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溥仪退位后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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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与世沉浮的皇帝

两年后,婉容的青春美貌逐渐失去。1937年3月7日,溥仪三妹给溥仪写信,说婉容前后变化太大了,现在变得非常可怕。婉容经常用长发遮面,不敢给人看。到了伪满政权后期,婉容已经变得人不人鬼不鬼,境况非常凄惨。

张勋复辟

作为末代皇帝,溥仪在很多事情上都是矛盾的。首先他是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心里理应存着故国,但是他的思想又非常西化,生活方式也模仿西方,受西方民主思潮的影响比较深。

从小到大,身边的人就告诉溥仪,他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应该继承祖制,光复大清。甚至连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也错误地认为专制制度适合中国,中国人民跟其他国家的人民不一样,就喜欢皇帝,只有金銮殿上坐着一个皇帝,他们才有安全感。

加上民国搞得一团糟,专制思想在中国有非常坚实的基础。

溥仪从小就长在深宫里,接受的都是这样的教育,他的思想不可能不受到侵蚀。庄士敦回忆说,皇帝直到十三岁还没有出过紫禁城。直到1924年,溥仪才带着两个妻子突破重重阻力,艰难地迈出了紫禁城,一睹外面的世界。

溥仪成了封建时代的一个象征,很多有光复想法的人都想将来有一天打着溥仪的旗帜,恢复君主专制。袁世凯在称帝前就做足了功课,对溥仪毕恭毕敬,袁世凯的姿态其实就是表明皇帝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袁世凯自己称帝后,全国反对,抑郁而死。袁世凯死后,徐世昌和张勋密谋复辟,他们的目的是扶植溥仪这个傀儡,然后自己掌握军国大权。

宗社党在这方面的需求就更加强烈了。恭亲王溥伟在青岛宣传复辟思想,还准备典卖家产当作复辟的经费。皇宫里的人也在不断地跟各地军阀联系,希望他们支持复辟。一时之间,复辟思想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载沣跟张作霖联系颇多,一时之间社会上流传张作霖准备复辟,支持小朝廷。连康有为也主张复辟,他不断地说服军阀吴佩孚加入复辟阵营。

在这种形势下,溥仪不可能无动于衷。

1917年,张勋复辟,扶植溥仪登基。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就任大总统,段祺瑞当上国务总理。但这个总统跟总理的关系非常不好,两人之间有很深的矛盾,当时张勋是一个大军阀,两人都想拉拢他。

张勋看机会来了,竟然以调停黎元洪和段祺瑞矛盾的名义率领军队北上。溥仪以皇帝的身份在养心殿里召见了张勋,张勋对溥仪行三跪九叩大礼。溥仪在自传中回忆这段经历:

我按着师父(陈宝琛)的教导,问他徐兖地方的军队情形,他说了些什么,我也没用心去听。我对这位“忠臣”的相貌多少有些失望。他穿着一身纱袍褂,黑红脸,眉毛很重,胖乎乎的。看他的脖子就觉得不理想,如果他没胡子,倒像御膳房的一个太监。我注意到他的辫子,的确有一根,是花白色的。

在这次会见中,张勋并没有提到复辟的事情,因为张勋很清楚,溥仪还小,而复辟事大,不能轻易说出去。最好的情况是,复辟成功后,给溥仪一个惊喜。

六月三十日晚上,张勋入宫,和陈宝琛商量复辟大事;当时有五十五个要人在场,这些人中不乏像王士珍这样的实力派,大家都赞同复辟。

第二天,陈宝琛告诉溥仪:“皇上,你马上就可以再当大清的皇帝了,伟大的复辟事业已经开始了。”

溥仪很高兴。陈宝琛告诉他,上朝之时,张勋给你请奏,你答应就是了。溥仪点头同意。

上朝之时,张勋行过三跪九叩大礼就开始请奏:“皇上啊,共和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现在只有皇上重登大典,才能救万民于水火啊!”

溥仪问道:“如果我当了皇帝,那黎元洪那个大总统怎么办呢?”

事前,张勋曾经胁迫黎元洪放弃大总统之位,支持溥仪当皇帝,但遭到黎元洪的拒绝。此时,为了哄骗溥仪,张勋说:“黎元洪已经答应辞职了。”

溥仪按着陈宝琛的教导说:“既然这样,朕就准奏。”

第二天,溥仪再次当上大清的皇帝。溥仪当上皇帝后,幕后团队为他出台了九项改革措施:

一、大清实行的是君主立宪政体;

二、皇室费用四百万两银子照旧;

三、皇亲贵族不得干预政事;

四、满汉一律平等;

五、与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仍然有效;

六、废除民国发行的印花税和其他一些苛捐杂税;

七、废除民国法律,用宣统元年的法律;

八、禁止党派之争,赦免所有的政治犯;

九、剪不剪发,臣民可自行裁决。

张勋让康有为起草复辟通电,下发全国各地,张勋还要求康有为历数民国弊政,让大家觉得复辟深得民心。

复辟之后,京城里的百姓确实热闹了一阵,很多人家挂起了龙旗。看到百姓们的热情这么高,陈宝琛非常欣慰,唯一煞风景的是黎元洪不肯退出总统府。头脑发热的陈宝琛居然让溥仪赐死黎元洪,溥仪心地倒还单纯,说道:“我刚当皇帝,就赐死以前的大总统,这么做太不像话了。再说了民国也优待过我啊!”

