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孙袁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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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溥仪退位后的生活

根据溥仪的说法,结婚的当天他并没有跟两个妻子同房。溥仪是这样说的:经过正常的仪式后,我就进入了一间暗红色的房子里,我觉得很憋气,整个房子里一片红色,好像一摊熔化的红蜡烛,我觉得很不自在,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我觉得还是回养心殿实在,于是便回到了养心殿看书。

关上门继续做皇帝

溥仪退位时,不到十岁,什么都不懂。他虽然已经不是皇帝了,但依旧住在紫禁城里。一个小孩子,正是贪玩淘气的时候,生活在深宫里,肯定是很难快乐的。

当然,溥仪还享有尊号,这时候尊号相当于一种意淫的东西。清朝的遗老们和后妃太妃们仍然希望溥仪像皇帝一样满足他们内心的失落感,在他们看来,家法和礼仪是必须保持的。清朝的遗老当然不甘心就这样丢了天下,他们还期盼有一天能东山再起。

在紫禁城内外仍然有一些皇家的军队,这些军队撑撑台面还行,真打仗就不行了。

溥仪后来回忆说:“中华号称为民国,人类进入二十世纪,而我仍然过着原封未动的帝王生活,呼吸着十九世纪遗下的灰尘。”

直到十八岁,溥仪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如果不是冯玉祥发动政变,逼迫溥仪出宫,可能他还会舒舒服服地继续过着皇帝的生活。

袁世凯逼退清廷并不是把皇室赶出宫,仅仅是让他们放弃一切权力,至于生活待遇还跟以前一模一样,所以溥仪又被称为“关门小皇帝”。

袁世凯这个人还算是履行了自己的承诺,对清廷皇室比较优待,但是常年高薪养着这一批吃饭不做事的人,人民也不乐意啊!

后来袁世凯称帝,当了不到一百天皇帝就一命呜呼。袁世凯死后,他的继任者们对待清廷还是继续贯彻袁世凯当初的政策。但是在《中华民国宪法》中并没有写上对清廷的“优待条件”。1917年,清廷遗老集体请愿,要求宪法确保“优待条件”永远生效。徐世昌发表演讲,力挺将“优待条件”写入宪法。

宪法会议讨论了此事。会议大多数人认为,清廷皇室优待一事本质是缔结条约,经过南京临时政府的投票,自然永久生效,其法律效力跟宪法同等,所以不必列入宪法之中。会议的结果非常有意思,既承认“优待条件”永远生效,又拒绝写入宪法中,可以说是非常“政治”的一个做法,很有意思,也很有智慧。

根据优待条件,大清皇帝退位后,暂时住在紫禁城里,日后移居颐和园。溥仪退位后,乾清门外的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归国民政府所有,乾清门以北的宫禁由清皇室暂居。

养心殿从雍正开始就是皇帝居住的地方,清朝皇帝一般都在这里办公,召见臣下。溥仪退位之后,仍然是养心殿的主人。

至于说每年给皇帝四百万两银子,这个就比较难办到。大家知道,民国的财政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四百万两很难到位,但是国民政府还是尽量保证他们过上好日子,每年也会凑上一两百万两的银子。随着溥仪的退位,待遇其实是一年比一年差,这个是必然的。但是皇室中有很多珍宝古董,他们也不缺钱花。

有意思的是,溥仪的老师陈宝琛在教育溥仪的时候,仍然是采用清朝教育皇帝的方式,跟教育一般的小孩不太一样。陈宝琛的目的是把溥仪教育成一个皇帝,继承祖业,将来继续统治臣民。

溥仪读书的地点是毓庆宫,也就是嘉庆皇帝当皇子时读书的地方。溥仪的主要课程还是十三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那套。溥仪十三岁时,开始学习英文,英文的学习拓宽了他的视野。不过,他所受的教育从一开始就是腐朽的,老师教给他的东西无非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老师一边讲课一边大骂革命有罪民国无聊,让溥仪要学习勾践卧薪尝胆,他日复国。溥仪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回忆这段日子:

