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嘉庆猝死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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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遗诏引发政府改组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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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江山如画,风雨如晦

道光最信任的两个人,一个是曹振镛,一个是穆彰阿。曹振镛是典型的张廷玉派弟子,他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多磕头少说话”的理论,虽然曹振镛的官场哲学跟张廷玉类似,但是能力远远比不上张廷玉。曹振镛这个人最害怕自己提拔的人超过自己,所以有意识地提拔一些才能平庸的人,这样这些人就威胁不到自己的地位。而穆彰阿是个大贪官,他与曹振镛联手将道光蒙在鼓里。道光居然让这两人把持朝政,由此可见他说得虽好听,但一到实际问题上就是睁眼瞎。

不错的小伙儿

历史学家对清朝的衰败有这样一个评价:始于乾隆,嘉庆在中间起了一个缓冲作用,到道光手中衰败开始一发不可收拾。

如果我们认为道光是一个不务正业、荒淫无耻的皇帝,那我们还真错了。道光这个人跟他老爸嘉庆一样,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为什么他越努力国家越衰败呢?主要原因固然跟世界大势走向有关,但也有他自身的原因。道光虽然很勤奋,但是他的才能真的很一般,别说跟他的祖宗康熙雍正比,就是连他的老爸嘉庆也比不上。

道光最大的一个缺点是不会用人,他的曾祖父雍正曾说:“国家大事用人是根本,其他都是枝叶。”然而,道光在用人方面别说跟雍正比,就是跟父亲嘉庆相比也相差千里。道光用人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这将在后面提到。

肯定就有人好奇了,道光才能如此平庸,怎么会当上皇帝呢?

如果说不把道光看成是一个皇帝,而是一个普通人、正常人,那么道光还是一个不错的小伙儿。道光刚出生时就引起了乾隆的注意,这至少说明他刚生下来的时候是一个健康的小孩,长得肯定也不差。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有一件事让乾隆印象非常深刻。

一天,乾隆带着大队人马到木兰围猎,途中发现了一只鹿,乾隆意兴风发,弯弓拉箭,可惜没射中。再射一箭,还是没中。乾隆一看,厚着脸皮说:“大家看到没有,朕刚才的射法是射不中的,朕故意这样射是希望大家引以为戒,不能按照这种射法射,现在把这个机会交给皇子皇孙们,射中了有赏。”

皇子们都是成年人,谁敢表现得比老爹箭术高明?但是皇孙们年纪还小,心地单纯,纷纷使出浑身本领。可惜没有一个人射中,直到我们的主人公绵宁出场。绵宁不到十岁,连射了四箭,中了三箭。

看到小孙子这么英武,乾隆非常高兴,赏给他一个黄马褂,把小孙子抱起来,喜爱非常。有人认为,乾隆生前就已经确定了绵宁为嘉庆的继承人,这个说法有待考证,不过绵宁深得乾隆喜欢却是不争的事实。

梦想做一个好皇帝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清朝第八位皇帝道光登基。

新皇登基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大家都高兴不起来,因为谁也不知道等待道光的是什么,明眼人都知道清帝国就像一艘千疮百孔的大船,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道光自己的手心里也捏着一把汗。

道光的不幸之处在于,他不仅要对付国内的不安分力量,还要应付正处于扩张期的西方势力。他的父亲嘉庆撵走了英国使者,这个苦果却要让他来背,这多少有些不公平。道光对西方世界一无所知,他的父亲嘉庆还多多少少了解一些。

道光刚登基的时候,也很想有一番作为。新皇帝登基,下面文武百官自然忙着给皇帝搜刮礼品,这样一来势必导致贪污腐败成风。跟嘉庆一样,道光也知道下面官员很腐败,他也想遏制腐败,非常渴望成为汉高祖、唐太宗那样的明君。

接下来,我们又看到了熟悉的一幕,皇帝非常勤政,常常通宵达旦地批改奏章,对于政务事无巨细都要询问。这些并不是虚构,而是真实的,道光也不是在作秀,而是真心想把国家治理好,成为名垂千古的圣君。

素服期间,道光让各部门不要耽误政事,尽快把奏折送上来。他希望自己以身作则,改变日益不张的吏治。

关于道光的执政水平,我们不妨看看晚清作家李伯元在《南亭笔记》中的一个记载,李伯元虽然是用小说的方式讽刺道光,但多少反映了道光在执政上面的糊涂,翻译下来便是:

