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天国的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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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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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命苦的皇帝

咸丰即位以后,国库里的银子只够五个月的开支,还是正常的开支,碰到战争等肯定是不够的,内务府的银子就更少,只有四万多两。越穷破事越多……

别说咸丰平庸,纵使有雍正之才,估计也难以应付这种局面。

平庸皇帝

像所有平庸皇帝一样,咸丰刚当上皇帝时,也很想有一番作为。

可能是受遗传因素影响,咸丰有非常浓重的作秀癖,他之所以能当上皇帝就仰赖于打死也要作秀的精神。道光死的时候,他哭得跟个泪人儿似的,唯恐自己的孝心不能被天下人知道。登基后,咸丰强烈要求恢复三年之丧的古制。

咸丰这么做无非是想告诉天下人:我是一个有德的明君,以孝治天下。

大臣当然不能同意,说皇上你刚登基,日理万机,怎么能服孝三年呢?还是按照祖制服丧百日吧!咸丰对大臣说:“看了大家的奏折,朕的哀痛更深更重了。皇考对朕有养育大恩,就算守丧三年,也不能报答皇考的慈恩啊!而且三年之丧是礼经上记载的,古人能够做到的,朕也一定能做到。”

朝臣自然大肆颂扬新皇帝的仁孝,但强烈建议皇帝还是要化悲痛为力量,以国家为重。咸丰终于妥协了,但这么一秀,就秀出了名声,天下人都知道他咸丰是个孝子皇帝。

咸丰是个乐此不疲的演员,做了太多“仁孝”的事情,这个我们就不说了,还是看看他有没有做一些实际的事情。

咸丰做得最英明的事情之一莫过于罢免三朝元老穆彰阿,罢免穆彰阿之后,咸丰还表示永不叙用。当时朝堂上下一片吃惊声,其实如果熟悉清史,丝毫没有值得奇怪的地方。从康熙以来,大家都这么干的,一个不落。

穆彰阿和曹振镛是道光最宠信的两个元老,这两人都是会做官不做好事的典型。穆彰阿比曹振镛更狡猾,也更贪婪,而且当过咸丰的老师。咸丰老早就了解到穆彰阿的人品,所以上台后迫不及待地拿他开刀。曹振镛虽然平庸,但人品毕竟还不错,所以没遭殃。

咸丰当然少不了给穆彰阿一顿臭骂,说穆彰阿这个人小忠小信,为人阴谋,好奸诈之术,遇事喜欢逢迎阿谀,还说穆彰阿贪婪好虚荣,打压贤才,妨碍林则徐复出。

耆英也受到惩罚,咸丰将他从一品降到五品,以六部员外郎候补。耆英的错误在于承诺允许英国人进入广州城。细心的人会发现,穆彰阿和耆英都是林则徐在政治上的反对派,而咸丰是比较欣赏林则徐的,他这么做似有打压政敌的嫌疑。不光是打压政敌,更是为了立威。

林则徐让咸丰这个二十岁年轻人崇拜的地方很多,他的骨气,他在外交中的强硬姿态,以及他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穆彰阿和耆英的表现完全相反,这两人做事显得优柔寡断,在与英国人交往时又处处丢中国的脸。

咸丰当时并不知道丢人事小,利益事大。他有年轻人常见的那种激情和愤青脾气,鸦片战争的失败并不能算到穆彰阿、耆英这些妥协派的头上,根本原因还是中国实力不行。但是当时的人,不论是咸丰也好,还是朝臣也好,或是平民老百姓也好,都不愿承认中国技不如人,都认为堂堂天朝居然败给海外夷狄,肯定是有奸臣在其中捣鬼。

耆英这个人是非常冤的,战争失败不是他的错,主张妥协也是针对当时形势所提供的一个建议,在当时的情况下,议和的确可以减少损失。

耆英还有一个地方得罪了咸丰。咸丰登基不久就下达求言诏,希望大家踊跃发言,敢于说真话。耆英却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小人且当保全,君子亦恐误事。”

老实说,咸丰猜不透耆英是什么意思,耆英的意思大概是小人也可以做好事,君子也会误大事。耆英这话可能是暗讽林则徐,他亲临第一线,跟林则徐一样和洋人打交道,所以深知林则徐这个君子误了大事。但在当时的那种氛围下,他不可能说出心里话。

