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改土归流与苗疆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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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雍正暴毙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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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雍正与外国

在雍正眼里,一般人信仰天主教还可以理解,皇室宗亲信奉天主教就是大逆不道。理由很简单,皇权受命于天,你相信上帝,置天与皇权于何地?

开放海禁

如果说明朝与东南亚诸国的关系更近,那么自清朝以来,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交往显得更加密切,尽管有些交往不一定是友好的。

雍正的对外思想基本上是继承康熙的,但是跟康熙有些不同。康熙对于西方的传教士采取一种非常理性的态度,一方面利用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反感他们传播天主教,尤其对教皇格勒门企图干涉中国内政表示厌恶。

清初有两次禁海令,第一次发生在顺治朝,结束于康熙二十三年。禁海令撤销之后,江苏的松江、浙江的宁波、福建的泉州和广东的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港口。很快,海外贸易就繁荣起来,中国商人和东南亚各国的交往日渐频繁。

本来形势一片大好,后来却出现了问题。

这个问题就跟现在有些留学生不回国一样。康熙很快就发现,每年出海的船只有千余艘,回来的却不过五六成,对于清政府来说,这就相当于大量的财富和人口流失海外。中国古话说得好,肥水不流外人田,要想不流外人田最好的办法是什么?禁止跟外面交流。

康熙五十六年,也就是1717年,再次颁布禁海令,明文禁止出海南洋。这就是清初的第二次海禁。第二次海禁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不禁止中国船只出航日本,也不禁止外国船只来中国,但是严格禁止中国商人去南洋经商。只进不出,充分体现了封建统治者的思维方式。

禁海令显然不利于贸易的发展,沿海的许多商民对此很不满,结果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博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可以禁海,我可以走私,只要不被发现就行。

直到雍正继位,海上走私依旧猖獗。台湾官员蓝鼎元是一个反对海禁的学者,雍正二年(1724年),他上书说:“福建、广东沿海等地,人稠地狭,耕地不足,当地居民靠海谋生的十有五六。他们往往在内地制造一些精美的手工品,这些手工品在内地是随处可见的便宜货,但是如果运到外国,就可以当成珍稀物品来卖,每年都能赚取巨大的利润,这就为我们中国敛聚了大量的财富,仅海关收入这块就不小了。禁海之后,百害无一利,只会让沿海居民越来越贫困,迫使以前的商人变成游手好闲的人,最后变成盗贼。”

蓝鼎元的看法代表了一部分官员的观点,但是雍正坚持康熙的路线,认为海禁政策宁严勿宽。蓝鼎元的说法固然有道理,但是他没有解决问题,怎么解决许多商人不回来这个问题,商人不归国家的税收就少了,这才是清廷禁海的真正原因。

雍正三年(1725年),福建省秋季歉收,第二年春又闹饥荒,许多地方出现抢米事件。沿海的一些官员借此再次提出开放海禁,以缓解饥荒。

福建巡抚毛文铨奏称:“往年开洋之时,有很多洋船到厦门,各省的商人都到厦门来贸易,税收多得不得了。可是海禁以来,几乎就没什么税收,恳请皇上开放海禁。”

闽浙总督高其倬也上奏:“福建这地方地狭人稠,没多少田地可耕种了,许多良民选择上梁山。开放海禁让他们出海贸易,富人可以当船主,贫穷的人可以当水手和舵手,一条船可以养活上百人并且还有余钱留给家属……”

在沿海官员的轮番上奏下,雍正终于松口了,同意了高其倬的要求,准许福建对外贸易,这一年是雍正五年(1727年)。不过,雍正是非常保守的,他开放福建的海禁后,仍然对其他省进行海禁。在颁布这项旨令的时候,雍正还为康熙解释,说康熙过去实行海禁是体恤百姓,怕内地的人民转徙到外地。

这次开放海禁还有限制条件,出海船只的省份有限制,出海的港口也有限制,只能在指定的港口出入,方便政府收税。同年,雍正又开放广东海禁。雍正七年(1729年),李卫上奏说,浙江和福建相邻,福建开放海禁,浙江商人肯定不舒服,可能会偷偷跟着福建商人一起进行海上贸易,干脆让浙江跟福建享受相同待遇吧。雍正遂同意开放浙江海禁。