道光在御极殿召见某个亲信的官员,当时正是夏天,道光略有疲惫之意,便问该官员有没有什么消遣疲倦的法子。官员说:“臣觉得读书最适合消遣解闷。”道光说:“读书固然好,但是也要有新奇的书啊。内务府的书我都读遍了,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好书?”官员说:“好书很多,譬如《金瓶梅》《红楼梦》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好书。”道光听了以后双眼茫然,让人记下了这些书。第二天,道光到军机处见潘文恭,笑问:“听说爱卿家里藏书颇多,一定有《金瓶梅》《红楼梦》等书吧?”潘文恭听了大惊失色,跪地叩头。道光说:“我只不过是向卿借书而已,你何至于此啊!”潘文恭这才说道:“这些书臣家里可不敢藏,不知道皇上是从哪里听到这些书的?”道光默然,这才下令对那个荐书的官员进行处罚。

这个故事无非是说道光孤陋寡闻,委婉地暗示了道光虽然人品还行,但能力不行。

道光也对朝臣说:“为政首在得人,安民必先察吏。”等于是把雍正和历代圣王的话重复了一遍,虽然了无新意,至少说明此人并不糊涂。

道光还提出了考核官员好坏的标准。

第一,是否实心奉公。在道光看来,尽心尽力办事的才是好官员,那些夸夸其谈的多半是不合格的官员。所以,道光提倡在官场上要言行一致,不能光说好话不做好事。

第二,要正直,要敢于直言。道光气愤地说,现在官场欺瞒成风,人人都不说实话,这样下去吏治怎么行得通呢?要敢于说真话,哪怕冒犯皇帝也没关系,千万不要阿谀奉承,千万不要欺上瞒下。许多吹捧道光的官员被道光骂为逢迎之徒,江西学政王宗诚因为江西丰收,称颂这些都是仰赖圣德。道光给了他一个“巴掌”,骂他空谈无理的言论,谄媚不实,以后不可如此。

道光武艺不错,有人夸奖他箭术高超、百步穿杨,简直就是当代的养由基。道光骂他信口雌黄,净作无用之谈。看到臣下拍马屁成风,道光知道自己必须效法唐太宗,鼓励官员犯颜直谏,哪怕因此语言显得狂悖都没关系。

第三,要任劳任怨,不避嫌怨,遵纪守法。在道光看来,吏治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各级官员把自身的利益看得太重,把国家的利益看得太轻。道光特别指出,各级官员应该把国家的利益作为重中之重,要敢于作为,不怕困难,即使遇到挫折和诽谤也不要退缩,国家是不会辜负正直清廉的官员的。

道光也没有把这些流于口头上,规定了每三年对官员进行一次考核,把那些不能胜任的官员全部淘汰,换上一批能干的人。在这个过程中,道光屡次颁布雍正、嘉庆的谕令,由此可见此人虽然励精图治,但是创造力确实欠缺,治理国家一再照搬过去的东西。

在整顿吏治的过程中,道光处罚了一批官员。豫亲王裕兴是被处罚的官员中级别最高的,他欺负良家妇女,导致后者羞愤自杀。道光获知此事后,革去裕兴的王爵,并软禁三年。庄亲王奕窦和辅国公溥喜等人吸食鸦片,道光予以严惩。镇国公绵顺带着妓女到庙里唱戏,道光认为其卑鄙无耻,对他严加惩罚。这些皇亲贵胄尚且受到惩治,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对于官员的腐败,道光也是深有感触,他忍不住感慨:“多设一官,不过是为老百姓多增一害。”

所以说,道光刚上台时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我们来看看他刚上台那会儿的政绩吧!

一、实行精兵简政政策,限制衙门里公职人员的数目,裁减冗员。到道光十年(1830年),共裁撤了两万三千九百多名官员。

二、控制捐输,限制督抚属员随意提补。卖官是清朝的一个公开政策,目的是补贴财政收入。但这个政策无疑会公开助长腐败,道光进行了有限度的改革,他并没有杜绝捐输,但是却禁止现任官员加捐职衔。

三、加强宗人府的管理。宗人府是管理皇家事务的机构,道光有感于宗室子弟日益腐败,着意加强对他们的管理,提升皇家子弟的素质。道光四年(1824年),宗人府还将一些皇室子弟送到边疆地区锻炼,一方面是减少他们对社会的危害,另一方面也可以让这些人通过艰苦的生活锻炼出良好的身心素质。

