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价上涨引发的心灵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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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缔大乘教

领教了乾隆的“两手政策”(一手施恩,一手施威)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乾隆是如何对待民间那些秘密宗教的。对于皇帝来说,宗教只有两种,一种是正教,一种是邪教。所谓正教就是对统治有利,或者至少是无害的,所谓邪教则是祸害国家、危及社会稳定的宗教。

乾隆前期,天下虽然太平,但远远没有达到圣王统治下四海升平的境界,人民的反抗也一直没有消停过。这些反抗组织大多伪装成宗教形式,我们知道朱元璋就是依靠明教发家的。宗教是一种很有煽动性的组织,对乾纲独断的乾隆来说,这是需要格外警惕的。

当时,比较流行的地下宗教有大乘教、罗教、宏阳教、收元教、长生道等,这些地下教派跟白莲教和明教有许多相似之处,组织严密,主张偏激,带有浓重的神秘色彩。其中,以大乘教的传播最为广泛,这个大乘教跟佛经原义中的大乘教完全是两码事。

乾隆十一年(1746年)三月,贵州总督张广泗密奏乾隆,妖人张保太的党徒流入贵州、四川,请求下令缉拿。张保太是云南大理鸡足山人,大乘教的创始人。康熙年间,张保太就开始在鸡足山上传教,自取法名“道岸”。康熙二十年(1681年),张保太创立大乘教,自称“西来教主”。张保太创立大乘教的时候,正值平定三藩之后,当时中原百姓饱受战乱之苦,纷纷渴望“明主”出现,所以说张保太从创教开始就是不怀好意的。

作为一个教主,张保太是成功的,他很快就把大乘教“发扬光大”,全国各地都有信徒。终于,他引起了雍正的注意。雍正八年(1730年),张保太被逮捕,本来雍正是准备把张保太等人处以绞刑的。后来乾隆登基,天下大赦,张保太悔罪回乡,继续在暗地里从事传教活动。

乾隆六年(1741年),张保太西去,教主的职位由继子张晓接掌。不过,张保太的再传弟子刘奇能力更强,很快就取代张晓成为教主。刘奇当上教主后,以云南、贵州、四川为大本营,开始向全国蔓延渗透,由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组织。

张广泗上奏之时正逢大乘教呈燎原之势,这个奏章引起了乾隆的高度重视,他批示张广泗,对这种事一定要严惩不贷,尽快抓住祸首,永除祸患,但不要追究胁从的人。

随后,乾隆下了九道谕旨,指示云南、贵州、四川、江苏、直隶、湖广、江南、江西、山西等地通缉大乘教的大小首领。云南总督张允随首先发力,逮捕了张晓和刘奇的徒弟刘钧、杨声等六个重要人犯,张晓和刘钧被凌迟处死,杨声斩立决。

张广泗是取缔大乘教的发起人,办事更为卖力,他缉拿了张保太的弟弟张二郎。通过审讯从张二郎的口中得知大乘教的聚会时间和地点,结果将大乘教的一些重要人物一网打尽,逮住了贵州大乘的首领魏明琏。张广泗接着对魏明琏进行审问,得到了大乘教的内部信息以及各地掌教人的资料。随后,张广泗上奏,称其他的人都好抓,只有一个叫朱牛八的首领很难通缉,因为朱牛八显然不是真实姓名,牛八合起来是个朱,这个名字隐含着怀念朱明的深意,似有反清复明之意。

当时,朱牛八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朝中没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大乘教可以算是白莲教的分支,而朱牛八似乎是白莲教的首领,在邪教的宣传中提到:“清朝气数已尽,四方正佛出自王门。胡人灭亡之后,何人登基?牛八原来是土星。”直接指明朱牛八是未来的皇帝。

朱牛八的线索一度中断,直到有一天,一个教徒来到四川巡抚衙门口,案情才有了突破。根据教徒胡恒的口供,朱牛八是贵州罗贡生家的女婿。张广泗立即展开缉拿,可惜没有抓到此人,更蹊跷的是根据胡恒提供的信息,贵州仁怀县安罗里虽然有一家姓罗的,但这个人不是什么贡生,而且在这一带根本没有传教的痕迹。

四川巡抚纪山由于追查大乘教不力,多次受到乾隆的责骂,乾隆甚至骂自己没有知人之明,让纪山很没面子。其实,纪山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在四川时抓住了大乘教骨干一百二十九人,只是一些首领没有被抓住。后来,纪山加大追查力度,抓住了首领李奇和苏君贤。

各省搜捕大乘教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值得一提的是北京的情况。北京虽然贵为帝都,大乘教的活动却非常猖獗,首领是一个叫吕斋婆的人。四川巡抚纪山审问刘奇时,刘奇不知道吕斋婆的情况。湖广总督审问金友瑞,他也不知道吕斋婆的下落。吕斋婆的女婿张天序在贵州被抓获,但也没有供出吕斋婆的下落。

这场全国范围内的血腥大捕杀持续了近九个月,一些主要案犯纷纷被缉拿归案,一一正法。虽然像朱牛八和吕斋婆这样的神秘人物逃脱法网,但已经兴不起什么风浪了。

乾隆十一年(1746年)十一月,乾隆宣布结案,所有邪书收缴焚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