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奥康纳在亚利桑那崭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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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奥康纳大法官的女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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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欢迎奥康纳大法官

正如奥康纳原本热衷于政治随后又隐退一样,其他一些同样拥有富足婚姻生活的共和党女性,横跨在女性利益诉求和党派愈演愈烈的保守主义之间的鸿沟,对世界政治发动侧面攻击。成就最为杰出的是安妮·阿姆斯特朗(Anne Armstrong),她出身富庶,后来嫁给得克萨斯牧场主托宾·阿姆斯特朗(Tobin Armstrong)。 [1] 在南北战争后,得克萨斯州一直由民主党把持,阿姆斯特朗夫妇在此复兴了共和党。作为资金筹集人和组织者的安妮·阿姆斯特朗没有竞选公职,反而遵循了传统的资金筹集人之路,去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她是委员会历史上第一位女性联合主席,随后成为理查德·尼克松的顾问。 [2] 如果人们想要咨询即将出任要职的女性候选人的情况,她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咨询对象。1972年,西南地区竞选负责人想要推荐奥康纳担任要职,他咨询了阿姆斯特朗。 [3] 在1974年尼克松辞职前一个星期,阿姆斯特朗推荐了石油公司执行长罗伯特·林德(Robert Lindh)的妻子帕特里夏·林德(Patricia Lindh)担任白宫妇女事项特别助理。 [4]

在共和党支持女性事业(如《平权修正案》)的全盛时代,阿姆斯特朗和林德顺利进入尼克松的继任者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麾下。她们致力于诸如信贷歧视和教育等领域的女性利益问题。随着平权修正案逐渐失去支持,女性候选人吸引了她们的注意。与诉讼律师金斯伯格和议员奥康纳不同,面对女性问题时,林德将自己的事业描述为“喋喋不休的工作”。偶尔当白宫人事部门向她征询人选意见时,她“会列出大量女性人选”。

在帕特·林德的名单上,其中一位女性是马里科帕县初审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1975年,林德建议杰拉尔德·福特考虑让她接替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 [5] 提议一位低级别的州初审法官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并不像听起来那么不切实际。1975年,全国范围内的女性法官寥寥无几,因此林德的名单上只有一些与奥康纳的职位相当的低级别法官,比如华盛顿地方初审法院法官和佛罗里达州初审法院法官。(当然,来自全国妇女政治党团会议的金斯伯格也是在那一年第一次出现在名单上;然而,她并不是一个能引起执政的共和党注意的有力竞争者。)最终福特任命联邦上诉法院法官约翰·保罗·史蒂文斯接替道格拉斯,一切都前功尽弃 。

如往常一样,奥康纳会沿着一条与华盛顿女权运动倡导者所想象的传统路径不一样的道路往前走。她的人脉关系再一次发挥了作用。目睹着奥康纳一直以来的好运,1979年,她的朋友,一个滴酒不沾的摩门教徒——也是前菲尼克斯市市长——约翰·德里格斯(John Driggs)也希望自己的社交生活更活跃。 [6] “我们要去参加其他人举办的所有鸡尾酒会和晚宴”,约翰对他的妻子盖尔(Gail)说,“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为了能够既遵守信仰中禁止饮酒的信条,又融入聚会气氛,约翰询问他的妻子:“我们认识的人当中,谁是既重要,又能前来发言,并为聚会增添趣味的人?”“嗯,”她说,“你觉得马克·坎农(Mark Cannon)怎么样?”坎农,他们的一位远亲,是美国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的行政助理。

德里格斯立即接通电话。“你好,马克”,他询问道,“你有机会来亚利桑那吗?”

“嗯,我8月会去,”坎农答道,“首席大法官和我去弗拉格斯塔夫开会”。

菲尼克斯以北三小时车程的弗拉格斯塔夫,地处大峡谷区以南,距离大峡谷也只有几小时车程,那里有科罗拉多河大坝和美丽的鲍威尔湖。多年来,亚利桑那人最喜欢的夏日休闲活动,就是租个船屋,绕湖自驾,在清澈的水中游泳,欣赏迷人的景色。一年前,德里格斯刚刚同邻居一道游览了鲍威尔湖,他们完全陶醉于那次经历。约翰·德里格斯不失时机地问坎农,首席大法官是否到过鲍威尔湖。坎农说没有。“如果,”德里格斯问道,“会议结束后,我们一起旅行如何?”一个月以后,首席大法官接受了船屋邀请。德里格斯计划带上自己的孩子,船屋主人的儿子提议为他们掌舵,得以有机会见见大法官。

德里格斯随后面临另一个问题:这三天要如何招待首席大法官呢?盖尔和约翰·德里格斯都不是律师!约翰决定,他们最好扩大聚会规模。回顾他们所熟识的朋友时,约翰说:“我们就邀请奥康纳夫妇吧。”虽然桑德拉孤军奋战在菲尼克斯最简陋的法院中,约翰和盖尔却觉得,与好友奥康纳夫妇相处非常舒服,而且他们知道奥康纳夫妇能够为聚会增添气氛。约翰·德里格斯拨通约翰·奥康纳律师事务所的电话,问他是否愿意在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结束在弗拉格斯塔夫的会议后帮忙招待他。“当然愿意!”约翰·奥康纳欣然应允。

数月之后,在亚利桑那州北部,首席大法官走上一艘船屋的甲板。“叫我首席吧”,他用那标志性的谦逊口吻说道。他们游泳,峡谷探险,品尝德里格斯夫妇和奥康纳夫妇精心准备的美味食物。饭桌上,首席大法官借机与这个临时聚集起来的大家庭讲述了他的过往和他对美国历史的兴趣,并谈论任何他们愿意讨论的话题。的确,如果有人问伯格与在场的七八个人关系不大的问题,他总是先设法引起所有人的兴趣,然后再说出答案。

有几次,客人们饭后在桌边徘徊,他们发现首席大法官和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不见了。约翰·德里格斯出去找人,发现两人坐在上层甲板遥远的角落里,正像老友一样聊天。好几次,他们聊天直到凌晨。没人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盖尔·德里格斯猜测他们在谈论历史故事。

“这难道不好吗?”度假结束后,在开车回菲尼克斯的路上,盖尔对她的丈夫说,“如果有一天桑德拉能走到最高法院。”

“别傻了,”他答道,“那不可能。”

6个月后,州长布鲁斯·巴比特(Bruce Babbitt)将奥康纳从地方法院升迁至上诉法院。她接替了刚刚被卡特总统任命为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法官的玛丽·施罗德(Mary Schroeder),她曾是菲尼克斯一家重要律师事务所的第一位女性合伙人。与金斯伯格到特区巡回法院工作一样,施罗德是相同的游说和组织集团的受益者,还是可能开创最高法院女性法官职位先河的亚利桑那州民主党候选人。当时,奥康纳被任命接替的职位看起来只是州长为了保险起见选择的,他正在计划连任,因此不希望备受欢迎的女性前议员奥康纳成为他的共和党反对者。 [7] 但要说关注受人瞩目的奥康纳的人,他可不是唯一一个。在奥康纳成为上诉法官的授职仪式上,她将约翰·德里格斯从迎宾队列中拉到一边。“猜猜怎么样!”她小声说,“首席大法官刚刚邀请我和一个美国代表团去伦敦参加法律研讨会。”

不论在什么场合,奥康纳总能从容应对。后来成为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法官的比尔·布莱森(Bill Bryson),当时是司法部的一名低级别官员。巧合的是,他是鲍威尔大法官的前书记官佩妮·克拉克的男朋友,也是伯格组建的代表团成员之一。从伦敦回来后,他告诉佩妮这次旅途中他认识了一位极富魅力的女性,她从一个议员的角度为会议讨论助益良多。比尔感慨奥康纳的智慧,他还提到,更重要的是,与旅途中的其他重要人物不同,这位来自亚利桑那州的新人对“旅途中照顾他们的工作人员非常友善和体贴,并且能够体察到组织者为此付出的努力”。 [8]

最高法院第一位女性的诸多恩人

到1980年,两党对于女性问题的共识——法律不得存在性别歧视,并且符合资质的女性可以平等竞争各个领域的工作职位——已经实质性破裂。尽管像安妮·阿姆斯特朗和派特·林德一样富有的女性还在向执政者建言,应尽量任命女性就职,但实际上留给共和党人的就平权修正案之类,求同存异的空间已经所剩无几。1980年共和党大会召开,彼时共和党被保守派牢牢把持,并准备提名罗纳德·里根竞选总统,不仅拒绝支持平权修正案,并且公开与堕胎权的反对者结盟。投票显示,女性开始逐渐脱离“老大党”(Grand Old Party) [9] 。4年后,女性几乎一边倒地支持民主党候选人, [10] 而男性支持共和党的性别分歧开始成为美国政治常态。

