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揭秘雍正的双面性格与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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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雍正不为人知的一面

雍正是一个善于制造舆论的皇帝,他不仅善于治国,也是一个“作秀”高手,之所以在他身上留下了太多的谜,就是因为他高超的“造假”本领。林肯说过,你可以在某段时间内欺骗所有的人,也能永远地欺骗某一部分的人,但你不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雍正欺骗了当时很多人,也欺骗了后世很多人,但他无法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其实他很奢靡

雍正是一个善于制造舆论的皇帝,他不仅善于治国,也是一个“作秀”高手,之所以在他身上留下了太多的谜,就是因为他高超的“造假”本领。林肯说过,你可以在某段时间内欺骗所有的人,也能永远地欺骗某一部分的人,但你不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雍正欺骗了当时很多人,也欺骗了后世很多人,但他无法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譬如,雍正留给后人这样的一个印象:一个勤政的好皇帝,生活节俭,不好色,但是个性严苛。

所以雍正死后,很多人认为他是累死的。但是,真实情况可能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基本上可以推断雍正是服食丹药暴亡,并不是累死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认为雍正是一个非常节俭的皇帝,不仅正史如此记载,民间也大多持这种看法。然而,清朝内务府的《活计档》却暴露出一个真实的雍正,他不仅不是一个节俭的皇帝,而且相当奢靡。

作为一个皇帝,奢靡无可厚非,但一边奢靡一边把自己打造成尧舜禹汤那样的皇帝,就非常虚伪了。

雍正确实是这样的人,用伪君子来形容他并不过分,当然他这么做有很强的政治动机,但这些并不能成为道德缺陷的借口。雍正喜欢抄家,一方面是反腐,充实国库,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中饱私囊。抄家之后,金玉古玩从全国各地滚滚涌入皇宫。

元年(1723年)三月十八,怡亲王允祥献出五十六幅古画;元年四月二十八日,内监呈上镶嵌宝石的黄金托盘八十七件,雍正吩咐让作坊加工;元年十月初七,庄亲王献上玉簪一百七十九件、珊瑚二十件、玉戒指十三件……

这些都是珍宝,然而很多东西雍正都看不上眼,让人拿开,别碍着他的金眼,其实很多是稀世珍宝,由此可见雍正的奢侈。

要想了解雍正的私生活我们可以从清廷的造办处来寻找蛛丝马迹。造办处是专门为皇家服务的机构,里面有大量的作坊。皇室里面的日常用品和艺术珍品很多都在里面加工,皇家的奢侈或节俭在这里一览无余。

雍正喜欢下棋,棋盘和棋子都是特制的,棋盘必须出自宫廷顶级画家之手,宫廷画家唐岱和郎世宁都画过棋盘,棋盘用象牙或银母(云母)制成。在制作象棋棋子时,雍正让太监刘玉拿来一个棋子,对他说:“棋子上面要镶嵌珐琅片,棋盘要做成折叠式的,要做得紧凑些。”

还有一次,雍正让内务府做檀木围棋,棋盘分上下两面,上面下象棋,下面下围棋,要用象牙镶嵌,里面颜色也有格外的要求。

雍正也喜欢玩骨牌,牌和匣子的制作都有严格要求,质料非常考究。

除此之外,雍正还非常喜欢盆景艺术,对一些奇异的花草石头很感兴趣,尤其喜欢将荔枝树做成盆景。

在宫中有许多宝格,用来放置各种各样的奇珍异宝,雍正甚至亲自设计宝格,他在给内务府郎中海望的上谕中说:“‘九洲清宴’陈设的宝格两层都是楠木的,里面放着古玩,看着不起色。你照着这个尺寸,再做两架黑漆宝格……宝格外面的口线,用紫檀木包镶。内做锦套,外面用布面纺丝裹套。再做一木套箱,下安穿绳眼,将格内安上玛瑙、玉器、磁铜等古玩……”