这次复辟活动中,张勋是第一功臣。张勋是一个非常顽固的专制派,民国建立后,就他的军队留着辫子,所以他的军队又叫辫子军。复辟之后,大权掌握在张勋手中,他担任内阁议政首席大臣,兼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同时还控制着兵权。所以当时就有人说张勋是袁世凯第二,“哪里是什么大清复辟,不过是张勋自己想当皇帝罢了。”张勋还准备把自己不到十岁的女儿嫁给溥仪当贵妃,显然是想控制朝政。

张勋之心路人皆知,但他的政治手腕并不高明。螳螂捕蝉,后面还有黄雀啊!

张勋不知道的是段祺瑞集团正对他虎视眈眈。段祺瑞跟黎元洪的关系不好,想借助张勋的力量赶走黎元洪,然后再来打掉张勋。张勋进京后,段祺瑞就表示要支持张勋当“第一领袖”,张勋复辟之时,段祺瑞也表示支持。张勋复辟虽然赢得了一部分百姓的支持,但是全国各地革命党人的力量仍然强大,很快反对的浪潮就一波比一波高。

此时,段祺瑞忽然以民国保护人的姿态出现,声称要讨伐张勋。段祺瑞向全国通电,表示要反对复辟,两天后讨伐张勋。

两军一交战,胜负就出来了,张勋溃败。七月六日,张勋通电全国,表示辞去职位。复辟以闹剧收场。

当段祺瑞的军队打入紫禁城时,溥仪吓坏了,只好颁布退位诏书。

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担任民国大总统,段祺瑞继续担任总理。北洋军高层通电请求取消清室的优待条件,以免他们又作非分之想。但冯国璋和段祺瑞都不同意,毕竟他们是靠吃袁世凯的饭起家的,而袁世凯又是清廷的一个臣子,吃水不忘打井人。

冯玉祥逼宫

皇宫中的溥仪是没有安全感的,随时担心可能被人赶出皇宫,这种担心在1924年成真了。

1924年,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将军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要求溥仪一家全部搬出宫。鹿钟麟负责执行这个任务,他回忆说:“说起逼宫这件事来,有远因,也有近因。远因是辛亥革命不彻底,近因是张勋复辟。当时我们许多人就觉得,宣统太不安分了。”

冯玉祥虽然也是一个军阀,但是他的思想比较前卫,他认为革命不可以拖泥带水,必须彻底推翻帝制,中国才有未来。而且冯玉祥这个人很正直,袁世凯称帝时封他为男爵,他当时痛哭流涕,说袁世凯是在侮辱自己。

冯玉祥发动政变后,紧接着逼迫曹锟下台,修改清室的优待条件。冯玉祥对自己的心腹鹿钟麟说过这样的话:

“在中华民国的领土上,甚至在首都的所在地,居然还存在着一个废清的小朝廷,这不仅是中华民国的耻辱,也是中外政治阴谋家随时企图利用的孽根。现在稍明事理的人无不以留辫子为耻;留溥仪在故宫,就等于给中华民国还留着一条辫子,这是多么令人羞耻的事啊!”

《修正清室优待条件》的内容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还是比较合理的:

一、宣统帝永远废去皇帝年号,与中华民国的国民享有法律上的一切平等权利;

二、国民政府每年补助清室五十万,并用两百万开办贫民工厂,收容八旗贫民;

三、清室应该立即搬出皇宫,住什么地方自己选择,国民政府负责保护清室的人身安全;

四、清室宗庙由民国卫兵保护;

五、清宫的私有财产完全归清室所有,但是公产归民国政府所有。

鹿钟麟限定清室在两个小时内全部搬出,就是一般人搬个家两个小时也不够,由此可见冯玉祥对清廷之痛恨,急切地想把他们赶出宫。溥仪觉得很委屈,两个小时太短了。

两个小时到了后,清皇室的人还在那里拖拖拉拉,鹿钟麟拿出两枚空心炸弹,扬言要开炮。清室的人只好央求他再宽限一点时间,鹿钟麟愤怒地说:“最多给你们再宽限二十分钟。”

大家草草收拾一番,便在卫兵们的催促下出宫。

溥仪上车时,鹿钟麟还跟他握手,问他:“溥仪先生,你以后是打算当皇帝呢,还是打算做一个平民?”