我从宣统三年学到民国十一年,没学过加减乘除,更不知声光化电。关于自己的祖国,从书上只看到“同光中兴”,关于外国,我只随着爱丽思游了一次奇境。什么华盛顿、拿破仑,瓦特发明蒸汽机,牛顿看见苹果落地,全不知道。关于宇宙,也超不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如果不是老师愿意在课本之外谈点闲话,自己有了阅读能力之后看了些闲书,我不会知道北京城在中国的位置,也不会知道大米原来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当谈到历史,他们谁也不肯揭穿长白山仙女的神话,谈到经济,也没有一个人提过一斤大米要几文钱。所以我在很长时间里,总相信我的祖先是由仙女佛库伦吃了一颗红果生育出来的,我一直以为每个老百姓吃饭时都会有一桌子菜肴。

我读的古书不少,时间不短,按理说对古文总该有一定的造诣,其实不然。首先,我念书极不用功。除了经常生些小病借题不去以外,实在没题目又不高兴去念书,就叫太监传谕老师,放假一天。在十来岁以前,我对毓庆宫的书本,并不如对毓庆宫外面那棵桧柏树的兴趣高。在毓庆宫东跨院里,有棵桧柏树,夏天那上面总有蚂蚁,成天上上下下,忙个不停。我对它们产生了很大的好奇心,时常蹲在那里观察它们的生活,用点心渣子喂它们,帮助它们搬运食品,自己倒忘了吃饭。后来我又对蛐蛐、蚯蚓发生了兴趣,叫人搬来大批的古瓷盆缸喂养。在屋里念书,兴趣就没这么大了,念到最枯燥无味的时候,只想跑出来看看我这些朋友们。

十几岁以后,我逐渐懂得了读书和自己的关系:怎么做一个“好皇帝”,以及一个皇帝之所以为皇帝,都有什么天经地义,我有了兴趣。这兴趣只在“道”而不在“文”。这种“道”,大多是皇帝的权力,很少是皇帝的义务。虽然圣贤说过“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视臣为草芥,臣视君为寇仇”之类的话,但更多的话却是为臣工百姓说的,如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在第一本教科书《孝经》里,就规定下了“始于事亲,终于事君”的道理。这些顺耳的道理,开讲之前,我是从师傅课外闲谈里听到的,开讲以后,也是师傅讲的比书上的多。所以真正的古文倒不如师傅的古话给我的印象更深。

许多旧学塾出身的人都背过书,据说这件苦事,确实给了他们好处。这种好处我却没享受到。师傅从来没叫我背过书,只是在书房里念几遍而已。也许他们也考虑到念书是应该记住的,所以规定了两条办法:一条是我到太后面前请安的时候,要在太后面前把书从头念一遍给她听;另一条是我每天早晨起床后,由总管太监站在我的卧室外面,大声地把我昨天学的功课念几遍给我听。至于我能记住多少,我想记不想记,就没有人管了。

溥仪的老师陈宝琛是一个非常顽固的封建遗老,他对清皇室很忠诚,对民国非常仇恨,所以他给溥仪灌输什么东西我们就不难想象了。陈宝琛曾经对溥仪说:“民国不过几年,早已天怒人怨,我大清开国已经有两百多年,仁德深厚,现在百姓都很怀念我大清,将来陛下一定可以光复我大清。”

溥仪相信陈宝琛的话吗?相信,而且非常相信。这就是为什么他后来出任伪满洲国皇帝,想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光复清朝。有意思的是,陈宝琛并不赞同溥仪投靠日本人,连溥仪的生父载沣也非常反感溥仪这种做法。在他们看来,这种做法是卖国的行为,光复大清也要靠自己的力量。但是溥仪并不理会老师的意见,他觉得陈宝琛虽然忠于大清,但终究迂腐不堪。