宝格里的宝物都是顶级的,而且要不时更换。雍正看腻了就要换上更好更新鲜的。雍正十三年(1735年)七月九日,雍正对年希尧说:“九洲清宴宝格里有一个空处,你根据尺寸,寻找一个合适的宝物,或者玉器,或者铜器,或者瓷器,记住,一定要上好的。”

所谓上好的就是年代久远,秦砖汉瓦那种类型的,达不到年代久远,再好看的宝物也不算上好的。

这些记载跟我们印象中的雍正实在相差太远。无论正史、野史,雍正给人的印象总是严肃、狠毒、刻薄寡情,但是真实的雍正却有着完全不同的一面。故宫中有一张雍正戴西洋假发的画像,雍正去世前二十天,还让人寻找像西洋人那样上翘的黑胡子。死前二十多天且有如此闲情雅致,可见此人天性爱玩,是个享乐主义者,只是他身上的责任感特别强烈,没有因为享乐而耽误正事。

雍正还特别喜欢玩具,在记载中多次出现“自行虎”这种玩具,这是一种木质的老虎,里面有发条,上好发条后,可以行走一段距离。

雍正虽然没有做什么大兴土木的事,但是对于园林也相当喜爱。圆明园本是离宫,但雍正把大半的时间都花在那里。他花了大量的银子来装饰圆明园,譬如耗巨资在里面做了一个人工瀑布。雍正还喜欢看戏,圆明园里的戏台非常豪华。正因为雍正喜欢看戏,野史中记载有雍正看戏杀人的传说。

鸟和狗一直为八旗子弟所喜爱,雍正也不能免俗,他经常下旨让内务府做鸟笼。雍正养狗的资料就更多了,外地进贡了一条好狗,雍正还让郎世宁为狗写生。雍正甚至为狗做老虎衣、麒麟衣。

写到这里,相信读者对雍正有了更加立体鲜活的印象,雍正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但有些过分奢靡。在政治上,雍正不喜欢受制掣,乾纲独断。不过,雍正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人,他虽然奢侈,却也有节约意识,譬如他经常命令“废物”再利用。

三年(1725年)十月,他让海望把鼻烟壶改造成水壶;四年(1726年)三月,海望献上一件寿山石罗汉,雍正说旁边的狮子不太好看,让他改成西洋狗;四年(1726年)五月,海望拿出一个雕竹香筒,雍正让他把这个改造成晾衣架,用来挂毛笔或者衣帽;更荒唐的是,他还让将痰盂改成棋盒,如此“节省”确实匪夷所思。

雍正私生活奢华的地方太多了,无法一一列举,这篇文章与其说是告诉大家雍正的私生活有多奢华,倒不如说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宣传和真实从来不是一回事,很多时候甚至是相反的。

雍正与西洋画家郎世宁

郎世宁是来自意大利的一个画家,他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传教,可惜由于清政府的政策,这个理想无法实现。

一般的传教士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听天由命,过着郁郁不得志的生活,但是郎世宁用一支画笔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为了迎合雍正的审美趣味,郎世宁改用中国画笔,将西洋画法和中国画法融为一体,放弃强烈的明暗对比,不使用投影技术,但保留西洋画的立体效果和焦点透视。

由于郎世宁画工深厚,很快就得到了雍正的欣赏。但是史书上关于他的记载却很少,他逝世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活了七十八岁。《清史稿》里有他的传记,不过只有四十二字。尽管字数寥寥,但对郎世宁的评价很高,说他精通各种画法,各种各样的东西都画得惟妙惟肖。

尽管清史中对他记载非常少,但在国外的一些著作里详细地介绍了他。所以,我们大致能了解郎世宁的生平。1688年7月19日,他出生于意大利米兰,十九岁加入教会,堪称一个绘画天才,曾为教堂作壁画。1715年,即二十七岁时来华,在宫廷内担任画师,经历过康雍乾三朝。郎世宁逝世后,乾隆赐他侍郎头衔,赏银三百两给他治丧,郎世宁葬于北京阜成门外葡萄牙墓地。