开放海禁之后,雍正又作了一些专门的规定:出口船只必须按规定时间来回。如果遇到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回来的,雍正也制定了一些特殊的政策:如果是因为账钱没有收清,可以到来年六七月回港;如果是被大风刮到其他省的,可以让该省的官员盖个印,说明情况后回籍;如果是被风浪刮翻没有证据的,可以找到幸存的乘客,或者邻近的乘客,了解情况后登记在册。如果故意捏造情况,推迟回港的船只,一定严加查办。

雍正还对那些逗留海外没有回国的人作出了类似赌气的规定:不准回国。本来,清政府的政策是允许海归的,但是几年以来,雍正发现坐商船回来的游子甚少。雍正感觉这些人不给自己面子,认为这些人都是不安本分的人,如果给他们自由,听任他们来去自由,这些人就更加没有顾忌,反正随时都可以回去,干脆在国外多待一段时间吧!所以,雍正限定了一个期限,逾期不回的人不准回国。

雍正还解释说自己的目的并不是逼这些人早点回来,就算他们全都回来,对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呢?这些人在国外待那么久,想必人伦丧尽,没有故国之情,这样的人回国之后,肯定有一大批奸淫邪恶之徒。雍正的这种看法当然毫无道理,无非是一种天朝上国皇帝的思维方式,他总觉得自己是天朝上国,自己统治下的百姓很幸福,大家都愿意在这里生活,如果逗留海外不归,是这些人出了问题,而从来没想过是不是自己的政策出了问题,是不是统治过于专制。

控制别人、限制别人是雍正统治的一大特色,开放一个小小的海禁,居然有如此多的限制。但不管怎么说,开放海禁毕竟比老爹康熙更进步了,这也确实是一个利国利民的措施。

从雍正五年(1727年)到六年(1728年),从厦门出口的福建商船有二十一艘,七月以前返回了十二艘,带回大米一万一千多石,还有燕窝、海参、苏木、牛皮等货物,带回流落南洋的居民三十多人,有的人在海外生活了十七八年。这些人回来后,雍正一方面安排他们回原籍,另一方面让地方官严密查访,看这些人是不是国际间谍。

东南亚诸国来朝

越南是明朝时中国的附属国,两国的关系很友好。清朝建国后,越南依旧对中国称臣,每三年进贡一次。在雍正朝,中国与越南的关系非常好,不仅官方交往密切,民间也常有商业往来。

当然,越南也是许多反清人士的避难所。清初,这样的人特别多,后来,又有许多广西、云南的人移居到越南。雍正曾经对此愤愤不平地发表评论:“这些无知愚民,抛家弃业,居然跑到交趾去开矿。”雍正是没有商业头脑的,在他看来,离开天朝,跑到弹丸小国去创业简直就是不懂沐浴浩荡的皇恩。

这些到越南创业的华人把母国的文化也带到那里,对越南的经济和文化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尽管是附属国,而且也很友好,但毕竟两国接壤,难免会有一些纠纷,这些纠纷主要发生在边界上。在明朝的时候,两国就发生过边界纠纷。明朝时,中越两国以云南省开化府南二百四十里的赌咒河为界。不过,明朝官员粗枝大叶,以为铅厂山下的一条小溪就是赌咒河,致使中国失去一百二十里的土地。到了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时,铅厂山下小溪以内的几个村寨又被越南人占领了,最后以马伯讯为界,又失去了四十里。

到了雍正朝,云南总督高其倬上奏:“按旧的边界来算,应该把二百四十里之境全部收回,交趾有都龙和南丹两个厂,都在原来属于我们的边境里,安南国王把这两个厂看成是很大的利润生产地。如果我们要回来如同抢他的宝贝,他肯定不肯。请圣上定夺。”

雍正显得非常大方,说:“朕素有怀远之心,与邻国纠缠边疆问题时,只要不是太大的地方,何不成人之美呢?在威与德之间,朕认为德更重要。都龙和南丹这些地方,在明朝时就为安南所有,我们就不收回了,还是以小溪为界吧!”

