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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言

本书《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其日文版副标题为“在马克思主义女权 主义视域下” o 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因此本书被译介到中国应 是情理之中的事。

然而,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地区与马 克思主义并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地区,这两种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相 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属于体制内,而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是反体制 的。对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他们不是“由于苏联的存在”而成为 马克思主义者的,他们是“无论苏联存在与否”,都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的一群人。而当下,中国与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关系亦是如此。在这种截 然不同的语境下,拙著也许会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其中之一, 然而作为本书作者我对此不由得感到为难。

我曾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者并非完全“忠于马克思主 义”的女权主义者,他们论述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未曾阐明的女性 无偿劳动问题。女性在家庭之中所从事的家务劳动、育儿、养老看护等无 偿劳动,我们称之为再生产劳动。社会为了再生产,不仅要进行物的再生 产,人的再生产也是不可或缺的。再生产是指对人的生产、养育、照料、 陪护等与生命再生产相关的劳动。我们之所以称之为劳动,是因为这种行 为可以转移给他人。而这些劳动之所以被称为无偿劳动,是因为在较长的

时间里,它一直被看作是私人领域之中的“无形劳动”,是任何女性都可 以从事的免费劳动。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一种统制经济。在这种经济体制下,社会不得 不召集男女双方成为劳动力。当下,在处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众多社会 之中,女性的劳动力化必不可缺。然而,一个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共通 的,即为了使女性成为劳动力,就不得不减轻女性在家庭中所肩负的再生 产劳动的负担。我们将之称为“再生产劳动的分配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各国给出了各式各样的解决对策。这些对策又大体 分为两种,公共化选项和市场化选项。所谓公共化选项,例如在北欧诸 国,公共部门将育儿、养老看护作为一种社会服务提供给国民。这导致了 公共部门尾大不掉,并出现了人力调配问题。为了维持这种服务反而增加 了国民的负担。市场化选项是指,再生产劳动的转移问题虽然依托于私人 领域,但人们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到廉价的家务劳动服务商品。实现这种方 式的前提是要处于贫富差距较大的阶级社会和移民社会中。最典型的便是 美国、英国等盎格鲁一撒克逊 (Anglo-Saxons) 国家,亚洲地区则是新加 坡。另外一种再生产劳动的转移,我们可以称之为“亚洲型解决方式” 也就是由亲属,特别是由祖父母来承担育儿的一种方法(然而这种方法无 法解决养老看护问题)。

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并不存在劳动市场,也不存在所谓的“失 业”,所有的毕业生都会被“分配”到各个企业(正如“公司” 一词的字 面含义,企业曾经意味着国营企业);所有孩子都会被送到负责日托(当 天的托儿服务)或周托(每周回家一次的托儿服务)的企业附属的托儿 所。而日本女性所苦恼的“兼顾劳动和家庭”的问题并不存在。

然而中国所提岀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它真的意味着男女平等吗? 实际上,育儿的公共化并不是“男女平等”的政策,而是一种为了动员女 性劳动力的“劳动政策” o 并且,由于它只是为了 “减轻女性的负担”, 因此男性并没有将此看作是与自己相关的事。尽管包括东欧各国在内的社 会主义国家提供了丰厚充足的公共服务,但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男女平等 形势并不乐观。这是因为家务、育儿问题仅仅被看作是“女人的问题”。 与之相反的是,北欧诸国女性为谋求男女平等,纷纷致力于推动再生产 劳动公共化的政策实施。加之,在劳动及承担家务的平等问题上,男女双 方共同做出了努力,这才终于实现了如今的男女平等。

上述的各种选项,日本都无法实现。这是因为,日本无力实现再生 产劳动的公共化,同时,日本的社会特点即是“全民中产阶级”,这使 其无法选择市场化这一选项,并且实行“亚洲型解决方式”在日本也愈加 艰难。这就导致了这样一种情况,日本女性在“兼顾工作与家庭”的问题 上,就全世界范围而言是最为艰辛的。同时,不少处于分娩育儿期的女性 选择了辞职,这就导致了就业曲线呈现出 M 字形,而这种育儿期中断工作 的选择使得女性的经济地位每况愈下。

正如日本将再生产劳动私人化,采取男性在公共领域、女性在私人领 域的性别角色分工方式,我们将这种传统方式称为男主外模式(男性稼ぎ主モデル)。除了日本,像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等南欧国家以及亚洲地 区的韩国也采取了该种模式。而欧美国家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也一直维持 着男主外的保守型社会模式。然而,这些国家后来受全球化的影响,为动 员女性加入劳动市场纷纷开始了改革。而那些依旧维持着传统模式的国家 则都面临严重的少子化问题。因为在这种传统模式下,职业女性的分娩、 育儿一直都伴随着类似于惩罚的某些社会性不利条件。最后,在一些家庭 中,再生产劳动作为一种个人之事,的确存在着男女双方完全平等分担家 务、育儿的选择,但它是一种经常被女权主义者理想化的平等主义模式, 这种模式由于无法获得机会成本较高的男性一方的同意,因而近乎不可能 实现。

