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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打击盐枭

盐业是一个暴利行业,由国家垄断经营,私人是不能插手的。但正因为是暴利行业,所以走私相对泛滥。但是官府并不直接贩卖食盐,贩卖的事情还是交给商人去做,官府直接负责食盐的生产,然后标价卖给商人,由商人分销。合法的商人必须花费巨资从官府手里取得“经营许可证”,然后到官府指定的地方去卖。

政坛新星

道光在人们眼里是个非常平庸的皇帝,在用人方面远不如他的曾祖父和祖父。尽管平庸,道光还是用了好几个人才,林则徐是一个,徐广缙是一个,还有一个更有才能的人,这个人便是陶澍。

道光刚上台的时候求贤若渴,让文武百官推荐贤良。当时四川总督蒋攸铦推荐了陶澍,说川东兵备道陶澍这个人非常贤能,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道光听了,心花怒放,立刻给陶澍升了官。

没过多久,道光又对自己的决定感到后悔。因为陶澍这个人特别麻烦,上的奏折特别多,根据曹振镛的理论,陶澍就是没事找事的那种人。道光嫌批阅奏折麻烦,接受曹振镛的建议,专门挑奏折中的细节错误,许多官员因此不敢上奏折,只有陶澍仍然坚持不懈地上奏折。道光也想挑陶澍奏折中的毛病,可惜就是挑不出来,道光在心里嘀咕了:陶澍是不是只会说好话不做好事的那种?

于是,道光暗中派人去考察陶澍,然而没想到的是考察的人对陶澍交口称赞,说陶澍办事雷厉风行,精力无穷,大小事情到他手中都能有条不紊地完成,这人不仅能力强,操守也不错。道光一听,心里大喜,提拔陶澍为安徽巡抚。

道光四年(1824年),洪泽湖决堤,漕运不通。道光决定用海运来取代,当时朝中大臣多持反对意见,而陶澍却鼎力支持道光。道光于是提拔陶澍为江苏巡抚,让他负责操办海运南漕之事。

陶澍不仅将事情办得妥妥当当,还为道光节省了二十万两银子,让道光心花怒放。陶澍跟其他督抚的表现完全不一样,其他督抚只知道在道光面前哭穷,总是嫌拨款不够。两相比较,道光终于明白了人才的另一层含义:会省钱的就是人才。

善于用人也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发现了陶澍这样一个优秀人才,道光感觉自己也是一个明君。道光十年(1830年),陶澍的恩人两江总督蒋攸铦因病卸任时,道光立即提拔陶澍为两江总督,掌管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事务。

有清一朝,直隶总督的政治地位最高,但是经济地位最高的是两江总督,因为两江总督掌管的是全国最富庶的地方,给国家上缴的赋税最多。扬州一年就可以上缴盐税六百多万两,占全国盐税总额的百分之六十。

就像当年雍正用李卫一样,道光用陶澍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不要怕得罪人,不要怕苦怕累,破除陋习,治理好河工和盐务。

陶澍这个人性格跟李卫也很像,他胸无城府,敢说敢做,平时好管闲事。该管的他肯定会管,不该管的也管,一点儿也不怕得罪人,而且性格非常直,心里憋不住话,有什么说什么。道光正是看中了他这些特点,才把艰巨的任务交给他。

应该说,在用人方面,道光的亮点极少,而陶澍是其中之一。

惩治盐枭

盐业是一个暴利行业,由国家垄断经营,私人是不能插手的。但正因为是暴利行业,所以走私相对泛滥。但是官府并不直接贩卖食盐,贩卖的事情还是交给商人去做,官府直接负责食盐的生产,然后标价卖给商人,由商人分销。合法的商人必须花费巨资从官府手里取得“经营许可证”,然后到官府指定的地方去卖。

有合法的商人,难免也有非法的商人。在盐业方面,往往是合法的商人对百姓的伤害最大,因为他们背后有官府的支持,可以肆意抬高盐价,而且生产的食盐质量低劣。倒是走私的食盐物美价廉,深得广大劳动人民的喜欢。没办法,这是由经济规律决定的。