随着女性增多,她们的投票力量也在增强。有时,候选人面对选举过程而产生的不安也会导致社会层面的变革。 [11] 比如,在1980年,里根被党内的保守倾向缚住手脚,他只能承诺给予女性投票者一些符号利益。在他那位有些自由主义倾向的竞选顾问斯图亚特·斯宾塞(Stuart Spencer)的催促下, [12] 里根宣布,如果当选,他将任命一位女性大法官填补最高法院的下一个空缺。就在里根就职后不久,波特·斯图尔特大法官决定辞职。

很多人曾经说过,他们是奥康纳——这位未来大法官——的教父。里根当选后,奥康纳的船屋朋友沃伦·伯格邀请白宫顾问佛瑞德·菲尔丁(Fred Fielding)共进午餐,为奥康纳的候选资格拉票。奥康纳传记的作者安·麦克费特斯(Ann McFeatters)称,奥康纳与威廉·伦奎斯特的关系对于她进入候选名单至关重要。 [13] 还有人说这得益于奥康纳与巴里·戈德华特之间长期友好的伙伴关系。凑巧的是,就在她的当选前景日趋明朗时,奥康纳正在戈德华特侄子的婚礼上尽地主之谊。她赞颂家庭的珍贵,后来奥康纳被亚利桑那州反堕胎权人士攻击,戈德华特常常以此为奥康纳辩护。 [14] 但在关于这个问题的所有历史探查中,几乎没有人关注这位著名的“教父”——里根本人。司法部长威廉·弗兰·史密斯(William French Smith)曾在历次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程序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临终前他告诉助手,1980年里根给了他一份亲手写下的最终候选人名单,其中就有奥康纳的名字。 [15] 现在我们知道,其实早在1974年,里根就因奥康纳在亚利桑那州努力推进税收上限而注意到她,这也使得司法部长的说法更加令人信服。白宫决定向奥康纳位于天堂谷的伊甸园般的家派出调查组。

她可能是当时唯一能够成功进入最高法院的女性。尽管一开始,共和党女权主义者承诺只要求基本的平等,直到1980年,女权运动与共和党已经渐行渐远。理查德·尼克松已经否决了仅有的为提供儿童保育公共基金所做的艰苦努力,共和党人为削减公共医疗资金贡献了绝大部分投票,而且作出提名罗纳德·里根决定的共和党大会也撤回了对平权修正案的支持。

打破法学院入学障碍并开始成为司法机构职位候选人的这类女性,大多是鲁斯·巴德·金斯伯格一类的人,而桑德拉·戴·奥康纳并非典型。甚至,在史密斯为里根搜集的诸多候选人名单上,女性候选人都是民主党人!她们知道,成为一名更好的厨师和更好的律师仍不足以对抗这个世界的性别歧视和刻板印象,必须借助法律的强大力量才能对女性不平等问题施加影响,她们相信对门诊堕胎提供社会资助是一项巨大的进步,堕胎权也是女性的基本权利。

上诉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认为,大多数女性只需迈出第一步, [16] 所以她是共和党作出符号意义式任命的完美人选。她相信,只要人们了解她,大家就会发现她不同寻常的天赋和卓越的社交才能。在亚利桑那州这个仍旧人烟稀少的西部地区,如桑德拉·戴·奥康纳一般受过专业训练并且有天赋的实干者非常少。她并不认为,人们会固执地牺牲女性才能,以便保证彻底的男性霸权。

评审委员会来到奥康纳的住处后发现, [17] 她是一位较为传统的女性。在与肯尼斯·斯塔尔(Kenneth Starr)和白宫团队讨论过联邦/州的复杂关系后,她为他们准备了美味的三文鱼沙拉和冰茶午餐。斯塔尔回忆说,她具备一切条件:合适的年龄、正确的理念和政治支持。此外,饱食了三文鱼沙拉的他说:“我喜欢她。”她从未审理过联邦案件——的确,据玛丽·施罗德(Mary Schroeder)回忆,她的诉讼事件表排满了最为乏味的工人赔偿诉讼——但这并不重要。里根遇见她之后,他的感觉也是一样的。牧马、经营牧场——这次会面让他们逐渐熟悉,也造就了沐浴在西部阳光里的两个独立精神的完美结合。无须再见任何其他人了,他告诉他的团队。 [18] 与奥康纳会面后不久,罗纳德·里根赶在反对者有所行动之前提名了她。如果她能够通过确认程序,成功进入最高法院,长久以来的性别桎梏就正式解除了。华盛顿巡回上诉法院法官鲁斯·巴德·金斯伯格从汽车广播中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即使她从未听说过这个被提名人。 [19]

与里根会面结束后回到家,奥康纳赶上了她丈夫所在事务所的独立纪念日聚会。“我们没想到她能做到”,约翰·奥康纳的徒弟,也是桑德拉的仰慕者露丝·麦克格雷戈(Ruth McGregor)说。然而,尽管未抱太大希望,当奥康纳的提名被公布时,约翰的事务所还是全力投入其中。司法部送来简介资料手册,麦克格雷戈和一部分约翰·奥康纳的合伙人在事务所图书馆花了一个周末审阅,为她的听证做准备。 [20]

在经过提名确认程序时,奥康纳以她自己的方式疏解压力。那年夏天的一个周日早晨,约翰·德里格斯接到一个电话。 [21] “约翰,”桑德拉问道,“你今天有什么安排?”

“去做礼拜。怎么了?”

“我可以去吗?”

“当然可以。”

“约翰·奥康纳是一个天主教徒,”德里格斯确认,“但他们两个并不经常做礼拜。”因此,尽管她不是一个摩门教徒,但在这个充满压力的夏天,她还是在周日匆忙去做了摩门教的礼拜。德里格斯夫妇当然非常激动,叫上了全家人,确保布道和训诫适合这个高贵场合。凑巧的是,男女隔离的女性礼拜会那一天竟然有来自当地著名的厨师——大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的食谱。她在礼拜的过程中一反常态的烦躁不安,在她的手提袋里翻来覆去寻找什么。但她没有解释,也没有人问。

尽管一开始很紧张,但当奥康纳真正出现在参议院时,她那令人惊叹的勤勉准备和西部领导魅力相结合的招牌气质横扫会场。她不仅研究了有关法律问题的答案,也研究了各位参议员的个人历史和兴趣。过去几十年间,人们见证了奥康纳的社交智慧,很多议员和法官同侪到她的家乡天堂谷享用墨西哥晚餐。传记作者琼·比斯科皮奇讲述了她拜访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的故事,肯尼迪不是最有希望支持里根的人。“肯尼迪议员,”她开场问道,“您母亲怎么样了?”肯尼迪随后向她讲述了自己母亲丧失短时记忆的家庭故事。 [22]

作为女性候选人,她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家对于这种里程碑式突破的极大支持。整个女性律师行业的代表都参加了提名辩论。埃莉诺·斯米尔(Eleanor Smeal)代表全国妇女组织为支持奥康纳而作证。“我们并不是说,全国妇女组织同意奥康纳法官所有的法律和政治观点。事实上,我们了解到,全国妇女组织的亚利桑那州成员的确对奥康纳法官担任参议员时期的一些立场表示反对。但是,我们君子之交就应该‘和而不同’,况且总体上我们已经形成了关于歧视问题的共识和认知。”此后,奥康纳的民意支持率飞涨。

作为女性公众人物,她维护女性利益的立场使保守派阵营的警觉性有所提升。她曾对撤销亚利桑那州刑事堕胎法的提案表示支持,并拥护平权修正案,这可能会带来麻烦。 [23] 但在提名确认听证会上,她努力呈现出自己的清白过往。一方面,这是对她有担当或缺少担当的准确反映。另一方面,她根本就是在撒谎:她本人或是她在白宫的支持者曾指出,并不存在1970年她支持撤销亚利桑那州刑事堕胎法的投票记录,但事实显然不是这样。 [24] 她采取了最高法院当时的统一立场,谴责现实中的堕胎——奥康纳称现在认为堕胎手术是“可鄙的”,而且她绝对不会亲身体验——并且坚定拒绝就她将如何判决罗伊诉韦德案发表意见。拜登(Biden)参议员提醒她作为女性利益维护者的历史使命,他同样得到的是沉默回应。 [25]

确认程序以99∶0的投票结果结束。Ms 杂志发表了一篇温暖乐观的文章,作者来自全国妇女组织法律辩护和教育基金(NOW Legal Defense and Education Fund),林恩·赫克特·沙弗兰(Lynn Hecht Schafran),她或许是女性和司法领域最有权威的发言人。 [26] 女权主义者希望,所有女性都能在成年之前就获益于奥康纳在20世纪50年代对女权运动展现出的雄心和兴趣,从而免受性别歧视之苦。 [27] 至少,她的存在会削弱法院在裁决时只将妇女视作想象中试验品的倾向。有时,法官们对女性价值的忽视并不影响他们的裁决结果;例如,布伦南大法官尽管在用工领域有差别对待女性的倾向,但还是对性别歧视给予了最强烈抨击。但其他时候,法官们的忽视更多是一种潜在危险。鲍威尔大法官想当然地认为妇女都是像他妻子一样享有特权的里士满主妇,因此在社会保险案中他险些投票反对斯蒂芬·维森菲尔德。

