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惨不忍睹的鸦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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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道光的后宫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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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失败但不屈服

广州人自古就有一股血性,清军失败之后,他们早就对清军的无能和英人的霸道极为愤慨,大呼:英国人侥幸获胜,还真以为中国人软弱可欺啊!一些被欺负的广州人发出这样的喊声:“英国人焚烧我们的房舍,奸污我们的妻子,杀害我们的父兄,此仇不共戴天。”

亡羊补牢

这次失败对道光的打击是沉重的,天朝上国的美梦第一次被打破。道光自幼接受的是清宫严格的家庭教育,祖先们文治武功的故事犹在耳边,和康熙乾隆等开疆拓土的雄主相比,他有一种沉重的耻辱感。

道光一向把天朝的尊严看得比什么都重,经过这次打击,一段时间内道光的情绪变得低落而消沉。但是他毕竟是爱新觉罗的子孙,接受的家教都是励精图治、艰苦奋斗这些东西。所以,他努力从消沉中振作起来,认真反思这场战争。道光对西方世界的了解非常有限,我们不能期望他总结出什么深刻的教训,他意识到战争的失败是由于海防力量薄弱,这已经不错了。

海防废弛的原因是什么呢?道光有自己的看法:泥守旧制。防护弱是因为多年来一直固守旧制,从没有改变。所以道光得出结论:要想整顿海防,必先从革除旧制开始。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道光对沿海各将军、副都统、督抚、提镇发出诏谕,要求各海口加强防御,因地制宜,进行变通,所有战船上的大炮和枪支,应该有增无减,而且要选择制造精良、方便实用的武器,而且各路水师要加强训练。道光要求沿海的督抚根据岛屿进行布防,一切都要从实战出发,不能搞形式主义。

道光还让奕山根据美利坚的造船图纸,同时结合英国兵船的式样,制作一些图纸,然后将图纸分发给沿海各省的督抚。

除加强武器的制造之外,道光还要求各省把水师作为重中之重,提拔一些能干的将领,淘汰一些不堪胜任的官员。为了训练一批强有力的水师劲旅,道光节衣缩食,在给英国艰难赔款的情况下,尽量不减少水师的军费。可以不夸张地说,为了提高国防力量,道光是呕心沥血,苦口婆心,希望各级将领能以国家利益为重,矢志报国。

这一切,道光都是在悲愤中完成的,虽然他不是一个出色的皇帝,却也是宵衣旰食、用心良苦。他所做的这些改变虽然是亡羊补牢,但也确实是力所能及的改革,但这些并不能改变清王朝衰落的命运。清王朝毕竟落后于时代,不懂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更不懂西方的政治制度,所以道光的改革效果并不明显。

鸦片战争以后,道光的禁烟态度依然没有改变,仍然主张严禁。道光虽然态度坚决,但是禁烟的力度已经大不如前了,没有谁认真执行。鸦片贸易呈半公开状态,沿海的一些官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家都怕再次挑起战争。

1844年,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有两万八千六百六十七箱;1846年,有三万四千七十二箱;1848年,英国输入的鸦片有四万六千箱;1850年,达到五万两千九百二十五箱。数目如此庞大,而且全是以走私的形式进入中国,与其说是走私,倒不如说是明目张胆地进来的。这对于极力主张禁烟的道光和林则徐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和打击。

发生在台湾的冤案

《南京条约》签订后,璞鼎查强行占领了鼓浪屿,借口等候清军释放英国战俘。随后,璞鼎查制造了“台湾冤案”,诬陷说台湾清军杀害了英军战俘。

事情是这样的。签订条约时,浙江被俘的英军大多已经释放,英军侵略台湾时,有一百多人被台湾军民俘虏,这些人一直被拘留在台湾。当璞鼎查派人去台湾索要俘虏时,台湾兵备道姚莹正告英军使者:在台湾有一百三十多名英军俘虏,有的已经病死,有的已经按照中国的法律被处死,目前只剩下九个人,再加上因为刮了台风被台湾军民救起的二十五人,总共有三十四人。