郎世宁本来不是想在中国画画的,可惜来的不是时候,没法传教,但是郎世宁从来没有忘记传教。乾隆期间,郎世宁三次请求乾隆放开对宗教的限制,前两次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第三次却失败了。

我们还记得雍正曾召集二十名教士共进晚餐,其中就有郎世宁。宋君荣在给法国国王的信中提到雍正特别欣赏意大利画家郎世宁。

乾隆曾经赐给郎世宁一个正三品的头衔,这当然只是荣誉头衔,不管实事。郎世宁在雍正朝却连荣誉头衔也没有,身份就是西洋画家。这并不是因为雍正不愿封外籍人士为官,譬如徐樊德就当上钦天监监副,戴进贤当过钦天监监正,外加礼部侍郎头衔。雍正没封郎世宁大概是把郎世宁看成私人画家。

宫廷画师的待遇也分三六九等,最高的待遇是月薪十一两银子,有时候奖金比工资高多了,一幅画画得让皇帝满意,往往大手一挥,抵得上一年的工资。我们不知道郎世宁的工资和奖金,以他跟雍正的关系,工资应该低不了。

宫廷里一般都会给画师供应膳食,我们来看看一些画师的伙食。德天赐和巴茂正每天有三斤肉,每月七只半菜鸡。潘廷章、贺清泰每天例肉三斤、菜肉三斤。每人每天白面十四两,白糖、澄沙各五钱,甜酱一两六钱,时蔬三斤,红枣、桃仁、龙眼、荔枝、葡萄各二两,时鲜水果八个。

伙食固然丰富,但管理也相当严格,充分说明在宫廷里混饭吃也不容易。画师们要遵守很多规矩,首先,不可以做私活,只能为宫廷服务。其次,不可以偷懒,耗费钱粮,如果发现懒惰者和旷班者,要从重责罚。怡亲王允祥还命令官吏到画坊里到处巡视,如果发现谁没来,就要惩治。

今天一些在设计公司里工作的艺术家有的苦衷,这些宫廷画师们全有。比如,他们不能擅自动笔,不能自己想怎样画就怎样画,要服从领导的安排,画画的准绳不是艺术价值,而是领导的满意程度。在画画之前,先得弄个类似素描的东西交给上司,上司批准了才能作画。在画画的过程中还要遵守许多规则,法国画师王致诚曾经对朋友发牢骚说:“掣肘太多了,无法发挥自己的特长。”——相信这样的牢骚我们一点都不陌生。

乾隆曾经批评王致诚:“你这个油画虽然画得还不错,但是水彩画让朕不太满意。”领导满不满意是终极标准,领导可能完全不懂绘画,但他可以随时解雇你。最后,乾隆还派来中国一些平庸的画师来指导王致诚,让王致诚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雍正对郎世宁没那么苛求,不过也有让郎世宁很不爽的时候,譬如有一次画小狗,雍正就批评说:“你这个狗画得虽然好,但是尾巴上的毛太短了,身体也小了些,再画一张吧!”郎世宁花了半个月的时间重新画了一幅,没想到八天后,雍正还让他再画一张。郎世宁这次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完成。

雍正五年(1727年),让郎世宁在圆明园万字房围屏空白处作画,画完之后,雍正说:“画面太稀疏了,再修改修改吧!”

七年(1729年),让郎世宁画窗棂画,郎世宁呈上三张画稿,雍正只批准了其中的一张,雍正还指导郎世宁怎么画,在画里面要加入什么元素。

尽管雍正看起来很苛刻,但是和乾隆相比,仍然算是一个好老板,乾隆更挑剔,而且也更喜欢折磨人。乾隆二年(1737年),谕令画师们画圆明园巨幅画,限期五十天内完成。由于要求苛刻,时间紧迫,王致诚发出这样的感慨:“供职于内廷,简直形同囚犯。”

