突。明朝就做出了一些改革,对于一些条件允许的地区,取消土司制,实行郡县制,派遣流官前去治理。改土归流思想在明朝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不过当时实行得比较少。

到了雍正的时候,土司制的弊端积累到一定程度,土司们对属民的加派问题日益严重。事实上,属民完全沦落为土司的奴隶,土司杀死属民好比杀一条狗,土司抢夺属民的子女不会受到任何追究。很多土司私定刑罚,私设刑堂,以致属民很长时间只知道有土法而不知道有国法。

土司与土司之间经常为了掠夺土地和人畜发生战争,一旦发生战争,有些土司的势力就会得到恶性膨胀。在明代,土司甚至对中央政权发动过进攻,清朝虽然没有这样的事,但是土司抢劫的事情经常发生,中间有大量的汉人被屠杀。有的土司统辖数百里地,拥兵数万甚至数十万,对中央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如湖广永顺保靖土司彭氏、云南丽江土司木氏、贵州水西土司安氏等,他们拥有大量的地盘和军队,甚至有自己的官吏、法庭和监狱。

这些土司们俨然独霸一方的土皇帝,妨碍了一个国家的统一,也不利于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雍正是中国专制独裁的集大成者,他不能允许大清的版图上还有其他土皇帝。

土司的罪恶由来已久,不仅清廷想整治土司,属民们也强烈渴望摆脱土司的控制。有的村子里全村的人都要求离开土司,申请归地方政府管辖。

到了康熙雍正的时候,清政府里有许多有识之士要求对土司制进行改革,云南提督蔡毓荣说:“土司世代承袭,既不是通过选举,也不是通过中央任命,很容易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来。”有人甚至提出,土司制度是天地间的缺陷,如果任其发展,则会养虎为患。

雍正二年(1724年),幕客蓝鼎元还提出削弱土司的具体办法:根据土司所犯的罪行轻重,削夺土司的村落,缩小土司的管辖范围;罪行严重的,则直接剥夺其土司的头衔,将其统辖的地方和属民交给州县管理;若是不方便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就将作恶的土司除掉,将他的领地分给属民的子侄和亲友。

在改土归流之前,清政府首先对土司进行分化和削夺。

鄂尔泰的建议

对于土司问题,朝臣们有各自不同的看法,广西巡抚李绂认为土司固然可恶,但也是维护少数民族稳定的一种力量,所以,现在还没到推行改土归流的时候。

雍正对土司的恶行深恶痛绝,他屡次对云贵等省的提督谈到土司的恶行,让他们加强对土司的管理,当然,雍正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加强”措施。

雍正三年(1725年),云贵总督高其倬要在贵州贵阳府广顺州仲家族的村寨边建营房,还准备增加防汛设施,这无疑涉及拆迁。当地的土司不肯合作,用大石头堵住路口,不让清军建立营房。当时,署理贵州巡抚石礼哈和提督马会伯都想用兵,不过雍正没有批准,他认为两人虽然有道理,但担心他们年轻孟浪,怕他们没处理好事情,反而惹出更大的事情来,所以叮嘱他们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后来,雍正派何世璂为贵州巡抚。何世璂是招抚派,他认为用兵只会把事情闹僵,只有招抚才有效。然而,何世璂上任之后,没看他有什么招抚绝招,一无所成。

三年(1725年)冬,雍正任命鄂尔泰为云南巡抚管云贵总督事。不久,召高其倬回京,询问他关于少数民族的意见。高其倬主张出兵,高其倬实在太了解土司了,这些土司无法无天,除了武力他们什么都不买账。第二年春,雍正询问鄂尔泰的意见,鄂尔泰来到云南后,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他亲眼看到一些土司烧毁清军营房。鄂尔泰也主张用兵:“穷究到底,杀一儆百,让他们不敢再犯。”

雍正很看好鄂尔泰,认为他是才德兼优的大臣,一定能够担负这个使命,便同意了他发兵。

在长期的用兵过程中,鄂尔泰对土司问题看得更加透彻了。九月,他正式提出改土归流的建议,鄂尔泰说:“这些土司互相残杀,互相掠夺,不少无辜的汉人被害,属民们生灵涂炭,这是边疆大害,不可以不除。只有实行改土归流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只是擒拿首恶,也不过是治标不治本。”

鄂尔泰还提到改土归流有失败的可能性,很容易引起群众的不满和朝臣的批评,所以,这件事要做好必须殚精竭虑。如何改呢?鄂尔泰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令自投献为上策,勒令投献为下策。”对于投献的人,只要没收他的田赋就行了,根据他的家庭人口,给予一定的补偿,并授给他们终身的官职,以资鼓励。这些措施目的是让土司懂得反抗不如归顺。

雍正对改土归流政策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从最开始不赞同到调查研究,再到最后赞同。这个过程中他认真听取臣下的意见,能够从实际出发考虑问题。

