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历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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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收拾父亲遗留下来的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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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的“新政”让杨名时、谢济世和李绂等人深受鼓舞,谢济世接到进京的消息后,心情非常激动,泛起阵阵涟漪,这涟漪的名字叫“皇恩浩荡”。

谢济世激动之下,竟然起草了一份奏折,让乾隆取消密折制度。谢济世说现在天下大治,密折制度很容易制造阴郁的气氛,让小人谗害君子,被穿小鞋的人甚至都不知道是谁告自己,没法申辩,长此以往,很容易造成大臣们互相猜忌,君臣互不信任的悲剧。谢济世让乾隆效仿唐太宗,从谏如流。

用乾隆的偶像来打动乾隆,谢济世的建议应该说是很有杀伤力的。乾隆有没有接受呢?

刚继位的乾隆毕竟年轻,对谢济世大加夸奖,谢济世深受鼓舞,非常高兴。回京的路上,谢济世的心情非常舒畅。让谢济世更兴奋的是乾隆对雍正的三大模范督抚的评价。乾隆很快就对田文镜定论,说这个人苛刻搜刮、匿灾不报,让河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乾隆还说,雍正朝三大名臣中,田文镜不如李卫,李卫又不如鄂尔泰。

那些在雍正朝被打压的人,听到新皇帝如此表态,哪个不心存感激。乾隆是冒着被人指责不孝的罪名为他们翻案。

官场中也有一些眼光独到的人,河南总督王士俊就是这样的人。对乾隆新政,他一直保持冷眼旁观的姿态;蜷伏一段时间后,他就嗅出乾隆新政面临的困境。乾隆改革的幅度过大,造成了政治上的不稳定,乾隆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和连续性,必须回归雍正的政策。

果然,在乾隆元年(1736年)上半年,乾隆忽然抛出一句“矫枉不可过正”,乾隆还说治国要遵循中庸之道,宽严相济,两者不可偏废。

王士俊自以为嗅到了新的政治气息,自作聪明地给乾隆写了一个奏章,大意是:“雍正朝政策虽然过于严苛,但根本原因在于大臣们不奉公守法,错不在先帝。现在有一些新进之辈,动不动就指责先帝的政策,这些逢迎谄媚之辈甚至说‘只要将世宗时事情翻案,就是好的条陈’,这些人实在太可恶了……”

王士俊发这个奏章原本是为了政治投机,他自以为比别人提前嗅到了政治新动向,但他没想到这一节:就算你看到了潮流,也不该由你来引领这个潮流。

乾隆接到奏章后,非常愤怒,王士俊这是在否定自己的新政。还有多少个潜伏的王士俊呢?万一这些人集体发难,自己的政策就面临危险了。

乾隆将王士俊的奏章分发给大臣们看,让他们谈谈看法。但是,大臣们集体选择了沉默。为什么会这样?

大家都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弄不好就会引火烧身,没人能准确地预知乾隆对此事的态度。乾隆看大臣们不发话,只好自己表态,痛斥王士俊,说此人居心叵测,借口直言,实则是想搞政治投机。

乾隆表态后,朝臣马上活跃了起来。第二天,御史舒赫德就参奏王士俊。巡抚傅德也参王士俊,说他丧心病狂。王士俊因此而被刑部关押,拟定斩立决,乾隆改为斩监候,第二年法外施恩,将王士俊削职为民。

这次风波虽然平定了,但乾隆的思想却陷入了激烈的斗争中,他不仅反思皇考的政策,也开始反思自己的新政。宽政有宽政的好处,也有弊端,严政有严政的好处,也有弊端。宽政的弊端在康熙朝就表现出来了,严政的弊端在雍正朝也很明显。想来想去,乾隆觉得只有宽严相济这一条路可以走。

乾隆元年(1736年)初一,七十六岁的杨名时病逝,乾隆赞扬他“学问纯正,品行端方”,追加太子太傅头衔,谥号“文定”。

杨名时去世后,政治气氛已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乾隆第一次让李绂尝到苦味是因为保举进士之事。李绂这个人特别爱才,推举人才这事让他很兴奋,结果李绂推荐了一大堆,还让同僚跟着自己一起保举。

不知为何,乾隆对此很不高兴,觉得李绂这个人爱慕虚名,指责了他几句。李绂随后回奏说:“老臣多言滋事,今天蒙圣上教诲,以后一定永远不再妄言。”乾隆回答说:“你这不是妄言,而是妄举。朕即位以来,从来没有因为哪个臣子‘妄言’而加以处分,你这么说是企图避重就轻,降二级以示警诫。”

乾隆八年(1743年),李绂请求告老还乡,乾隆问他:“你还有没有什么要上奏的?”李绂说:“慎终如始。”七年后,李绂在家乡临川逝世,乾隆对此非常冷淡,连个谥号都懒得给他。

接着来说说谢济世,他的命运也不比李绂好。有一段时间,谢济世负责重新编纂《大学注》《中庸疏》等书,删去了曾经被雍正指为“怨诽”的文字,并说自己是遵古本,不遵程朱。结果,乾隆大怒,让他掂量掂量自己,骂他跟程朱有云泥之别。

乾隆二年(1737年),谢济世上书建议乾隆“去邪勿疑”“出令勿贰”,乾隆听了,逆耳得很,指责他废话一大篇。谢济世没想到,自己曾经寄予厚望的明君变得越来越专断独裁,这对一个御史来说真是一场悲剧。

同年,眼见劝谏的人越来越少了,谢济世压抑得厉害,居然又斗胆劝谏,还说正因为半年以来没人进言,自己不能跟着别人一样沉默。不用说,谢济世又触了逆鳞,乾隆痛骂他上奏的言论怪诞支离,分明是想通过攻击君主博取名声,居心阴险简直是国家的害虫。

谢济世快崩溃了,在崩溃之前他做出了一个明智的抉择,请求乾隆允许自己回家照顾老母。乾隆心想,苍蝇走了也好,至少可以清净许多。乾隆让他担任湖南粮储道,换句话说,就近照顾老母,不断你的工作,继续拿薪水。

尽管远离了京城,谢济世还是没有远离麻烦。湖南巡抚蒋溥跟谢济世有私怨,向乾隆告发谢济世在湖南私自刊印自己注的《大学注》和《中庸疏》。乾隆以诋毁程朱的罪名,要对谢济世进行惩罚,不过好名的乾隆又说自己从来不以文字罪人,只要谢济世把书烧毁就行。

谢济世死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在死之前乾隆准备整他,幸好那时谢济世已经垂垂老矣,还没逮捕,就已经撒手人寰。

谢济世死后十三年,风波还没有消停,受齐周华“逆书案”的牵连,在谢济世的儿子谢梦熊家中抄出《梅庄杂著》。乾隆看过该书后说:“如果谢济世还活着,朕一定将他明正典刑。”

这就是御史谢济世寄予厚望的明君乾隆。明君有时如同明星,只是一种光环,谢济世也许永远都不明白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