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千古一病文字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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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不要命的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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吓死大臣的伪稿案

在古代,贪污受贿也许不算大事,但如果文字有问题,那可是天大的事情,清代尤其如此。什么错误都可以犯,就是别在文字上犯错,那可是要抄家灭门的。

这不,乾隆十六年(1751年)本来好好的,莫名其妙就出现了一件让人恐怖的事情。大家知道,孙嘉淦在雍正朝就以敢于直谏闻名,应该说是一个敢于说真话的好官。当年雍正对兄弟们痛下杀手,孙嘉淦就谏言让他“亲骨肉”。雍正虽然恼怒,但细细一想,觉得这个人为官正直,值得重用,反而提拔了他。

到乾隆时期,孙嘉淦已经当上了工部尚书。本来乾隆也挺重视他的,没想到这一年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一切。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份奏稿,大家争相传阅,这份神秘的奏稿最后传到了乾隆手中,由此引起了清朝的一起特大奇案——伪稿案。

而一向胆大直言的大臣孙嘉淦竟被活活吓死。我们不禁好奇,这究竟是怎样一个奏稿,居然可以把一个好端端的活人吓死?

乾隆收到这份奏稿是在乾隆十六年(1751年)八月,批到云贵总督硕色的密折时,折子里掉下来一张纸,正是那份传得沸沸扬扬的奏稿。乾隆拿起来一看,越看眼睛越大,他愤怒地猛击案桌。冷静下来以后,乾隆知道这个稿子虽然署名是孙嘉淦,但肯定不是孙嘉淦写的。这个奏稿文字粗鄙,显然是没什么文化的人托孙嘉淦的名字写的。

伪稿中充斥着大量诽谤朝政的言论,而且捏造乾隆的朱批。乾隆觉得这背后肯定有不可告人的阴谋,决心把这个重大的政治犯揪出来。当然,乾隆指示军机大臣们,这事情不能走漏了风声,最好在无声无息中找到幕后黑手。

乾隆年轻时的偶像是唐太宗,所以对魏徵式的官员有一种叶公好龙般的向往。还是皇子的时候,乾隆就特别敬仰孙嘉淦,等他当了皇帝,立即提拔孙嘉淦为吏部侍郎兼都察院左都御史,让孙嘉淦监督百官。刚开始的时候,孙嘉淦也经常给乾隆谏言,那时乾隆多少还听得进去,甚至当着朝臣的面夸奖孙嘉淦。乾隆三年(1738年),乾隆提拔孙嘉淦为吏部尚书,后来又让他当直隶总督,大有把他扶上丞相之位的意思。孙嘉淦后来又升为协办大学士,应该说孙嘉淦的前景一片光明,直逼鄂尔泰和张廷玉。

可能正因为孙嘉淦敢于直谏的名声,有人居然冒充他的奏折辱骂当今皇上。乾隆当然知道他是清白的,也告诉他不必担心。但孙嘉淦自己害怕啊,他怕这事迟早会牵累到自己;是啊,这个歹徒为什么谁都不冒充偏偏冒充自己,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啊!自己这次恐怕难逃惩罚了,就这样,孙嘉淦越想越怕,时间一长,居然惊吓而死。这太荒唐了,也毁了他从前胆大的名声。可见,在封建社会里没有一个大臣是真正胆大的,即便是魏徵,未尝不是提着脑袋跟唐太宗上班。

孙嘉淦能被吓死,说明这稿子的内容绝对“惊天地泣鬼神”,但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们无法知道,因为乾隆已经把相关资料全部销毁了。根据乾隆审理这个案子时在大臣们奏折上的朱批来看,伪稿无非是说乾隆失德,有十大过等,伪稿还为被乾隆冤杀的张广泗鸣冤。

贵州巡抚终于查到线索,伪稿是从一个叫谭永福的商人那里抄出来的。乾隆十六年(1751年)六月,四川人谭永福到贵州做生意,经过安顺的时候,他对人说自己身上有一份新闻,就这么传开了。根据谭永福的交代,他是跟自己的伙计在云南的一家商号信丰行发现这个奏稿的。线索到了信丰行,信丰行的人说他们是从江西人朱醒庵那里得到底稿的。朱醒庵说是他的同乡从湖北人陈俊臣那里得到底稿的。

湖北官员兴师动众审判陈俊臣,让他们失望的是,陈俊臣也不是伪造稿子的元凶。官员们顺藤摸瓜,摸到了江西一个叫“天一堂”的铺子。江西巡抚舒格终于查出了元凶,不过这个结果让乾隆非常窝火,因为案子的元凶居然是一个名叫罗哲文的死人。

乾隆不甘心,所谓死无对证,查到死人头上万事大吉,自己不是白给人骂了吗?乾隆开始思考,会不会是孙嘉淦得罪了什么人,有人故意报复他呢?循着这个思路去查,也没有查出个所以然。

到了九月,直隶、四川、山东、甘肃、江西、河南、江苏、福建……都在传抄这个稿子,连京城都在传,甚至蒙古王公都看到了伪稿。真是越禁传播的速度越快,三个月后已经捉拿了两百八十多个传抄的犯人,但真正的元凶仍然不知道是谁。

眼看这个案子牵连得越来越大,一些顾全大局的大臣上书请求乾隆终止这个案子,释放株连的人众。御史书成首先上书,乾隆得知后暴跳如雷,其他事情上他可以宽恕,但是涉及自己,乾隆反应非常剧烈,他痛骂书成身为满洲人,却说出大逆不道丧心病狂的话,竟然纵容社会上的人辱骂君主。乾隆愤怒地将书成革职。没多久,侍郎钱陈群也上书请求他终止此案。乾隆又把他痛骂一顿,愤怒地表示,绝对不会停止追查此事。

这一次乾隆是被真正激怒了,所以我们也能理解孙嘉淦为何被吓死。

现在全天下人都知道这件事了,也没有什么好隐瞒了,乾隆决定公开缉拿要犯,号召各地官员先放下手头工作,把缉拿伪稿元凶当成头等大事。经过一年半的追查,因这个案子受牵连的人已经达到上千人,十几名办事不力的督抚大员受到惩罚。尽管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调查,但元凶还是没有找到。

乾隆只好把气撒在官员身上,两江总督尹继善和江西巡抚鄂昌都受到了处分,被乾隆当面责骂。官员们人人自危,朝野上下鸡犬不宁。

乾隆十七年(1752年)底,出现了一个新的线索,江西巡抚鄂容安缉拿了传抄伪稿的千总卢鲁生父子。乾隆让鄂容安把他们押到京城审问。军机大臣经过审讯得知,卢鲁生是从南昌守备刘时达那里得到原稿的。根据刘时达的供词,他们并不是伪稿的源头,稿子的源头在江苏。

最奇怪的是,没过多久,卢鲁生就推翻原供,“承认”稿子就是自己伪造的,表示愿意认罪伏法。案子就这么结了,卢鲁生被判凌迟,他的两个儿子被处斩。除了查抄官员按律法处置外,其他株连之人全部释放。

乾隆为什么要匆匆结案呢?他真的相信卢鲁生是元凶吗?乾隆是何等精明的人,他知道这个案子再查下去只会越陷越深,所以指示军机大臣逼迫卢鲁生承认自己就是元凶,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也好终止这起惊天大案。

真正的元凶是谁已经不重要了,最关键的是乾隆已经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通过这起案子,震慑了那些对自己不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