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母子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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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打仗还得靠左宗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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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洋务运动要搞出清朝特色

恭亲王是个性格比较高傲的人,所谓理政不规范就是不够低调,总是出风头,不能谦抑自己的本性。就拿用人来说,奕重用汉人,慈禧很不高兴,曾对他说:“干脆我们把这爱新觉罗的江山拱手让给汉人,你说好吗?”

悍女慈禧击败猛男奕

刚开始的时候,慈禧什么都靠奕,两人之间的合作看起来也比较愉快。奕权势熏天,顶着这么多的职位:议政王、首席军机大臣、宗人府宗令、总管内务府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地位之隆在当时无出其右。在浩荡的皇恩中,奕并没有昏头,他知道这是一种阶段性的荣耀,他时刻牢记着“进退自如”四个字。

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初四,慈禧太后开始对恭亲王奕发难。慈禧召见奕,对他说:“有人弹劾你,这是奏章。”

奕:“谁?原来是蔡寿祺,他……”

慈禧:“他怎么了?”

奕:“没什么,有人弹劾也很正常嘛!”

蔡寿祺是四川人,以前是胜保的好朋友,后来担任起居注官,也就是说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内廷,接触皇帝和慈禧太后,能够在第一时间内掌握皇帝和太后的心理和情绪。如果不是看到太后对奕不满,他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弹劾恭亲王。他这么做,很显然是背后有太后撑腰,奕也不是傻子,对此心知肚明。

奕无力地说:“蔡寿祺这个人人品不行,希望太后不要相信他,他以前就招摇撞骗,应该绳之以法。”

慈禧怒目说道:“打住,现在究竟是谁有罪,恭亲王,你不要血口喷人,为了逃避责任,不惜信口泼污水。”

奕在心里大骂:慈禧,你想整死我就直说啊,玩这些见不得人的把戏。

果不其然,隔日,慈禧召集内阁大臣,当着这些元老的面,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恭亲王这个人要不得啊,以前我们孤儿寡母相信他,没想到现在擅权作威,欺负我们母子,大家说说,我们还要不要活下去了?”

大臣们比猴还精,现在形势还不明朗,自然不便表态。奕手握重权,慈禧心机很深,这两人如果真斗得你死我活,未必能分出胜负。所以最好的对策是让他们去斗,自己保持中立,谁赢了就支持谁。

慈禧一看这架势,母老虎的脾气上来了:“大家想想先帝吧,好好想想先帝吧,你们现在这个态度对得起先帝吗?任何一个正直的大臣都不应该畏惧权势,应该仗义执言,以国家大局为重。再说了,恭亲王又不是老虎,难不成他会把你们吃了?”

周培祖是最圆滑的一个人,慈禧说完,他笑眯眯地说:“哎,太后啊,这种事只有你们两宫才能决断,我们这些臣子晓得什么呢?大事还得太后自己拿主意啊!”

慈禧生气地说:“那要你们这些大臣干吗呢?国家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退缩,像话吗?”

周培祖还算镇定,整理整理情绪,说道:“太后,让臣等给恭亲王治罪也得有真凭实据,所以这事还得从长计议。”

周培祖和倭仁开始审问蔡寿祺,让他拿出证据,蔡寿祺说:“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哪里有什么证据?”倭仁:“你拿我们消遣啊,没证据也得拿出证据,否则卸掉你两条胳膊。”蔡寿祺:“凭啥啊?”倭仁:“就凭你诬告。”周培祖:“行了行了,蔡寿祺,你先回吧!”

蔡寿祺走后,倭仁问:“这下咋办呢?”

周培祖:“我看这次太后是有备而来,证据这些东西都是次要的,现在关键是太后已经有了心思。”

倭仁:“你是说?”