咸丰不明白耆英的话,于是便开始猜。他想起耆英担任两广总督期间,做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事,后来居然跟英国人私下里达成协议,允许他们两年后进城。之后,耆英又巧妙脱身,离开广州,回到京城,把烂摊子留给继任者徐广缙。

这笔账咸丰记在心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耆英再度“出卖”国家利益,咸丰干脆一口把他赐死。

道光朝最大的弊病是暮气沉沉,大家都奉行“多磕头少说话”的方针,没有人会提出实质性的问题,更没有人会说一些让皇帝不高兴的话。咸丰做皇子时就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他不理解道光为什么要那样,也许咸丰直到死都没有明白,因为他死得太年轻了,

咸丰下达求言诏不久,大理寺卿倭仁对用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倭仁说的多少有些道理,我们不妨总结一下:

一、就性格来说,君子看上去木讷笨拙,小人看上去机巧奸诈,君子淡定,小人急躁。

二、从胸怀来看,君子爱惜人才,小人排挤异类。

三、在志向方面,君子志存高远,以国家元气为重,小人注重私利,以敛财升官为重。

四、从气质上说,君子刚正不阿,小人善于揣摩,阿谀逢迎。

五、对待君主时,君子敢于直谏,小人却百般奉承。

六、在写奏折时,君子动辄提醒人君要警钟长鸣,而小人却百般歌颂,让人君消磨斗志。

倭仁的这段分析大体说中了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但是人善于伪装,光有理论肯定不够,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咸丰求言也是有限度的,对于那些将批评的矛头直指自己的官员,他大动肝火,将奏折扔在地上。所以说,叶公好龙容易,真心爱龙难。

成立智囊团

咸丰急切地想补救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为了重振大清,他首先罢免那些手握实权但不干事的权臣,接下来就是成立自己的智囊团了。

咸丰首先要提拔的人是林则徐,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已经爆发,咸丰将镇压的任务委托给林则徐。幸或不幸的是,林则徐在前赴两广总督的任上病死。

咸丰提拔的第一个智囊是祁寯藻,他是嘉庆十九年(1814年)的进士,当过道光、咸丰、同治的老师。在道光朝,祁寯藻已经当上了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和户部尚书。作为一个对外政策的强硬派,他极力反对穆彰阿等人的妥协政策。祁寯藻还是一个诗人大学者,他保举了一大批寒门士人,在仕林中有一定的影响力。不过他更多的是一个文人,并不是一个有魄力的改革家。

咸丰提拔的第二个智囊就是他的恩师杜受田了,杜受田在咸丰二年(1852年)就已去世,所以他到底有几斤几两很难说清楚。杜受田工于心计和谋略,有一定的才能,咸丰即位后,奉他为帝王师,加封太子太傅头衔,兼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杜受田相当于当朝宰相,咸丰感于他的拥戴之功,对他言听计从。杜受田掌权后,也确实做了一些好事,他重新启用了在鸦片战争中获咎的林则徐、周天爵等人,让他们镇压太平天国。周天爵才具虽然一般,但确实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挖空心思剿灭太平军。

杜受田死后,咸丰心里很空虚,感觉失去了臂膀。

在咸丰提拔的这帮人中,肃顺是最有胆识的一个。肃顺是郑亲王济尔哈朗的七世孙,在咸丰朝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当然时人对他有一些偏见,这是难免的,人们对一个被扳倒的铁腕人物是不会有好语气的。

肃顺这个人极为爱惜人才,尤其重用汉人,常能做到礼贤下士。咸丰用他的目的就是一扫官场陋习,肃顺这个人做事雷厉风行,做事刚猛,头脑又特别精明,对腐化堕落的八旗子弟态度很严厉。肃顺虽然是满人,但他好像非常看不惯满人,经常说八旗子弟的坏话,反倒是极为欣赏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这些人。在对外关系上,肃顺跟林则徐一样,也是一个非常强硬的人。《清史稿》对肃顺的评价相对客观,认为他是一个对大清有重大贡献的重臣。