任命奥康纳所带来的标志性影响立即突显。桑德拉·戴·奥康纳宣誓就职仪式的出席资格一票难求。作为行政主管的首席大法官伯格抱怨,“出席就职仪式造成的压力,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掌控能力。这引发了很多问题。” [28] 法官们携宾客出席的人数本不应超过惯例。大家——包括数量空前的媒体——站在大厅里,甚至室外的接待处都是“铺天盖地的客人”。其中有200位客人是受奥康纳邀请而来, [29] 她邀请她刚刚离开的亚利桑那州法院系统中60多位成员参加她的宣誓仪式。 [30] 因此,当第一位女性大法官扶着她自己指定的护送者——沃伦·伯格走下最高法院大楼的大理石台阶时,人群中挤满了她的朋友和家人。其他人都在给她拍照,她反倒请一个朋友给记者们照相,这反映了她像往常一样对社会动态不同寻常的理解。

她理解并且接受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角色模型。就像她那句著名言论:“我可以做第一个。但不希望是最后一个。” [31] 甚至她那些高贵的教友朋友们也希望把她引荐给他们认识的女孩。自路易斯·鲍威尔大法官在温伯格诉维森菲尔德案中发表了特别意见,向公众承认他认为妇女大多更倾向于家庭之后,他竟然接受了一位律师做自己的儿媳。作为奥康纳在最高法院的新朋友,鲍威尔的首要之举就是向这位最高法院第一位女性大法官介绍儿媳米姆斯·鲍威尔。于是,他安排儿媳参加了奥康纳的就职仪式。奥康纳也从不错过任何细节。鲍威尔在仪式后的家信中写道:“尽管奥康纳大法官与上百人握手,但她还记得米姆斯,并称赞了她。”

来自新朋友的小帮助

桑德拉·戴·奥康纳痛恨混乱。 [32] “乱”(Messy)是形容她厌恶的法律、政治状态中最严厉的用词之一。提名确认程序还未结束,她的一位亚利桑那州朋友玛丽-奥黛丽·维克·梅勒[Mary-Audrey Weicker Mellor,洛厄尔·维克(Lowell Weicker)参议员的妹妹]给她的朋友路易斯·鲍威尔写信。“我实在等不及要告诉你我的好朋友桑德拉·奥康纳的情况……她是那么谦逊、朴素和高尚。”因此,她继续写道:“我写信来希望你照顾一下桑德拉。” [33] 鲍威尔通过一个在水门有公寓的朋友给桑德拉找到了住处。 [34]

奥康纳就职后,据她的第一个书记官露丝·麦克格雷戈回忆,“所有房间全部堆满了案卷。”(麦克格雷戈,当时年近40岁,辞去了她在约翰·奥康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职务,来帮助最高法院第一位女性大法官。她想,毕竟一个律师的一生能有多少次这样的机会呢?)在第一次参加最高法院会议前,奥康纳和麦克格雷戈都付出了辛勤努力以做好充分准备,这次会议要解决一整个夏天堆积起来的案子,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但他们不知道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已经制定了一套不同的工作制度。会议上,发到这位新人手中的资料全部混乱了,所以她在午休时间匆忙赶回她的办公室,将资料重新整理,这样在会议的后半程她就不必一直在自己的笔记中翻找对应内容了。 [35] 鲍威尔将自己富有经验的秘书琳达·布兰福德(Linda Blandford)推荐给了她。

虽然媒体推测奥康纳会和她的老朋友威廉·伦奎斯特紧密搭档,但鲍威尔成了她的天然同盟。两对夫妇一起参观了鲍威尔大法官心爱的弗吉尼亚州项目——重建于原殖民小城的威廉斯堡(Colonial Williamsburg),还探访了那些穿着圈环裙和齐膝短裤的员工。奥康纳大法官在感谢信中写道:“这是世界上最令人激动的动植物博物馆……由弗吉尼亚州最尊贵和最亲善的家庭陪伴参观……弗吉尼亚是位于我们历史核心的一个部分,很高兴借由您的视角见证了它的一部分。” [36]

虽然Lazy B牧场在弗吉尼亚州殖民地几千英里以外,但两个家庭惊人的相似。奥康纳到鲍威尔家参加第一次最高法院晚餐聚会时,他们发现同席中人有退休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有人打趣他“为了一个女人放弃了法官席位”)、罗纳德·里根的幕僚长共和党要员吉姆·贝克(Jim Baker)和他的妻子以及鲍威尔夫妇的老朋友,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和玛格丽特·比米斯(Margaret Bemiss)。作为鲍威尔社交圈典型代表的比米斯是弗吉尼亚州守旧的保守派民主党人、商人和银行董事,他是一位环保主义者,投身很多有价值的事业,比如促使弗吉尼亚的学校执行布朗案的废除种族歧视令。“多么特别的款待啊,”奥康纳在依例写给晚餐会主人的感谢信中说,“美味的食物、有趣的伙伴和美妙的交谈——一个无懈可击的组合。”当奥康纳回请时,她事先告诉同事,她邀请了一些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新教徒(WASP)的主要支持者参加:“琼(Jean)和莱斯·道格拉斯(Les Douglas)[投资公司福尔杰诺兰弗莱明道格拉斯(Folger Nolan Fleming Douglas)的执行副总裁]、菲利斯(Phyllis)和比尔·德雷柏(Bill Draper)(他是进出口银行的副董事)、希拉(Sheila)和艾伯索尔·盖恩斯(Ebersole Gaines)(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的副董事)(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掌控对发展中国家的私人美国投资)、得克萨斯休斯敦的达芙妮(Daphne)和鲍勃·莫里(Bob Murray)(时任培蒙特银行执行委员会主席)以及盖尔和哈利·霍莱什(Gail and Harry Holes)[他是卵石滩公司和山杨公司(Pebble Beach Corp and Aspen Corp)总裁]。” [37]

他们对乡村俱乐部精英品德有着共同的默契的设想。奥康纳被提名时,约翰·奥康纳在俱乐部的会员资格发生了小危机——菲尼克斯俱乐部和天堂谷乡村俱乐部不接受女性会员。 [38] 亚利桑那州的社交力量集中在这些俱乐部中;其会员包括戈德华特参议员、普利亚姆(Pulliam)的继承人丹·奎尔(Dan Quayle)、联邦参议员保罗·范宁(Paul Fannin)以及大多数菲尼克斯律师事务所的知名合伙人。后来,1990年,菲尼克斯著名的非美裔市民林肯·拉格斯戴尔(Lincoln Ragsdale),对天堂谷乡村俱乐部的种族歧视做法提出疑问。 [39]

采访这次事件时,亚利桑那州的报纸尝试联系奥康纳大法官但没有成功,他们解释说奥康纳女士在蒙大拿,暂时无法联系。 [40] 鲍威尔最终退出了在里士满的白人俱乐部,包括共和俱乐部和弗吉尼亚乡村俱乐部,而奥康纳夫妇却从未退出。

1983年,在鲁斯成为法官后不久,金斯伯格夫妇退出了他们的高尔夫俱乐部——位于马里兰州罗克韦尔的伍德蒙特乡村俱乐部。1980年,金斯伯格夫妇移居华盛顿之前,他们已经加入了该俱乐部。马丁经常在那里打高尔夫。那里有一项政策,对华盛顿的高级政客(如上诉法院法官)减免25000美元入会费。其入会费本就不合理。1983年,金斯伯格夫妇推荐鲁斯的同事亨利·爱德华法官(Harry Edwards)入会,他是一位狂热的高尔夫球手,也是一名非裔美国人。出人意料的是,在面对一位非裔美国会员时,俱乐部取消了会费减免政策。随后,金斯伯格夫妇也退出了俱乐部。 [41]

奥康纳仍在天堂谷乡村俱乐部打高尔夫。就在2000年大选后,她还打出了一杆进洞的好成绩。

奥康纳打破僵局

在新来的女性大法官日渐适应最高法院工作的同时,女权主义者也在屏息观望。她们没有等太久。奥康纳就职几周之后,就遭遇了一个严峻的考验:一个开创性的性别歧视案。下级法院要求美国最古老的女性公立学校——密西西比女子大学——接受男性到它的护理学院学习。密西西比女子大学上诉了。

戏剧般巧合的是,奥康纳的书记官,曾在律师生涯中遭遇作为女性的不公平待遇的露丝·麦克格雷戈(那年38岁),被从书记官中挑选出来,提出自己关于最高法院是否应该审理密西西比上诉案的建议。她的建议是该案应当被审理。关于学校性别隔离的现行法律仍是“一团乱”,她写道;就此问题的唯一一份最高法院判决还是由八名大法官组成的不完整合议庭作出的,最终结果是4∶4,在女子学校究竟是帮助了她们还是伤害了她们这个问题上,他们并未达成共识。 [42]

