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根错节的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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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弹压“暴民”不手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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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个击破朋党

乾隆上次训话之后,结党现象并没有改观。为此,乾隆伤透了脑筋,他决心打破僵局,重新整肃朝纲。

突破口终于找到了。

乾隆六年(1741年)四月,御史仲永檀奏参步军统领鄂善,奏参的内容是鄂善收取贿赂一万两白银。本来,这个案子跟朋党没有关系,但随着案情的深入,逐渐牵连出了朋党案。

案情是这样的:俞君弼是一个富商,为工部承揽了一个建筑工程。俞君弼没有儿子,中途病故后,女婿许秉义出头主持丧事,邀请同宗、内阁学士许王猷前来吊唁,以便增加自己夺取遗产的筹码。只因俞君弼有一个嗣孙俞长庚,所谓嗣孙并不是指亲生的孙子,而是同宗里过继过来的孙子。俞长庚为了不落下风,找到鄂善这个后台,给他送了一万两银子。鄂善果然给力,作出了有利于俞长庚的判决,还将许秉义治罪,并革了许王猷的职。

许秉义和许王猷不服,于是托人找到仲永檀,仲永檀也非常给力,立即给乾隆上了一道奏章,弹劾鄂善。最绝的是,仲永檀在奏章中居然意味深长地将张廷玉也卷了进来,说这个张廷玉亲自差人送帖到俞家吊丧,张氏门人徐本、赵国麟还亲自去跪奠……寥寥数笔,就把案子往最危险的方向推动,由此可见,御史的笔比刀还厉害。

然而,仲永檀太低估乾隆了,乾隆绝不是一个昏庸的主子。他第一反应是仲永檀是鄂尔泰的门生,仲永檀考进士那年主考官就是鄂尔泰,乾隆意识到此案可能跟派系斗争有关系。为了显示对此案的重视,乾隆召集怡亲王、和亲王、鄂尔泰、张廷玉、徐本等人公审。

在审理的过程中,乾隆甚至亲自询问鄂善,希望他主动坦白。看到乾隆和颜悦色的样子,鄂善以为皇上很仁慈,心想皇帝应该不会重罚自己,竟承认自己收了一千两银子(鄂善以为将收取的银子降为十分之一罪名就轻很多)。事后,鄂善想,受贿超过八十两就是死刑了,第二天又推翻原供。没想到鄂善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推翻原供等于欺君,比贪污的罪名更大。

乾隆盛怒之下,将鄂善的案子交给刑部处理,刑部很快就查出鄂善受贿之实。刑部建议将鄂善处以绞刑,乾隆垂泪让鄂善在家自尽。鄂善身兼兵部尚书和护军统领之职,是乾隆朝第一个被处死的一品大员。

乾隆原本不打算对张廷玉朋党一事深究。但赵国麟却不肯罢休,赵国麟是个道学家,把名誉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听说仲永檀奏告自己到俞家跪奠,这是用传闻诬蔑自己的清白。为了表达不满,赵国麟提出辞职。乾隆知道赵国麟这是在发泄对自己偏袒仲永檀的不满,此时仲永檀已经升到左副都御吏。乾隆最不喜别人要挟自己,将赵国麟连降两级。赵国麟依旧不依不饶,乾隆很不耐烦,干脆把他革职,但也不准他回家,以闲散身份待在京城。

仲永檀表面上看是升官,其实末日正悄悄向他走近。

在末日来临之前还有一段小插曲,这段插曲将仲永檀的死期推后了一年多。

谱写这段插曲的是一个叫刘统勋的人。刘统勋,山东诸城人,雍正二年(1724年)进士,曾当过乾隆的老师。乾隆即位后,出任内阁学士二品大员。乾隆六年(1741年),刘统勋当上左都御史。鄂善案子爆发后,刘统勋认为是时候向鄂尔泰和张廷玉这两个党魁出手了。

在第一份奏折中,刘统勋直指张廷玉结党营私,说桐城(张廷玉是桐城人)张姚两姓占据当地缙绅的一半还不止,张家在朝廷当大官的有十九人之多,姚氏和张氏世代联姻,当官的也有十个人。刘统勋说张家的门第太显赫了,张廷玉与父亲张英先后担任宰辅,至于翰林就更多了,满门皆翰林,翰林院可以直接开到张廷玉家中。刘统勋并没有从其他角度攻击张廷玉,仅仅是指责张廷玉任人唯亲,搞家族企业,说明刘统勋深谙盛极而衰的道理。他攻击张廷玉,没有分毫涉及张廷玉和鄂尔泰之间的恩怨,这无疑给乾隆一个感觉,刘统勋完全是为皇家考虑,对派系斗争并不感兴趣。

