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清朝的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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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溥仪退位后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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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孙袁斗法

孙中山看袁世凯称病不来南京,便派了一支阵容豪华的队伍去北京请,这支队伍里有蔡元培、宋教仁和汪精卫这些名人。袁世凯当然很礼貌地接待了他们,至于说到去南京的事情,袁世凯表示自己也很想去南京跟孙先生共谋大局,只可惜现在北方的局势不是很稳定。

南京北京之争

1912年2月13日是清帝退位的第二天,这一天也是中华民族推翻两千年封建帝制的第一天。

京城里一片喜庆的氛围,老百姓们纷纷收起龙旗,奔走呼告:“改朝换代了,以后太平了,不用再打仗了。”

第二天,便是农历的腊月二十七,家家户户都在为春节做准备。这个年对袁世凯来说可以说是三喜:一喜春节快乐合家团聚,二喜民国建立,三喜自己就任第一届中华民国大总统。

就在袁世凯乐呵呵地和家人享受天伦之乐时,从南京发来的一份电报让他脸上浮现了一层阴霾。电报是唐绍仪发过来的,上面说孙中山已经辞去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但却对袁世凯有许多限制条件。

孙中山给袁世凯戴了三个紧箍咒,第一个紧箍咒是临时政府必须建都南京,为何要建立在南京?孙中山说这是由各省代表选出来的,你袁世凯既然赞同共和,就应该支持民意。

我们来说说其中的内幕吧,孙中山这么做纯粹是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南京是同盟会的大本营,北京是袁世凯的大本营,让袁世凯来南京等于是把猛虎关进笼子里。

孙中山料到袁世凯很可能不会来南京,就设下了第二个圈套:只有你袁世凯来南京就任,我和我手下的官员才会辞职。这意思就很明显了,如果袁世凯不来的话,就休想做总统。

第三个圈套是新总统必须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表面上看新总统当然要遵守宪法,为何说这是一个圈套呢?这还必须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以下简称《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说起。《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是孙中山为自己量身打造的,而《临时约法》却是孙中山为袁世凯量身定制的。在《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总统拥有绝对的权力,而《临时约法》处处限制总统的权力,让总统变成一个空架子。

孙中山显然是想跟袁世凯争权,但当时他的实力比不上袁世凯,而且列强并不看好他,列强们都很看好袁世凯。

孙中山和袁世凯显然在进行一场关乎中国命运的博弈。

孙中山看袁世凯称病不来南京,便派了一支阵容豪华的队伍去北京请,这支队伍里有蔡元培、宋教仁和汪精卫这些名人。袁世凯当然很礼貌地接待了他们,至于说到去南京的事情,袁世凯表示自己也很想去南京跟孙先生共谋大局,只可惜现在北方的局势不是很稳定。

蔡元培等人一再请求袁世凯去南京,最后袁世凯居然说:“我已经考虑好了,决定去南京。我们现在正在商量留守北京的人选,确定以后,就可以和诸位一起去南京了。”

袁世凯真会去南京吗?当然不可能,但书生气十足的蔡元培却相信了袁世凯的说辞。

元宵节很快就到了,京城里又是一片喜庆的气氛。然而,就在千家万户张灯结彩的时候,北京城里面却出现了骚乱。军队发生叛变了,蔡元培等人住的地方也枪声大作。

第二天,袁世凯对蔡元培等人说:“实在不是我不想去南京,我一离开这里,北京就会出乱子啊,请你们转告孙先生,说孙先生的好意项城心领了,实在是分身乏术啊!”

没多久,临时政府的副总统黎元洪致电袁世凯,表示拥护袁世凯在北京定都。黎元洪此举是在向袁世凯示好和效忠。孙中山自然气得咬牙切齿,但没有办法,只好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

这个总统不好当

千年帝国一夜之间实行民主,这看起来就像是天方夜谭。袁世凯虽然当上了临时大总统,但是他能不能收拾这个局面就很成问题了。

客观地说,在当时的局面下,中国需要的是一个独裁强人,有民主作风的领导人不可能解决那么多的问题。国家虽然打出了共和的旗号,但其实还是军阀割据地方混战,每个集团都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不光袁世凯集团是这样,革命党人阵营也是这样。