文庆也是咸丰非常重视的一个智囊,文庆是满洲镶红旗人,在道光年间,文庆当上了军机大臣和尚书等职,后来又被免职。咸丰登基之后,重新起用他,文庆不仅官复原职,还被逐步加升为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

在咸丰看来,文庆是一个很有谋略的人。在重用汉臣这块,文庆跟肃顺是一致的。文庆重用汉臣的理由很朴实,他说他们都是从民间走过来的,深知百姓疾苦,不像我们这些身居庙堂的人只会空谈。文庆的主要任务是在人事这块给咸丰提建议,咸丰六年(1856年),文庆去世,临死前他还对咸丰说,哪些督抚不堪胜任,应该换掉,确实是不辱使命的一个大臣。

刚开始这段日子咸丰确实是非常卖力的,很想有些作为,后来逐渐有力不从心的感觉,跟他的祖父嘉庆、父亲道光一样,顺其自然吧!反正我是皇帝,活着得好好享乐才算便宜,为了国家励精图治,反而不讨好,太亏了。

一帮不争气的督抚

咸丰是清朝罢免督抚最多的一个皇帝,很多督抚往往是上去屁股还没坐热就被赶了下来。不是咸丰心理变态,确实是当时形势特别严峻,洪秀全一闹,整个中国都不安分。咸丰急切地希望将叛乱之火扑灭,所以频繁提拔一些督抚,这些督抚往往让他失望,只好“落马”了。

咸丰登基不久,广西巡抚郑祖琛就发来一份奏报,说自己成功地镇压了一批造反的逆贼。这些“逆贼”并不是洪秀全的人马,而是湖南新宁县遭遇水灾的农民,一些没饭吃的农民起来造反,最后发展到五千人。咸丰让湖广总督裕泰亲自剿匪,没想到裕泰非常无能,不但镇压不了,反而损失不少士卒。

咸丰一生气,下令将湖南提督英俊和湖南巡抚冯德馨革职,让向荣和骆秉章接替他们。咸丰这么做是想给裕泰一次机会,裕泰终于珍惜了这次机会,配合郑祖琛、向荣、骆秉章等人剿灭了叛乱。咸丰给他们分别加了一些头衔,大家高兴之余万万没有想到好戏还在后头。

广西会党发展得非常快,尤以洪秀全的拜上帝会为最。不久,有人参奏广西提督闵正凤毫无治军之才,整天只知道喝酒应酬。随着广西形势的恶化,咸丰一怒之下,将闵正凤革职,发配边疆,巡抚郑祖琛革职回家。

其后,咸丰将镇压起义的重任交给李星沅和周天爵,任命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周天爵为广西巡抚,向荣为广西提督。可惜这三人合不来,李星沅主动辞去钦差大臣职务,准备回家养病,不想中途病死。周天爵办事不力,免去广西巡抚之职,即刻回京,重新任命邹鸣鹤为广西巡抚。

后来,拜上帝会一发不可收拾,咸丰任命首席军机大臣赛尚阿为钦差大臣,督办剿匪事务。赛尚阿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却没有扑灭太平军,反而让其突围。咸丰很生气,但不忍罢免赛尚阿,便让巡抚邹鸣鹤背了黑锅,由劳崇光接替广西巡抚。

到后来呢,形势更加恶化,赛尚阿自己也扛不住了,咸丰再也受不了,将赛尚阿革职下狱。赛尚阿走后,咸丰让徐广缙接替他,咸丰指望这个曾经的牛人能够挽回败局。没想到,今非昔比,今天的徐广缙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徐广缙了。他做事拖拖拉拉,不知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那边打得昏天黑地,他还一路慢悠悠地游山玩水。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围困长沙,攻陷岳州,咸丰逼急了,下令将徐广缙革职查办,定罪为斩监候。国家正是用人之际,太平军又势如猛虎,没多久,咸丰又重新启用赛尚阿和徐广缙。

湖南巡抚骆秉章也被革职留任,以观后效。不久,云南巡抚张亮基署理湖南巡抚,后又署理湖广总督。太平军北伐时,张亮基调任山东巡抚,阻止北伐军,骆秉章再任湖南巡抚。太平军势如燎原之时,湖北巡抚龚裕为了避难,称病请辞。咸丰刚开始答应了他的请求,后来觉得不太对劲,如果答应了他,那以后遇到困难,所有督抚都辞职,大清不就完蛋了,遂把龚裕从重治罪,发配到新疆。