雍正四年(1726年)八月,两国将国界定于铅厂山。没想到安南国王还不满意,继续骚扰雍正,雍正不堪其烦,将这个问题交给鄂尔泰。鄂尔泰接手之后又划给越南八十里,安南国王听了非常高兴,上疏表示感激。雍正心想,原来是个知好歹的啊,就又赏赐给他四十里地。等于在雍正手中,给了越南一百二十里地。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要皇帝高兴,他可以随便把领土给别人。在皇帝眼里,领土是自己的,并不是国家的,更不是百姓的。

中国和泰国之间的关系则相对简单。从古至今,中泰之间的关系一直比较友好。清朝建立后,顺治九年(1652年),泰国国王第一次派人到中国来朝贡。后来,康熙规定泰国每三年朝贡一次。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清政府让泰国在进贡的时候,运三十万石的米,分别送到福建、广东、宁波三处售卖,而且康熙给他们免税,但是如果超过了规定的数目则要征税。

雍正年间,泰国大米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这让雍正很高兴。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年羹尧的哥哥、广东巡抚年希尧上奏罗列了泰国进献的贡物。雍正听了龙心大悦,赞扬泰国:“暹罗(泰国古称)不辞艰险给我们送来谷种、果树、洋鹿、猎犬等物品,确实恭顺有加,他们的货物就一概免税,作为对他们输诚向化之心的奖励吧!”

泰国给中国的贡物,除了大米,主要是沉香、苏木、犀角、翠竹等物品,从中国购买的物品主要是丝绸和瓷器。雍正后来下令,永远免除泰国物品的税收,对于向自己臣服的人,雍正表现出非常大度的一面。泰国的使者秉承国王的意思,提出要买东京弓(满人用的弓)和中国铜钱,礼部认为这些东西都是禁品,无法出卖。但雍正听了后,显得非常豪爽,不仅同意,而且无偿地送给泰国。在雍正看来,这不是贸易,而是宣扬国威。

总的来说,雍正朝,中泰之间的关系非常和谐。

像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这些国家,在雍正时期跟中国的关系怎么样呢?

应该说,自古中国跟这些国家的关系就比较友好。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清朝建立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新航路开辟后,西方殖民者到海外四处觅食。1511年,葡萄牙占领了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州,1571年西班牙舰队占领了菲律宾的马尼拉,1619年荷兰军队占领了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

到了雍正年间,这些国家已经有了悠久的被殖民的历史,基本上断绝了跟中国的交往。在这期间,只有菲律宾南部的一个岛国苏禄国跟中国保持着交往,这个岛国在1915年被并入菲律宾。早在明朝万历时,西班牙舰队就攻打苏禄国,但由于苏禄人占据着地利,还有他们誓死保卫领土的决心,西班牙人最终败兴而归。

雍正四年(1726年),苏禄国王毋母汉未母拉律林派遣使者带着贡物到了福建,福建官员奏报后,雍正十分高兴,说:“苏禄国远在海外,越洋而来,从来没有让他们进贡,他们居然主动输诚向化,应该表扬。他们来京的路上,沿途官员要好生招待,一切待遇从厚。”

苏禄使者到京后,雍正热情地招待他们,并确定了苏禄国五年朝贡一次。雍正十一年(1733年),苏禄国国王奉表谢恩,并请求雍正帮他一个忙,国王的祖先东王于永乐年间朝贡时病逝于山东德州,东王的两个儿子在中国守墓,国王请求雍正翻修东王的坟墓,并照顾东王两个儿子的后代。

雍正一口应承,让人把东王的墓道、享亭、牌坊等翻修,并在东王的两个儿子安都禄(后代改姓安)和温哈喇(后代改姓温)的后代中各挑选一人,授予官职和俸禄。

雍正年间,中国和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这些殖民国家交往断绝,但是民间的交往却非常频繁。雍正年间,印尼雅加达的华人超过一万,待在马来西亚马六甲的华人超过两万,而菲律宾的华人近四万。