郎世宁的取材确实很广泛,花草、鸟兽、人物都有。郎世宁甚至画过双圆哈密瓜,动物中郎世宁还画过老虎,后来这幅画落到日本大阪的阿部房次郎的手中。郎世宁是唯一一个出现在《活计档》中的西洋画家,而且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宫廷的“画状元”满洲人唐岱对郎世宁的才能表示自愧不如,唐岱是山水画高手,对油画和水彩都不是很擅长,而郎世宁是个多面手,什么都能画。

作为一个画家,郎世宁的生活应该很不错,不过也很辛苦,即使到了晚年,也没多少时间休息,在乾隆手下干活并不轻松。但他乐此不疲,显然对自己的生活是满意的,尽管没有实现传教的愿望,但多少实现了人生的价值,满足了内心的成就感。我想,这就是郎世宁甘愿埋骨异乡的原因。

佛性难洗君王心

雍正对佛教是很痴迷的,年轻时曾经雇人代自己出家,这是当时贵族的一个习惯。当皇帝后,他自称四和尚,并将雍亲王府改造成喇嘛寺。

根据雍正自己的说法,他从少年起就非常喜欢阅读佛教典籍,以此显示自己很有佛性。成年之后,雍正跟僧侣们交往比较密切,一方面这确实是他的兴趣,另一方面这也是障眼法。说来,他能当上皇帝还得感谢佛教呢!

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和五十二年(1713年)间,雍正在自己的府里举行法会,跟佛门高僧切磋,得到章嘉的指点,据说突破了三关。章嘉赞许雍正得到了善知识,从此心性自由无拘束。雍正则尊称章嘉为自己的恩师。

即使在信佛这块,雍正也表现出了好胜的一面。他自诩佛法高深,要找京城里有名的高僧辩论,最后迫使对方承认:“王爷的智慧实在高深莫测,贫僧自愧不如,无可奈何。”

雍正为了掩盖储位争夺,曾经编辑了《悦心集》,里面收录了无名氏的一首醒世歌:“南来北往走西东,看得浮生总是空。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杳杳在其中。日也空,月也空,来来往往有何功。田也空,地也空,换了多少主人翁。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大藏经》中空是色,《般若经》中色是空。朝走西来暮走东,人生恰是采花蜂。采得百花成蜜后,到头辛苦一场空。夜深听得三更鼓,翻身不觉五更钟。从头仔细思量看,便是南柯一梦中。”

雍正即位后,自称十年未谈禅宗。真实情况当然不是这样的,雍正不仅谈论佛道,还自称“释主”。在和允祥交谈时,他自称野僧,还写下了一首诗:“谁道空门最上乘,谩言白日可飞升。垂裳宇内一闲客,不衲人间个野僧。”

五年(1727年),大臣庆贺黄河清晏,蒙古王公也在其中,要求为雍正诵经祈福。雍正笑说:“如果蒙古地区因为做佛事人畜兴旺,那是受朕之赐,朕就是释主了。”

雍正给自己取了很多名号,比如破尘居士、圆明居士,以示自己是个不一般的皇帝,得道高深。不仅如此,他还亲自收徒,十一年,他收了十四个徒弟。其中,俗家子弟八人,和尚五人,道士一人。看来,雍正觉得当皇帝还不过瘾,还想当教主当圣人。

跟佛走得太近,难免会让佛与政治搅和在一起。文觉禅师在宫中时,雍正曾多次召他一起讨论军国大事,把他当成重要的谋士。据说在年羹尧、隆科多、允禩、允禟的案子中,文觉禅师都出了不少主意。

雍正十一年(1733年),文觉禅师奉命回江南朝山,仪式和王公等同,所到之处地方官无不对他顶礼膜拜。

还有一件事能反映雍正对佛的真正态度,迦陵性音是雍正的老朋友,雍正当皇帝前,两人经常坐而论道。雍正当皇帝后,性音并没有像其他和尚一样水涨船高,只因他对权势没兴趣,想去庐山隐居修行。到了庐山后,性音拒绝与官场来往,四年之后圆寂。雍正夸奖性音“深悟圆通,能阐微妙”,追封他为国师,将其语录收入经藏。