溥仪大婚

溥仪结婚时是在1922年。尽管他只是一个过了气的皇帝,但毕竟还是做过皇帝啊,所以很多女人以嫁给他为荣。其实,很早就有人看中了溥仪。1915年,也就是袁世凯称帝的时候,袁世凯曾经让人去找溥仪提亲,想让自己的女儿嫁给溥仪。后来袁世凯称帝失败,这事就没办成。

1917年,一个德国人写信给溥仪,表示德国皇室支持清朝复辟,并想与清朝皇室联姻。对这件事,溥仪的老师陈宝琛不同意,他始终觉得清廷的复辟不能借助外人的力量。后来,张勋搞复辟时,也想把女儿嫁给溥仪。

1921年,皇室开始正式操办溥仪的婚事。究竟选谁好呢?溥仪自己是不能做主的。听说溥仪准备结婚,那些蒙古王公们个个蠢蠢欲动,准备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溥仪。当时,溥仪的七叔载涛收到了大量的相册,全是蒙古王公们为自己女儿制作的,退位皇帝的婚礼不亚于选秀,由此可见,皇权思想在当时还是深入人心的。

甚至连徐世昌、张作霖这些与时俱进的人也不能免俗,他们听说溥仪准备结婚,也是托人说媒,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溥仪。有意思的是,溥仪拒绝了,理由是清朝有祖制,满汉不能通婚。

到底应该选谁当“皇后”,还得由宗族中地位高的人决定。当时,隆裕太后和庄和太妃已经去世,还剩下三个太妃,她们都想从自己家族中挑选一个女人做溥仪的皇后,借此抬高自己的地位。最后,皇室中人给候选人照相,再把这些照片送到溥仪的案头。

溥仪当时不懂何为爱情,拿到这些照片,他觉得大婚不过是一件好玩的事情,自己结婚后就独立自主了,不用再受管束了。溥仪是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感觉的:“经过这道手续,别人就不能把我像个小孩子似的管束了。”

经过重重筛选,最后挑出四张照片。当这四张照片送到溥仪面前时,溥仪觉得四个人一模一样,看不出差别,每个人的身段就像纸糊的桶子,而且照片中头部非常小,分不出美丑来。溥仪只能根据她们旗袍的花色来判断究竟谁更有品位些,溥仪凭感觉选了一张照片。

这个姑娘叫文绣,字蕙心,出身并不高贵。虽然溥仪选中了她,但是端康太妃不同意,主张选出身较好颇有气质的婉容。最后经过王公大臣们的恳求,溥仪娶了她们两人,一人为后一人为妃,溥仪自己是不打算要两个妻子的,但王公大臣们说皇帝既要有后,也要有妃。就这样,内务大臣荣源之女婉容被立为皇后,端恭之女文绣被立为后妃。

婚礼办得还是挺豪华的,一切仪式模仿前朝皇帝的礼仪。

溥仪曾回忆这段婚姻:“我从结婚的那天起,一遍又一遍地想着这个问题:我有一后一妃了,成了家了,这和以前的区别何在呢?我一遍一遍地回答自己:我成年了。如果不是闹革命,这时候我就应该亲政了。”

根据溥仪的说法,结婚的当天他并没有跟两个妻子同房。溥仪是这样说的:经过正常的仪式后,我就进入了一间暗红色的房子里,我觉得很憋气,整个房子里一片红色,好像一摊熔化的红蜡烛,我觉得很不自在,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我觉得还是回养心殿实在,于是便回到了养心殿看书。

溥仪身上有一些诗人气质,对于包办婚姻是不满的,结婚没多久,他就给两个老婆聘请了英文教师,教她们学习英文。溥仪给婉容请的是美国牧师的女儿任萨姆,给文绣请的是英文专家凌女士。溥仪这么做一方面是想让她们增长点见识,另一方面也想跟她们能有更多的共同语言。

叛逆年代

同治也好,光绪也好,都经历过一个叛逆年代。他们的叛逆集中体现在对慈禧权威的逆反态度上,结果无一例外都很惨。

溥仪上面虽然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但也是被整个家族牵制着,这无疑也激起了他的逆反情绪。年轻人一到特定年龄,叛逆的性情难免会发作。