在上海,青帮老大兼革命党头领陈其美刺杀了陶成章;在长沙,民政部长谭延闿刺杀了都督焦达峰,当上湖南都督;在北京,黎元洪借刀除掉张振武。

地方政府虽然名义上服从中央,其实各自为政,为了争地盘,经常互相大打出手。蒙古那边也出现了问题,沙俄率先承认蒙古独立,还出兵占领了新疆的伊犁。西藏那边也不安宁,英国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派兵入驻西藏,暗中策划西藏分裂活动。

所以说,袁世凯面临的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烂摊子。当上总统后,某种责任感让他道德有所提升。他是真的想把国家建立好,无奈事情并不如他想象得那么简单。用民主共和的方式管理中国让他感到心力交瘁。

首先要解决的是财政困难,袁世凯执政的头两年主要靠借外债过日子。

袁世凯当总统后,任命唐绍仪为总理。唐绍仪跟袁世凯的关系非常铁,袁世凯在朝鲜工作时,唐绍仪就是他的副手。也许是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唐绍仪加入了同盟会。唐绍仪跟孙中山的关系也不错,在孙中山制定的《临时约法》中,总理的权力甚至比总统还大。

这样一来,在实际工作中,袁世凯与唐绍仪时时发生冲突,向“六国银行”借款的事件最终引发了两人的矛盾。向人借钱是有求于人,六国银行开出的条件非常苛刻,唐绍仪受不了,拒绝向六国借款。

当时袁世凯非常缺钱,没钱的话政府就无法运作,所以袁世凯让财政总长熊希龄代替唐绍仪跟外国人交涉。唐绍仪加入同盟会后,同盟会就一直把唐绍仪看成是自己人。现在看到唐绍仪被人排挤,孙中山立即号召大家抗议,打着维护国家主权的口号,反对向外国人借款。

六国银行看中国人吵起来了,宣布无限期推迟贷款。袁世凯一看,着急了。

唐绍仪看事情搞砸了,主动向袁世凯提出辞职。袁世凯千方百计挽留他,唐绍仪准备留下来,最后还是因为党派之争辞去总理一职。

唐绍仪一走,立即引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袁世凯想让宋教仁出任总理,只可惜宋教仁是个理想主义者,让他当总理他还不乐意,他的理想是自己组织政党和内阁。

唐绍仪辞职后不久,同盟会所有成员退出内阁,宋教仁辞去农林总长的职务,蔡元培辞去教育总长的职务。

看到大家这么不给自己面子,袁世凯很窝火,后来还是忍了,号召大家要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要纠结于党派的纷争。

在袁世凯的提议下,陆征祥当上总理。陆征祥曾经担任过外交公使,并非袁世凯的亲信。他当上总理,同盟会那边还能接受。总理确定后,袁世凯开始着手制定《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随后,便开始准备正式选举国家总统。

没想到选举还没开始,陆征祥就出问题了。陆征祥这个人饱受西方文化浸染,在政府工作中喜欢表现幽默,在他眼里,一个好的领导人首先是幽默的。在西方也许是这样的,但是在当时千疮百孔的中国,时不时的幽默会让人感觉很不舒服,觉得这个人毫无担当意识,对民族的创痛根本不放在心上。所以,内阁议员们对陆征祥非常不满。

议员们不准备跟陆征祥合作了,这让陆征祥非常郁闷。袁世凯出面来调停,议员们不买他的账。政府变成了一锅大杂烩,不同政见的人甚至在争吵时大打出手。

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对民主共和制度感到失望,章太炎和张绍曾甚至请求袁世凯以国家利益为重,不必拘泥于细节,可以从权办事。

后来,议员们弹劾陆征祥失职,陆征祥一气之下,学唐绍仪一走了之。

袁世凯万万没有想到共和制会有这么多的问题,一向自信的袁世凯忽然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袁世凯毕竟是个旧式人物,共和这种新制度让他感到棘手。这期间,袁世凯比过去苍老了许多,他处于一种反思与纠结的状态中。他不知道是共和制度不适合中国,还是自己没有能力治理好这个国家。

此时的袁世凯不再像过去那样犀利果敢,反而显得有些呆滞和笨拙。如果说以前他不断地走上坡路话,现在似乎是在走下坡路。他就像一头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骆驼。