就职后一个月,她前往最高法院参加十月的法庭会议,当时奥康纳面临着一个意识形态分裂的法庭。三位由共和党任命的保守派大法官——她坚定的支持者首席大法官伯格、她在法学院的朋友威廉·伦奎斯特和总是出人意料的哈利·布莱克门,以及愈加保守的由民主党提名的拜伦·怀特——人数上已经足够准许复审——都主张审理此案,而且很可能寄希望于推翻此前的判决,并允许密西西比女子大学继续实行性别隔离。剩下的,法院中的自由派——威廉·布伦南、瑟古德·马歇尔和日益倾向自由派的由福特提名的约翰·保罗·史蒂文斯——主张拒绝复审,维持下级法院允许招收男性的裁决。奥康纳在法院中最好的朋友路易斯·鲍威尔也赞成自由派的主张,不予复审此案并维持下级法院取消隔离的裁决,尽管他坚持如此立场的原因并不清晰。

自从1980年金斯伯格告别为女权案件辩护的律师身份,最高法院大法官已经巧妙地从她费尽力气建立的适用歧视性法律所需的高标准倒退回去。他们没有公然推翻她缔造的那些伟大案件,但在某一案件中,他们批准了对触犯法定强奸罪的男性罪犯处以更为严酷惩罚的法律;在另一案件中不允许仅限男性的征兵登记。 [43] 此外,在金斯伯格完美辩护的案件对社会产生微妙影响后,取消密西西比女子大学的隔离制度则代表了社会发展的一大步。判决取消学校的种族隔离后,最高法院亲身感受了这个判决带来的影响,也开启了要求公立大学废除隔离的序幕。

奥康纳大法官有一个特点:作出决断毫无困难。 [44] 那些年在与世隔绝的牧场上度过的童年经历,练就了一个对于社会压力丝毫不受影响的非凡女性。奥康纳赞同审理案件。

密西西比女子大学是美国最古老的单一性别大学。在它成立之前的很多年,密西西比完全没有为白人女性设立的州立高等教育机构。密西西比大学和密西西比州立大学一直由男性占据。在重建时期,联邦政府强制密西西比州设立了两所黑人学校,男校和女校各一所。直到1981年秋天,最高法院对霍根诉密西西比州案进行审理,不论密西西比州这些学校的种族融合程度如何,除密西西比女子大学之外的所有大学都废除了性别隔离。 [45]

霍根案中,和通常情况一样,性别和种族问题过分交织在一起。以密西西比女子大学为代表的所有女校都遵循着如淑女一般的行为守则,这些守则都是白人妇女应当遵守的传统。美国的黑人学校传授诸如耕作等工作技能。 [46] 密西西比女子大学,简称“W”,直到1966年仍全部是白人学生,白人女学生会学习诸如“绘图、油画、设计和雕刻”等技艺。 [47] 正如一位当代学者近来提出的观点,单一性别学校“教育白人女性如何成为淑女”。

在整个南部,性别隔离也被用作反对种族融合的武器。 [48] 在最高法院于布朗案中判决学校取消种族隔离后,南部校区突然启动了建设性别隔离学校的项目。密西西比已经有一所女校——密西西比女子大学。甚至种族融合开始在密西西比女子大学有所发展之后,维护性别隔离的斗争依然像维护种族隔离斗争一般存在。1971年,早在乔·霍根(Joe Hogan)申请学习护理专业的十年前,另一位白人男性,查尔斯·帕金斯(Charles Parkins)就申请了密西西比女子大学的艺术课程。在一块石头砸碎他房间的窗户后,他放弃了自己的追求。 [49] 或许密西西比不能合法地隔离种族,但是,通过性别隔离,至少它将白人妇女和黑人男性隔离开来了。 [50] 威伯尔·科洛姆(Wilbur Colom),霍根案中为男女可以同校辩护的非裔美国律师,接手了这个案子——乔·霍根认为他有权在自己家乡的公立大学接受护理教育,但城里所有白人律师都拒绝代理此案。没有白人律师愿意涉足密西西比州的习俗根基。 [51] 密西西比女子大学不是惧怕白人男性,正如科洛姆坦言:“异族通婚。这是传统的恐惧。” [52]

表面上看,霍根案没有使社会环境出现倒退。与之相反,该案看起来是一个纯粹的性别歧视问题:如何论证用公共资金支持仅招收女性的学校的正当性?州政府引用了瓦萨女子学院(Vassar)和韦尔斯利女子学院的例子。州政府律师主张,女性更好地学习,成为更好的领导者,而且由于常年遭受歧视,她们值得拥有自己的学校。鲍威尔大法官的书记官约翰·威利(John Wiley)认为这些辩驳简直滑稽可笑,因为密西西比女子大学为那些梦想有朝一日成为桑德拉·戴·奥康纳的女性学生开设了这些课程:“密西西比女子大学的‘当代女性’系列课程(这些课程是为年轻女性在20世纪发挥重要作用而设计的)包括以下内容:‘时尚、造型介绍、(高级)造型和个人发展课程(该课程展示提升个人形象和适应社会环境的多种方法)。’” [53]

大法官们并不总是如预期一般行事。对霍根案进行判决时,曾赞成复审该案的怀特大法官在表决中维持下级法院裁决,而曾主张不改变下级法院裁决结果的鲍威尔大法官在表决中要求推翻下级法院裁决。这导致将由奥康纳在认为分校合法的保守共和党任命的四位大法官,和余下的四位主张驳回上诉的自由派和中间派大法官——布伦南、马歇尔、怀特和史蒂文斯——中作出最终决定。会上,奥康纳加入了自由派一方,但并不是彻底的支持。“就法庭记录而言,”她直截了当地说,“其并没有显示男女同校的优势。” [54] 威廉·布伦南,多数派中的资深大法官,精心安排这位新任女性大法官撰写性别歧视意见。

6个月后,马丁·金斯伯格走进妻子的书房并把奥康纳的意见放在了她的书桌上。“你读过这个了吗?”他问。

她或许已经认真读过了。奥康纳大法官的第一个性别歧视案意见通篇读起来都像是关于鲁斯·巴德·金斯伯格职业生涯的专著。“刚开始分析该案时,”奥康纳开篇写道,“我们受助于很多牢固建立的原则。由于这项受到挑战和质疑的政策对申请者有明确的性别歧视,因此它属于《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平等保护条款审查的范围,里德诉里德案。”里德案是金斯伯格在最高法院的第一个案子。

“我们的裁决,”奥康纳继续写道,“同时表明,致力于支持一项以性别基础划分个体级别法规的政党,必须证明这种等级划分有‘极具说服力的正当性’。希贝格诉芬斯特拉案(Kirchberg v. Feenstra)……只有能够证明,至少该等级划分服务于‘重要的政府宗旨,并且所采取的歧视性手段’是‘与达成那些宗旨有实质关联’的。”在结论中,她援引了更多近期案件,这些案件都精准地应用了金斯伯格在克雷格诉博伦淡啤酒案中确立的突破性标准。

虽然没有提及金斯伯格的名字,奥康纳的观点推进了金斯伯格的法律改革运动。该运动为改变禁锢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而来:“检验基于性别进行等级划分的有效性……必须在该前提下进行:突破关于两性角色与能力的固定观念。在确认一项法规的宗旨本身是否反映了陈旧、刻板的观念时,必须格外谨慎。因此,如果一项法规排除或‘保护’某一性别的原因,是假设他(她)们有与生俱来的缺陷或天生低劣,该目标本身就不正当。参见弗朗蒂罗诉理查森案,411 U.S. 677,684-685(1973)(多数意见)。”弗朗蒂罗案是金斯伯格在最高法院的第二个案子。

为了让人们重视弗朗蒂罗案所激发的切实社会变革,奥康纳大法官更加明确地表述了它。如果我们赞同,国家应该追求的正当目标是促进女性发展,我们就不得不审视,建立女子大学制度是否是帮助女性脱颖而出的最佳方式。我们应该基于自身立场对此进行判断,而不是“机械应用关于男女角色传统分工但通常不准确的假设。”毕竟,她进一步写道,只要看看所有这些州和联邦政府令人生厌的保守主张,他们试图以此证明我们早已推翻的那些制度的正当性,这个问题就很明朗了。密西西比州既捏造了不实的宗旨,又未能建立该宗旨与学校性别歧视之间的充分联系,因此密西西比州没能证明这一歧视有极具说服力的正当性。

奥康纳借此机会提醒人们,类似于全女性护理学院的这类所谓保护主义机构具有多大的危害性。护士只是女性的工作这一刻板印象,对女性就是一种伤害。奥康纳建议:“美国护士协会官方曾表示,将男性排除在护士职业之外,这已经压低了护士的工资……就排除男性所产生的影响而言,密西西比女子大学的招生政策实际上惩罚了州政府打算帮助的那个阶层。参见温伯格诉维森菲尔德案。”如果男人不去做护士,护士就不会得到很好的薪酬,这个意志坚定的西部女儿如此说。刻板印象正在以所有可能的方式伤害女性。当然,马丁·金斯伯格问他的妻子,“你写过这个吗?”

