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产的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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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个击破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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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根错节的朋党

自古以来,皇帝最厌恶的一件事就是臣下结党,结党不仅是营私,还威胁到皇权。在打击朋党方面,朱元璋和雍正都是专家,说是专家,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招数,无非是将人从肉体上消灭,从精神上折磨。

朋党问题同样纠缠着乾隆,这个朋党问题还是雍正留下来的。我们知道,雍正有一对左膀右臂,分别是鄂尔泰和张廷玉。在鄂尔泰进入内阁之前,张廷玉已经相当于内阁首辅了,不料鄂尔泰后来居上,张廷玉心里的不痛快可想而知。

雍正死前留下遗诏,允许鄂尔泰和张廷玉百年后配享太庙,这个荣誉非常高,自大清开国到雍正去世只有十二个臣子享受到这个待遇,其中没有一个汉人。张廷玉可算是第一个汉人了。奇怪的是,无论是鄂尔泰还是张廷玉似乎都不重视这个恩典,也许这两人思想比较超前,配享太庙什么的都太空,人死后什么都没有,还是把握住生前可见的好处比较实在。

鄂尔泰和张廷玉两人的关系很不好,两人都是军机大臣,都在军机处上班,但往往一整天不说一句话。不仅如此,两人还互相挖苦,互相讥讽。譬如,有一个夏天,鄂尔泰进来后摘下帽子,为了缓和气氛,问大家:“这个帽子放什么地方呢?”张廷玉冷笑道:“这顶帽子还是放在自个儿头上为妙。”鄂尔泰听了,脸色阴沉,一句话也没说,好几天鄂尔泰心情都糟糕至极。

对于鄂尔泰和张廷玉的矛盾,大家都心知肚明,于是不同的人就依据自己的好恶和师承分投到两人门下。时间长了,就形成了派别。在雍正时期,鄂尔泰和张廷玉不敢结党。乾隆时期就不一样了,首先乾隆是晚辈,他们都当过乾隆的老师,论年纪也可以做乾隆的父辈,加上两人位高权重,自然充当了党魁的角色。

乾隆很生气,忍了他们很久,直到乾隆五年(1740年)才发难。乾隆发难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是皇帝,大臣仗着资历老不把自己放在眼里,这让他的自尊心往哪儿搁啊?

乾隆五年(1740年)四月,乾隆召集文武百官开会,措辞严厉地警告大臣:“为人臣者有臣德,不要成天想着巴结权贵,枉自揣摩。”乾隆甚至点了鄂尔泰和张廷玉的名,当然也给他们留了面子,乾隆说鄂尔泰和张廷玉不会有党派之心,只是下面的人喜欢胡作非为,满洲的人想依附鄂尔泰,汉人想依附张廷玉。最后,乾隆愤怒地质问群臣:“你们这么瞎搞,把鄂尔泰和张廷玉当成手握大权的人,那么朕在你们眼里又算什么呢?”

群臣立刻感觉到了情况的严重性,意识到党派跟皇权的矛盾。只不过,乾隆认为满人依附鄂尔泰、汉人依附张廷玉,这个看法有些片面。固然有相当多的满人依附鄂尔泰,但是依附他的汉人更多,譬如封疆大吏张广泗、张允随就是鄂尔泰的门徒,回族人哈元生也是鄂尔泰一手提拔起来的,像杨名时、方苞、胡中藻等人跟鄂尔泰的关系也相当好。连文坛怪杰郑板桥都对鄂尔泰心悦诚服。

郑板桥也算是鄂尔泰的门生,郑板桥中进士的那年,鄂尔泰正是主考官。鄂尔泰有意把自己打造成清廉正派的儒学名臣,加上他非常爱才,所以聚集在他门下的人才特别多,其中以汉人居多。郑板桥是个愤世嫉俗的人,连乾隆都敢批评,后来还傲然辞官,这样一个人却对鄂尔泰尊敬有加,说明鄂尔泰确实有过人之处。

张廷玉与鄂尔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说鄂尔泰思想开明,张廷玉则显得相对保守;如果说鄂尔泰汉化非常严重,张廷玉则满化得非常厉害,张廷玉满文非常好,能够用满文写文章,在今天肯定是个国宝级的学者;如果说鄂尔泰有尊重人的前沿意识,张廷玉身上则表现出奴才气,张廷玉为官相当谨慎圆滑,聚拢在他周围的大体是一些圆滑之人,除了蒋廷锡比较正直外,很难再找出一些正派的官员。

当然,在张廷玉的门下也不乏大量才智之士,汪由敦就是其中的优秀人物。汪由敦和清代历史学家赵翼是知交,赵翼对他评价很高,说他学问冠盖当时,胸襟广阔,从不嫉妒别人的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