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十全老人的外交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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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大洋彼岸的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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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传教士往死里整

乾隆养了一批西洋画家,这些西洋画家原本是传教士,苦于中国政策不允许传播天主教,他们不得不寄身于宫廷,以求温饱。

乾隆刚上台的时候就曾打算缓和宗教政策,提出“禁止旗人信教,其他一概不问”的政策,郎世宁等人如获重生。听闻宗教政策解冻的消息,在华的外国传教士们热血沸腾,感叹终于赢得了一个自由传播宗教的机会。

好景不常在,好花不常开。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六月,这朵刚刚开放的宗教之花就凋谢了。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年六月二十六日,在福建省一个偏远的小县城里,破获了一起西洋传教士秘密传教的事件。神父费若望、德方济各和施方济各被拿获,这些神父犯了一个错误,乾隆说只管旗人信教,不管其他人信教,并不表示同意传教士们传教,他只说信教不犯法,没说传教也不犯法。

这三个神父禁不起严刑拷打,很快就供出了福建教区的主教白多禄。白多禄是西班牙人,属于天主教的分支多明我会,奉罗马教皇之命代理福建教区。

不幸的是这些传教士落到了福建巡抚周学健的手中,周学健是个极端仇视洋教的人。他把这些传教士关起来,严刑拷打,希望罗织出更多更大的罪名,然后奏请乾隆对洋教实行严酷的政策。周学健对这些人严刑拷打,传教士们细皮嫩肉怎么禁得起这样的酷刑,纷纷就范。

周学健引经据典,细数洋教的危害,请求乾隆将这些人正法,以此彰示国法,弘扬圣人之道。乾隆犹豫了,当时福建有两千多教徒,把他们全杀了难免会引起国际舆论对自己的不满,虽然乾隆没有很强的国际意识,但这个道理还是懂的。杀人不可以杀太多,杀一两个典型就够了,能起到震慑作用。乾隆最后决定,先将白多禄斩立决,以观后效。

费若望等四个传教头目被判“死缓”,到了第二年秋还是“死缓”,根据我们的经验,他们应该是可以逃过一劫了。如果没有意外,他们确实可以逃过一劫。

可意外偏偏发生了。乾隆十三年(1748年)初,在菲律宾吕宋的天主教会要求归还白多禄的遗体。乾隆听说此事,立即警觉起来,这事怎么传到菲律宾去了?看来天主教确实很恐怖,消息传得这么快,组织必然很严密。

这一事件也让四名羁押在狱中的传教士命悬一线,乾隆指示福建海关要严禁内地民众跟吕宋一带的天主教徒往来。这年秋天,乾隆下了命令,将费若望等四名传教士秘密处决。乾隆下这个命令甚至都没有通知军机处,四人被处决后,报告是:四人在狱中正常死亡。

乾隆的阴毒由此可见一斑,对外国人是这样,对中国人更是这样。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件事还是传了出去,当时教徒们并没有想到幕后杀手就是乾隆,或者想到了也不敢直接指出来。

福建教难发生后,很快就蔓延到江苏。在江苏传教的意大利人谈方济和葡萄牙人黄安多均被捕入狱。乾隆指示江苏巡抚安宁根据福建教案来处理,也就是说秘密处决,然后再上一个“狱中正常死亡”的报告。

此后不久,教难就蔓延到全国,传教士们要么被杀,要么被驱逐。总之,传教士们感到,乾隆的政策比康熙和雍正的更严酷。当时,教徒们都认为这场教难的罪魁祸首就是周学健,巧的是周学健不久也因为违反禁令和贪污受贿落马,被乾隆赐死。教徒们纷纷称之为“天主的惩罚”。

乾隆并没有把天主教看成是白莲教那样的邪教,但是对洋教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在乾隆看来,尽管洋教现在不是邪教,但很有可能蜕变成邪教。所以,乾隆对于洋教是很不宽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