雍正开放海禁后,许多商人来到这些国家,与他们进行贸易,有的人甚至定居在那里。

严格限制外商

在雍正朝,外商想要来中国贸易,必须停靠在广州港口。

雍正三年(1725年),到广州的外国商船有十艘,其中英国船只有六艘,法国船只一艘,其余是南洋一些小国的船只。这些洋船带来的商品并不多,主要是一些黑铅、哔叽、胡椒、檀香、苏木等物品。当时的署理广东巡抚常贲说:“没多少货物,大半都是一些外国的银钱。”

来到广州的外国船,根据清政府的规定,一律停靠在黄埔港口。之后是严格的管理,船上的炮位由中国官员卸下来,暂且保存,离开时再发还。水手等人都要在船上等候,不得上岸,然后由海关进行征税和查货。中国与外贸无关的官员,一律不得进入外商船只。到了十一月、十二月,外商船只就必须离开。

与外商谈生意的官员又叫洋商或者官商,当时外号是“十三行”。雍正三年(1725年),广东巡抚杨文乾在行商中设立行头,专门让其中的六家商行处理外贸事务,这是清政府垄断外贸的一个措施,官商勾结,不让民间商人介入。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是有渊源的。

当政府介入并垄断外贸时,要想没有腐败简直是痴人说梦,这些负责外商的官员贪污情况非常严重。当有人说杨文乾贪污时,雍正根本不信,他认为杨文乾是个一心为公不避嫌怨的好官员。所以当其他人揭发杨文乾时,雍正不仅不相信,还保护他。

真相出来的时候,雍正感到很意外,杨文乾的贪污情况让人发指。广东海关每年额定税收是四万两银子,杨文乾却以溢耗之名将多得的十一万两银子揣进自己的腰包;除此之外,对于外商带来的银两,杨文乾每两要抽三分九厘,中饱私囊两万两银子;根据清政府的规定,红颜色和黄颜色的绸缎不准出口,杨文乾却私下里允许,每匹绸缎抽银七钱,这一项得银一万两;外商船只回去之前,杨文乾不管他们买了多少货,根据他们携带的银两,每两加抽一分,获银四万三千两;此外,杨文乾还以孝敬皇上为名(其实是留着自己用),从外商船上挑选精巧的物品,这笔钱由洋行的中国商人支付,计约万两。

总的算下来,杨文乾贪污二十万两。

杨文乾这个人是雍正手下一个能干的大臣,在其他方面非常清廉,偏偏涉及外商时就贪污。雍正洞察出了他的心理:“以为外商之事无关国计民生,贪污多少,都不会有损中国百姓,这样既可以得到实惠,又能自我感觉清廉。”事实上,很多官员跟杨文乾的想法很相似,在其他地方当官很清廉,到了洋行就本性暴露。之所以有这种思想,跟他们的愚昧是有关系的,对外商盘剥,无疑会给别人留下不好的印象,他们回国之后肯定要说你坏话,这会损伤国体;其次,你这么做,以后谁还愿意跟你做生意,长此以往,没人愿意跟你交流,中国的经济必然落后。

当然,雍正也没有过分为难杨文乾,仅仅是让他吐出赃银,调换工作岗位而已。

我们知道,西方列强用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国门。其实早在雍正时,就对鸦片非常警惕。那时卖到中国的鸦片还很少,但雍正已经下令严禁贩卖鸦片烟。七年(1729年),福建漳州知府李治国在陈远家中查获三十三斤的鸦片,陈远被判处充军之罪。陈远觉得自己冤枉,说他的鸦片是药用的,不是鸦片烟。巡抚刘世明交给药店鉴别后,发现确实是药用鸦片,还没有制成烟,便将陈远无罪释放,但是鸦片要没收。

刘世明本想参李治国审案不明,又怕世人误会,以为解除烟禁,所以给雍正一道密折。雍正的看法是:“李治国在此案上虽然有欠明察,但也是因为实心办事过于仓促,情有可原,不参他是对的。至于没收陈远鸦片就不对了,如果这个人确实犯法了,就应该绳之以法。如果没有犯法,那干吗还要把他的东西储存在府库里。小民们生活不容易,这些东西是他们的血本,本来就错怪了他,就更不应该夺了他们的生计。即使是想留着日后作证据,也没有必要全留着,留一些样本就行了。这虽然是小事情,但是身为封疆大臣,千万别因为事情小就无所谓。”