之后,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随着市场化的推进,中国社会也由再 生产劳动的公共化选项调头转向了市场化选项。随着商品市场以及劳动市 场的形成,出现了失业人员这一群体。职业选择虽然更加自由,但女性的 就业却越发艰难。因为企业纷纷开始避免招收女性劳动者,而偏好男性劳 动者。对企业而言,女性的再生产能力只不过是徒增成本而已。在这一过 程中,就出现了女性成为专职主妇的全新选择(又称为“妇女回家”)。 在日本女性正想要脱离“专职主妇”的时候,中国女性却想成为”专职主 妇”,我对此百感交集。“道格拉斯一有泽法则”的研究表明:在日本, 大部分高学历女性倾向于做家庭主妇,而不去工作。由于高学历女性选择 的配偶,通常是学历与自己相同甚至高于自己的男性,因此她们因婚姻而 实现了阶层的上升,她们的丈夫普遍而言收入较高。该法则指出,丈夫的 收入与妻子的劳动参与率呈反比。因此,”专职主妇”是一种身份地位的 象征。当前,中国社会也在朝着这一趋势发展。

日本变成了贫富差距较大的格差社会,也有社会学家将其称为“新阶 级社会” 0 在将再生产劳动市场化的社会中,存在着提供廉价家务劳动的 移民劳动者。日本修订了出入境管理法,从今年春天( 2019 4 月)起, 开始引进从事家务服务以及养老看护劳动等工作的非熟练劳动力。而且, 随着专职女性的增加,还出现了夫妻双方收入和职位都相对较高的现象, 而这种现象是“道格拉斯一有泽法则”都无法解释的社会现象。另一方 面,中国有大量农村劳动者从农村进入城市,他们的待遇与日本的移民劳 动者并无差异。而高学历夫妻能更容易将再生产劳动,尤其是养老看护的 工作委托于他们。实际上,我在北京见过一位农村出身的年轻女性,她为 了照顾一对年迈的夫妻而寄住在他们家里。我也知道有一些人在自己家里 看护照料陌生老人,并以此作为谋生的职业。

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可能并存着公共化选项、市场化选项以及亚 洲型解决方式。并且随着各自所处世代和时代、阶级以及地区的不同而又 衍生出更加多样化的组合选择。我们生活在日新月异的社会之中,日本也 在逐渐变化,而中国的变化更为显著。即便解决了育儿问题,养老看护问 题仍亟待解决。 0 本对养老看护问题的解决方法是颁布养老看护保险法。 面对即将到来的超老龄社会,中国又会如何应对呢?我将拭目以待。

目录

第一部分

001 第一章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问题建构

001   马克思主义和女性解放

004   市场及其"外部”

007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建立

008   资产阶级女性解放思想的陷阱

012   批判近代的女权主义

013 第二章女权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

013   阶级分析的外部

018 "市场"和"家庭”:二者的辩证关系

021   性统治的唯物主义分析

024 第三章家务劳动论争

024    "家务劳动”的发现

030   以爱之名的劳动

033    家庭一女权主义 ( domestic feminism ) 的悖论

037   日本的家务劳动论争

039   英国的家务劳动论争

045 第四章父权制的物质基础

045   父权制的定义

049 家庭:性统治的场域

051 物质基础

054   女性一阶级?

056 第五章再生产方式的理论

056   生产至上主义

060 家庭内部生产方式

069    "生产方式”与"再生产方式”的辩证法

073 第六章再生产的政治

073 ( sexuality ) 的占有

077 再论父权制

079   孩子数量的决定因素

080   再生产费用负担的不平等

084   世代间的统治

086 女儿的价值

087 孩子的反叛

088   父权制的废除

091 第七章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二元论

091 是统一理论还是二元论

094   新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

096   资本主义中的家务劳动:统一理论的尝试

099 父权制的构成

103 对二元论的拥护

107 补论对批判的回应

第二部分

134 第八章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第一期

134 工业化与家族( Domus )的瓦解

138 再生产的“自由市场”

140    “近代家庭”的形成

147   维多利亚时代的妥协

150    “家”的发明

152 第九章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第二期

152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 I 期女权主义运动

155   未婚女性劳动市场的形成

158   萧条之下的家庭和凯恩斯革命

160   经济高速成长期与第 n 期女权主义

164 主妇的普及化与“女性阶级”的形成

166 第十章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第三期

166  M 字形就业形态

172    “家庭主妇劳动者”的出现

174 非全日制劳动的"发明”