父业子竟

雍正四年(1726年)四月,鄂尔泰兵分三路,进攻长寨,一路途经谷隆,一路途经焦山,一路途经马洛孔。随后,鄂尔泰亲自来到贵州,到长寨等地巡视。

长寨等地是苗疆的心腹地带,这里的土司尤其猖狂。夏天,官兵们焚烧敌对土司的寨子,可是没有抓到他们的首领。副将刘业浚作战犹豫,迟疑不前,贻误战机。鄂尔泰便任命总兵石礼哈前去搜剿,石礼哈大获全胜,歼灭了敌人的首从,缴获弓弩四千五百多张,毒箭三万多支,铠甲和牲畜更是不计其数。

鄂尔泰便在这里设置参将营,扼守这一带的险要。鄂尔泰还在这里设立了保甲,推行保甲法。接着,鄂尔泰趁着余猛未歇,又在广顺、定番等地招抚了六百八十多个寨子。不久,在永宁、永丰、安顺等地招抚了一千三百九十八个苗寨。贵州西、北、南三面的局势逐渐稳定了下来,鄂尔泰便集中兵力向东面的苗岭山脉和清江、都江流域进攻。

根据鄂尔泰的说法,这里的苗患更甚于土司,对这里的苗人,连贵州土司都钳制不了。苗人地盘蔓延几千里,在这里盘踞着一千三百多个苗寨,古州在其正中间。

六年(1728年),鄂尔泰推荐贵州按察使张广泗率兵剿匪。张广泗是个实干型人才,他带兵深入古州地区和古州江流域,雷山县地区、九股河上游地区以及丹寨县等地区,也都被张广泗降服了。张广泗拿下这些地盘后,在这里设置了厅县,安排了同知等官员处理民事,并在各地驻设官兵。

古州和台拱等地设置流官之后,土司的势力依然不可小觑,还没平定多久,苗人几次想暴动。雍正觉得,苗人如此不安分,一定是缺少教化,便安排几个大官到贵州去训导,可惜没有任何效果。

第二年,古州和台拱还是发生了叛乱。叛乱者以古州和台拱为中心,攻陷黄平,洗劫凯里,围困丹江厅,气势汹汹。雍正命哈元生为扬威将军,董芳为副将军,领兵剿匪。七月,雍正命刑部尚书张照为总理苗疆事务大臣,还让允礼、弘历、弘昼、鄂尔泰、张廷玉等人协助张照处理苗疆事务。

张照到任之后,反对鄂尔泰的改土归流政策,密奏雍正,改变改土归流政策,放弃苗疆,所谓放弃不是允许其独立,只是说不插手苗疆的内部事务。张照还拉拢哈元生一起弹劾鄂尔泰。哈元生是鄂尔泰一手提拔起来的,不愿做这种忘恩负义的事情。张照转而拉拢董芳,不断在雍正面前夸奖董芳,诋毁哈元生。

张照是才名满天下的大学士,对军事一窍不通,他来到苗疆后,整天就想怎么搞垮鄂尔泰,心思很少用到正事上面。在张照的理论轰炸下,雍正逐渐对改土归流的政策产生了动摇,到后来,他完全相信了张照的话,认为改土归流不是一个好政策。

乾隆即位后,罢免张照,重用张广泗,最终完成了改土归流的改革。

云南的土司也相当猖狂,乌蒙、镇雄、东川三个土府地域辽阔,土司势力强悍。这三个府以前都属于云南,朱元璋收取天下后,将这三府划归四川。明朝曾经打算在镇雄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后来因为当地的土司陇氏反对而作罢。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清政府也准备对东川实行改土归流,但由于撼不动土司的利益,改革徒劳无功,流于形式。

雍正四年(1726年)三月二十日,鄂尔泰建议雍正将东川再次划归云南,得到雍正的同意。雍正让总兵刘起元驻扎在东川,随后鄂尔泰奏请马龙州知州担任新任的流官知府。就这样,在东川成功地实行了改土归流,无非是增加了两种东西,一是军队,一是衙门。

接下来轮到乌蒙和镇雄了。乌蒙的土司是禄万钟,镇雄的土司是陇庆侯,两个人年纪都比较小,所以真正的权力掌握在他们的叔叔禄鼎坤和陇联星手中。鄂尔泰让刘起元招降禄鼎坤,禄鼎坤被招降后,禄万钟邀请陇联星一起攻打禄鼎坤。鄂尔泰遂派哈元生支援禄鼎坤,接连攻破关隘,禄万钟败退到镇雄。鄂尔泰又招降陇联星,陇联星投降后,禄万钟和陇庆侯等人逃到四川,后来也投降了。

就这样,乌蒙和镇雄也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哈元生因为屡建战功,很快就升为云南提督。

当然,在改土归流的过程中,叛乱是家常便饭,但也没能阻止新政策的步伐。从雍正四年(1726年)到雍正去世,接近十年的时间,基本上在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湖北六省完成了改土归流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