除了对广州外商进行严格管理,雍正也没有放过澳门的外商。在康熙末年,禁止中国商人到南洋去贸易,结果澳门的外国人揽过这笔生意。他们不断地增加船只,扩大交易,在雍正初年已经有二十五只洋船了,澳门领土上居住着三千五百多西洋男女。

元年(1723年),通政司右通政梁文科奏请在澳门增设官兵,随时准备弹压。第二年,孔子的六十六世孙孔毓珣提出建议:“澳门现在有洋船二十五只,我们给他们限定,不能超过这个数目,船只坏了可以修,但不能再添,防止他们贸易扩大后,会有更多的西洋人过来居住。葡萄牙派来的管理者,可以自行更换,但是其他的人随船来随船去,不可以在澳门逗留。”

雍正批准了他的建议,限制了洋人的贸易活动,那些在澳门的洋人必须遵守清朝法律,还得缴纳赋税,如同侨民。

雍正与天主教

从明朝中后期开始,许多西方传教士开始涌入中国,一直到康熙年间,这么长的时间里,中国统治者对天主教的基本态度是:不提倡,不干涉。

但是康熙末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罗马教皇屡次派使者来华,命令中国的天主教徒不可以尊孔,不可以祭天,甚至不可以祭祖。康熙对此非常生气,说道:“看了罗马教皇这个告示,发现这些洋鬼子根本不懂中国的道德和伦理,就是和尚和道士中异端者信口雌黄也不过如此。这么嚣张,那好,从今以后西洋人就不要在中国传教了,免得他们多事。”

没想到,康熙这一纸禁令下来后,居然持续了一百二十年。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才取消这个禁令。

雍正对天主教的反感比康熙更甚,在雍正还是皇子的时候,看到康熙允许天主教传播,雍正当时就很不理解,康熙禁教之后雍正坚定地支持他。

康熙虽然下了禁教的决定,但是执行起来比较困难。禁止传教?那别人已经盖好的教堂是不是应该拆了?已有的信徒是不是应该关起来?对这些,康熙都没有作出指示。雍正继位后,浙闽总督觉罗满保上奏说,西洋人在各省盖教堂,经常暗地里传教,人心渐渐被他们蛊惑了。觉罗满保建议雍正将这些传教士都送到京城里做奴仆,或者驱逐到澳门。

雍正虽然批准了这个粗暴的建议,但是让他们执行起来时温柔点,给他们多一点的时间,沿途帮着他们点。雍正这么说不代表他更善于替别人考虑,仅仅是担心教民闹事。至于那些信仰天主教的人则勒令他们尽快改变信仰,不可继续迷误。

德国传教士戴进贤到北京后请求雍正不要将他们驱逐到澳门,雍正让礼部讨论应该怎么做。礼部回答说:“这些西洋人在中国,倒也没有做违法乱纪的事,对吏治没有什么大害。他们带来的历法和算法这些东西,对于民间毫无用处,他们宣传的东西跟圣人之道完全是两码事。愚民轻信了他们的话,终究不是好事。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把各省的西洋人全部安排到广州的天主教堂里,不许他们外出传教,也不许老百姓信教。”

雍正的回复是:“对西洋的这个天主教,我也没有什么深恶痛绝的地方,只是这个教派对中国的圣人之道没有什么益处。你们再考虑一下,如果确实没有害处,对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我们也不要过于为难他们。”

天主教之所以在中国遭禁跟罗马教皇的禁令有很大关系,如果罗马教皇不禁止中国天主教徒尊孔、祭天和祭祖,康熙可能就任其发展。所以,其根本原因还是天主教文化跟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儒家思想是中国的主导思想,虽然儒家思想并不排斥外来宗教,譬如佛教和伊斯兰教等,但前提是这些宗教能够跟儒家思想融合,至少没有冲突。

罗马教皇的态度非常强硬,不仅让中国的天主教徒改变风俗习惯,而且宣称那些尊孔、祭天和祭祖的中国天主教徒为异端,这种情况不要说清朝统治者,就是一般老百姓也忍受不了。

雍正初期虽然也禁教,但还不是特别严厉,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让他态度大变,对天主教越来越严苛。