长在深宫里有时候也是非常无聊的,皇宫再好总不比外面世界自由,宫苑再美,也没有大自然迷人。溥仪的英文老师,苏格兰人庄士敦经常对他说外面的世界有多迷人,这让溥仪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很渴望到外面的世界走走,尤其是去外国看看。

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很多人头上还留着辫子,尤其是京城里,留辫子的百姓相当多。溥仪作为末代皇帝,是不允许剪辫子的。如果溥仪要剪辫子,皇室的人就会骂他大逆不道。但溥仪确实挺烦辫子的,所以有一天偷偷让太监为自己剪掉辫子。但这个太监不敢,哭求溥仪不要这样干。溥仪一气之下,自己把辫子剪掉了。

溥仪剪掉辫子后,皇宫里一片唉声叹气,大家心想,连皇帝都把辫子剪了,看来复国是没有希望了。本来皇宫里还有一千五百多人蓄辫子,溥仪把辫子一剪,没几天的工夫,皇宫里只剩三条辫子。

后来,溥仪又戴上了眼镜,其实他很早就有近视。宫里人又对他指指点点,说清朝的皇帝从来没有戴眼镜的,这么做是违反祖制。

这段时间,溥仪跟家里人关系不是很好,他很希望出门看看,但大家都不同意,都说你身份特殊,万一出去,可能会被革命党人袭击。而且紫禁城外有护卫队,溥仪要出去,必须跟国民政府商量,没有得到许可是不可以出去的,即使出去,保安措施一定要周全。所以,出去一次就意味着兴师动众。

后来,溥仪买了一辆汽车,这才可以比较方便地出城。当然,每次出城,后面总会跟着几辆车。

溥仪的老师庄士敦是个中国通,跟新文化旗手胡适素有交往。庄士敦拿出胡适的一些文章给溥仪看,溥仪对于新文化并不排斥,看了胡适的文章,颇为叹服,便让庄士敦安排自己跟胡适见一面。

溥仪曾回忆与胡适见面的经历:“不久,他果然来了,他来见我已经稀奇,可是还有更稀奇的。他一见面就称呼我皇上,我当时想,一个新文学家怎么能称我为皇上呢?怪事!怪事!”

对这次见面,胡适是什么感受呢,从他给庄士敦的信中可以了解:“我没有待很长时间,大约二十分钟就告别了陛下,去赶赴另外一个重要约会……我必须承认,我被这件小事深深地感动了。就在这里,我面对着我国最后一个皇帝,我面对着历史上所有伟大君主的最后一个代表。”

青春期的溥仪越来越反感宫廷中的那一套,生活方式越来越西化。他甚至不愿坐皇帝专用的金顶黄轿,反而喜欢骑自行车代步。对溥仪这些洋气的爱好,宫里人当然看不惯,太妃们经常教育批评,但溥仪已经很有个性了,他觉得这些东西是自己喜欢的,就应该坚持。溥仪与几个“母亲”的矛盾越来越多,两代人之间的代沟越来越深。

溥仪后来为自己定做了一套民国将军的大礼服,为这事他跟“首席”母亲端康太妃吵了起来。端康让溥仪的生父载沣教训溥仪。载沣来了后,大骂溥仪:“你堂堂大清的皇帝穿着民国将军的衣服,像话吗?”

溥仪自然很不服气,载沣拿他没有办法,毕竟儿子的身份是皇帝,总不可能动手打皇帝吧!载沣只好下令将溥仪身边的两个太监各打五十大板。

这事发生后,端康太妃对溥仪的管教更严了,派遣了几个太监监视溥仪。溥仪对此非常不满,经常对人咆哮:“我还是不是皇上了?”