姚莹将俘虏交给英国使者,使者非常感激,和姚莹等人在船上饮酒表示欢庆。本来是皆大欢喜的一件事,但是使者回去告诉璞鼎查后,璞鼎查非常不满,听到有俘虏被杀,他诈称这些被杀的俘虏都是英国商人,要求清廷将姚莹和达洪阿正法,并赔偿抚恤金给死者家属。

道光得知此事后,让怡良前去调查,怡良受耆英指使,故意诬陷达洪阿和姚莹,制造了一起冤假错案。

事实上,在鸦片战争中,唯一取得胜利的就是台湾这个小岛。所以,英国人一直对姚莹和达洪阿耿耿于怀,恨不得除之而后快。

道光对达洪阿和姚莹两人是非常感激的,在清军一边倒的失败中,是他们多少为清廷挽回了一些尊严。本来璞鼎查诬陷姚莹和达洪阿这件事不会引起什么大的风波,一查就清楚,但由于这两人是耆英的对头的亲信,耆英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弹劾姚莹和达洪阿杀良冒功。

怡良奉耆英之命整姚莹和达洪阿,虽然没有找到证据,但也要给他们治罪,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让人把他们捆绑起来。台湾军民闻讯,群情沸腾,跑到怡良面前申辩,要求他明察。

道光未必知道耆英要整这两人,不过他还是有正常理智的,他知道这两人都是抗英的功臣,因为他们英勇作战,为大清赢回了一些面子。道光对耆英等人说,英国人是绝对不会按照我们的要求处置他们的将领的,所以我们也不能这样做;再说了,在鸦片战争中,我军伤亡的将士更多,难道向英方要求赔偿,他们就会赔吗?

道光的话在情在理,但是迫于英方的压力,还是表面上责备了姚莹和达洪阿一番。风声一过,道光立即起用姚莹和达洪阿,虽然没有书面表态,但实际上是为这两人平反。

后来,咸丰登基后,公开为姚莹和达洪阿平反,指出是穆彰阿、耆英等人嫉妒他们的功劳,蓄意构陷,想置他们于死地。

支持民间抗英斗争

鸦片战争后,对英军恼恨的不仅是朝廷,百姓对英军为非作歹的行为也非常痛恨。在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百姓发起了自发的反抗侵略者的行动。

战争结束后,英国侵略者以胜利者自居,在广州横行无忌,经常欺负当地人民。特别是在交易之时,他们仗着自己是胜利者,盛气凌人,经常和民众发生争执。有时候在街上买东西,讨价还价吵起来后,他们居然拿起东西就走人。他们上街的时候对民众进行呵斥,如果不让路就用鞭子抽,这些蛮横无理的行为激起了广州人民的激烈反抗。

广州人自古就有一股血性,清军失败之后,他们早就对清军的无能和英人的霸道极为愤慨,大呼:英国人侥幸获胜,还真以为中国人软弱可欺啊!一些被欺负的广州人发出这样的喊声:“英国人焚烧我们的房舍,奸污我们的妻子,杀害我们的父兄,此仇不共戴天。”

在反抗侵略者的过程中,广州人民体现出了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他们组成一个个社团,当时称为社学。社学本是地主阶级办的书院,后来演变为团练和乡勇,在广州各县遍布。如果是平常时候,组织这种大规模的社团,政府早就要过来解散镇压了,但这次情况不一样,他们针对的是外来侵略者。所以,政府不但不阻止,反而积极支持。

1842年12月7日,一个英国士兵强买小贩陈亚九的橙子不给钱,陈亚九让英兵付钱,英兵非但不付钱,反而用刺刀划伤了陈亚九的胳膊。看到这种事情,围观的群众一个个义愤填膺,围住滋事的英兵,让他掏钱。英兵无奈之下,只好掏钱,接着逃了出去,跑到洋房,将门紧紧关闭。群众一路追着他,将洋房围得水泄不通。