177   日本资本主义的选择

179   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第二次妥协

182 女性的双重角色

186 生产与再生产的辩证法

191 80 年代的改革

192 第十一章家庭的革新 I

192 人□资源

196 控制出生和"再生产的自由"

198   家庭解体——危机论

204    "中断一再就业”型的陷阱

209   再生产与分配的不公

214   第十二章家庭的革新 II

214   移民劳动者

219    "中断一再就业”型的阴谋

223   再生产的 QC 思想

228   日本资本主义的选择

229   第十三章尾声一寻找女权主义者的另一种选择

229 国家、企业、家庭——革新的时代

232 批判经济学

235 对"劳动”概念的再探讨

237    "自由劳动”与"脱离劳动的自由”

240    "劳动”的颠倒

243   女权主义者的另一种选择

248 附论后工业化和社会性别的革 90 年代的父权制资本主义

260   参考文献

278 后记

第一章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

问题建构

马克思主义和女性解放

解放的思想需要解放的理论。如果不知道谁、从何、如何解放,那么 源于对现状的不满和愤怒所产生的动力就会迷失方向。

在诸类阐述女性受压迫的女权主义解放理论中,可以说有且仅有以下 三个方向:

  • 1. 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

  • 2. 激进女权主义

  • 3.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上野, 1984 246]

社会主义妇女髀放论、激进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三个方 向,均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及其反论或修正的基础上。女性解放的理论之所以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是因为基本上只有马克思主义阐明了(近代)工业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今后的解放理论。

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为解析歧视和压抑结构理论提供 了阶级统治这一变量。它指出,压迫女性是阶级统治的因变量,那么反抗作为现今阶级统治形式的资本主义的斗争不单是解放女性的斗争,更是所有无产阶级男性和女性共同的战役。所以,如果阶级统治消亡的话,女性解放也自不必说了。

然而,对女性而言,无论是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在之后的 “社会主义革命”中,她们都曾被承诺给予“自由”和“平等”,最终却以“被倒戈的革命”而收尾。虽然革命承诺了 “解放”,但那只是在利用女性的力量,而结果仅仅实现了 “男性的解放” 0 除了 “身份”和“阶级”的变量之外,女性在与男性相对的“性”这一独立的变量问题中走到了尽头,这些问题的理论化迫在眉睫。

- 第一个对长久以来指导女性运动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提出反论的是 女性解放运动( Women s Liberation), 即激进女权主义。

值得玩味的是,女性解放运动初期的旗手无不是 20 世纪 60 年代末席 卷世界的学生运动的产物,即“被倒戈的女性社会主义者”。英国的希拉•罗博瑟姆 [Rowbotham, 1973 ] 就是这样的人。又如在法国,借着 1968 年“五月风暴”的高涨,出现了要求堕胎权的呼声。而在日本, 1970 年首次召开了女性解放运动大会。 60 年代末,学生运动的波浪趋于平静之后,激进女权主义才打响了第一枪。从此,对新左派运动中存在的性别歧视的揭露和批判相继出现。

激进女权主义主要以弗洛伊德理论为基础。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的女性解放理论中,北美文化圈兴起了精神分析 学的思潮,但这一理由不足以解释弗洛伊德为何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力。事实上,弗洛伊德的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同,都是阐明近代社会的压抑结构的社会理论。有一种说法认为,弗洛伊德的学说与社会无关,仅仅是“心理学”的理论,对这种误解我们需要重新解释。“俄狄浦斯情结”并非借希腊神话之名阐述漫无边际的游思妄想,而是“子为父的物语”,是通过神话实现男孩与父亲同一化的机制。从女性角度来看,这种理论意味着女孩通过“阴茎羡慕”将自己的劣等性内化,并被编入“性统治”之下的这一过程。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说,是人如何成为父亲和母亲、儿子和女儿的物语,也就是与“家庭”这一制度再生产机制相关的理论。而这个“家庭”制度,则呈现出“父权制”( patriarcy) 这一历史形态,它是由性和世代之间的压抑性的不平等组成的。

弗洛伊德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区别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旨在 反抗压迫争取解放,而弗洛伊德理论则重在适应压抑——精神分析医生将此称为“治疗” o 诚然,弗洛伊德的理论解析了家庭是一种压抑结构。但是,如果有被压迫者意欲从压迫中寻求解放而表现出歇斯底里的病症的话,精神分析医生则会称她们为”患者”,致力于先将其从压抑结构中救出,而后以“治疗”为名使其再次适应压抑。从这个层面看来,弗洛伊德理论可以说是解析压抑结构的理论,却不是解放理论。