常大淳接任湖北巡抚,不幸的是没多久就被太平军击毙,看来龚裕还是有先见之明的,发配总比死了好。接着,崇纶接任湖北巡抚。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进入安徽,安徽巡抚蒋文庆被杀,周天爵和李嘉瑞先后接任安徽巡抚。后来,李嘉瑞被革职,江忠源替代他。当年十月,江忠源在庐州战死,福济成接任安徽巡抚。

太平军拿下武昌后,陆建瀛担任钦差大臣兼两江总督,陆建瀛是个软货,还没开战先自逃跑。江宁(南京)将军祥厚接替他。南京城攻破后,祥厚殉国。

在咸丰朝,最幸运的是朝中大臣,坐在朝堂之上,指手画脚,而且还酒足饭饱没有生命危险。督抚们却是提着脑袋干活,不是被太平军杀掉,就是被咸丰革职查办。这是由形势决定的,在雍正朝做朝臣远不如督抚划算,督抚是地方上的负责人,权力很大,说一不二,雍正极为仰仗这些督抚;在朝中做官反而很危险,一不小心就得罪了雍正,吃不了兜着走。

财政红得刺眼

嘉庆上台之后,就感觉到财政的压力。到了道光更是如此,好歹道光节衣缩食,渡过了重重难关。到了咸丰朝,清廷的财政已经亮起了红灯。

鸦片战争后,中国流失白银三亿多两,虽说中国地大物博,但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国库一天比一天空虚,道光三十年(1850年),全国欠政府的税银有八百六十多万两。

咸丰即位以后,国库里的银子只够五个月的开支,还是正常的开支,碰到战争等肯定是不够的,内务府的银子就更少,只有四万多两。越穷破事越多,农民起义肯定是要镇压的,但咸丰拿不出这个钱啊,怎么办?从各省的藩库里抽。但这么做是会引起连锁效应的,地方缺少银两,自然会导致货币紧缺,对各省的经济发展不利,经济发展不好,上缴的税收就少。税收一少,镇压就更难,地方政府就会陷入半瘫痪状态,总之是一团乱麻。

别说咸丰平庸,纵使有雍正之才,估计也难以应付这种局面。

货币紧缺,咸丰想到发行纸币,这事就是由肃顺来办的,这种做法当然不能根治财政问题,但也只能先治好眼前病再说。

咸丰和大臣想到了很多增加收入的办法,比如鼓励大家捐监,在国内外借债,增加税收,削减官员薪水,减少支出等。这些做法全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有些做法会直接导致财政陷入恶性循环。

就拿捐监来说,在咸丰朝已经大大贬值了。捐监的本质是清廷出售“国子监监生”这个职务,百姓花钱买。人都不是傻子,大清的股票在不断下跌,没有人愿意按原来那个价格购买了。所以咸丰不断地打折,低价卖出。

当时没有国债的说法,但咸丰向国内百姓借债本质上就是发行国债,全国都有一些富人,要向富人借钱,都给他们发一些凭证,这些凭证就是国债的前身。清廷强制性地给一些富人发票印,承诺按期归还。政府伸手要钱,没人敢不借,不借就会受到迫害。除此之外,清廷还向国外的商人借债,然后给他们一些利益。

加重税收后,老百姓的负担更重了,加上这些年天灾不断,所以我们很能理解太平天国为什么发展那么快。

真正解决财政危机的还是厘金制度。厘金说白了就是对商人强制征税,官兵们守住陆路关卡和水陆要冲,对来往的货物按价值征税,用我们通俗的话说这就是买路钱,在当时又称为行厘。还有一种是对开店的商人征税,这种称为坐厘。

抽厘来钱确实非常快,但无疑也是加重老百姓的负担,商业税重了,商品的价格会更高。但当时也没有办法,因为朝廷拿不出军饷,只好让各省自行解决,所以中央政府允许各省抽厘,抽到的钱不用上交,怎么花由地方自己决断。各省抽的厘金没有统一标准,有的抽百分之二十,有的抽百分之五,根据各自的需要吧!