溥仪说:“从今以后我只想做一个平民。”

鹿钟麟点头:“你这样想就好,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的。”

冯玉祥此举受到孙中山高度的赞扬:“此举实大快人心,无任佩慰。复辟祸根既除,共和基础自固,可为民国前途贺。”

但段祺瑞反对冯玉祥的做法。他回到北京后,准备恢复对清廷的优待。这时候,孙中山立即站出来演讲,给段祺瑞施压,段祺瑞为了大局的稳定,才放弃恢复清廷优待的打算。

飘来荡去不自由

溥仪虽然表示自己要做一个平民,但其实他是很不甘心的。他觉得是冯玉祥害得自己流离失所,感慨道:“我当皇帝,也是天注定的,是前生修来的福。我现在是困龙受灾难,等灾难一过,我还会回宫当真龙天子。”

溥仪出宫后,住在北府。这里比皇宫里更不自由,门外有国民卫兵在保护。名为保护,其实也是监视。

终于,溥仪待不下去了,想离开这里。听说这事后,鹿钟麟特来找溥仪商量,希望劝他留下。

鹿钟麟来了后,载沣和溥仪都要求能够放宽门禁限制。鹿钟麟也同意放宽限制,但是表示不允许年轻人和外国人进入溥仪的住处。他这样做的目的很明显,防止溥仪跟外人勾结,又图谋复辟。

溥仪心里确实是愤愤不平,他经常对人说:“宫中的东西,全是列祖列宗苦心经营起来的,经过两百多年的努力,才有今天,这些应该是我们皇家的私有财产,现在全给冯玉祥霸占了,天理难容。”

最要命的还不是财产问题,而是人身安全问题。大家都对冯玉祥心里没底,不知道他接下来会不会为难皇室成员。大家整日都过着惶惶不安的日子,尤其是载沣,更显得失魂落魄。溥仪本人,倒显得无所畏惧的样子。

庄士敦、胡适和日本公使芳泽谦吉等人极力想为溥仪争取一个出国留学的机会,执政的段祺瑞对此并不反对。在日本人的帮助下,溥仪先逃到日本使馆。日本方面很重视溥仪这个末代皇帝。溥仪在日本使馆待了三个月后,决定去日本留学,随后在日本警察的护送下,在罗振玉父子的作陪下前往天津。

溥仪到天津后,在日本旅馆住了一天,便搬到张彪的家里住。张彪是清朝驻武昌第八统统制,他对清朝存着感恩之心,免费供溥仪和两个妃子吃住。张彪死后,溥仪搬到陆宗舆的家里住。

溥仪在天津一待就是六年。

溥仪原本打算出国,为什么在天津一待就是六年呢?这还是因为他存着复辟的幻想。在天津时,他认识了大量的军阀,这些人都对他表示忠心,以至于让他认为复国有望。张作霖就是其中最有实力的一个军阀,溥仪在自传中回忆与张作霖见面的情景:

我下了汽车,被人领着向一个灯火辉煌的大厅走去。这时,迎面走来一个身材矮小、便装打扮、留着小八字胡的人,我立刻认出这是张作霖。我迟疑着不知应用什么仪式对待他——这是我第一次外出会见民国的大人物,而荣源也没有事先指点给我——出乎意外的是,他毫不迟疑地走到我面前,趴在砖地上就向我磕了一个头,同时问:“皇上好?”

“上将军好。”我就着劲,扶起他,一同走向客厅门。我心里很高兴,而且多少——虽然这已不像一个皇帝的心理——有点感激他刚才的举动……当然,我更高兴的是,这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看来并不是忘旧的。

张作霖对溥仪说,他对冯玉祥逼宫的事情很不满,同时还怪溥仪不该投靠日本人,说自己完全有能力保护皇帝。张作霖还向溥仪信誓旦旦地保证,溥仪如果需要什么东西,只管开口就是了。张作霖还建议溥仪去东北住,住在宫殿里。

讨好溥仪的大军阀远远不止张作霖,吴佩孚也急着献殷勤。

张作霖死后,溥仪的重要性就更为突出,大家都认为日本人如果想稳住东北,必须借助溥仪。而溥仪也想借助日本的力量光复大清,这虽然是与虎谋皮,但在溥仪看来,也是值得的。

在天津的这段日子里,溥仪与日本人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日本方面对溥仪也照顾得很周到。双方就这么越走越近,为后来的阴谋奠定了基础。

溥仪在天津的日子显然比皇宫里要丰富得多,在这里大家都很尊重他,把他当成“皇帝陛下”,而且人们纷纷给他送钱,日子过得非常滋润。

但是在天津的日子里,溥仪的家庭生活却有些不幸,首先是文绣与婉容关系的恶化。而且,溥仪对两个妻子的感情似乎也不深,就像他自己说的:“我的兴趣除了复辟,还是复辟。老实说,我不懂什么叫爱情,在别人是平等的夫妇,在我,夫妇关系就是主奴关系,妻妾都是君主的奴才和工具。”

婉容毕竟是正宫,名义上是皇后,所以难免要骄横一些,经常教训文绣。最后,文绣实在受不了,愤然出走。后来,溥仪总算是让人把她找了回来,回来后文绣依然愤愤不平。

看到溥仪一味偏袒婉容,文绣愤然提出要跟溥仪离婚,并让溥仪支付五十万元的赡养费。这事让溥仪非常震惊,但他还是跟文绣签订了离婚协议。

文绣离开后,溥仪对婉容也越来越冷淡,心思全都放在了复辟上。

文绣离开溥仪后,拿到了五万五千元的赡养费,由于她不会持家,这点钱很快就用完了。后来,她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只好卖掉首饰,自己租了一个小房子,并辞退了所有的佣人。