要使弗洛伊德的理论成为“解放的理论”,需要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进 行修正。赖希、马尔库塞等|弗洛伊德左派人士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了再阐释和误读。受弗洛伊德理论影响的女权主义者们,为了将弗洛伊德学说用于女权主义思想,认为“弗洛伊德理论应将其反女权主义思想的痕迹全部抹去” [Kuhn&Wolpe, 1978 :日译本 17 页],如朱丽叶•米切尔提出的那样。

激进女权主义者们通过对弗洛伊德主义的控诉,最终想要阐明的是马 克思主义理论没能触及的“家庭”这一再生产领域的存在及其压抑结构。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在对近代工业社会的压抑结构的解析上充分展现了其卓越的分析能力,但在“市场”所涉及的领域内,其展现却极为有限。如果把“市场”等同于“市民社会”,那么除了 “市场”就没有“社会”

1 ~"五月风暴”的涂鸦标语中,"对我来说性高潮才是革命” 一语鼎鼎有名,它把政 治革命和性革命的"解放”同等对待。德国学生运动的战士一诺曼•布期也受到了马尔库塞的影响。然而其理论依然是"男人的性解放”,而非"女人的性解放”,对此女权主义者表示不满。

To 事实上,在“市场”之外,还有市场原理并没有涉及的叫作“家庭” 的领域,那里也有劳动力的供给。近代将社会领域 (social sphere) 分为公/私领域,关于私领域的研究在“自然”和“本能”的名义下则无人问津。比如父、母、孩子三个成员组成的极小的核心家庭,显然也是“社会领域”的问题,而正是弗洛伊德的理论成功解释了 “家庭”这一市场之外的、另一种“社会理论”再生产的机制。

换言之,女权主义借弗洛伊德理论将近代社会领域分割为”市场”和 “家庭”,而这种分割以及“市场”和“家庭”之间相互关系的现状,正是近代工业社会中歧视女性的根源。

关于阶级统治的理论,我们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关于性统治的理 论,我们也并不缺少,这就是弗洛伊德的理论。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激进女权主义者热衷于弗洛伊德的理论,并把弗洛伊德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联合起来。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依然是 20 世纪思想界的两大巨匠,我们始终没有走出他们的思想范畴。

市场及其“外部”

激进女权主义者们发现了在“市场”之外,还有叫作”家庭”的社会 领域。

他们指出,“市场”覆盖了社会全部领域的这个前提假设是错误的, 并且明确了 “市场”有其局限,以及“市场”之外即“外部”的存在。

“市场”的局限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市场”论述有关。马克思主义理 论者认为,“市场”支配能覆盖社会全部领域。

激进女权主义诞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的反主流文化运动( counterculture movements), 这带给我们许多启迪。”市场”的局限同样也是”近 代”的局限。反主流文化运动以批判近代思想而登上历史舞台。随着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展开,“市场”之外即“外部”的存在得到了证明,这也昭示了 “市场”的尽头。

他们在“市场”的外部发现了

图1

“自然”和“家庭”这两个领域。

“市场”不是封闭的,其实质是开 放的,例如近代经济学曾一直认为

“市场”是封闭的,一切只不过是

在“市场”内部进行的交换游戏。

然而只要是体制,就一定存在与 之相关的外在“环境” o 同理,“市场”这一体制一直不间断地从“自然”和“家庭”这两个外在环境中进行着对“人”和“物”的“投入”

(input) 与"产出"( output) [图 1] 。"市场"从"自然"这一环境 中获得资源和能源而随之产出工业废物。这里说的“环境”(“自然”)就如同黑匣子,我们无法直观地看到其中内容。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

”自然环境”中的能源和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其处理污水废气 等废物的自净能力更是无限大的。但是,日本在经历 20 世纪 60 年代经济高速发展并最终实现工业化后,无论是从环境到市场的“投入”还是“产出”都显示出了环境的极限。“投入”表现为资源和能源的紧缺,这就是 1973 年发生的石油危机,它唤醒了日本经济增长的美梦。而“产出”则具体表现为水俣病,工业废物造成的环境公害如梦魇般令人颤栗。这些事例无不向我们传达出了自然环境自净能力的极限。

女权主义者们所发现的“市场”之外那个叫作“家庭”的外在环境, 居然跟“自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自然”与“市场”的关系,和“家庭”与“市场”的关系逻辑相似。首先,“家庭”以.“人类的自然”——性为基础。“市场”从“家庭”将“人”这种资源作为劳动力进行“投入”的同时,将那些无法成为劳动力的老人、病人、残疾人当作“工业废物” “产出”。对“市场”而言,“人”不过是劳动力资源罢了,而只有健康的成年男性才是有价值的“人” o 如果说成年男性是军事工业型社会的“现役兵”的话,那么在社会其他成员中,儿童则是“后备军”,