必须说明的是,抽厘是杀鸡取卵的政策,但如果没有这些厘金,清廷真的很有可能灭亡。太平军北伐之后,咸丰曾经有亡国的预感,对杜受田的儿子杜翰说了这样的话:“天启当亡国而弗亡,崇祯不当亡而亡。现在贼已渡河,明末的悲剧只怕会重演,如果不幸真的发生,朕就是大清的崇祯了。”

不靠外国人

国内一片燎原之时,不少督抚想请求英国人和法国人帮忙,打算借外国的刀杀中国的“贼”。两江总督何桂清和江苏巡抚王有龄主动跟外国人联系,希望他们能高抬贵手,把洋枪洋炮对准中国起义的农民。

英法联军都是唯利是图的强盗,有生意做,他们当然不会拒绝。现在关键是咸丰的态度,咸丰多少有些骨气,他觉得这种想法荒谬无比,列强是中国的敌人,我们就是再难再穷也不能向他们低头乞怜。

上海有很多有钱人,他们纷纷抱怨你咸丰不来救我们,又不允许外国人帮我们,看来我们只能自救了。他们凑钱请了一批洋人雇佣军为他们打仗,造成既成事实后,他们希望咸丰能够批准,从而将雇佣外国军队合法化。

咸丰非常生气,批复说:“如果向外国借兵,只会让他们更加轻视我们,后患无穷。”

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十八日,也就是《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的两天,法国公使葛罗向恭亲王奕主动提出愿意为大清剿匪。奕大为欢喜,他是极力主张借洋人的枪灭掉太平军的。咸丰此时也有所动摇,下诏各省督抚讨论。

主张借刀杀人的主要是江南的一些官员,这可能跟江南遭受的破坏最大有关。反对派以漕运总督袁甲三为代表,袁甲三是河南人,袁世凯的叔公,他是一个中国传统的士大夫,荣辱观很强。第三种是模棱两可的中立派,以曾国藩为代表,曾国藩可能是怕洋人抢走了自己的功劳,如果自己被太平军干趴下了,那时候他肯定是赞同借刀杀人的。

最后,咸丰接受了袁甲三的意见,公开表扬袁甲三深谋远虑,说就算洋鬼子剿灭了长毛,以后也会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就像他们在印度干的那样。

总之,综合各种考虑,咸丰拒绝了外国人的“援助”。

咸丰这么做让列强很没面子,列强既然是列强,难免就霸道些,热脸贴冷屁股让他们有些恼火。感情受伤是次要的,利益没得到才是无法忍受的。

误事宠臣叶名琛

一个太平天国足以把国家搞得天翻地覆,这时候如果洋人能够厚道一点,情况或许不会糟糕到这个地步。咸丰万万没有料到列强会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很无辜:我什么时候招惹你们了?

这事如果真要怪的话,就怪咸丰的宠臣叶名琛。

论年龄,叶名琛可以当咸丰的老爸,大他二十二岁。叶名琛一生非常顺利,二十六岁考中进士,之后做官一路飙升。叶名琛这人既有实干才能,又会文章之术,还懂理学。这样一个人,升官想慢一点只怕都难。

道光赏识叶名琛,咸丰就更加赏识他了。当年英国人要进入广州,就是叶名琛和徐广缙死扛着,最终赢得了胜利。这一点,咸丰牢记在心里。徐广缙被派去征剿太平军后,叶名琛顺理成章地成为两广总督。叶名琛也确实是实至名归,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平定了广州的凌十八起义,粉碎了凌十八和洪秀全会师的计划。

叶名琛对外能让英国人“服帖”,对内又能干净利落地消灭流寇,在咸丰眼里,他简直是个全才。

不久,广州爆发了大规模的天地会起义,人数发展到十万,叛军一路攻城略地,包围了广州。叶名琛手中可用的兵只有一万人,处境是很艰难的,但叶名琛并没有开口向咸丰求救,甚至都不伸手要钱,居然自己摆平这些人,把他们赶出广州。

在叶名琛的治理下,广州的战火终于熄灭。你说咸丰能不高兴吗?广州人向来喜欢闹事,全国各地都乱了,这里还不乱,全国各地都伸手要钱,唯独叶名琛好像从不缺钱花一样。叶名琛,你是好样的,多一些你这样的人,国家也不会变成这样。