路易斯·鲍威尔大法官是奥康纳大法官当时在最高法院最好的朋友,他被分派撰写反对意见。收到奥康纳的意见初稿时,他一定勃然大怒。初稿上满是他手写的批注,不时伴有感叹号和愤愤不平的修辞。他质疑这个案件涉及性别歧视这一基本前提。这真是“荒谬”,他在边缘空白处潦草地写道。这是一个由男性提起的控诉,他继续说。鲍威尔大法官几乎好像忘记了在他作出支持意见的性别歧视案中,许多是诉讼是由男性提起的——比如鳏夫斯蒂芬·维森菲尔德和利昂·戈德法布,还有野心勃勃的酒鬼科特斯·克雷格。而霍根在控诉什么呢,鲍威尔问。他在控诉由于无法在家乡的女子大学享有更加便利的学习机会,他不得不去密西西比大学学习护理专业。便利!鲍威尔大法官惊呼。自何时起便利成了一项宪法权利?这实在是非常诡异的论证。公民权利诉讼经常是裁决一些琐碎的事情。人们很难想象他所说的,非裔美国人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不得不在实施交通种族隔离的黑暗时代,为乘坐短途公共汽车的权利抗争是一件琐碎的事情。

鲍威尔的内部备忘录生动地描绘了一位“南部绅士”,正如佩妮·克拉克所描述的,他经历的社会变动已经够多了。好吧,他承认女性工作者应该为他们的丈夫获得配偶社会福利金,并且妇女不应被拒绝作陪审员。但在一个他觉得刚刚好的稳定社会环境中,强制男女同校是一项太过重大的社会变革。他信仰单一性别教育,他写道:“从我的妻子和三个女儿身上,我对此很有体会。”他继续道,单一性别教育没有服务于重大的州利益的观点,其实是在否定教育标准,而这一标准已经经过历史检验。(鲍威尔的书记官对密西西比女子大学课程的“喜爱”,显然并没有对大法官产生很大影响。)那些希望进入优秀的性别隔离大学的女性应当有权实现这样的选择。最近男女同校的热潮,他抱怨道,不过是一种时尚。 [55] 鲍威尔大法官想要告诉人们,他妻子和女儿如何在性别隔离的教育制度中成为优秀女性。鲍威尔还告诉自己的书记官,他希望提醒这个世界自己那个州的女校有多棒。“霍灵斯学院、玛丽·波德因学院、兰道尔夫·麦肯女子学院和斯威特·布莱尔学院仍然只招收女性,它们都有着傲人的、令人尊重的口碑。” [56] 鲍威尔喜爱的女子学院都是私立学校,因此对宪法要求的平等对待所负义务较少,但那不是他的重点。几个世纪以来,女校已经证明了对女性培养的益处。因此,鲍威尔总结道:公立女校同样对女性有益,并且符合宪法标准。

鲍威尔大法官在本案中的乐观态度,在给他那位倒霉书记官的一份令人惊讶的记录中有所体现。书记官试图回避某些不可回避的现代政治标准,该标准横亘于性别隔离学校与处于道德劣势的种族隔离学校之间。他提到,“由于种族隔离是对黑人恶意歧视的产物,因此提供给黑人的隔离设施,并不是为了扩展他们的替代选择,而只是他们的唯一选择。”“它(种族隔离)在我所在的州并没有那么恶劣,”鲍威尔在笔记空白处写道,“它只是不合理地接受一项已经盛行几世纪并在普莱西案中得以确认的制度(普莱西诉弗格森案,这个1896年的案件被布朗案推翻)。”

鲍威尔大法官对弗吉尼亚州种族关系的乐观描述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即便在鲍威尔热爱的弗吉尼亚州,布朗案之前每年也至少有一到两起私刑案件发生。 [57]

鲍威尔写出如上异议。收到奥康纳的意见初稿之后,他分发了该异议,那份意见中表达了他对“骄傲且受人尊重”的南部女子学校的态度。奥康纳在最终意见中巧妙地化解了鲍威尔基于妇女的“选择权”而对隔离制度做出的辩解。每一个采用隔离制度的机构都将选择权赋予受优待群体,她写道,就像白人希望选择去全白人学校。而那些被排除的人,就如本案原告,被剥夺了选择权。这正是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所禁止的。

在众多意见初稿进行传阅时,发生了一件奇怪事,其中一个初稿版本暗含着奥康纳为最高法院和女性平权作出贡献的意味。伯格首席大法官注意到,鲍威尔将奥康纳的初稿描述成一种攻击,对象是密西西比女子大学所有学院的单一性别教育。虽然伯格注意到这个问题时,自由派大法官已经在奥康纳撰写的多数意见上签字,但显然案件会议中的一些讨论仅涉及护理学院。伯格在写给鲍威尔的私人信函中说,我们或许可以将这个输掉的裁决限定仅在护理学院适用。“啊,”鲍威尔回信道,“我不同意。”“确实,桑德拉主要指的是护理学院……但这份意见的原理对所有其他学院或院系同等有效。” [58] (伯格将奥康纳写的多数意见初稿称为“法院意见”,而鲍威尔自始至终都称她“桑德拉”。)不管怎样,伯格肯定已经写信给奥康纳,因为两天后鲍威尔收到她的信,主动提出缩减这份意见的适用范围。

鲍威尔非常恰当地指出该提议不合逻辑:“除了前面提及的一些基本陈述,法院完整意见的逻辑似乎应彻底适用于整个大学。” [59] 但她坚持限缩文本。因此,奥康纳到最高法院的第一个开庭期里,撰写了一份才华横溢且开创性的判决意见,其中阐明了女性权利保护的是非曲直。在意见的一个脚注里,奥康纳大法官将她的判决限定在最小的可能情形:密西西比女子大学的护理学院。就像鲍威尔所认识到的,这份判决适用范围狭窄,虽然可以这么做,但完全不合逻辑。

“她的判决只适用于护理学院!”威伯尔·科洛姆讥笑。刚宣布判决的那几天,科洛姆回忆,“男学生涌进密西西比女子大学的其他院系提交申请。但管理人员认为他们已经为维护一个失败条款付出了巨大经济代价。密西西比女子大学在一年之内取消了所有院系的隔离制度。”奥康纳撰写了诸多引起重大社会变化的判决,这是第一个。后来又判决结果限定适用于案件中的某个部分,导致此后需要根据该案作出裁决时,总是不甚明朗。本案中,学校管理方自己决定了应该怎么做。在后来的案件中,联邦法院哀怨地要求澄清:“奥康纳大法官,我们现在怎么办?”

密西西比女子大学的女人们很讨厌乔·霍根。他甚至没有坚持到拿学位的那天。 [60] 然而,随着男孩子开始涌进密西西比女子大学,刻板印象如同堤坝一般倒下了。科洛姆观察到,曾“像修女一样生活,在规定时间被关在宿舍里”的女孩们搬出去住了!“她们加入在城里公寓生活的男生中”,就像80年代的多数大学生一样。“随后,”科洛姆欢快地说,“很多人认为,学校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女同性恋中心。”他说,“许多女孩根本不像州政府所说的那样:如果学校变成男女同校,她们会被男生分散精力。” [61]

角色模型

霍根案成就了奥康纳,使她成为一名开创者。她推动了进步,也兼顾谨慎和妥协。无论人们评价奥康纳如何保守,她都别无选择。从宣誓就职那天起,她就是一束光芒,也是避雷针。就职仪式那天,她借了一件非常短的长袍,在最高法院台阶上拍的照片里,她的套裙从长袍下端露了出来。 [62] 在一份评价几十年来政坛女性的概要中,这一英寸粉色裙边招来诸多批评和意见。 [63]

但她决心绝不倒下。 [64] 骄傲且好胜的性格——她在网球场上是出了名的勇猛——以及工作上的无限潜力让她越发强大,就像多年以前在牧场面对漏气轮胎时她所表现的,坚定的决心能促使她完成任何事情。长期从政经历使她明白,自己的成功与在最高法院作出公正判决无关。她只是一个角色模型。

她在法院发起了全女性参加的有氧运动课程,实话说,在菲尼克斯时,她经常在去工作的途中做有氧运动。对她的女性书记官而言,清早的这场“御前演出”实在令人喜忧参半。(“我们在这跳舞的时候,男人们已经开始工作了”,其中一个人抱怨。)但有氧运动让这些女孩有机会与奥康纳真正亲密起来,也与“最高级别法院”只有男性参与的篮球运动形成鲜明对比。 [65] 有氧运动也让这些充满政治慧根的年轻女书记官受益良多。奥康纳开始做有氧运动之后,“怀特大法官就不再掌控运动特权了”,这是苏特大法官(Souter)的书记官戴维·哥德伯格(David Goldberg)在10年后加入法院时观察到的。 [66]