事情是这样的,大家都知道,雍正最厌恶的人就是八王允禩,而储英的曾孙苏努恰好是允禩的支持者,雍正恨屋及乌,连带苏努也恨上了。在雍正刚刚即位的时候,不方便公报私仇,所以他静候时机。苏努的第六个儿子勒什亨是正黄旗和正红旗的副都统,雍正就从他下手,于元年(1723年)二月将他逮捕,理由是结党营私。勒什亨的弟弟乌尔陈为他说情,结果被打入勒什亨的同党。

雍正将勒什亨和乌尔陈一起发配到西宁,没想到发配西宁以后,勒什亨和乌尔陈居然加入了天主教。当时有个葡萄牙传教士穆敬远跟着他们来到西宁,两人都是人生遭遇重大挫折的人,在穆敬远的说服下加入了天主教。这事后来被川陕总督年羹尧知晓,上报给雍正。

这样一来,雍正等于是握住了勒什亨和乌尔陈的把柄了,当然也让他更加厌恶天主教。雍正立刻将穆敬远召回,然后将苏努及其十三个儿子全部解职。

四年(1726年),雍正腾出手来对付允禩。阿齐那、塞思黑案件不断升级,苏努一家也受到牵连,苏努已死,便挫骨扬灰。五年(1727年)正月初八,有人呈报《关于处死信奉伪教教徒之事宜》,详细说明了苏努儿子加入天主教的情况,说苏努的儿子们扬言宁愿被正法,都不愿弃教。这分明是为了激怒雍正的仇恨,让他对天主教更加憎恶。雍正公开宣称苏努的儿子们愚昧不法、背弃祖宗和朝廷。大臣们建议雍正处死他们,但雍正还是想给他们一次机会,派诚亲王允祉去说服他们放弃天主教。结果他们说:“既愿意为皇上效力,又不愿放弃信仰。”

根据刑部的意见,应该把苏努子孙三十九人全部斩首,雍正没有同意,只是赐死苏尔金和乌尔陈等人,其余人改为长期监禁。当时的传教士添油加醋,宣传说这是一起迫害信奉天主教亲王的事件;洋人是没法理解中国政治的,雍正整苏努一家的根本原因还是他们以前支持允禩,信仰天主教只不过是火上浇油而已。

在雍正眼里,一般人信仰天主教还可以理解,皇室宗亲信奉天主教就是大逆不道,理由很简单:皇权受命于天,你相信上帝,置天与皇权于何地?

雍正最开始对天主教并没有很反感,但是不断发生一些事情引爆了他的愤怒。

在康熙六十年(1721年),康熙让葡萄牙传教士张安多带着自己的书信去意大利见罗马教皇。张安多还没回来,康熙就已经去世了。迎接张安多的是雍正,张安多不仅带回了罗马教皇的两个使者,还带来了葡萄牙大使麦德乐。引爆雍正愤怒的就是这个麦德乐。

张安多和教皇的两个使者先到北京,其时,麦德乐还在广州等候圣旨。教皇在信中向康熙表示感谢,祝贺雍正登基,同时感谢雍正释放传教士德里格,希望雍正慈悲,继续释放毕天祥和计有纲。教皇的要求非常多,还希望雍正多多照顾在华的西方传教士,甚至要求雍正允许他们传教。

雍正回了一封非常古奥的信,教皇及其翻译能不能看得懂是个非常大的问题,不过信的意思极为简单:“朕对传教士一视同仁,只要他们不犯法,朕绝不会为难他们。”

雍正五年(1727年)一月二十六日,突然颁下一道让所有传教士意外的圣旨,他召见为清廷服务的二十名传教士,不是找他们训话,而是设宴招待他们。所有受召见的传教士都觉得这是一份异乎寻常的荣誉。召见的过程中,雍正跟这些传教士亲切地交谈,雍正问他们瑞典跟俄罗斯打得怎么样了,天主教跟东正教有什么区别等,雍正还告诉传教士,很多人说他们不孝敬父母。传教士对这些都做出了解释。