“老人”则是“退伍兵”,病人及残疾人就是“伤残兵”。作为二等公 民的女性则是辅助照料他们的“非人”。她们同样在“市场”之外,被抛弃到“家庭”这个领域[图 2 ] 。貝有健康的成年男性才被视为“人”

(man) 。在这样的近代思想中,儿童就是“人之前”,老人是“人之 后”,而女性则是“人之外”的存在。近代资本主义对“人”这一词的定义,就是在创造“非人”并将其排除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2

但是自 20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涌现的家庭问题揭示了以下问题。那就 是,家庭中“投入” 一方即被作为资源的“人”(劳动力)的供给不是无偿的,且“人”不会自发工作。而在“产出” 一方,接收“废物”的容量是有限的。支撑“市场”外部——”家庭”的成本重压几乎都落在女性的肩上,对此她们叫苦不迭,提出了抗议。

“自然”和“家庭”的分崩离析明确地告诉我们,在“人”和“物” 的生产过程中,“市场”体制究竟支付给了我们什么(没有给我们什么)。“市场”的“外部”有“自然”和“家庭”,“市场”只有依存这样的“外部”才得以存在,为了维持这些“外部”环境,我们必须要付出成本。这些就是“市场”教给我们的。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建立

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把女性解放划归为社会主义革命,激进女权主 义则把性革命作为重中之重。它们背后的理论实际上分别是阶级统治一元论和性统治一元论。马克思主义将近代工业社会中阶级统治的历史固有形态命名为“资本主义” (capitalism) o 与此相同,女权主义者将资产阶级一夫一妻制家庭中所产生的性统治的历史固有形态命名为“(近代)父权制"( patriachy)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并非是从阶级统治一元论和性统治一元论出发 的。它认为这两者是相互排斥的,并不能择其一。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女权主义反省了过激的性统治一元论,转而把目光投向社会领域中“市场”和“家庭”的划分方法上,并认为这种分法本身就存在问题。女权主义以此为出发点,想要试着找寻“市场”与“家庭”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们的立场是,先把阶级统治和性统治分别看作独立的变量,继而解析两者相互关系中所存在的历史固有形态。从这个立场出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固有压迫形态就是“父权制资本主义” ( patriarchal capitalism )。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不仅受“资本主义”的压迫,还受“父权制”的压迫。

(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融合或者扬弃了(旧)社会主义妇女 解放论和与其针锋相对的激进女权主义。因此,(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们既不是以女权主义为视角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女性马克思主义者。她们的第一身份是女权主义者。若是为了女权主义的话,那么她们会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必要的时候,甚至不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修改。她们绝不会教条式地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像她们这样的行为,绝不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女权主义的应用,应该说她们是从女权主义的视角重读了马克思主义。

她们只不过是从女权主义者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原著进行了侵 犯,并不惜对其修改的一群挑■战者,我称她们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上野, 1984 255]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为了解析我们“此时此刻”生活的社会即“近 代工业社会”中产生的压迫女性的结构,承认“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 义” 这两种理论的必要性且兼收并用。慎重起见,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范围实际远超过女权主义。反过来说,就是女权主义的设问在马克思主义的“外部” o 所以,通过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间的相互作用,二者都发生了变化,但并不意味着女权主义可以被归为马克思主义,反之亦然。无论怎么说,我们都要看清其各自理论的范围和极限,只有这样才有谨慎地探寻和建构理论的可能性。

资产阶级女性解放思想的陷阱

下面我将论述为什么在女权主义理论体系中不包含近代主义式的资产 阶级女性解放思想。

我在前文写道,女权主义理论体系中“有且仅有三个方向”:社会主 义妇女解放论、激进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此,水田珠枝提出异议并指出我低估了自由主义派女性解放思想。

诚然,在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仍旧存在之时,历史上的女性参政权运 动等“男女同权运动”以及废娼运动等“救助运动”也曾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果。甚至可以说,这些运动与日本社会中作为少数派运动且孤立无援的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相比拥有更广泛的民众基础。我们也正是因为这些运动、这些女性解放运动先驱的奋斗,才有了这样的光辉历史。

近代女性解放思想的诞生”始于对“女性权利” (women's rights) 的拥护,并基于任何人都无法剥夺的自然权利——“人权”( humanrights) 思想之上。如果说“女人也是人”这样的认知让女性解放迈出了第一步,那么女权主义运动就是从近代人权思想中找到其立论之本的。正因如此,近代诞生的“人”的概念既是女权主义运动的思想之源又是其局限之处。