文绣的晚景是非常凄凉的。她后来靠糊纸盒卖烟过日子,再后来,她嫁给了国民党军官刘振东。新中国成立后,刘振东当清洁工人,夫妻两人过着最平凡的生活。1953年9月17日,文绣病逝。

比起婉容的命运,文绣还算是好的。婉容后来跟溥仪到了东北。到东北后,溥仪娶了日本妻子,对婉容不闻不问。婉容身心受到极大的刺激,于是拼命地放纵自己,饮酒吸毒,甚至跟溥仪的侍卫私通。最后,婉容处于半疯半傻状态,新中国成立后凄凉地死在监狱里。

日本人的傀儡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史称“九一八事变”。

9月20日,日本在沈阳成立了军政和市政两个公所,同时改沈阳为奉天。日本人很清楚,要控制东三省必须安置一个傀儡,最好的人选莫过于溥仪了。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这片广袤的土地受到日军铁骑的蹂躏,全国人民都处在愤怒和悲痛之中,溥仪却置人民的感情于不顾,从民族的灾难中看到了复国的希望。溥仪甚至写信给抗日英雄马占山,劝他放弃抗日的打算,投降日本人。

关东军让土肥原贤二去天津接溥仪到东北,溥仪求之不得,见到土肥原之后,溥仪脸上洋溢着笑容和希望。从一开始,溥仪就认为土肥原很靠得住,甚至比张作霖那些人都要可靠。土肥原也是一个非常会说话的人,他说日本出兵东北也是不得已,日本对东北完全没有野心,只不过是不忍心看到中国被军阀败坏,想帮助溥仪建立起一个新的政权。

溥仪完全被复辟的幻想冲昏了头脑,他不知道日本人是虎狼,不可能真心帮他复国的。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溥仪心里完全没有感受到四万万中国人的痛苦,他只是觉得现在自己的利益跟日本人的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损失点良心又算什么呢?

得到日本人的支持,溥仪感到很满足,但还有一点他不放心,他问土肥原,建立新政权后,到底是实行帝制还是共和呢?土肥原笑着说,自然是帝制了,这下溥仪没有后顾之忧了。

这虽然是一桩政治买卖,但中间还是有一些波折的。日本高层在立溥仪还是恭亲王溥伟的问题上有分歧。溥伟这个人显然比溥仪能力更强,溥伟很早就组织宗社党企图光复大清。宗社党失败后,溥伟不甘心。九一八事变的发生让溥伟看到了希望,他在沈阳成立了个明光帝国,要求土肥原参加会议,当场表示反对立溥仪。

就在这时,蒋介石也看出了溥仪的价值,派人去找溥仪:只要溥仪跟南京政府合作,愿意恢复清廷的优待条件。但溥仪宁愿相信日本人,也不愿意相信蒋介石。

11月10日,溥仪在日本人的策划下秘密出逃。到了东北后,日本方面并没有打算立即立他。他们觉得,如果过早立溥仪,可能会刺激西方列强。

1932年1月13日,日本中央开了一系列会议,打算筹建伪满洲国。2月16日,关东军召集了一大批“汉奸”,在沈阳召开“建国会议”,第二天建立了“东北行政委员会”。18日,“委员会”宣布东北脱离中国。

不过,在伪满洲国的政体方面,日本高层还是发生分裂。溥仪很希望他们实行帝制,甚至威胁关东军高层,如果他们不接受自己的要求,自己就回天津。日本的负责人板垣请求溥仪接受“执政”之位,溥仪听了非常生气,拒不接受。板垣说:“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恢复帝制,而是为了建立一个新国家。”

溥仪最终还是拗不过日本人,同意了日本人的要求。2月24日,日本方面做出最后决定,确定了伪满洲国的元首为“执政”,“国旗”为“新五色旗”,“年号”为“大同”。

3月1日,伪满洲国正式宣告成立。从伪满洲国成立到日本战败投降,经历了近十四年的时间。这十四年等于是溥仪第三次当皇帝。这次当皇帝跟前两次又不同,前两次如果说是为了大清的利益在挣扎的话,那么这次就是出卖国家的利益成全个人的利益,而且这利益也是虚幻的。

3月9日,溥仪在长春举行“就职典礼”,并任命心腹郑孝胥为“国务总理”,同时任命了三个“省长”和其他一些首脑。就职以后,溥仪秘密与日本人签订卖国协定,其中有一份协议叫《日满议定书》。协议规定,日本承认伪满洲国为“独立的国家”,伪满洲国则承认日本在东北的一切利益。

这是溥仪第三次充当傀儡。溥仪的前半生是傀儡,后半生是战犯。

1934年3月1日,伪满洲政权又改行帝制,溥仪颁布诏书,再次成为“皇帝”。溥仪本想穿龙袍登基,但是关东军不允许他这样做,理由是日本人只承认他是“满洲国皇帝”,不承认他是大清的皇帝,所以不准穿龙袍。