楼上的英军看到这种情况,用砖头砸下面的群众。此举激起了人民强烈的愤怒,一个叫苏亚炳的彪悍乡民路过这里,问清原委后勃然大怒,带着民众到了十三行门口,用石头撞开大门。然后冲进去将房屋点燃,英军看房屋起火了,过来扑救。苏亚炳等人拔刀砍向英军,混战中,两名英兵当场身亡,苏亚炳等人也中枪倒地,其中有五位民众伤重而亡。

火烧十三行之事很快就传到道光那里,道光点评说:“广州人民这么做,实在是因为洋人傲慢无礼所致,跟寻常的闹事有所不同。”道光要求地方官员要秉公办事,不可以偏袒洋人委屈民众。

璞鼎查要求广州巡抚赔偿,广州巡抚给璞鼎查的答复是:“这事真没法赔偿,当时百姓万众一心,闹起来谁也制不住,如果阁下执意要触犯众怒,那后果不堪设想,连政府也控制不了。”璞鼎查也是明白人,无奈之下,只好放弃。

1844年,英国军舰驶入珠江口,又对清政府提出了六个过分的要求:一、英国人两年后可以在广州居住;二、英国人可以在广州河两岸建造洋楼;三、英国人可以在十三行开河截段;四、允许英国人在广州设立天主教堂;五、允许英国在广州设立领事馆;六、允许英国人在天津建造房屋通商。

清政府还没有给英国人答复,他们就在广州河一带勘察地段,对于这种行为,政府能够忍受,广州人民却忍受不了。消息一出,广州各界联合起来,商议每个铺户捐出一个月的铺租,凑齐三百多万两银子,召集乡兵十万多人,准备和英国人大干一场,并给英国一封公开信,称如果他们坚持这种无理的行为,将与他们决一死战。

英国人收到信后,吓坏了。英国人也许不怕道光领导的清政府,但是却非常害怕这些彪悍的乡勇,火烧十三行的事件已经表明为了维权这些人是不怕死的。

珠江沿岸,当地人又称为河南,跟省城广州隔河相对。这是一块人口稠密的地方,地皮非常宝贵,而且这里也是一块战略要地,占领了这里,可以封锁进入黄浦江的船只。英国人为了获得这块宝地,刚开始打算用重金购买,但是遭到了当地人民的强烈反对。诱买不成,英国人便想强行占有。

璞鼎查带着人到这里插旗划界,想强行占有这块地方,造成既成事实后,逼迫清政府承认。5月21日,双州书社几千名群众集体投书,控告英国人非法占有的行为。后来,广大群众又围住英国领事馆,要求领事给一个说法。领事先是推说不见,无奈群情汹涌,只好将河南租地一事叫停。

1847年夏天,在广州的黄竹岐村发生了一起更大的纠纷。在鸦片战争期间,广州沿江的许多村子纷纷围起栅栏,算作一种自我保护吧!当时英国人上岸,只要不到村里闹事,村民都任由其自由出入。

战争结束后,也就是1847年夏天,一些英军乘船到黄竹岐村打猎。上岸之后,他们得意扬扬,看见漂亮的妇女就调戏,许多妇女吓得惊慌逃跑,英国士兵居然在妇女背后开枪射击,当然他们是为了吓唬人取乐,不是真的要杀人。村民们听到枪声,纷纷敲锣打鼓,附近各村的村民全都拿起武器冲了过来,将英军围住。英军顿时吓坏了,惊恐暴躁,企图拿枪吓唬村民。

这些彪悍的村民愤怒异常,当场击毙了六名英军,并将英军的尸体绑在石头上,沉入江底。其中也有一个村民被英军杀死。英军看事情闹大了,赶紧逃走,向领事报告。英国领事立即照会耆英,要求他严惩凶手。耆英吓坏了,立即把英军的尸体打捞上来,归还领事。但是新任的广州巡抚徐广缙支持乡民,对英国人说:“自古以来,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你们的人杀害了我们的乡民,我们乡民报复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迫于政府高层的压力,徐广缙不得不做出姿态,处死了三个乡民。但是英方对这个结果还不满意,继续给耆英施压。没办法,耆英只好要求乡民们写一份保证书,保证以后永远不许杀害英国人,英国人这才平静下来。