宴席上,雍正说不久就会召见麦德乐,所有参加会见的传教士都能得到礼物。这些传教士感到雍正的态度似乎有所好转,大家都感到很高兴。

四月,麦德乐来到北京后,先见了北京的传教士。传教士们介绍了雍正的政策,并说雍正已基本解决了教皇信中提到的问题。麦德乐深受鼓舞,以为这个皇帝好说话,打算在受召见时提出两个要求:一、要求雍正归还各省的天主教堂;二、要求允许天主教在中国自由传教。很多在中国待了许多年的传教士劝他不要这么做,一方面这跟清廷的政策背道而驰,另一方面由他提出也不合适。

麦德乐不听劝告,雍正召见他那天,他果然提出了这两个要求。本来大家都很高兴,他这一说,雍正脸色马上转阴,当场做出否定性的回答。

当天雍正就发表讲话:“中国有中国的教,西洋有西洋的教,西洋的教没有必要在中国流传,就好像中国的教没有必要在西洋流传一样……”

传教士们听到雍正的讲话后,纷纷指责麦德乐,法国传教士宋君荣对此做了记载:“这就是麦德乐先生不听从我们劝告的结果,他的贸然行动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之后,麦德乐先生非常后悔,因为现在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如何跟皇帝打交道了。”

不久,麦德乐就坐船回欧洲了。但是他却让在华的传教士们日子更难过了。六月初一,雍正召集了在京的所有传教士,并对他们发表了一通讲话,法国传教士宋君荣记录了这次讲话,内容摘录如下:

朕允许你们留在京城和广州,允许你们在京城和广州之间往返,允许你们和欧洲通信,你们还不知足吗?难道你们不知道很多人控告你们吗?朕知道你们人不坏,如果你们碰到一个比朕修养差的君主,恐怕早就赶你们出境了。麦德乐居然让朕给你们发执照,以便让朕知道你们中哪些人是好人(合法的),哪些人是坏人(非法的),朕不想这么做,因为朕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不管怎么说,朕不需要传教士,如果朕派和尚到你们欧洲去,你们的国王也不会允许的。

汉明帝任用印度僧人,唐太宗器重西藏喇嘛,这两个人都受到了世人的憎恨。皇考让你们在各省建立教堂,也有损声誉。朕曾竭力反对皇考这么做。朕怎么能允许有损先皇声誉的教堂存在?朕怎么能帮助你们引入那种谴责中国教义的教义?喇嘛教最接近你们的教,而儒家跟你们的教相去最远。你们错了,你们不过二十来人,却企图攻击其他一切教义。要知道你们自认为好的品质,在中国人身上也有,中国各种教派身上荒唐的东西你们也有。你们称天为天主,其实是一码事。和我们一样,你们有十诫,这是好的,可是你们却有一个成为人的神,还有什么永恒的受难和幸福——还有比这种神话更荒唐的吗?

……

难道我们满洲人祭祀用的竿子不是跟你们的十字架一样荒唐吗?在儒生、喇嘛、和尚中,只有极少数人才能理解他们的教义,你们也是这样的。大多数欧洲人夸夸其谈什么天主啊、天堂啊、地狱啊,其实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有谁真的见过他说的那些东西?又有谁看不出来这一套不过是欺骗小民的?以后你们要经常来朕这里,朕得好好开导你们。

雍正对于宗教的认识,在当时的时代是非常深刻的,在讲话中,他阐明了对天主教的态度。禁止但不敌视,能够理解但对中国毫无用处,不过一种宗教一旦生根,就很难禁止了。十年(1732年),在广州发现了十五所秘密的天主教堂,传教士中中国人比西洋人还多,教徒有一万两千多人。

恰克图条约

中俄自从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后,两国度过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俄两国没有矛盾和冲突,军事上的冲突没有,但是在边界问题和通商问题上有许多不同意见。

在彼得大帝时期,沙俄实行扩张政策,屡次对外征战,军费高昂导致国库空虚。所以,沙俄急需和中国通商来赚钱。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到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俄国官方和中国进行了十次贸易,每次俄国商队都超过了规定的二百人,有时甚至达到八百人。然而,沙俄就像一条贪婪的鲨鱼,一方面和中国通商,另一方面还寻思着蚕食中国土地,尤其对喀尔喀蒙古地区蚕食得特别严重。