刚当“皇帝”的时候,溥仪还想励精图治,做康雍乾那样的皇帝。于是,溥仪一改往日懒散的习气,每天早起,到“勤政楼”里“勤政”,但溥仪没有多少事情可做,真正的实权都把持在日本人手中。其实,就连自己的心腹郑孝胥都开始背叛他,他背着溥仪跟日本人进行私下交易,溥仪很生气,打算换掉郑孝胥。

溥仪提出自己的想法,日本人都不同意。后来日本人听说郑孝胥也不太听话,这才同意撤换掉“总理”。郑孝胥曾抱怨说:“‘满洲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应该让他自己走走,不该总是处处不放手。”

这话传到日本人耳朵里,日本人便用张景惠替代了他。

这件事也让溥仪明白,日本人比其他人更难搞,如果不听话的话,搞不好自己都会被换掉,可能连命都没了。做人还是识时务一点好,乖乖听话,做个傀儡至少能混得有头有脸。

溥仪在日本人面前小心翼翼,不敢再提任何反对意见。关东军还把吉冈安直安插在溥仪身边,吉冈安直对溥仪说:“关东军是你父亲,我是关东军的代表。”吉冈安直的意思是“我是你代理老爸”,这简直是侮辱。但溥仪根本不敢有任何怨言;溥仪见外人时,吉冈安直就会待在他身边,溥仪基本失去了人身自由。

溥仪曾描述自己的感受:

他的实际职能就是一根电线。关东军的每一个意思,都是通过这根电线传达给我的。我出巡、接见宾客、行礼、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至于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的指挥下行事。我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见了说什么话,以及我出席什么会,会上讲什么,等等,一概听从他的吩咐。我要说的话,大都是他事先用日本式的中国话写在纸条上的。

当然,溥仪并不甘心成为傀儡,他又开始了悲剧的挣扎。他想训练之前的七八名护军,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军事骨干,然后让这些人为自己建立一支军队。护军一直发展到三百多人,溥仪用自己的私房钱养着这支军队,期盼这些人将来能助自己一臂之力。

日本人肯定容不下溥仪设立私人卫队,对这支护军非常关注。

1937年6月28日,溥仪的护军在公园里休息的时候,关东军故意派便衣过来挑衅,结果双方发生斗殴。日本人放军犬来咬护军,护军踢死了军犬。日本宪兵借故过来将护军抓走,然后对他们进行严刑逼供,逼他们承认“反满抗日”。东条英机下令将护军解散,同时由日本人担任溥仪护军的头领。

自此以后,溥仪再也不敢不听话了,只能老老实实做一个傀儡。对日本人而言,这个傀儡还是很管用的,他们需要这样一个傀儡,他们可以利用溥仪掩盖他们的一切罪行,用溥仪的名义进行侵略,杀害中国人民,掠夺中国资源。在诏书中,溥仪公开称日本人为恩人,支持日本的扩张政策。皇帝做到这个份儿上,已经全无尊严可言了,不仅没有尊严,更是伤害了广大同胞的感情。

两度出访日本

溥仪做傀儡时两次“出访”日本,第一次是为了答谢日本天皇派自己的弟弟到长春对自己“登位”进行祝贺。

1934年6月6日,天皇的弟弟奉天皇之命到长春祝贺溥仪“登位”,溥仪亲自到车站迎接。一年后,关东军让溥仪礼尚往来,回访日本。溥仪只好照办。1935年4月2日,溥仪前往东京,日本天皇裕仁亲自到车站迎接溥仪。

日本政府对溥仪的这次来访还是很重视的,他们做出了精心的安排,让溥仪住在赤坂离宫,这地方是裕仁天皇当年当太子时住的地方。

4月13日,溥仪跟随天皇拜访了皇太后,同皇太后在花园散步,上下坡之时,溥仪就像一个孝子一样扶着皇太后。皇太后感激地说:“陛下回去后,以后每次日落,我都会想起陛下的。”

溥仪回道:“以后看到旭日东升,我也会想到天皇、皇后和皇太后对我的深情厚谊。”

溥仪待在日本的这段日子里,过得还算不错;日本天皇看起来也是个友善的人,临走之时,溥仪含着眼泪让负责接待自己的官员向日本天皇致谢。天皇听说溥仪这么重感情,竟然感动地流下泪来。

溥仪其实是演戏,他在自传里是这么写的:“这么一弄,就把那个老头子给逗哭了,回想起来,我连一点中国人味都没有。”

天皇对溥仪是什么感觉呢?天皇的母亲对溥仪印象非常好,对天皇说:“这个小伙非常不错,很讨人喜欢,也很孝敬老人家,看来他对我们日本感情很深啊,你要好好对他啊!”