然而,“女性的权利”究竟是解放的思想,还是解放的理论?资产阶 级女性解放思想主张要求获得”女性的权利”,也就是要实现“公正” O 然而并未阐明为何没有实现“公正”这一社会机制。在近代社会,为何女性必定会沦为”二等公民” ?其“压迫机制”的理论性分析是资产阶级女性解放思想所缺乏的。

从原则上来讲,资产阶级女性解放思想与“资产阶级革命”的“自 由”和“平等”的理论是共通的。那么“人权”的实现却未进一步实现“女权”,这一 “非公正”的原因无非在于以下两点:资产阶级革命是保留“封建残余”的“不彻底的革命”或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的”男性的背叛”。前者意味着”万恶之源”是前近代的“封建残留”,而后者意味着不合情理的“反动” o 无论原因为何,女性解放都需要比资产阶级革命更彻底的革命运动。

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被视作“封建残余”的日本“家族” 制度,其实是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而诞生的近代制度[伊藤: 1982 青木: 1983 ] 。众所周知,近代同时衍生出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我们需要阐明的是,原本资产阶级革命应当是不分性别的“自由公民”的解放,为何结果只是男性的解放,女性解放则被搁置了? “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 一样,女性解放都以“被倒戈的革命”而收尾。 1925 年,《普通选举法》(竟如此恬不知耻地取名为“普选法”!)的实施使日本 25 岁以上的所有成年男子都获得了选举权,与此同时这也是“剥夺女性选举权的日子”。市川房枝等妇女参政运动的先驱称,资产阶级革命对于女性而言是“被倒戈的革命” o 水田珠枝论证了资产阶级自由思想,从让一雅克•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开始,就从内在性上反映了对女性的歧视[水田: 1979] o 这是因为卢梭是“不彻底的思想家”吗?不,“男性的背叛”应当有着必然的理由。如果不能阐明这一问题,而仅仅享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理想的话,那么就只能沦落于强烈要求“公正”的实现,或是向既得利益者乞求“施舍” 0

解放的理论缺乏解放的思想,只能回到启蒙思想或者社会运动实践 中去。对于女性解放活动家来说,”性歧视”这种“社会不公正”在野蛮社会蔓延滋生,而允许这种“不公正”的正是“男性的强横”和“女性的愚昧” o “进步的理想”和“落后的现实”,这就是近代主义女权主义者.经常陷入的“女权主义者的进步史观”。而掩埋在“进步的理想”与“落后的现实”之间的正是以“启蒙”为名的、徒劳无功的“西西弗斯式的劳动” O

对于女权主义启蒙者而言,人们落后的思想才是问题所在。而能够改 变落后思想的正是启蒙的力量。对于那些经过启蒙和教育仍旧冥顽不灵的人,只得依靠强权政治,也就是说通过运动的力量在政治领域让那些少数分子下台。

然而,对于启蒙主义者而言,真理通常是纯粹的。在启蒙主义者看 来,连“男女平等”这一纯粹的真理都无法接受之人是“不可理喻”的。对于这种”无可救药”之人,如若真理的力量无法拯救他们,那就只能通过暴力将其阻止——这种想法正如极度反对强奸而可能招致国家集权化,但这其实是与女性运动相悖的。女权主义启蒙主义者所陷入的陷阱在于,她们缺乏对于为何社会无法实现“男女平等”这么"纯粹的真理”的内在性分析。在此基础上,想一宜做一名启蒙者,需要不知疲倦的奋斗精神。

女性解放另_面的原动力在于实践性的救助型运动。寸匕美大陆的白人 中产阶级女权主义者们继承了实践性志愿活动的优良传统。她们在讲述理论之前,率先设立组建了收容遭受丈夫虐待的妻子的收容所、未婚妈妈的诊所等。她们忙于眼前的活动,“无暇顾及理论” O

近二十年来,各地建立起了强奸援助中心和女性诊所。这些地方都是 依靠女权主义者们孜孜不倦的活动才得以建立的。然而,面对那些不断被送来的被殴打的妻子、怀孕的未成年少女,倘若不知晓她们“被侵犯”的内在原因,女权主义者们的援助运动恐怕只会徒劳无功,没有尽头。曾经通过运动而救助弱者的活动家们,将自己放在“加害一被害”这一结构的“旁观者”的位置,建立崇高的女权主义理想,并不断创造理想的高峰。这种缺乏理论的思想,只不过是自身的执念和信仰。

我想再次重申,解放的思想需要解放的理论。缺少理论的思想只会陷 入教条主义。宣称女性解放不需要理论的人,会被封闭在反智主义的牢笼之中。

批判近代的女权主义

女权主义的社会理论从批判近代出发。性歧视存在于“近代”之中。

它不仅不是“近代” “不应该有的”或者“不可以有的”思想,相反,它 还是组成“近代”内在性的重要因素。它既不是“前近代的残留”,也不是“近代的不彻底”的表现。女权主义正是要解析这种近代性统治的构造 0