广州人民抵制英军进城

中英贸易,在鸦片战争以前就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根据长久以来的规矩,英国人是不能随便进入广州进行贸易的,这里面有严格的规定。也正因此,英国人对这种限制非常不满,认为中国人对他们不公平,看不起他们。

《南京条约》签订后,璞鼎查再次提出英国人可以自由进入广州,清政府认为英国人如果不带兵卒的话,可以进城谈公事。鸦片战争后,马礼逊担任英国领事,他在任上,多次请求允许英国人自由出入广州,但是没有结果。马礼逊逝世后,马峨接替他。马峨再次提出这个要求,也没有结果。马峨离职后,德庇时接替他,同样提出这个要求。

德庇时看请求未果,在1847年春,居然率领十多艘军舰闯入广州河,占据十三行湾,让英军偷偷爬上中国炮台,将炮眼盯死,然后以先斩后奏的方式“坚请入城”。道光派耆英与英国人谈判,达成协议让英国人两年后入城。1849年,德庇时回国,文翰接替他,再次把这事提出来。

耆英当时答应德庇时,允许英国人两年后入城其实只是缓兵之计,但是在英国人看来,说话就必须算数。他们直接将军舰开进内河,停泊在十三行湾下面,大有强行入城的姿态。

当时,负责广州事务的是两广总督徐广缙和广东巡抚叶名琛。徐广缙和叶名琛的立场是相同的,顺应民心,禁止英军入城。为此,他们增设炮台,加强防守,对众将士下令,如果英军强行入城,立即开火。

文翰得知徐广缙和叶名琛积极备战,便想出一个计策,让徐广缙和叶名琛过来谈判,然后将他们扣押为人质,逼迫清政府允许他们进城。徐广缙接到谈判要求,慨然允许。属下担心他的安危,劝他小心。徐广缙对水师提督洪名香说,没事的,如果他们扣留我,你们立即攻击英国船只,不要因为我在船上而有所顾忌。

徐广缙去了以后,双方还是谈不拢。文翰威胁说,如果不给出一个准确的进城日期,你徐广缙今天就别想回去。徐广缙说,进城之事是耆英答应的,自己是奉皇上的命令来广州,没必要履行耆英的承诺。

文翰对徐广缙使尽了一切手段,最终毫无办法,只能送徐广缙回去。事后,文翰多次催问进城之事,徐广缙都以静候皇上的旨意婉拒。文翰办事不力,引起英国方面的强烈不满。

文翰也急了,说你们大清不能说话不算数啊!徐广缙义正词严地反驳,那是耆英跟你们缔结的契约,跟我没关系,如果你们非要进城,置全城愤怒的百姓于不顾,你们自己去跟百姓较量吧!

广州人民都是英勇爱国的,这一点文翰不是不知道。得知英军可能强行入城后,广州全城百姓立即动员,拿起武器,严阵以待。一时之间,十万乡勇个个如临大敌,血气沸腾。到了晚上,乡勇四处巡逻,灯火通明。英国人看到这种场景,也吓呆了,文翰只好退让,暂时放弃入城的计划。

广州人民同仇敌忾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深受鼓舞,对广州人民骁勇爱国的精神进行了高度的赞扬。在这多事之秋有这样的百姓,真是一种福气啊!

反抗英国人进城的斗争能够取得胜利,首先要感谢的是广州人民的团结和顽强,面对英国侵略者,能够保持士可杀不可辱的英雄气概。其次还得感谢徐广缙和叶名琛这样深明大义的官员,没有他们的支持,百姓的底气不会这么足。当然,也不能忘记了远在北京城的道光皇帝,虽然他承受了巨大压力,但是他内心依然刚强,从来没有在精神上屈服于外敌。

这是衰落时代、国难时刻鼓舞人心的亮点,也是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所在,中华民族的优秀本色在广州人民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