裕仁天皇说道:“妈,不见得啊,从中国来的人都是相当会应酬的,他很有可能是逢场作戏啊!我去车站接他时,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那份真挚让我很感动。但是分别的时候他和我握手很像是例行公事,让我感觉特别冷淡。”

不管怎么说,溥仪这次去日本心情还是愉快的,因为天皇对他的接见非常隆重,而且天皇对他也很友善,让他感觉到一种“平等姿态”。

回国后,溥仪鼓吹与日本精神一体同心同德。这就是关东军安排溥仪去日本的目的,让溥仪更加依赖日本,更加傀儡化。

溥仪第二次“访日”是在1940年6月,这时东北被日本殖民已经快十年了,日本不满足东北名义上的“独立国家”地位,决心要把东北并入日本的版图。在勒令溥仪访日之前,关东军经常对溥仪训话,既然与日本同心同德,那么宗教信仰也应该一体。河源敏明写道:

当时名义上是用来庆祝皇纪(以神武天皇登基为元年的日本纪元)2600年。实际上主要是为要求把“天照大神”的神灵移奉到‘满洲国’的建国神庙里。因为关东军,特别是皇室御用人员吉冈安直中将受到了压力,认为‘满洲国’应该以神教为国教。最初,皇帝表示反对,最后只好咽下屈服的眼泪。

溥仪第二次“访日”,日本方面的接待不及第一次那么隆重,但也比较礼遇。6月22日,溥仪从长春出发,26日到达东京,日本天皇再次到东京车站迎接。29日,皇太后设宴招待溥仪。溥仪这次“访日”的目的主要是把“天照大神”接回东北,当成“满洲国”的大神供奉。

溥仪拿出吉冈安直事先为他准备好的讲演稿,说为了体现与日本精神一体,我们想把天照大神迎接到宗庙中供奉。裕仁表示,既然“满洲国皇帝”这么坚持,他也只好从命。随后,裕仁递给溥仪三件代表天照大神的东西:一把剑、一面铜镜、一块勾玉。还向溥仪介绍这三样东西的用途。

在回去的路上,溥仪终于哭了。当溥仪把这三件所谓的神器带回家时,全家人都禁不住大哭。日本人得寸进尺,让他更换祖宗,这对爱新觉罗的后代来说是莫大的耻辱。

溥仪在自传里写道:

自从我在旅顺屈服于板垣的压力以来,尽管我每一件举动都是对民族祖先的公开背叛,但那时我还有自己的纲常伦理,还有一套自我宽解的哲学:我先是把自己的一切举动看作是恢复祖业,对祖先尽责的孝行,以后又把种种屈服解释成委曲求全之计,相信祖宗在天之灵必能谅解,且能暗中给予保护。可是现在,日本人逼我抛弃祖宗,调换祖宗,这是怎么也解释不过去的。

此后,溥仪要在关东军的安排下,定时祭奠“天照大神”,这对溥仪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每逢初一十五,溥仪都要在关东军的安排下去祭祀。

1945年8月11日,溥仪逃离长春伪宫时,放火烧了这座让自己饱尝侮辱的神庙。

末代皇后婉容的凄婉一生

到东北后,婉容就逐渐失宠了。溥仪和婉容分居了,很少理婉容。

溥仪冷淡婉容的原因很复杂,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婉容逼走了文绣,还有一个原因是到东北后,溥仪的心理受到扭曲,而婉容似乎并没有理解他。到东北后,溥仪发现自己只是一个傀儡,于是性格变得多疑残暴,整天除吃喝拉撒之外,就是关在家里“打骂、算卦、吃药、害怕”。总之,溥仪没法过一种正常的生活。

在日本人面前溥仪唯唯诺诺不敢有半点不敬,但是在房子里却写着:“日本人的气,还没有受够吗?”

溥仪在自传中写到自己的状态,对此我们深表同情:

由于我整天昏天黑地、神神颠颠,对家庭生活更没有一点兴趣。我先后有个四个妻子,按当时的说法,就是一个皇后,一个妃子,两个贵人。如果从实质上来说,她们谁也不是我的妻子,我根本就没有一个妻子,有的只是摆设。虽然她们每个人的具体遭遇不同,但她们都是同样的牺牲品。

女人是需要安慰的,溥仪这种状态显然无法安慰女人。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溥仪很需要婉容的精神支持,但是溥仪却没有感受到这些。婉容的表现非常任性,看到溥仪冷落自己,没有选择自强自爱,反而选择了自暴自弃。

1934年6月7日,日本天皇的弟弟雍仁觐见溥仪和婉容。外界一直传言皇后有精神病,没想到婉容居然能出席招待雍仁的午宴,而且状态并不差。由此可见,婉容并非真有精神病,只不过是夫妻生活不和谐导致的结果。

1935年初,溥仪发现婉容怀孕了,立即断定婉容与人私通,因为溥仪知道自己患有不育症。其实在1931年从天津到大连的过程中,婉容的哥哥就为了私利把她卖给日本的军官。婉容怀孕后,恳求溥仪承认这个孩子,溥仪拒不承认这个孩子,但是同意孩子生下来后交给婉容的哥哥抚养。在此之后,婉容就被打入了冷宫。溥仪还让人监视她,只允许她的两个妹妹见她。