周培祖点头:“所以我们一定要给恭亲王定罪,削弱他的权力。”

周培祖上了一道奏折,大意是说恭亲王在理政过程中有一些不规范的地方,可以适当考虑削弱他的职权,一切听候太后裁断。

恭亲王是个性格比较高傲的人,所谓理政不规范就是不够低调,总是出风头,不能谦抑自己的本性。就拿用人来说,奕重用汉人,慈禧很不高兴,曾对他说:“干脆我们把这爱新觉罗的江山拱手让给汉人,你说好吗?”

奕跪在地上说:“太后不必说气话,现在国家有难,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干吗管他是满是汉呢?”

慈禧:“好你个恭亲王,你处处跟哀家作对,你以为哀家不敢革了你吗?”

奕听了也上火,咸丰一个小小的妃子,竟敢教训道光最爱的儿子,说道:“臣是皇考的第六子,你就算革了我的职,也不能革去我的皇子身份,你看着办吧!”

慈禧第一步就是革掉恭亲王的议政王职位。想当年韩信被吕后所杀,曾发出“兔死狗烹”的感慨。现在轮到恭亲王了,恭亲王为慈禧夺取政权,最终也难逃被烹的下场。

惇勤亲王奕誴赶紧站出来,说恭亲王是被人诬陷的,所参不实。慈禧已经下定决心要拿掉恭亲王了,硬是罢免了恭亲王议政王、军机大臣的职位。后来军机大臣文祥等人建议恭亲王服软,向太后认错,并让出内务府大臣的职位,这个职位是用来限制慈禧的,让出这个职位等于是表明以后不管你慈禧怎么花钱了。

还别说,这两招还真管用,慈禧是个有仇报仇有恩报恩之人,你给了她好处,她也会让你三分。再说,恭亲王堂堂一个大男人,在太后面前痛哭流涕,尊严扫地,确实让太后心情舒畅了许多。恭亲王是真哭还是假哭我们不知道,不过这一招真的很奏效,不是慈禧心软,而是她看到了恭亲王认输。

慈禧玩弄着指甲,漫不经心地说:“好了,别哭了,你继续在军机处上班吧!议政王这个职位就免了吧!”

慈禧这么做无非就是想告诉恭亲王:看清楚了,这里谁说了算。

慈禧这么一整,把恭亲王的锐气全整没了。他算是懂得了一个道理,一个人再有本事再有能力,在慈禧面前也得像个奴才,这毕竟不是跟外国人打交道。奕这么一畏缩,影响的还不只是他个人的生活,还影响了整个洋务运动,以后做啥事他都瞻前顾后的,简直不像个男人了,跟以前判若两人。

玩弄权术,遗祸无穷。

就在慈禧弄权之时,曾国藩跟幕僚赵烈文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曾国藩:“我听从京城里过来的人说,现在皇城里气象不怎么好啊,有人在街上明目张胆地抢劫,城里乞丐扎堆,好多妇女都裸着身子,没衣服穿啊,看来国家民穷财尽了,以后怎么了得啊?”

赵烈文:“您就别操这个心了,国家有国家的命运,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管得了吗?大清统一了这么多年,肯定会分裂的。不过,大清也算是出了几个明君,仗着余威估计不会在瞬间土崩瓦解。所以,我觉得灾难肯定不会率先在中枢机构发生,倒是可能在地方督抚那儿,等各省各自为政时,大清就玩完了,而且不出五十年就能看到这一切。”

曾国藩:“那是不是还得像宋朝皇帝一样南迁?”

赵烈文:“您就别操心了,南迁不可能了,中原陆沉,改朝换代。”

曾国藩:“幸好我活不到那年头。”

赵烈文:“您活不到才可惜,活到了没准儿这江山……”

曾国藩:“嘘,打住打住!”

奕跟曾国藩的命运差不多,两人都是了不起的人才,但朝廷只有在碰到大事的时候才用他们,平常无事的时候奴才吃香。

同是改革,中日效果不一样

在比较中国近代史和日本近代史的时候,最让人不解又生气的一个问题是:日本一次明治维新就把国家内部的问题搞定了,中国前前后后折腾了很多次,搞了许多回,就是做不到富国强民。

都是东亚人,咋就差别这么大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文化基因、政治基因入手。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奉行的都是维稳逻辑,养成窝里斗的习惯,缺乏团结合作对外开拓的精神,当权术取代进取,你还能指望一个国家会进步吗?