太妃最担心的是溥仪想出国,溥仪多次流露出这种想法。溥仪一旦出国,那四百万就没有了。溥仪与端康的矛盾不断升级,还是从辞掉一个医生开始的。

这个医生叫范一梅,曾经为溥仪治过病。端康过生日那天,范一梅没有过来祝寿,端康一怒之下把他开除了。溥仪听说此事,到端康面前大发脾气:“我是皇帝,宫中的人员去留由我决定。你要这么干涉的话,还要我这个皇帝干吗!”

女人是受不得气的,何况还是自恃是母后的女人。端康立即到王公大臣面前历数溥仪的不孝,但是大家都很沉默,只有溥仪的父亲载沣安慰了她几句。端康看拿溥仪没辙,便把溥仪的祖母和母亲叫进宫,大发雷霆。溥仪的祖母和母亲只好去劝溥仪向端康认错,这才了结此事。

溥仪的生母受到端康的折辱,回去后想不开,抽鸦片解闷,整日饮酒消愁,就这样活活把自己给折磨死了,于1921年9月30日自杀身亡。

听说母亲自杀,溥仪悲痛欲绝,还赌气说永远不再回到宫中。但是作为一个皇帝,不回宫中是不可能的,所以溥仪选择了出国留学,这次谁也拦不住他。溥仪把自己的想法一说出来,除庄士敦之外,人人表示反对。

宫人们告诉溥仪,一旦出国的话,“优待条件”可能会作废,因为根据“优待条件”的条款,清帝退位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皇帝一旦离开紫禁城的话,很有可能给民国政府以借口,取消“优待条件”。溥仪一听,心里更有底气了,心想:“他们吃我的,喝我的,怕我一走什么都没有了。”

溥仪的父亲载沣是一个非常实在非常老实的人,他每年能拿到一定的津贴已经很满意了,所以他很担心溥仪这一走津贴也跟着没了。但溥仪是一个热血青年,有很强的自尊心,他对自己的处境很不满,虽然名义上是个皇帝,但他心里很清楚,这一切不过是虚设。每年虽然能拿到一大笔钱,但是靠民国政府养活在他看来也是个耻辱。很多时候他宁愿放弃这一切,只为换来一些自尊。

看到所有的人都反对自己出国,溥仪甚至产生了出逃的想法。1922年夏,溥仪密会庄士敦,让他在宫门口准备两辆轿车。见面后,溥仪让庄士敦送自己到英国使馆,不过庄士敦却不同意他这么做。庄士敦认为,出国可以,但不能偷偷摸摸,作为一个皇帝,如果偷偷溜出国,必然会在社会中引起动荡。

庄士敦在信中已经提及此事:“陛下继续说,等他一到公馆,他打算发一个电报给中国人民,声明他感到继续做无用的国家补助金领取者是耻辱的,希望不仅放弃作为退位代价而由民国政府承诺每年付给他的400万元,并且放弃他的皇帝头衔及其所有的附属权利,包括占据皇室的特权。发出这一电报后,他打算立即安排出访欧洲,并且将麻烦英国大使一段时间,直到做好去外国旅游的一切准备。”

1923年年初,庄士敦看溥仪憋得实在太难受了,终于同意帮助溥仪出逃。溥仪让庄士敦请荷兰公使欧登科帮忙,一同策划这次出逃行动。欧登科同意帮忙后,溥仪派弟弟溥杰去找欧登科,约定开车到神武门外。

就在溥仪和溥杰准备偷偷出宫的时候,载沣忽然下令,所有宫门一律关闭,严禁出入。载沣显然提前知道了溥仪想偷偷出宫的消息,质问溥仪时,溥仪一概不承认。

溥仪这下绝望了,在他眼里,紫禁城就是一座监狱。

经济上的那些事儿

溥仪一家六口人,每年享受四百万两的津贴,这个数目对一个退位的皇帝来说确实不算小。如果把这笔钱用来投资或是经商的话,溥仪一家就永远不用担心坐吃山空的问题了。可惜他们都没有商业意识,这对一个家庭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当时民国政府穷得叮当响,四百万常常是打折扣的。

第一年是四百万两,但是第二年就只有两百八十多万两了,第三年是两百四十九万两,第四年是两百六十六万两,第五年只有一百五十三万两……

皇室生活崇尚奢侈,如果只有一百多万两,日子过得肯定不是那么阔绰的。经济陷入困境,皇室也有自己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典卖文物古董,甚至变卖房产。有人可能会奇怪,溥仪一家也就六口人,一百多万两银子还不够花吗?