溥仪甚至想废掉婉容,但由于日本方面不同意,他才作罢。

从此以后,婉容就孤零零地一个人生活,苦闷时抽大烟喝闷酒。每年只有春节和溥仪生日时,婉容才有机会见溥仪,不过还不能单独相处,仍有其他人在场。每次见面时,婉容都打扮得干净整洁,以求博得溥仪的欢心。

婉容的烟瘾很大,每天要抽二两鸦片,八十多支香烟。烟瘾犯了之后,婉容经常失态,有时候会穿着睡衣往外跑。但婉容精神正常的时候,还是一个挺有魅力的女人。

两年后,婉容的青春美貌逐渐失去。1937年3月7日,溥仪三妹给溥仪写信,说婉容前后变化太大了,现在变得非常可怕。婉容经常用长发遮面,不敢给人看。到了伪满政权后期,婉容已经变得人不人鬼不鬼,境况非常凄惨。

当然,婉容也不甘心一辈子就这么毁了,曾经试图做出挣扎。她有两次争取“自由”的尝试。1932年4月,李顿代表团来到东北,婉容派人去大连见中国代表、调查团的顾问顾维钧,请求他帮助自己从长春逃走。顾维钧委婉地拒绝了她,并让人转告她,自己不过是个顾问,即使想救她,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1933年,婉容托赵欣伯的妻子向日本人请求去日本养病。婉容很委屈地对溥仪三妹说:“为什么别人有自由,偏偏我没有自由?”溥仪三妹说:“你是皇后,跟其他人不一样,不自由是很正常的,如果你不相信的话,请看以后的事情就知道了。”

果然正如溥仪三妹所说,婉容的反抗是不会有结果的。

1945年8月,日本战败,伪满政府垮台。8月11日,婉容跟着溥仪坐上了前往长春的专列。13日,在通化临江大栗子沟,溥仪将婉容和李玉琴扔下,准备坐飞机去沈阳,然后转飞到日本。婉容被抛下后,精神接近崩溃状态,哭喊叫骂,连路都走不稳。

后来,苏军告诉婉容,溥仪已经被抓住了,将送往苏联。婉容给溥仪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很平安,希望早日与他相聚。

1946年4月29日,民主联军将婉容送到她哥哥润良的家里,润良不肯收留她。此人就是当时捏合婉容跟日本军官胡搞的那个哥哥,他当时靠妹妹发迹,现在妹妹晚景凄凉,他居然拒她于千里之外,这种冷酷实属罕见。

婉容没有落脚之处,只好跟着军队继续走,到了吉林后又从吉林向延吉前进。在路上,婉容已经奄奄一息。从延吉转到敦化后,婉容病情恶化,高烧不退,不久便凄凉离开人世。

婉容的一生是非常不幸的。溥仪当伪满皇帝时,又娶了两个“贵人”。1937年4月6日,溥仪娶了谭玉龄,就像溥仪自己所说的,谭玉龄也不过是一只养在笼子里的鸟,这只年轻的小鸟在1942年就死去。谭玉龄人长得很漂亮,天真纯洁,她的到来安慰了溥仪受伤的心。

溥仪非常喜欢她,只可惜在1942年8月13日凌晨,这只可爱的小鸟就离开了人世。谭玉龄得的是伤寒症,并不是什么绝症,溥仪怀疑谭玉龄之死跟吉冈安直有关。吉冈安直为谭玉龄请的是日本医生,这个日本医生对谭玉龄的病似乎不是很热心;日本医生要给谭玉龄导尿,溥仪不准,日本医生甩手不治,第二天谭玉龄就死了。

谭玉龄死后,关东军让溥仪娶一个日本人,溥仪不答应。吉冈安直只好拿来一些中国女学生的照片让溥仪挑选,结果溥仪挑选了李玉琴,李玉琴被册封为“福贵人”。李玉琴来到溥仪身边时还未成年,溥仪之所以选一个年龄小的就是怕对方是关东军的耳目。一个单纯的女孩子要容易控制一些,这是溥仪的真实想法,他不想跟自己同床共枕的人还是关东军的耳目。

李玉琴出身于汉族贫民之家,溥仪娶她更是与爱情无关。由于是贫民出身,李玉琴身上缺少贵妇人的气质,为此遭到了仆人和佣人的嘲笑。尽管如此,这个出身贫贱的“贵人”仍然觉得当溥仪的老婆很有面子,从温饱都成问题的家庭一下子变成了伪满皇帝的“贵人”,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难免养成一些骄矜之气。

溥仪给她提供了奢华的生活,但他也是一个权威的丈夫,高高在上,而且这个丈夫喜怒无常,所以“李贵人”在溥仪面前总是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

日本战败后,李玉琴的境遇要比婉容好一些,因为她“出身好”。民主联军做她的思想工作,让她跟溥仪划分界限,参加革命。李玉琴没有接受,表示自己是溥仪的妻子,一定会忠于溥仪。但是第二年,她就改变了想法,写了一封与溥仪离婚的信便回到娘家。但后来她被溥仪的族兄溥修接到家里。溥修打算把她送到北京的醇王府,不过载沣没有同意。李玉琴只好住在溥修的家里,时间一长就变成了奴仆。