除此之外,沙俄还经常引诱中国边民,教唆他们叛逃。沙俄种种不法的行为激起了康熙的愤怒,五十七年(1718年),康熙禁止俄国商队入境。

俄国是典型的欺软怕硬型国家,康熙一强硬,他们就软化。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俄国派遣特使伊兹马伊洛夫出使中国,缓和中俄矛盾。伊兹马伊洛夫说好话后,康熙同意了俄国的通商请求。可惜,后来的事实证明,沙俄说好话不做好事。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得知俄国和准噶尔互通信使,康熙立即召见俄国的驻京大使郎克,指责俄国政府违约。郎克狡猾地说,自己只是商业代表,这个问题不在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郎克的话表面上是有道理的,当时他在北京的任务就是负责商业方面的事情。康熙很生气,立刻把郎克撵出中国,随后将俄国的商队全部扫地出门。可以说,中俄之间的关系一直受到俄国单方面的破坏。

雍正继位之后,继承了康熙的对俄政策,拒绝让俄国商队进入中国。这下,俄国政府没辙了,只能降低姿态跟雍正和好。雍正三年(1725年),沙俄派萨瓦伯爵率领代表团来华与清政府谈判。萨瓦临行前,俄国外交部授予他四十五条训令,商业部交给他二十条训令,另外,沙皇还给了他一些“锦囊”。

这些东西说白了就是他此行必须完成的任务,主要有:一、和中国缔结商业往来的条约,如果不能扩大商贸的话,至少要恢复中断了的商务往来;二、如果中国坚持要先解决边境问题,为了核心的商业利益,应该在边境问题上向中国作出一些让步;三、在和中国划定疆界时,不要把矿区、有价值的土地和战略要地划给中国;四、告诉中国,俄国已经决定引渡八十四名叛逃者;五、设法让卡尔奇特斯基主教秘密进入中国,然后设法为他争取在北京居住的权利,再设法让他拥有到全国各个郊区巡视和传教的权利,还必须设法让中国同意给主教一块地方建教堂;六、尽可能准确地探知中国的军事实力和资源。

这次谈判一共持续了两年,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的谈判地点在北京,第二阶段的谈判地点在边境处布拉河。

第一阶段的谈判持续了半年多,俄国为了让中国尽快通商,收买了中国官员马齐。马齐向俄国代表团反映了中国方面的态度,由于沙俄急于和中国通商,中国也急于解决边境问题,经过三十轮谈判之后,双方达成了协议。两国互相引渡逃犯,每三年俄国商人可以自费到北京进行贸易,中国同意俄国在北京设立教堂,派遣留学生。

第二阶段的谈判在布拉河畔。清政府这次派出的首席谈判代表是隆科多,第二阶段的谈判主要是确定边界。在边界问题上,隆科多寸步不让,从而让谈判陷入僵局。像隆科多这种强硬的态度最适合对付俄国人,可惜后来雍正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把他调了回来,接着便开始把隆科多往死里整。隆科多被调走后,策凌当上首席代表,从前面我们知道,策凌打仗非常勇猛,但谈判显然不太内行。

经过四十八轮谈判,策凌与俄方签订了《中俄布连斯奇界约》。俄方代表萨瓦签订这个条约后,立即向沙皇报喜,说又得到了大片领土,萨瓦直言不讳地说:“新的边界,对俄国极其有利,俄国领土实际扩展到蒙古境内好几天的里程,有些地段甚至有几个星期的里程。”

萨瓦洋洋得意地说,他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隆科多被调离,另外收买了一些中国官员,得到了一些情报。萨瓦甚至把新修建的堡垒的功劳也算上去,好像中国对这个新堡垒产生恐惧心理,才签订了条约。

雍正六年九月十八日(1728年11月1日),中俄正式在恰克图签订了《恰克图条约》。《恰克图条约》表面上对中国不利,俄国占了大便宜。但当时情况比较特殊,准噶尔问题让雍正至为头疼,所以他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以便稳住俄国,好全力对付准噶尔。雍正签订这个不太平等的条约确实付出了不少的代价,像雍正这么精明的一个人,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是不愿付出这么大代价的。

当然,历史毕竟是历史,我们无法身临其境,就很难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