女权主义虽然是“近代”诞生的思想,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同马克 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理论相同的近代思潮,但也是建立在对同时期的思想批判之上的。将女权主义和近代主义同等对待之人,貝表明了他对此事的不解。下面我将阐述错综复杂的女权主义理论是如何解释“近代”的。

第二章女权主义者

与马克思主义

阶级分析的外部

有关女权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正如杰克•韦斯特( Jackie West) 所言:

家庭在阶级分析的外部。 [Kuh n& Wolpe, 1978: 日译本

206 页]

马克思在分析社会结构时,将“阶级”概念作为关键,但是“阶级” 一词原本是关于生产关系的概念。根据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划分出了统治阶级和非统治阶级。•近代工业社会中,生产资料被称为“资本” o 因而根据是否占有资本衍生出了资本家(资产阶级)和劳动者(无产阶级)之分。劳动者|是指由于自身不占有生产资料而不得已将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向市场出售的人。围绕劳动力商品,在劳动市场上出现了两类人,即买方与卖方,也就是雇佣方与被雇佣方。市民社会的政治就是这两个阶级

1本书作者在不同语境下运用了 “劳动市场”、"劳动力市场”、"劳动”、“劳动 力”、"劳动者”等相近术语,我们均按原文用语区别译出。一译者注围绕生产关系进行的斗争 I

但是,那些没有出现在“劳动市场”上的人们,如女人、儿童、老 人等又会怎么样呢?:对市场而言,他们是隐形 (invisible) 的存在。他们虽然没有在市场上出现,但在市场的外部,他们不是孤零零的存在。他们被隔离于市场之外,在被称为“家庭”的这个领域里靠男性劳动者扶养。如果说只有出现在“市场”上的人才被视为"市民”( citizen) 的话,那么女人、儿童、老人就不是“市民”。他们既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无产阶级,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家庭成员”(被抚养者) 2 和无产阶级的“家庭成员” o 正如韦斯特所言,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没有触及“家庭”这域。

麦克唐纳( McDonough) 和哈里森( Harrison) 在著作中也写道: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基本上看不到他对女性特有从属地位的分析。”[同上:日译本 38 页]她们认为,当“马克思在呼吁世界各国劳动者团结一致的时候,恐怕也只是在呼吁男性吧” O

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对于弗洛伊德所谓的“男权性”以及女性解 放的问题毫不关心。对马克思而言,即便存在“无产阶级固有的从属问题”,也不存在“女性固有的从属问题”。“女性固有的从属问题”是属于并可以还原成“无产阶级固有的从属问题”的。正因如此,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女性自然会被解放。

这正是女权主义者们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歧之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确

1在市民社会中,除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外,还有第三阶级,他们就是自己占有生 产资料的劳动阶级,他们被称为小资产阶级 (Petite Bourgeoisie) 。但是,根据马克思的分析,他们必定会分裂咸为雇佣方或被雇佣方。旧中间阶级向新中间阶级的转变就证明了这一点。但若新中间阶级占有金融资产的话,资本家与劳动阶级的关系就不会像马克思认为的那样简单了。

2被抚养者的英语为 dependant" 。他们是所谓的"附属晶”,不能算作独立的 个体。

是关于市场的精妙的理论分析。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们假设市场这个社 会领域可以覆盖整个社会空间。但市民社会原本的自我定义就是它覆盖了整个社会空间。马克思只是和与他同时代的人们一起,共享了那个市民社会的自我定义而已。马克思无法超越自己所存在的时代。这个“局限”,不仅是马克思的,也是我们共有的。

市场虽然看似就是整个社会领域 I, 但实际上它是以“外部”环境为 前提,并依存于“外部”环境的。市场这一体制将“外部”变成了看不见的黑匣子。市场按自己的内在逻辑自我 (automatic) 运作着。市场不干预“外部”环境,更可以说是不受“外部”环境的制约。因此,如果市场上某种商品畅销的话,那么自然这种商品就会不断地从“环境”流入市场。这种情况直到供过于求,当需求达到饱和状态或者利润率下降时才会停 Ito 对市场而言,像“环境”条件会限制供应这类的情况完全是意料之外的噪声而已。

劳动市场的问题也同理。劳动市场也必须从“外部”环境筹措调集劳 动力资源。马克思也意识到了 “外部”的存在,他写道:

劳动阶级不间断的持续和再生产仍然是资本再生产的永久性条 件。资本家为了满足这一条件,将此依靠于劳动者的自我保存本能和生育本能。

[马克思《资本论》岩波文库版,第三卷: 112]