但是,几年之后,雍正忽然性情大变,说他早看出性音这个人品行不端,经常做一些非法的事情,所以在登基之后把他赶出京,以维护法门的清规。更过分的是,雍正说性音的语录有不少含糊处,根本没有大彻大悟,这等于是在否认了性音的佛品之后进一步否定了性音的能力。雍正将性音的封号取消,还不允许性音的门徒记录自己以前和性音的谈话。

雍正为什么一反常态呢?史书没有记载原因,我们猜测可能是性音跟门徒说了什么话,这些话涉及雍正的隐私,又恰好传到雍正的耳朵里,所以雍正大怒,前后判若两人。

朝臣中大多还是儒家的信徒,对于雍正崇佛,大家心里都不满。

譬如,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问左都御史沈近思:“听说你年轻时入过佛门,敢情你也精通一些佛门真谛,不妨说与朕听听。”雍正当然不是真心向他请教佛法,雍正早已自诩教主了,自是想借着机会卖弄一下。

然而,沈近思却回答说:“臣少年时确实在佛门待过一段时间,但那是因为穷困潦倒,等到参加科举后,专心于经世之学,以便报效国家,又怎么会有闲情研究佛学呢?臣知道皇上聪明天纵,早就领悟了大乘的学问,但是天下万机全都系于皇上一身,臣希望皇上做尧舜,不要做释迦。即便是臣懂得佛学,也不敢妄自向皇上陈说。”

沈近思的话带着典型的儒家色彩,在当时是非常冠冕堂皇的,雍正只好当面认错,说以后改正。

有一次,雍正宴请群臣。宴席上,有人为了拍雍正马屁,大谈禅学。这时,雍正问户部侍郎赵殿最:“你懂禅学吗?”赵殿最说:“不好意思,没学过。”雍正笑道:“没学过没关系,你也谈谈对禅学的看法吧!”

赵殿最对佛教很反感,于是用儒家的道理阐释一通,雍正哭笑不得,对群臣说:“别人是慧根,他是钝根啊!”

许多官员甚至从实际行动上抑制佛教。雍正三年(1725年),御史钱以瑛上奏,请求让各省督抚勒令僧尼还俗。唐山县令还驱逐和尚,强行把僧舍改为民房。有的地方甚至建议把僧舍改成书院……

对这些行动,雍正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慨,但还是能保持相当的克制。比如,那个唐山县令做得就有点过分了,雍正下旨把他抓了起来。侍郎留保以开导县令的口气为他说情:“这些僧人都是没有生计的穷人,寺庙就相当于收容所,皇上留下他们,就如同周文王爱民,把他们当作鳏寡孤独来照顾。”

那个县令不知是不懂,还是装不懂,总之仍然对佛教仇视。雍正听留保说话好听,也没有为难那县令。

对于自己信佛扬佛,能言善辩的雍正也做出了“高明”的辩解。他一方面说佛教确实对治理国家没有任何裨益,另一方面又说佛教有益人的身心,还说治国之道自有古代圣王的哲学,而佛法是见心明性的学问,所以自己从来不让僧人参政。这显然是狡辩,雍正也知道让僧人参政瞒不了所有的人,便又为自己辩解:“乃祖顺治曾经召僧人玉林琇进宫研究佛学,这就如同黄帝到崆峒山寻访广成子,询问修身治国之道。”

雍正的言下之意是:顺治习佛如同黄帝问道,黄帝是中国第一圣王,他这么做是对的,那么顺治的做法也是对的,而自己只是效仿顺治。

雍正信佛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兴趣和愿望,算不上真正的信仰。雍正对权力有着超强的欲望,这种欲望从根本上是与佛性相抵触的,所以我们后人完全不必把他信佛当真,当成他的一种爱好和兴趣更适合。

如果雍正真的领悟了佛法,我们很难想象他要如何面对那么多屈死在他手中的冤魂。当然,我们抱着善意的态度,希望雍正此刻正在西方极乐世界享受着极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