工作上手后,这位精力充沛的传奇大法官开始在撰写判决之外,安排大量演讲并参加有象征意义的剪彩仪式。1982年4月的一天,威斯康星州拉辛市翼幅中心(Wingspread Center in Racine),在由四面玻璃包围的豪华礼堂中,两位优秀的女权主义学者和两个杰出的法官协会组织了一次女性法官会议,与会者对奥康纳的致辞充满前所未有的期待。 [67] 在如何协调她对于女性发展的乐观态度与保守主义倾向的问题上,奥康纳不是一个成功的范例。而这种保守主义倾向多年来使她在亚利桑那州政坛一路坦途。提问环节,有人问她如何平衡工作和生活——这个问题在当时很超前。“妇女总是应该把家庭放在首位。”奥康纳回答。芭芭拉·巴布科克(Barbara Babcock),奥康纳母校斯坦福法学院的第一位女教授对这个答案很不满意。奥康纳的答案本能地将家庭放在第一位,对在场所有女性是一种侮辱,她们中有许多人为了达到今日事业都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家庭。 [68] 据巴布科克回忆,奥康纳还没有学会如何处理女性议题。

但她总是学得很快。 [69] 她有着几乎过目不忘的记忆力,这对她充当角色模型的职责和处理如山一般的文书工作大有裨益。一天,她与一位亚利桑那州律师玛丽·施罗德(Mary Schroeder)搭乘同一部电梯,电力中断导致所有按钮都不亮了。电梯重新启动后,奥康纳大法官清楚地记得拥挤的电梯里每一个人早前按下的楼层键。

早期的大多数情况下,她尽可能地完全回避女性问题。最开始演讲时,她试图将自己单纯地定位为司法制度的官方代言人。她回到斯坦福大学作了一次演讲——“个人能为法院发展做什么”。 [70] 在范德比尔特(Vanderbilt)法律图书馆开启仪式上,她作了“专业能力和社会责任”的演讲。 [71] 这些关于个人美德的劝勉就像是志愿活动,符合鲁斯本(Ruthbun)案中的禁令规则——不实质推翻旨在创造一个更好世界的既存社会秩序,促进世界进步。和奥康纳有些短浅、总是从事实出发的观念一样,其出发点是善意的,但无法开启大规模变革。

然而,当一个人在最高法院行使关键性的第五票权力时,就会引发巨大的社会效应,最高法院的理论家——不论左派、右派——都深谙其中的道理。姑且不论奥康纳大法官那种稍显短浅的、旨在解决问题的方法论,从下级法院允许男性进入护理学院,到前女子大学男女同校,以及学生在校外公寓大肆聚会,这都不是很大的跨越。同样,尽管她的裁决意见没有充分显示女权主义,但她能够出现在最高法院,这本身就是一种启示。

她迅速发展出一种在不威胁既有制度根基的情况下,探讨社会变革的方式。这是一种精巧的平衡。在庆祝新英格兰法学院——其前身是为女性设立的法学院[波西娅(Portia)法学院]——成立75周年之际,奥康纳说法学院“继续表现出一种令人钦佩的敏感度,这样的敏感度来自一个为法律职业所忽视的群体……在接下来的25年中,毋庸置疑,无论在法官席、法学机构还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位置上,女性和其他现在被允许执业的少数群体比例将会提高。” [72] 之后的演讲内容都是关于法学院负有在“道德责任”和“实践能力”方面培养学生的责任这一中性话题。

参加位于纽约的福特汉姆法学院新大楼落成典礼时,她再次表达了对女性角色的敬意:“我想我应该承认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感谢1918年福特汉姆法学院的院长。那一年院里经历了妇女权利问题。1918年5月院系大会的会议纪要写着,临近会议结束时,院长‘要求讨论法学院录取女性是否适当’。在听取了不同院系成员的意见后,他宣布会‘仔细考虑这个问题’,并告知学院他的决定。”会议纪要的附言加注:“1918年7月6日的信中,他写道:‘经决定,由于存在反对意见,法学院这个秋天不录取女性。’”但那份会议纪要包含着简练、未经解释的修订,奥康纳继续说:“那一年9月,院长批准录取女性入学,并指示将该事登报。”

随后她更进一步表示:

“我愿意相信贵校前院长不仅助益了女性法律事业,他也会对今天有一位女性受邀发言而感到高兴。” [73]

演讲剩余部分是对公共服务的呼吁,与性别无关。有一位女性受邀发言已经足够;对奥康纳而言,媒介即信息。

奥康纳关于堕胎的自相矛盾的分析

奥康纳愉悦的、女权主义象征的和谐之旅就要驶入堕胎问题——这个永恒议题的浅滩。天主教会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与自由堕胎法案进行斗争。 [74] 1967年,天主教全国会议设立了全国性生存权委员会以抵制改革运动,而且在罗伊案之前,教会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密苏里天主教会议的助理神父比尔·考克斯(Bill Cox)知道,天主教会如果孤军奋战,显然无法撼动法院裁决。 [75] 罗伊案之后,新教神职人员已经完全保持沉默。

经密苏里天主教会议职员建议,主教批准建立了被称为“密苏里公民生命”(MCL)的长期反堕胎组织。考克斯开始在州内奔波,建立MCL分会,召集非天主教徒的帮助。起初,MCL设立在天主教会议办公室,但同大多数反堕胎运动一样,它迅速有了独立身份:密苏里生命权组织(Missouri Right to Life),建立了政治行动委员会并开始支持反堕胎候选人参加选举。

罗伊案作出裁决那年,密苏里通过了罗伊案之后的首部《反堕胎法》,该法允许医生、护士和医院在堕胎手术违反道德、伦理或宗教信仰时拒绝实施。1974年,密苏里通过了一项法案,该法案要求堕胎手术必须获得孕妇本人的知情同意,如果已婚还须获得配偶的知情同意,以及如果是未满18岁的未婚未成年人,须获得其父母的知情同意。该法案还禁止对怀孕12周以上的孕妇实施在母体子宫注射盐溶液的堕胎手术。

早期,在天主教之外也有抵制自由堕胎的力量。1972年竞选总统的新教徒理查德·尼克松,将支持反堕胎作为一种吸引天主教民主党人的手段。 [76] 虽然第一部密苏里法律是天主教立法者颁布的,在1973年大规模反堕胎集会上,密苏里生命权组织骄傲地向公众介绍他们自封的“圣公会教徒”托马斯·伊格尔顿(Thomas Eagleton)。70年代以后,共和党将反堕胎逐步确立为其反对文化放浪和性解放总立场的一部分。虽然最高法院推翻了野心勃勃的密苏里反堕胎法,但反堕胎运动还将继续通过其他法律、寻找罗伊案判决的漏洞,并利用所有法律手段限制堕胎。某种程度上,得益于考克斯及其同仁的努力,密苏里后来成为学者们所称的“挑战者”州。而这些挑战迟早会来到拥有了第一位女性大法官的最高法院。

没有人比罗伊判决的主笔者哈利·布莱克门更了解这其中的挑战。

布莱克门其实并不喜欢他这位新同事。甚至在1981年,女性大法官真正成为可能之前,这位所谓妇女解放者就曾愤怒地反对法院弃用传统的“大法官先生(Mr. Justice)”这一称呼。 [77] 史蒂文斯大法官与备受尊敬的上诉法院法官科妮莉亚·肯尼迪(Cornelia Kennedy)曾一起参加圣母大学(Notre Dame)的模拟法庭。一位来自全女性获胜团队的成员,多次称呼肯尼迪为大法官女士,肯尼迪提出了意见。“称呼我大法官就可以了。”她解释道。大法官已经是一个足够光荣的头衔了!对于最高法院何时也能出现女性大法官,史蒂文斯充满期待。他与同事波特·斯图尔特分享了这个故事,斯图尔特大法官提议做出改变。 [78] 尽管布莱克门反对,但最高法院还是让此事成真了。奥康纳就任之后,布莱克门这位兼具害羞、完美主义、谦逊的明尼苏达人立刻发现,他这位乐于助人、善于交际、极度自信的同事让所有人都吃不消。 [79]

布莱克门的行事方法令人不悦,但性别或性格都不是他不喜欢奥康纳的核心原因。他的关注点在于堕胎问题。随着击退堕胎权的政治压力不断上涨,法院里支持布莱克门的标志性成就——罗伊诉韦德案的多数派逐渐减少,这令他很紧张。就在这时,罗纳德·里根总统提名了一个在参议院称堕胎“令人反感”的法官。