四、限定案件的审理期限。办案拖沓是官场的一个通病,很多案子由于长期积压,导致许多人屈死狱中。最高领导人道光认为这种情况会导致许多家庭家破人亡,增加他们对社会的憎恨,如果不能有效处理,对大清国是很不利的。所以他限定了案件的审理期限,京城的衙门必须一个月内结案,州县的衙门时间更短,二十天就必须结案。上司的批复在一个月内必须申报,刑部审核的话,要根据不同案情分别在十天、二十天、三十天内结案。对死罪案件的定决,从报上来到判定要在七十天内完成,监候限八十天。

求贤若渴

史载道光虽然不善于用人,但是对用人的重要性还是高度重视的。

道光曾明确表态:“国家以贤才为宝。”说起来容易,但是真正发现人才、提拔人才还是比较困难的。如何选拔出优秀的人才,这是道光最为关心的事,但是他也没有很好的办法,只能一再发出求贤诏书。

道光主要通过哪些手段选拔人才呢?

第一种方式还是老办法——科举正途。科举制度虽然会造就一大批迂腐的读书人,也就是今天说的高分低能,但是也能选拔出一些非常优秀的人才,这在历朝历代都有。科举是中国封建社会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尽管有种种弊端,但无疑还是坚持着机会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第二种方式是推荐。这也是清朝的一个传统,地方督抚有一个重要职责就是保荐官员。保荐官员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这个官员确实能干贤明,另一种情况是该官员可能平庸,甚至品性恶劣。一般情况下,如果被保荐的官员平庸无能,道光不会追究保荐人的责任,因为这与保荐人的眼光有关。如果被保荐的官员人品存在很大问题,撤职后依然做违法的勾当,那么就要追究保荐人的责任。正所谓外举不避嫌,内举不避亲,既要鼓励保荐人的积极性,又要杜绝保荐人徇私舞弊的做法。

保荐确实可以让国家选拔出一些优秀的人才,譬如大名鼎鼎的林则徐就是通过保荐升职的。林则徐是嘉庆十六年(1811年)的进士,道光二年(1822年),当上淮海道,后署理浙江盐政使,不久又升迁为江苏按察使。道光四年(1824年),升署理江苏布政使,道光十一年(1831年),升任东河河道总督。道光十二年(1832年),任江苏巡抚。林则徐是一个正直的人,他能在官场飙升离不开道光的政策支持。林则徐也没有辜负道光的期望,确实为国家尽心尽力,办了不少好事。

在治国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道光对人才是何等饥渴,所以他能够做到不拘一格,越级提拔人才。杨发和田大武本来只不过是普通士兵,在平定张格尔的叛乱中侥幸生擒了贼首张格尔,道光非常高兴,提拔杨发为甘肃宁远堡守备、田大武为陕西抚标左营守备。道光甚至亲自接见这两人,当面夸奖这他们年富力壮,是可造之才。

道光选拔人才的第三个办法是考核政绩。作为一个皇帝不可能事必躬亲,也不可能对帝国的官员都了解,只能根据一些政绩的数据来判断。虽然政绩可以作假,但不能不承认这也是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

道光选拔人才的第四个办法是从源头抓起。所谓人才一般都是读书人,所以学院的教育要抓紧,因为这直接关乎人才的素质。道光这个办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投资教育,投资教育不能是一句空话。道光也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拨款给一些知名的学院,甚至将良田大宅让给书院。这是实实在在的支持,虽然未必会有多大的效果,投资力度也不大,但可见道光对人才实在很渴望。

道光所用的这些办法只不过是对历代圣王选人用人的总结,并没有多少创造性,但能真心实意地去做,已经很难得了。

为何世人又评价他用人一塌糊涂呢?换句话说,为什么道光就这么跟人才无缘呢?难道他不够真诚吗?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

首先,我们必须得说,当时的官僚机构确实太腐败了。官僚集团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势力集团,即便是皇帝,在这个庞大的集团面前也显得相对无力。当既得利益群体把持了权力之后,他们能允许道光提拔一些干练果敢的人才来损害自己的利益吗?显然是不能的。而且道光如果真想提拔出王安石、张居正这样的人,势必会损害这些集团的利益。这是客观原因,怨不得道光,以道光的能力不可能有雍正的魄力。

其次,各地举荐的人大多是庸才,因为很多官员本身就是庸才,他们能举荐出比自己能力还强的人吗?如果真有这种魄力,他们也就不是庸才了。所以,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一般人只会提拔能力低于自己、能受自己控制的人。然而,这对于道光治国却极为不利,得不到人才,他的所有改革都会成空,功比汉高祖、唐太宗的梦想只能是梦想。