两淮盐运司衙门就设在扬州,所以扬州的大盐商最多。这些盐商个个富得流油,当时扬州最大的盐商是黄均太,据说他吃一碗蛋炒饭就要花费五十两银子。一碗蛋炒饭怎么会这么贵呢?这蛋炒饭要保证每粒米是分开的,上面都要沾上蛋花。这鸡蛋是怎么做的呢?这鸡蛋可不是一般的鸡蛋,鸡每天吃的是鲜活的鱼虾和中药材,下出的蛋鲜美无比,营养价值非常高。在炒饭之前,先用蛋汁将米饭浸透,炒出来的蛋炒饭每一粒米都是金黄的,由蛋汁包上。然后再配上“百鱼汤”(用各种鱼制成的汤)喝,极其奢侈。

这些盐商不仅奢侈,而且非常沽名钓誉,喜欢博取好名声。

陶澍来到这里后,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整顿官场和商场,尤其盐业,更是最关键的一个内容。

由于合法盐商胡作非为,导致买官盐的人越来越少,买私盐的人越来越多。这么一来,受损的还是国家,盐税相应就减少了。

当地有一个俗语:私盐越禁越好卖。为啥这样呢?政府越禁,官盐价格就越高,私盐相对价格就更低,所以更好卖。

这里我们得介绍一下为什么官盐价格非常高。仅仅是因为国家垄断吗?从本质上来说还是垄断,但是垄断并不必然导致价格过高,政府是有能力控制价格的。欧美的一些垄断企业,由于社会化大生产反而让产品价格更低。

官盐的价格之所以如此之高,不光是因为缴税。缴税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它还需要承受官吏集团的层层盘剥,拿下一个项目往往有十几道手续,每盖一个章都必须出一次血。这些钱全算在食盐的价格里了。

盐商固然有钱,但正因为有钱才树大招风。河工出什么问题了,让盐商捐钱;给皇上办贡品,让盐商出钱;哪里有灾害了,让盐商出钱;政府搞什么活动了,还要盐商出钱。盐商靠政府吃饭,敢说“不”字吗?盐商又不是银行,这些钱归根结底还是老百姓埋单,钱都存在于食盐的价格中。

私盐不用打点官府,不用盖章,不用办手续,所以利润更高。私盐之所以屡禁不绝,而且愈演愈烈,就在于有官僚背景。道光年间,私盐的销量已经大大超过官盐。陶澍任两江总督后,两淮的官盐每年只能销售额定的三分之一,欠下了几千万的盐税。这是摆在陶澍面前最大的一个问题,他要清除盐业弊端,必须进行改革。

两淮有淮北和淮南两大盐场,淮南的盐场规模最大,还能勉强应付开来;淮北盐场情况相对窘迫许多,欠下了太多的盐税,许多食盐卖不出去。如何改革呢?陶澍当然不能超越他的时代,不可能取消食盐垄断,只能从打击盐枭入手。

当时两淮最大的盐枭是黄玉林,这人是福建人,长得非常斯文,说话彬彬有礼,就像后来的青帮头目陈其美一样,一个典型的披着羊皮的狼。黄玉林为私盐贩子,其实并不是什么秘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黄玉林表面是个商人,其实更像一个以经商为目的的黑社会头目。他手下有一支装备先进的武装力量,船只的装备不亚于军舰,船上装有大炮,船员们都有火枪。因为有强大的经济作为后盾,他们的武器装备甚至比官军的还好。

有时候,盐枭的真正敌人还不是官兵,一方面是因为不少官员已经被他们收买,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武器先进,官兵们也不敢随便得罪他们。在官兵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下,盐枭们最大的敌人就是竞争对手了,也就是其他的一些盐枭。根据地域的不同,盐枭又分为不同的派别,譬如山东的侉子帮、安徽的捻子帮等,这些人都靠盐吃饭,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不同帮派的盐枭经常大打出手,互相厮杀,严重地破坏了社会治安。