对堕胎权发起的挑战,使得布莱克门很快开始在堕胎问题上接受奥康纳的主张。经由密苏里的比尔·考克斯及其组织推动,州和地方已经制定了无穷的规定,使得实施堕胎手术极为困难。1982年,就在奥康纳加入最高法院一年后,大法官们收集了一些案件——来自考克斯的密苏里州,以及俄亥俄州和弗吉尼亚州——来设定他们可以许可的堕胎限制标准。法院所审理案件中的州和市已经要求医生告知孕妇,所有孕育从一开始就是“人类生命”,并列举堕胎可能产生的极端后果。他们在3个月后建立了针对堕胎的医院评审标准,并要求未成年人将自己的计划告知父母。罗伊案之后,上诉法院已经正式取消了这些限制。奥康纳大法官在审查这些案件时加入了保守派阵营,案件名称为阿克伦诉阿克伦生殖健康中心(Akron v. Akron Center for Reproductive Health)案。这是她发出的第一个信号。

阿克伦案尘埃落定,罗伊案并未受到影响。 [80] 鲍威尔大法官写了一份强有力的6票多数意见,禁止各州仅因完全不想让妇女堕胎而使得实施堕胎越来越困难。堕胎是一项基本权利,他写道,因此只有令人信服的州利益——通常而言是孕妇健康,才能限制该权利。

奥康纳不同意,并写了一份异议。她承认最高法院曾经说过宪法适用于这项所谓权利:

“在罗伊诉韦德案中……法院主张,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的个人自由和限制州行为的概念体现了隐私权……宽泛的隐私权足以囊括妇女有权决定是否终止怀孕。”

处于(大法官提名)确认程序时,她拒绝透露如果坐在1973年的最高法院法官席上,她会怎样做。奥康纳注意到,两党没有要求启动核选项来推翻罗伊案,因此最高法院不会重新审查该裁决。即便新任大法官只是在判决十年后承认有这种可能,对于布莱克门和支持堕胎的势力而言都足够震撼。

然而,她继续说道,如果她当时在,一定会比哈利·布莱克门做得更好。布莱克门在罗伊案中的意见已经扩大了根据怀孕时间长短决定堕胎的宪法保护。前三个月,就是堕胎比怀孕安全时,堕胎权是绝对的。随后,直到胎儿能够在子宫以外存活(成活性),州仅可以为了母亲健康而限制堕胎。最后,州可以禁止堕胎,除非该等禁止损及母亲健康。自始至终母亲的健康都处于首位,并且直到胎儿能在子宫外存活前,都是最高利益。

“最高法院意见非常明确,”奥康纳认为,“无论是合理的宪法理论,还是我们需要基于中立原则进行判决的案件,都无法与根据怀孕‘阶段’而变化的分析框架相适应。该框架中,出现对于州规定的特殊挑战时,根据可利用的医疗技术水平,怀孕阶段和相应的审查标准也不同。”奥康纳推测,这标准本身就自相矛盾。在她的科学认知里,医生将越来越擅长在子宫外保全胎儿。这将彻底解决成活性问题。堕胎会变得越来越安全,这使得既定标准中不能碰触的前三个月孕期标准越走越远。在异议中,她描述布莱克门的框架“不可行”“不正当”“在法律或逻辑上无法证明”——好在布莱克门的一个书记官及时介入,才阻止她说“没有原则”。 [81]

奥康纳大法官随后解释了她对堕胎判决的看法。与布莱克门在罗伊案中的意见相反,奥康纳认为州不应仅关注母亲健康,还应在胎儿的概念上做些文章。因此,只要政府没有对终止妊娠的决定造成“不合理负担”,它就可以在任何时间做任何它想做的事情。不要求考虑妇女的健康。在这个自她上任以来的首次尝试中,奥康纳表明意见,她赞成亚克朗市对妇女堕胎决定的每一项限制,并将此作为建议标准。

虽然此后人们将堕胎权的不合理负担标准归功于奥康纳,但那不是她的主意。1980年总统选举后,共和党执政的12年里,司法部才是推翻堕胎权运动的急先锋。奥康纳的标准直接来自里根政府司法部在阿克伦案中的“法庭之友”意见书。这份意见书引起了很大争论,它没有告知最高法院应完全撤销罗伊判决。 [82] 9年以后,乔治·H.W.布什总统政府以类似的“法庭之友”身份,一致同意并且坚定要求推翻罗伊案。这种对抗不可避免:一旦法院在持续9个月的胎儿利益方面作出让步,该利益就会与妇女获得堕胎权的利益产生冲突。这个终点没有原则,只有对畸形儿和用衣架堕胎之类故事的厌恶:不能回到糟糕的旧时代,将堕胎当作刑事犯罪。我们只能竭尽所能地远离那个时代。

奥康纳在1983年对罗伊案提出的修订只是一个异议。而1986年,在她的第二个堕胎案中,她输掉了同一场斗争的复赛。曾经谨慎乐观的女性团体,迅速转身离开她们的第一个最高法院女英雄。 [83] 与布莱克门所建立的清晰的、与时间相关,且基于女性健康设置堕胎限制的标准不同,“不合理负担”的含糊用语预示着——随后传达了对削减堕胎权不断增长的幻想。

冷菜味道更好

阿克伦案的异议引发了愤怒余波,但其实奥康纳的女性立场比一般人看到的要友好得多。1983年,正当她准备接受里根政府所采取的与堕胎权完全敌对的立场时,她到了乔治·华盛顿法学院,第一次参加关于妇女和法律的全国性大会。 [84]

这个大会历史悠久,可以追溯至60年代穿着破旧的女权主义活动家的集会。1983年的这次会议有包括律师、法学教授和学生在内的上千名与会者参加,特别是还有最高法院大法官出席。作为著名女性权益倡导者和上诉法院法官,鲁斯·巴德·金斯伯格太有资格参加这次盛会了。当然,金斯伯格很早就开始参加这个会议,那时她带着自己的女性与法律课程的复印资料以及供交流使用的教学大纲。后来这些资料都被她收入女性与法律领域最早的一批案例书中。 [85] 1981年奥康纳出现,以第一位女性身份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选时,金斯伯格还从未听说过她。那时金斯伯格此前的书记官之一黛博拉·梅里特(Deborah Merritt)正是奥康纳将要接替的波特·斯图尔特大法官的书记官。斯图尔特在梅里特做书记官时退休,继任者奥康纳接纳了梅里特。因此,在奥康纳的第一个开庭期,她有一个来自金斯伯格庭室的书记官。奥康纳密西西比女子大学案的意见公布时,马丁·金斯伯格问他的妻子是否是奥康纳的枪手。金斯伯格期待着与奥康纳相识。在第十四届妇女和法律大会上,这位新任大法官终于来了。

金斯伯格不知道的是,她和奥康纳在大会上相遇时,最高法院正要向公众宣布一场女性和法律(律师事务所)议题的甜美胜利。


[1] Shakespeare, The Taming of the Shrew ,Act I,scene 2,“Wive it wealthily,” technically.

[2] Joe Holley,“Leading Texas Republican Anne Armstrong,” Washington Post ,July 31,2008,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8/07/30/AR2008073002605.html.

[3] Biskupic, Sandra Day O Connor ,56.

[4] Ann Wood,“Pat Lindh Says She ‘Nags a Lot’ as Special Assistant to President,” Toledo Blade ,November 17,1975,http://news.google.com/newspapers?nid=1350&dat=19751117&id=BQ9PAAAAIBAJ&sjid=QgIEAAAAIBAJ&pg=7176,4753121.

[5] Janet M. Martin, The Presidency and Women:Promise Performance and Illusion (College Station: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2003).

[6] The story of the whole trip is from John and Gail Driggs,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January 25,2014.

[7] Paul Rosenblatt,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February 7,2014. Babbitt apparently denies this;see Biskupic, Sandra Day O Connor ,68.

[8] Penny Clark,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December 27,2013.

[9] Grand Old Party即共和党。——译者注

[10] Biskupic, Sandra Day O Connor ,70. Biskupic tells the story of O’Connor’s nomination and confirmation in painstaking detail in chapter 5.

[11] In 1992,Bill Clinton casually tossed off a commitment to stop the United States driving gay soldiers out of the military. Linda Hirshman, Victory:The Triumphant Gay Revolution(New York:Harper-Collins,2012),22.

[12] “Interview with Stuart Spencer,” 2005,Ronald Reagan Oral History,Miller Center,University of Virginia,http://millercenter.org/president/reagan/oralhistory/stuart-spencer.

[13] Ann Carey McFeatters, Sandra Day O Connor:Justice in the Balance (Albuquerqu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2005),11-12.

[14] Goldwater to “each of the family,” Goldwater correspondence,May 14,1980,Personal and Political Papers of Senator Barry M. Goldwater,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Libraries Arizona Collection;Biskupic, Sandra Day O Connor ,85.

[15] Biskupic, Sandra Day O Connor ,77-78.

[16] “The only problem I ever had,” she told an interviewer in 1980,“was in obtaining employment initially,” from transcript of the Arizona historical society interview,10.