1951年,李玉琴随溥修一家来到北京。1953年,她挣脱溥仪家族的束缚,回到长春,可惜找不到正式工作,只好做临时工为生。1955年3月,李玉琴收到一封信,是溥仪从监狱中寄过来的,李玉琴给溥仪回了一封深情的信。之后,她去监狱里探望过溥仪四次,每次都会带一些糖果过去。

不过由于溥仪是战犯,李玉琴跟他交往顶着很大的压力,家里人都反对她这么做。1956年,李玉琴在长春图书馆工作,到了年底,她又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这次她找溥仪是谈离婚之事,但是管理所的领导却不赞同她跟溥仪离婚。他们竭力开导她,让她继续跟溥仪待在一起,为了方便他们,领导们还让她跟溥仪住在一起。但是这位女士坚持要离婚,溥仪虽然心里很痛苦,但还是同意跟她离婚。

后来,李玉琴跟一个广播电台的职工结婚,两人生下一子,李玉琴后来还当上了长春市政协委员。

新中国的公民

溥仪在沈阳被捕后的第二天,就被押往苏联。在苏联,溥仪过的还是俘虏生活,不过生活条件还是不错的。他很担心苏联把自己送回国,因为他认为自己回国一定会被处死。

在苏联期间,他上书斯大林,请求永久生活在苏联。斯大林没有答应。溥仪在苏联期间学习了马列主义著作,思想得到一定的解放。

远东军事法庭成立之后,他到东京去作证,溥仪的证词对于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有很大的帮助。1950年,苏联将溥仪引渡回国。一路上溥仪吓得半死,他觉得这一回去必死无疑。

溥仪万万没有想到,接待他的共产党人态度非常亲切和蔼,溥仪听到对方说:“我奉周恩来总理的命令来接收你们,现在你们回国了,先好好休息休息吧……”

后来溥仪进入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在这里待了近十年。在这里,溥仪脱胎换骨,最终蜕变成了一个新时代的公民。在监狱中,溥仪发现没有人当自己是皇帝,甚至有人当面骂他是废物,因为溥仪做事笨手笨脚的。

刚开始溥仪也不适应,但时间长了,也就慢慢接受了现实。监狱的生活让溥仪完成了从一个皇帝到平民的心理过渡过程。

溥仪出狱的时候,听到弟妹们叫自己大哥,顿时有一种重生的感觉。

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周恩来把溥仪的七叔载涛介绍给毛泽东主席。毛泽东问载涛:“你现在还跟溥仪往来吗?”载涛说:“他是战犯,我怎么能跟他往来呢!”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消灭的是阶级,而不是某个人。你们家族要帮助他,关心他,共同使他成为新人,有时间的话,也要去看看他。”

1959年,新中国感觉溥仪的改造已经完成,给予溥仪特赦。溥仪听到这个消息,感动得大哭。

溥仪出狱后,来到北京。他的父亲早已去世,妻妾也是死的死,离的离,兄弟姐妹们也都有自己的家,溥仪无处可去,后来住在五妹的家里。

1960年2月16日,溥仪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北京植物园工作,开始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

溥仪的改造是真诚的,他从内心深处变成了一个新人。有一次他回北京过春节的时候,有一些家族成员要给他磕头,称呼他为皇上。溥仪听了非常生气,认为这是对自己极大的侮辱,溥仪说:“如果你们这样做的话,说明你们头脑里还有封建思想,那就是故意要跟我作对。”

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很关心溥仪的生活,认为溥仪从监狱出来,努力工作,已经完成了新时代公民的改造,应该找一个贤内助过好生活。1962年1月8日,溥仪从照片上认识了李淑贤,对方是朝阳区门诊所的一个护士,溥仪觉得这样一个自食其力的女人正是自己所需要的,便于4月30日与她举行婚礼。

婚礼的一切费用由国家报销,溥仪心存感恩,一切从简。

在跟李淑贤结婚之前,溥仪对李淑贤说:“现在我一无所有,以前的珍宝全部捐献给国家了,你愿意嫁给我吗?”

李淑贤说:“你要是还像以前当皇帝时那么坏,我就不嫁给你了,就算你有千千万万的珠宝我也不嫁。”

溥仪对李淑贤是非常好的,很难想象一个曾经的皇帝会如此关心自己的妻子。李淑贤身体不好,不能闻烟味,溥仪毅然戒烟。后来李淑贤患了子宫瘤,溥仪吃不好饭睡不着觉,时时落泪。后来确认是良性肿瘤,溥仪才安心。当时溥仪自己刚切去左肾不久,经常强忍着病痛去看望李淑贤。

夫妻之间的情感很真挚。

溥仪的改变是彻底的,可惜“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溥仪成了红卫兵攻击的对象。幸亏周恩来及时对溥仪进行了保护,溥仪才能免于被侮辱。然而,溥仪还是没能逃脱病魔,其实这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很差了。

1967年10月17日凌晨,末代皇帝溥仪因病去世,根据家属的意见,溥仪的骨灰被安葬在八宝山人民公墓。

清朝最后一个皇帝平静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