袁世凯终于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民主共和根本不适合中国,至少现在不适合中国。

我们来看看当时中国的情况吧。中央政府相当于国家的大脑,但这个大脑无法有效地指挥手脚。地方政府根本不把中央的政令当回事,各省不但截留税收,而且自行任命官员。此外,整个社会道德崩坏纲常废掉也给国家带来了极大的隐患,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中的违法乱纪事情也非常多。

道德崩坏后,年轻人更加迷惘,一迷惘就无法无天。很多年轻人加入同盟会等组织,他们其实是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并不是为了什么信仰加入社团。社会上报纸越来越多,但是农民却越来越少,土地日渐荒芜,民生处于凋敝的边缘。

知识分子以前靠科举吃饭,共和制度取消科举制后,他们一肚子牢骚,全变成了愤世嫉俗的卢梭。人人都急切地盼望社会改变,所以大家习惯于喊口号,以为只要口号喊得够响,日子就会很快好起来。

袁世凯有一个英国顾问叫莫理循,他这样描写当时中国的时局:“至于中国,事情并未好转,很少或全无成就。这里看不见有作为的政治家气魄,没有始终如一的目标。要做的事情很多,但他们却把精力用在无休无止的争吵和规章法令上,改革也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宋教仁之死

1912年,孙中山担任国民党的理事长,宋教仁和黄兴等人担任理事。

在国民党中,宋教仁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担任国民党理事时也比较年轻。宋教仁最大的梦想就是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像西方那样的民主国家,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演讲天赋,组织政党内阁。在国民党内部,宋教仁对孙中山几乎形成了功高震主之势。正是在宋教仁的一手努力下,国民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中才占据近一半的席位,形成了一党独大的局面。

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国会第一大党应当组阁,身为国民党的党魁,宋教仁理应出任内阁总理。

眼看着宋教仁的声望一天比一天高,很多人心里不满。当时,宋教仁正在南方各省演说,号召民众觉醒。袁世凯也很担心,他怕宋教仁想跟他抢总统宝座。

宋教仁这个人道德是非常高尚的,在他遇刺之前,有人提醒他要小心。他却说自己身正不怕影子斜,光明正大地参加竞选,有什么好怕的。

袁世凯几次催促宋教仁进京会谈,宋教仁也答应了他。宋教仁打算在上海坐火车去北京,好友于右任建议他坐船,说坐车的话很容易引人注目,有可能招致暗杀。宋教仁不以为然,果然在火车站被人开了三枪。

宋教仁临死前发了一封电报给袁世凯,从电报中看出宋教仁丝毫不认为袁世凯派人暗杀自己。但大多数人还是认为宋教仁遇刺是袁世凯授意赵秉钧干的,持有这种观点的认为袁世凯把宋教仁看成是个威胁,担心他一旦成为总理会限制自己的权力。

宋教仁被杀后,全国都沸腾了,大家怒不可遏,要袁世凯查出凶手。袁世凯也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找出凶手。

不久,有两个学生向警方提供线索,他们住的隔壁有一个叫武士英的人,这个人昨天还向他们借钱,今天回来忽然变成大款,全身西装革履。两个学生还说,宋教仁被刺的当天,武士英一夜未归。上海是陈其美的地盘,所以这个案子也就由陈其美来审。不过说句公道话,陈其美就是嫌疑人之一,让他负责这个案子,想要得到真相几乎是不可能的。

警方在武士英住的地方发现了应桂馨的名片。应桂馨是一个黑帮老大,后来加入同盟会,曾经担任沪军都督府谍报科的科长。应桂馨跟孙中山和陈其美的关系都比较密切,查到他头上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很容易戳破我们对革命的幻想。

应桂馨供出幕后主谋是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洪述祖曾当过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幕僚,采购时收了两千两银子的回扣,事发后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但洪述祖是个厉害的人,在狱中居然买通了狱卒,逃出狱后,洪述祖回内地发展,投奔赵秉钧,当上了赵秉钧的秘书。

案子到这里,矛头直指赵秉钧,而众所周知赵秉钧是袁世凯的心腹,所以袁世凯很难洗脱嫌疑。宋教仁遇刺时,孙中山正在日本,为修建铁路的事筹款。听说宋教仁被杀,孙中山立即抓住机会,向袁世凯发难。

二次革命一触即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