在第二份奏折中,刘统勋说讷亲(额亦都曾孙)职位太高、权力太大,身兼领侍卫内大臣、镶黄旗满洲都统、吏部尚书协办户部事务、军机大臣、议政大臣等职,导致他位高权重,颇有些刚愎自用。刘统勋建议削减讷亲的职务,并让乾隆晓谕他盈亏之道,让他谦虚低调一点。

收到这两份奏折,乾隆非常欣喜,这对困于皇权受抑的乾隆来说犹如及时雨。乾隆立即将这两封奏折交给大臣学习,最后乾隆告诫张廷玉和讷亲,让他们收敛,不要辜负自己的期望。

可惜,权势使人昏聩,张廷玉和讷亲都不懂得收敛。最后,两人的下场都非常惨。讷亲在攻打金川的时候忽然收到乾隆寄过来的一把刀,这把刀是讷亲的祖父遏必隆用过的,乾隆让他用这把刀自裁。

之后,张廷玉行迹有所收敛,但仍然以太平宰相自居,乾隆终于忍不住对他动手了。张廷玉虽然没有被杀,但是受尽乾隆的挫辱,最后黯然回乡,乾隆甚至削去他伯爵的称号,还剥夺他配享太庙的权利。

不久,就轮到鄂尔泰遭殃了。自从升任左副都御史后,鄂尔泰的得力干将仲永檀开始得意忘形。乾隆七年(1742年)十二月,轮到仲永檀倒霉了。事情是这样的,仲永檀在参奏乐部大臣张照时,私下里找鄂尔泰的儿子鄂容安商议,这事不知怎么就传到乾隆耳朵里。乾隆龙颜大怒,将仲永檀和鄂容安一起革职,交与刑部议罪。

鄂容安是鄂尔泰的长子,雍正十一年(1733年)中进士,当时还不过二十岁,年纪轻轻,前途无量。中了进士后,鄂容安就跟着父亲进入了军机处,是军机处最年轻的军机大臣。

本来鄂容安前途无量,乾隆也相当重视这个比自己小三岁的未来栋梁。仲永檀和鄂容安密商奏折的事发生后,乾隆对鄂容安非常失望。此案经过刑部审讯,仲永檀和鄂容安都对事实供认不讳,刑部最后拟定,以泄露机密罪定刑。没想到一向宽容的乾隆却认为拟罪过轻,他说仲鄂二人在密奏之前就商议,奏完之后又召回,明显属于结党营私,打击与自己关系不好的人。乾隆让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一同出击,重新再审。

大家很快就揣摩出圣意,知道乾隆是想揪出幕后指使者,这个幕后人物不用想都知道是鄂尔泰。三个部门很快就查出鄂尔泰是这事件的主谋,最后刑部建议对仲永檀和鄂容安进行刑讯逼供,还将鄂尔泰革职查办。乾隆忽然一反常态说:“不必了,仲鄂两人罪行昭彰,不必再审。至于鄂尔泰,不用革他的职。”

看来,乾隆没有搞垮鄂尔泰的意思,只是想狠狠地给他脸色看。在结案时,乾隆斥责道:“仲永檀这个人恶迹昭著,鄂尔泰却经常在朕面前说他品行端正,显然是包庇党羽,鄂尔泰显然对儿子鄂容安也失于教导。这件事朕不忍深究,一旦深究,恐怕鄂尔泰也承担不起,到时国家就少了一个能办事的大臣。朕希望鄂尔泰能反思,朕以前能用你,今天能宽恕你,难道将来就不能惩治你吗?请好自为之,悔过自新,继续为国家效力。”

还没判刑,仲永檀就瘐毙狱中,有人怀疑他是被张照谋杀的,但没有证据。至于鄂容安,刑部判他充军戍边,乾隆法外开恩,让他继续在上书房行走。

到这里,可以说乾隆成功地化解了朋党之争的毒害,从此以后,大权尽揽于乾隆一人之手。事后,乾隆向大臣解释说,是鄂尔泰和张廷玉逼着自己选择严苛的,决不会因此而改变宽仁的政策。

此后,乾隆的帝王心术日臻成熟,大有超过乃父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