当时恭亲王的感觉是: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要穿过内斗的暴风雨,宁愿清醒痛苦地活着,也不要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麻痹自己。是时候向西方学习,来一场轰轰烈烈的自强运动了。

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人对洋务运动那是非常欢迎,他们就靠洋人的枪炮打胜仗起家,心里都觉得洋人的东西就是好使。

李鸿章原本是希望老师曾国藩能领导这场洋务运动,但曾国藩这个人太精明,绝不会傻到挑这个头。这个头只能由恭亲王来挑,老佛爷在后面有选择性地支持。

当时中国聘请了一个洋人当海关总税务司,这个人就是英国人赫德。赫德这个人很有责任心,也很有职业精神。他二十几岁时担任这个职位,一做就是四十多年。赫德这个人很有能力,当时中国各个衙门里一片腐败,唯独海关一枝独秀。西方人如此评价赫德:“中国政府制度中充满了腐败、欺瞒和敲诈,但令人又惊又喜的是,居然与之并存的还有一套最佳的行政服务机构,这就是赫德爵士领导下的帝国海关。”

从这个人身上我们大概能明白为什么清朝改革来革命去,总脱不了坏毛病了吧!鲁迅说劣根性是没错的,这种劣根性并不是人种的劣根性,而是文化的劣根性,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一次性搞定的东西,中国折腾来折腾去,越搞越复杂。

赫德当时给清廷高层写了一本类似于战略白皮书的小册子,系统地提出了中国改革的大计,如果这些东西付诸实践的话,我们很难想象,后来的历史究竟会如何发展。

湖广总督官文就说赫德的所谓战略里“包藏祸心”,江西巡抚刘坤一也说“万万不能照赫德说的做”,两广总督瑞麟说“要富强,靠自己,洋人能帮我们什么”……

总之,皮肤不黄不可信,眼睛不黑不真实,头发不直不牢靠。

这个赫德到底提出了什么建议呢?说实话,很多,我们就挑重要的来说。

首先,这个洋鬼子第一眼就看出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官场腐败,他说如果不把官场治理好,将来中国就无法立足,会分崩离析的。其次,军队问题很严重,军队懈怠,士兵不肯尽力,将领们贪生怕死、贪污受贿,这样下去军队只会变得不堪一击。最后,就是教育,这些八股文教的是什么东西啊,一点用都没有,之乎者也看得人头晕。这些都得改,当然赫德也考虑到别人骂自己“包藏祸心”,并不敢真正触及科举制度,只是说在科举之外也要提倡西式教育,学以致用。说到政治改革,他也没说像西方那样搞个国会,而是一步步来。

列强说白了是一群狼

以前清朝统治者对洋人是拒之千里之外,现在给人打几次打怕了,也只好采取合作的姿态了。

四个国家中,以美国姿态最低,毕竟人家是反抗强权建国的,建国后又重视民权,有较强的契约意识和平等意识。美国国务卿西华德对美国驻中国公使蒲安臣说:“在中国,一切重大的问题要协商合作;在维护我们条约权利所必需的范围内保卫条约口岸……支持中国在维持秩序方面的努力;在条约口岸内,既不要求,也不占用租界,不用任何方式干涉中国政府对于它自己的人民的管辖,也永不威胁中华帝国的领土完整。”

美国的“合作政策”一提出来就得到了其他列强的热烈响应,毫无疑问,这种政策能够让他们获得更多的利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洋务运动也是在列强的督促下实施的,列强当然不是希望中国强大,而是希望接受他们的思想,从而能够在中国更自由地通商。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的确是一种双赢的机制。中国落后,洋人也没多少好处,中国经济发展,洋人就可以把更多的产品卖到中国。