道光曾多次下令缉拿黄玉林,但黄玉林在官场有内线,所以官兵屡屡扑空。时间长了,黄玉林也越来越自大,越来越看不起官府。他甚至亲自登门造访衙门,让人递上自己的名片,衙门的人听说他来了,不但不欢天喜地感叹“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反而吓得满头冒汗。

官员们只好接见黄玉林,用酒席招待他,吃饱喝足之后,黄玉林再大摇大摆地走出去。

道光听说这事,非常生气,下令要把黄玉林处死。两江官员一听,急了,纷纷上书说黄玉林这个人不能处死,处死他会有很多弊端,并一一列出来,然后再列出留下黄玉林的种种好处。官员们普遍建议利用黄玉林打击盐枭,所谓以毒攻毒。

陶澍是一个异类,他坚决主张将黄玉林斩立决。两江的官员听到这个消息,个个惊恐不安。他们为啥惊恐?因为他们与黄玉林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不但拿了黄玉林的钱,而且已经是同一条线上的蚂蚱了。黄玉林如果供出他们的话,那就惨了。

陶澍是一个狠角色,他并不想把官场中的人得罪个遍,但是黄玉林必须得死,他不死的话就无法整顿盐业,无法起到警戒其他盐枭和不法官员的作用。

陶澍亲自监斩,在众目睽睽之下将黄玉林这个不可一世的盐枭斩首。

改革岂能手软

杀黄玉林是陶澍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自己对犯罪行为绝不姑息。陶澍很清楚两淮盐业背后存在官商勾结的情况,但是他不会想到情况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

很多官员和盐枭是酒场上的朋友,有的还是儿女亲家,最可怕的是有的官员直接就是盐枭的股东之一。官商勾结已经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如果没有杀伐决断的气魄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认真分析问题后,陶澍觉得光是撤职,杀掉一两个官员是没有效果的。所以,他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撤掉两淮的盐政,不要这个衙门了。撤掉以后,盐业由哪个部门管呢?陶澍说不用交给哪个部门,暂时由我代管。在当时的官场上,还有这样有气魄有胆识的人,真是少见。如果碰上了一个猜忌的皇帝,肯定会说这个人如此强出头,一定是想大权独揽,为自己牟利,甚至有不轨的企图。

撤掉一个衙门,等于是砸掉一大批官员的饭碗,改革僵化的体制,必然引起一些守旧派的不满。幸运的是,道光虽然平庸,但也迫切希望把国家治理好,有了一个敢于担当的大臣,他懂得珍惜。他不仅没有怀疑,而且很高兴地答应了陶澍的一切要求。

改革盐业是一项重任,陶澍先从自己做起,率先废除陋规。当上两江总督后,他的养廉银每年增加了五千两,但他坚决不要,还不让其他官员拿。陶澍废除各种陋规,目的是压低官盐的价格,从而让老百姓买得起官盐。这是一个大的方针,通过这种价格竞争的方式,让官盐重新在市场中打开一片蓝天。

陶澍是明智的,他没有把暴力消灭盐枭当成最主要的手段,而是意识到必须先纠正不良的政策,当官盐的价格压到跟私盐差不多甚至更低时,不用动手,盐枭也混不下去了。

在盐业改革过程中,陶澍最担心的莫过于曹振镛。曹振镛祖上就是靠卖盐起家,现在仍有不少亲属是盐商。考虑到很多人会向曹振镛告状,如果曹振镛反对的话,自己的改革只怕无法继续,因此他决定自己先跟曹振镛摊牌。为此,他给曹振镛写了一封长信,把问题前前后后说得一清二楚,让曹振镛明白如果不改革盐业的话,受损最大的还是国家。