再次,道光想通过科举的方式选拔人才,这是正常的诉求。但是当时科场腐败深入骨髓,从科场中选拔出来的精英寥寥无几,若不整肃科场,如何能够选拔出优秀的人才?道光看问题做事情不够全面深刻,没有想到帝国的问题盘根错节,如果没有破釜沉舟的胆识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最后,道光虽然求贤若渴,但往往是说得多,真正做起来就不那么给力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实例来说明。

道光最信任的两个人,一个是曹振镛,一个是穆彰阿。曹振镛是典型的张廷玉派弟子,他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多磕头少说话”的理论,虽然曹振镛的官场哲学跟张廷玉类似,但是能力远远比不上张廷玉。曹振镛这个人最害怕自己提拔的人超过自己,所以有意识地提拔一些才能平庸的人,这样这些人就威胁不到自己的地位。而穆彰阿是个大贪官,他与曹振镛联手将道光蒙在鼓里。道光居然让这两人把持朝政,由此可见他说得虽好听,但一到实际问题上就是睁眼瞎。

我们不能认为道光就此表现出来的姿态全是作秀,他应该是真诚的,只是面对错综复杂的现实,太缺乏手腕和力量了。用现在的话说,心是好的,只是把事情办砸了。

遍地都是贪官酷吏

道光一心想整顿吏治,可是事与愿违,腐败似乎是大清国的痼疾,就是把古代的三皇五帝和后来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全部叫过来,似乎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官僚集团的腐败和残酷往往是纠结在一起的,贪官多的地方,酷吏也多。

道光十四年(1834年),广东番禹县出现了一个新鲜的玩意儿。这种东西由来已久,只是从未被记入史册,所以对道光来说非常新鲜。可是它一点都不好玩儿,引起了道光很强的反感,这是可以理解的。

番禺县居然私设班房监狱。这是什么概念啊,等于是利用手中的权力设置一个私人监狱,凡是自己看不惯的都可以抓进来,而且私设的监狱不受国法限制,官员只要能瞒得了上面,完全可以成为一个隐蔽角落的小暴君。不用想象我们也知道,在这种班房里,虐待犯人肯定是家常便饭。

番禺县衙门附近布满了这种班房,顺德衙门东面的“知遇亭”,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凡是被虐待得快死的人,都丢到这里等死。像这样的私设监狱在许多县里都有,进了班房比进正规监狱下场更惨。许多班房把人关押在囚笼里,人在里面连腿都站不直,活生生猪狗都不如。

班房里的差役更是以虐待犯人为乐,要想不被虐待,必须支付大量的“赎罪钱”。“合法伤害权”被差役们玩得如鱼得水,这些差役似乎个个都有折磨人的天赋,他们想出的酷刑花样百出,往往让犯人们叫苦不迭。但凡有钱的人,谁都会选择破财消灾,没钱的人,只好自认倒霉了。

这些酷吏为了敛财,甚至故意捏造案情逮捕当地的有钱人,大家都不是傻子,知道被这帮流氓盯上了,只能拿钱赎人。没钱的人,或者不肯出钱的人,往往会被这些流氓打死。这些穿着公务员服装的地头蛇在乡里横行霸道、欺男霸女,百姓深受其害,却拿他们毫无办法。

四川仁寿县县令恒泰收人贿赂以后,将强奸改为通奸,还将无辜平民定为江洋大盗,将其虐待致死。有的犯人被带到公堂上,恒泰什么也不问,居然先下令给犯人打两三千小板,结果很多犯人还没有接受审问就被杖毙。草菅人命在各个地方已经形成了一种办事习惯。

道光虽然精兵简政,裁减冗员,其实也是一项虚政。道光确实裁减了不少冗员,但是他裁减的只是正式登记在册的官员,换句话说是朝廷命官,然而背后大概有十倍的白员。所谓白员就是没有经过政府授权,却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官员。这个庞大的冗员队伍俨然帝国长出来的肿瘤,不割去帝国是不可能起死回生的。

道光十五年(1835年)四月十八日,有人查出湖南宝庆府邵阳县在监狱之外私设了三个班房,分别为外班房、自新房和中公所。这三个班房里每年“病死”的人不计其数,成为当地百姓眼中的公害。

道光明确下令禁止动用一切非法私刑,禁止虐待犯人,并且痛斥各地县吏如狼似虎,伤天害理。道光的禁令或许能起到一时的作用,但肯定不会有实质性的作用。

到了道光时期,清朝的吏治灾害已经形同蝗灾,铺天盖地,无人能治,无人能医。到最后,道光也只能像嘉庆那样仰天长叹,发出“顺其自然”的感慨。

不是道光不想管,而是他真的管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