光是溥仪一家人可能还花不了那么多,关键是皇室是一个庞大的机构,有大量的服务人员,这些人员都要吃饭,都要发工资,光是内务府的官员就有一千多人,太监有一千五百多人,后来虽然逐年裁减冗员,但数量还是很可观。而且这些官员和太监们承袭了以前的陋习,喜欢从中捞油水,所以说这点银子确实很难满足这些人的开销。

好在皇宫里还有大量的珍宝,而且这些宝物一般都是无价之宝,把这些宝物卖出去可以得到一笔不小的收入,虽然是贱卖,但收入也是非常可观的。当时,皇室的人都把皇宫里的宝物看成是皇家的财产,而且他们都知道清朝已经完蛋,如果自己不卖掉的话,将来民国政府很有可能把这些东西都没收了。

趁着民国政府还没有没收皇室财产的计划,1922年夏天,溥仪成立了一个皇室财产调查委员会,将皇室的财产列在账单上,由他亲自过问。

然而,1923年夏天发生了一场火灾,让溥仪损失惨重。当时溥仪正在婉容的房里与婉容聊天,忽然听说建福宫中的德日新殿着火。这场大火烧了十多个小时,蔓延到很多地方,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被扑灭。建福宫一带的宫殿里珠宝堆积如山,里面大量的珍宝化为灰烬。

内务府经过统计后公布:在这场大火中被烧毁的金佛有两千六百六十五尊,字画一千一百五十七件,古玩四百三十五件,古书几万册,还有其他一些东西。统计数据肯定是不准确的,有大量的东西是没法统计的。

内务府派人清理了火灾现场后,捡回五百多袋东西。有意思的是,溥仪后来在这片废墟上修了一个网球场,打网球时还有人在这里捡到金片。北京的一家金店用五十万元买下了这块废墟的灰烬处理权,可以想象这场大火留下了多少东西。

后来,养心殿的无逸斋又失火了,由于发现及时,并没有引起大火。这件事引起了溥仪的警惕,他怀疑是有人故意纵火,决定赶走身边的太监。

七月十六日,除了太妃身边的一百七十五名太监,溥仪把其他太监全部解散了。溥仪这么做大家都不同意,尤其是载沣,拿出祖制来压溥仪。溥仪不甘示弱,质问父亲宫中两次失火由谁负责,载沣答不上来。溥仪立刻表示,如果不允许他解散这些太监的话,他干脆把所有的太监都解散,一个不留。看溥仪态度强硬,载沣只好屈服了。

溥仪怕有人阻挠,当天晚上就叫了一支护军,把太监们全叫到一个院子里,宣布解散这些太监,让他们立即收拾细软出宫。一些太监顿时瘫软在地,有的大哭,有的大声骂着,这些都可以理解,他们舍弃自己的命根子进宫当太监,为的是什么,一夜之间剥夺了他们的一切,这是非常大的打击,不光是失业那么简单。

一个小时后,太监们拿着遣散费走出神武门。

撵走太监后,溥仪接下来要整顿的是内务府。内务府也是人员庞大,开支甚多,而且内务府的人掌管皇家开支,捞油水的情况更严重。在溥仪眼中,内务府完全是一个腐朽的机构,这些人不过是一些寄生在皇家肌体上的寄生虫。内务府相当于皇家的财产管理机构,但是却把财产都侵吞到自己的荷包里。

溥仪任命刘体乾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内务府的财务问题。溥仪的做法很简单,就是裁减人员,精简机构。虽然溥仪把内务府机构简化为总务、文书、会计、采办四科,但贪污腐败问题还是非常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