曹振镛当时已经快八十了,别看他做官一辈子无风无雨,其实一辈子谨小慎微。陶澍改革伤害了自己家人的利益,他肯定是不高兴的,但是他也不敢动这个牛脾气的陶澍,一方面是因为道光对其委以重任,另一方面这个人不好得罪,天不怕地不怕,惹恼了他,只怕自己会晚节不保。

当时道光经常写诗,可能是心里烦闷,写出了一两首自我感觉良好的诗,心情就会高兴许多,还寄给曹振镛,让他点评点评。曹振镛哪有胆子批评啊!七老八十的人了,每天晚上都要查阅资料,写读后感,尽量吹捧得既有新意又不着痕迹。写完之后,还要认真检查好几遍,确认没有任何差错才敢寄给道光。

在对待陶澍的信上面,曹振镛也相当谨慎,他回了一封特别有礼貌的信,意思是:现在两淮的盐业弊病确实很严重啊,改革是应该的,也是必需的,你想好了就放手去做吧,如果遇到什么困难,老夫会为你做主的。

收到曹振镛的信,陶澍放心了。没有心理障碍了,改革就容易得多。

道光十二年(1832年)春,陶澍带着自己的班子来到海州(今连云港),专门开会讨论盐业改革问题。明清以来,盐商贩盐都要经过国家的准许和认可,然后让你在指定的地点买盐,再到指定的地点去卖,完全是一种垄断式、计划式经营。陶澍等人觉得这样不好,决定推行票盐制度,从今以后,不需要特殊的关系、资格和手续,只要给国家缴税,就可以经营。

陶澍向道光提出推行票盐法,道光予以肯定。

票盐法一推行,就受到了公众的欢迎,盐业一时之间繁盛起来。此后,生产的食盐既廉价,质量又好,大家都改领票盐,老百姓不再热衷于买私盐。

以前的私盐贩子也没必要走私了,反正只要花钱从官府那里领票就可以买盐,不用再遮遮掩掩地走私。现在大家都成了合法商人,合法缴税,盐路通畅,盐业再次得到振兴。

票盐制度沉重地打击了以前靠垄断吃饭的盐商,许多大盐商因此而破产。这些盐商自然对陶澍恨之入骨,但是他们拿这个两江总督没办法,何况上面还有皇帝支持。没办法,只能通过意淫的方式表达对陶澍的憎恨,他们发明了一种纸牌游戏,增加了一个叫“桃树”的牌,牌上面画着一个人拿着大斧头拼命砍伐一棵桃树。拿到这张牌的人最晦气,一般会输的,所以往往破口大骂“桃树”这张牌。

这种牌在两淮流传得还挺广的,不久,就传到道光的耳朵里。道光很生气,表示要追究发明这种纸牌的人的责任,并安慰陶澍,让他不要放在心上。这些盐商不肯善罢甘休,说陶澍的改革让以前一些非法的盐枭获得了好处,道光懒得理。接着,这些盐商耍出新花样,说陶澍把自己写给皇帝的奏折私自出版等,道光一一压下这些,让陶澍全心改革,终于促成票盐改革大获全胜。

两淮盐政以前亏损七百多万两,经过陶澍的整顿,不仅扭转亏损,而且超额完成任务。从道光十一年到十七年(1831—1837),两淮缴纳的盐税高达两千六百四十万两,存银三百多万两。陶澍的这个改革相当于食盐承包政策,调动了商人的积极性,让他们平等竞争。最终,政府和百姓双方都受益,达到了双赢的局面,唯一不满的是那些曾经搞垄断的官员和商人。

陶澍本想把票盐法推广到全国,但还没有来得及在淮南推广,他就因为操劳过度而病逝。听闻陶澍的死讯,道光悲痛万分,赞扬他“实心做事,不避嫌怨”,追封太子太保头衔,谥号文毅。陶澍在病危之时心里还挂念着国家,向道光推荐林则徐担任两江总督。

虽然林则徐并没能力挽狂澜,但是我们还是佩服陶澍的眼光,他知道林则徐是个办实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