蒲安臣是美国公使,负责执行西华德的政策,由于蒲安臣推行一些“平等”“自由”的理念,赢得了恭亲王奕的好感,奕对他给予了高度的信任。同治六年(1867年),蒲安臣要回国,清廷竟任命他为“一统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这等于是把清政府的外交事务交付给一个美国人,由此可见蒲安臣和奕之间的关系。

蒲安臣回国后,以清廷的外交代理人身份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这个条约虽然是以平等的语气签订的,但是不是平等还得看内容。在条约中,提到了两国友好,可以自由平等地来往。这话非常好听,其实了解美国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在这段时间,美国正处于经济大开发阶段,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蒲安臣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从中国引进大量的劳动力。

到光绪即位,中国已经有二十多万劳动力前往美国了,他们主要从事最艰苦的工作,如修铁路,挖煤矿、金矿等。事实证明,美国的“合作外交”带有一定程度的欺骗性质,这些华工到了美国后,生命和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许多人猝死在工作岗位,最令人气愤的是许多白人迫害华人,无辜被杀的华人不在少数。

我们再来看看教案问题。教案问题是晚清一个很大的问题,许多外交危机都是由教案引起的。传教士与官方的冲突倒不是很明显,教案冲突主要还是一种文化冲突,中国的许多老百姓接受不了这些洋人的上帝。再加上中国与列强的战争中,中国一再战败,这无疑让老百姓在心里对洋人留下了恐怖的印象。

百姓中盛传教堂中的神父都是一些魔鬼,他们经常会偷偷抓走小孩,把小孩的眼睛和心脏挖出来,然后泡在化学液体中,用作实验。在这样一种紧张的气氛中,民教冲突也毫不奇怪了。就拿天津教案来说吧,其实双方都是起源于一种误解。百姓听信谣言,认为神父做了一些伤天害理的勾当,群情汹涌,不辨真伪,把教堂包围起来。攻陷教堂之后,接着便是打砸抢烧,这些事情势必引起外交冲突。

清廷让曾国藩处理教案事件。曾国藩为了息事宁人,似乎有意“偏袒”洋人,结果引起了公愤。其实曾国藩也没有办法,他从大局着想,不可能纵容那些暴民。暴民容易被愤怒左右,而愤怒从来不能解决问题,只会让问题变得更糟。朝廷本来对曾国藩疑心很重,正好借着这个由头,让李鸿章替代曾国藩,曾国藩被调回原来两江总督的位置。

接下来,我们应该重点说说日本。中国近代最主要的精力还是和日本较量,而且在这个较量过程中,我们一输再输。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惨败可谓刻骨铭心,给日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人是健忘的。我们自己倒没有什么,日本这个邻居反倒有深刻的危机感。他们模仿勾践,卧薪尝胆,韬光养晦,在不知不觉中发展国力。

一旦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崛起,日本立即积极推行对外扩张政策,朝鲜就是日本向东亚扩张的跳板。日本积极对朝鲜展开外交攻势,外交攻势往往是军事进攻的一个前兆。李鸿章特派袁世凯前往朝鲜处理日本问题,袁世凯是一个态度强硬的人,在朝鲜问题上有得有失,但最终还是没有阻止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

至于中俄关系就更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从康熙开始,中国与俄国就没有安宁过。伊犁叛乱发生后,清廷曾希望俄国能够伸出援手,但俄国毫不留情地拒绝了。俄国想占领伊犁,控制新疆。左宗棠西征大军来到后,与俄国进行了交涉。最终左宗棠兵锋犀利,俄国慑于他的威势,不得不放弃控制新疆的企图。

这一时期是暴风雨酝酿的时期,列强环伺,而中国又缺少一个能够纵览世界大势的领袖。中国内部问题相当多,统治阶级在许多问题上意见都是分裂的,这样一个低效率互相牵制的政府显然不足以应付这么多的内忧外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