咸丰接连加封叶名琛为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把广州的事情放心地交给他,自己不闻不问。叶名琛呢,不仅把广州治理得秩序井然,还不断地支援湘军,为湘军采购军火。

在清朝,两广总督相当于外交大臣,叶名琛负有双重使命。在当时的情况下,外交是最难处理的。

叶名琛失败就失败在外交这块。

咸丰四年(1854年)四月二十五日,英国公使包令要求会见叶名琛,谈论修约的事。所谓修约就是英国单方面提出霸王条款。叶名琛虽然骨头很硬,但是他不懂怎么跟外国人打交道,他的外交策略非常简单,就是避免跟外国人接触,对于外国人的要求尽量用温和的语言拒绝,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包令想进入总督衙门跟他谈判,叶名琛自知拒绝不了,表示不可以在衙门里,只能在城外的酒楼里谈。包令很恼火,坚持要在衙门里谈。

包令看这事没有结果,加上他了解叶名琛这个人是个一根筋的顽固派,决定直接到上海或是天津,跟清廷的其他官员交涉。

叶名琛给咸丰上了一封奏折,大意是说这些洋人就喜欢瞎折腾,皇上您不用担心,这事我能搞定。

咸丰对叶名琛非常放心,认为他一定能驾驭自如,自己都不用给他什么指示。

包令到上海后,跟江苏官员讨论修约的事,咸丰知道后,命令江苏官员把这些事情全部交给叶名琛。这下,英国、美国、法国三国的公使急了,他们在香港召开会议,大家一致认为,如果跟叶名琛谈的话,绝对谈不拢,现在唯一的办法是三国公使一起北上,当面跟咸丰谈。

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一看这架势,很担心,加上三国公使派人前往太平天国的控制区,很有可能跟太平天国勾结。吉尔杭阿建议咸丰派出钦差大臣会同叶名琛一起跟外国公使谈判,意思很明显,担心叶名琛搞砸,想削弱他外交的权力。咸丰接到这个奏折后,不喜反怒,大骂吉尔杭阿一派胡言。由此可见,他对叶名琛的重视和信任。

三国公使给咸丰递交了一份密密麻麻的修约事宜,咸丰不懂对外事务,让他们跟叶名琛谈。

三国公使白忙活了一阵,只好南下回到香港,他们都是识时务的人,谁也没有去找叶名琛。此时,英法两国与俄国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没时间找中国麻烦。美国人更聪明了,他们看清军和太平军打得你死我活,到底鹿死谁手还不知道,所以主张多观望一段时间,等他们分出了胜负再找人去谈判。

后来形势的发展超出了叶名琛的预料。

十二月七日,天地会的红兵围攻广州,叶名琛急了,忽然想起了英国人包令,希望他能出兵帮忙剿匪。包令也狡猾,表示这是中国的内战,英国不愿参与其中,如果非要英国人帮忙的话,最好是在总督衙门好好谈谈。包令觉得这次一定可以入城,便派军舰进入珠江,停泊在广州城外。

叶名琛是怎么反应的呢?他仍然坚持拒绝英军入城,也不同意在总督衙门谈判。两方都僵持住了,过了一段时间,广州城的危情缓解。包令也识趣离开。

咸丰六年(1856年),《中美望厦条约》到期,美国会同英法再次提出修约,叶名琛又拒绝了,美国公使又提议北上,包令说,省点力气,回去吧。

美国公使死脑筋,仍然坚持北上,结果还真有些斩获。太平军先后拔掉江南江北大营,咸丰忽然有种来日无多的感觉,让叶名琛变通一下,勉强答应他们一两条。叶名琛自认为非常了解洋人,说这样只会激起他们的贪欲,绝对不可以有半分退让。咸丰没办法,只好表示,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此时,包令正向英国政府申请调集军舰,包令对国会说,不动用武力,修约是不可能的事情。对此,叶名琛毫无感觉,仍然沉浸在挫辱包令的快感中。咸丰此时也乐得纵情享乐,现在天下还是爱新觉罗的,赶紧抓紧时间喝酒玩女人,再晚了恐怕要喝西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