[17] McFeatters, Sandra Day O Connor ,12-13.

[18] Biskupic, Sandra Day O Connor ,77.

[19] Mike Sacks,“Women Supreme Court Justices Celebrate 30 Years since Court’s First Female,” Huffington Post ,April 11,2012,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2/04/11/supreme-court-women-justices_n_1419183.html.

[20] Ruth McGregor,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January 23,2013.

[21] John and Gail Driggs,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January 25,2014.

[22] Biskupic, Sandra Day O Connor ,91.

[23] Ibid.,86-96.

[24] Ibid.,84.

[25] Ibid.,96-97.

[26] Lynn Hecht Schafran,“Sandra O’Connor and the Supremes,” Ms .,October 1981.

[27] Virginia Kerr,“Supreme Court Justice O’Connor:The Woman Whose Word Is Law,” Ms .,December 1982,52;Margaret A.Miller,“Justice Sandra Day O’Connor:Token or Triumph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Golden Gate University Law Review 15 (2010):493-525,http://digitalcommons.law.ggu.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373& context=ggulrev.

[28] Burger Memorandum to the Conference,September 22,1981,Lewis F. Powell,Jr. Archives,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29] O’Connor,family letter,October 8,1981.

[30] Paul Rosenblatt,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February 7,2014.

[31] “Justice Sandra Day O’Connor Visits Duke Law,” Duke Law News (website),http://law.duke.edu/features/news_oconnor/(accessed November 18,2014).

[32] Dahleen Glanton,“O’Connor Questions Court’s Decision to Take On Bush v. Gore ,” Chicago Tribune ,April 27,2013,http://articles.chicagotribune.com/2013-04-27/news/ct-met-sandra-day-oconnor-edit-board-20130427_1_o-connor-bush-v-high-court.

[33] Mary-Audrey Weicker Mellor to Powell,July 8,1981,Lewis F. Powell,Jr. Archives,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correspondence.

[34] “A Tribute to Lewis F. Powell,Jr,” Washington and Lee Law Review 56 (1999):6,http://scholarlycommons.law.wlu.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532&context=wlulr.

[35] Ruth McGregor,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January 23,2013.

[36] O’Connor to Powell,November 15,1982,Lewis F. Powell,Jr. Archives,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37] O’Connor to Powell,May 25,1984,Lewis F. Powell,Jr. Archives,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38] Lynn Hecht Schafran,testimony at the confirmation hearing,http://www.gpo.gov/fdsys/pkg/GPO-CHRG- OCONNOR/pdf/GPO-CHRG-OCONNOR-4-24-2.pdf.

[39] “Paradise Valley Country Club,” A People s Guide to Maricopa County (website),May 2,2011,http://peoplesguidetomaricopa.blogspot.com/2011/05/paradise-valley-country-club.html.

[40] “Senators Decry ‘Racism’ of Exclusive Country Club,” Prescott Courier (Associated Press),April 3,1990,http://news.google.com/newspapers?nid=886&dat=19900803&id=bQtTAAAAIBAJ&sjid=woEDAAAAIBAJ&pg=4272,278272.

[41] “Ginsburgs Say Clubs Scored Poorly in Conscience,” Orlando Sentinal Washington Post ),June 20,1993,http://articles.orlandosentinel.com/1993-06-20/news/9306200267_1_martin-ginsburg-harvard-club-country-club.

[42] Ruth McGregor,Preliminary Memorandum,October 30,1981,Lewis F. Powell,Jr. Archives,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Hogan case file.

[43] Rostker v. Goldberg ,453 U.S. 57(1981); Michael M. v. Superior Court of Sonoma County ,450 U.S. 464(1981).

[44] Stephen Gilles,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March 28,2014.

[45] “School Desegregation,” West s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Law (2005),http://www.encyclopedia.com/topic/School_integration.aspx.

[46] Jill Elaine Hasday,“The Principle and Practice of Women’s ‘Full Citizenship’:A Case Study of Sex-Segregated Public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ublic Law and Legal Theory Working Paper no.35(2002),http://chicagounbound.uchicago.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333&context=public_law_and_legal_theory.

[47] Ibid.

[48] Ibid.

[49] Birney Imes,“Joe Hogan’s Legacy,” The Dispatch,March 14,2009,http://www.cdispatch.com/opinions/article.asp?aid=678&TRID=1&TID=.

[50] Hasday,“Principle and Practice.”

[51] Wilbur Colom,e-mail to the author,November 11,2014.

[52] Ibid.

[53] John Wiley to Powell,Lewis F. Powell,Jr. Archives,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Hogan folder.

[54] Powell notes on conference votes,Lewis F. Powell,Jr. Archives,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Hogan folder.

[55] Powell memo to file,Lewis F. Powell Jr. Archive,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Hogan folder.

[56] Powell memo to Wiley,Lewis F. Powell,Jr. Archives,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Hogan folder.

[57] Avis Thomas-Lester,“A History Scarred by Lynchings,” Washington Post ,July 7,2005,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5/07/06/AR2005070600637.html.

[58] Burger to Powell and Powell to Burger,June 22,1982,Lewis F. Powell Jr. Archive,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Hogan folder.

[59] Powell,revised draft dissent,June 25,1982,Lewis F. Powell,Jr. Archives,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Hogan folder.

[60] Wilbur Colom,e-mails to the author,November 11,2014.

[61] Ibid.

[62] “Supreme Court Justice Sandra Day O’Connor and Chief Justice Warren Burger on Steps of Supreme Court,Washington DC,” image by Ron Bennett Photography,http://ronbennett.photoshelter.com/image/I0000Del5UB91v3M.

[63] Mary Schroeder,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February 27,2014.

[64] Darragh Johnson,“Sandra Day O’Connor:Well Judged,” Washington Post ,March 7,2006,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6/03/07/AR2006030700008_2.html.

[65] “Hoops at the Supreme Court,Literally,” Baller-in-Chief (blog),March 31,2009,http://baller-in-chief.com/articles/hoops-at-the-supreme-court-literally/.

[66] David Goldberg,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November 24,2014.

[67] Biskupic, Sandra Day O Connor ,142;Barbara Babcock,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March 9,2014;Alexis K. Hill, Keeping the Promise of Justice:Celebrating 25 Years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Women Judges (Paducah,Ky.:Turner,2003),22.

[68] Biskupic, Sandra Day O Connor ,142;Babcock interview.

[69] Stephen Gilles,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March 28,2014.

[70] O’Connor,“What Individuals Can Do to Improve the Courts”(remarks at Commencement Address at Stanford University),June 21,1982, Los Angeles Daily Journal ,4.

[71] O’Connor,“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Fulfilling the Vanderbilt Vision,” Vanderbilt Law Review 36 (1983):1.

[72] O’Connor,“Foreword,” New England Law Review 18(1982-83):ix.

[73] O’Connor,“Legal Education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Fordham Law Review 53 (1985).

[74] Linda Greenhouse and Reva Siegel,eds., Before Roe v . Wade: Voices that Shaped the Abortion Debate before the Supreme Court s Ruling (New York:Kaplan,2010),282.

[75] For the full story of the Missouri setup,see Mike Hoey,“A Short History of the Missouri Catholic Conference 1967-2007,” http://www.mocatholic.org/wp-content/uploads/2012/10/MCC-Short-History-1.pdf.

[76] Greenhouse and Siegel, Before Roe v. Wade,291-92.

[77] Linda Greenhouse, Becoming Justice Blackmun:Harry Blackmun s Supreme Court Journey (New York:Times Books,2005),142.

[78] Justice John Paul Stevens,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July 21,2014.

[79] Biskupic, Sandra Day O Connor ,140-41.

[80] Akron v. Akron Center for Reproductive Health Inc .462 U.S. 416(1983),http://www.law.cornell.edu/supremecourt/text/462/416.

[81] Biskupic, Sandra Day O Connor ,152.

[82] U.S. amicus curiae brief, Akron v. Akron Center for Reproductive Health ,http://searchjustice.usdoj.gov/search?q=cache:GWtsK44B-J4J:www.justice.gov/osg/briefs/1982/sg820172.txt+repeal+roe+v.+wade&output=xml_no_dtd&ie=iso-8859-1&client=default_frontend&proxystylesheet=default_frontend&site=default_collection&access=p&oe=ISO-8859-1. The Reagan and Bush I solicitor general’s of-fice were much criticized for their escalating attack on Roe,culminating,in 1992,with Solicitor General Charles Fried’s argument to overturn it;Lincoln Caplan, The Tenth Justice:The Solicitor General and the Rule of Law (New York:Knopf,1987),143-45.

[83] Biskupic, Sandra Day O Connor ,151-52.

[84] David Von Drehle,“Ruth Bader Ginsburg:Her Life and Her Law,” Washington Post ,July 18-20,1993,Ginsburg Archive,Library of Congress,Box 46(picture of Ginsburg and O’Connor at the 1983 conference).

[85] Pat Cain,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March 21,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