“本能”是独立于市场之外的、市场无法进行干预调控的变量。马克 思认为,当把劳动力的再生产“委任”于“本能”这一无法定义、不可知的变量之时,当资本家将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作为黑匣子放逐于市场“外市场拥有把所有"外部”"内部”化的机制,实际上它还有着可怕的自我扩张力。但这并不能否认,市场之外的确有"外部”的存在。无论是在何种市场社会中,“商品”与"非商品”(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商品者)间的"界限” 一直存在。

部”之时,他们也“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对家庭的分析。

市场将劳动力的再生产“放心地让工人维持自己和繁殖后代的本能 去实现这个条件”(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 628 页)是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本能,即本就如此,所以一切有关本能的说法都是无意义的重复赘言,都无法解释说明其含义。马克思之所以主张对劳动力再生产本能“放心”是有其相应理由的。

那个时代的资本家们靠着高失业率和高出生率,丝毫不必担心向劳动 市场筹措调集劳动力的问题。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劳动市场始终需要在市场“外部”随时能转化为劳动力商品的潜在劳动预备队。劳动力市场作为现实的劳动力(售出的劳动力=雇佣者)与潜在的劳动力(滞销的劳动力=失业者)之间的界线而产生,它更是流动开放的。与其他所有商品一样,劳动力只有在被售出时才转化为商品。因此劳动市场的成立也必然需要失业者和劳动预备队。细细斟酌起来,初期的工业资本主义其实依附于自给自足的( subsistence) 农业经济,其自身就是"外部"经济。这个”外部”经济在经过膨胀最终达到独立的过程中形成了市场经济。在它整个形成的过程中,“外部”经济的“外部”曾是无限大的。

但是,它始终无法跳脱出历史条件。资本家们不仅仅只会一味地将 劳动力的再生产“放心地委任于劳动者的本能”。而联邦德国的鼓励生育的政策以及与此正相反的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些都反映了 “生育本能”是随时代要求而变的,并且总是直接或间接地成为调控的对象。国家的调控,其表面是国家在进行“直接”管理,但毫无疑问这只不过是市场以间接的方式对再生产进行调控而已。“将生育委任于本能”这种行为虽被称为“自由放任主义” (laissez-faire), 但这只是以“自由放任”为名的(间接)调控而已。被称为”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正是在“自由放任”之名下的、由市场机制所进行的间接调控罢了。工业社会中,无论是生产领域还是再生产领域都处于以”自由放任”为名的同一种调控机制当中 1

马克思看穿了 “自由”经济市场的所谓“自护 调控机制的把戏。他 在《资本论》中彻底揭露了 “自由”的市场是如何通过其机制一步步陷入失业和恐慌的“不自由”的境地中的。但是,马克思却没有同样地看待劳动力再生产领域中的“自由放任” o 他把劳动力的再生产看作是人类发展“自然的过程” 0

岀乎意料的是,在马克思看来,男女性别分工是男性和女性基于身体 差异的“自然”分工。他没把阶级对立、“精神劳动”和“肉体劳动”的“分工”看作是“自然”的分工,却将性别分工看作为”自然”的分工,并对其置之不理。”性别”是太过明显的阶级对立,以至于容易被忽略。将某种事态看作“自然”,就是对其置之不理。马克思和与他同时代的人一起共享了 “自然”的女性观。

女权主义者们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歧,主要在性别和生育问题上,也 就是由于马克思将家庭看作是”自然的过程”而导致其理论分析没能包含“家庭”这一领域。

但与其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局限是马克思自身的局限,倒不如说这是 市场局限的反映。将家庭置于市场之外的不只是马克思主义,更是市场本身。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作为市场理论,与市场一同共享了市场的局限而已。我们与其强求和批判马克思主义理论未涉及之处,倒不如对其理论的

1再生产的调控机制表现为婚姻制度。近代结婚恋爱的意识形态是在以"无论与谁” 都可以"自护 地结婚的原理之下,打破了以往陈旧束缚的婚姻制度。但这种"自由”的婚姻市场,究其实质,是与"自由”的商品市场一样的。它通过婚姻对再生产进行自然地调控,只不过是另一种“婚姻制度”罢了。有关婚姻作为再生产的调控手段的内容,我会在后文详细论述。

高度和局限予以积极的评价。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们“利用”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意义所在。

"市场”和“家庭”:二者的辩证关系

家庭“位于阶级分析之外”并不意味着家庭领域位于阶级统治乃至 资本主义压迫制度的“外部”,更不意味着自由。二战后的日本,在关于家庭主妇的反复论争中,出现了家庭是资本主义压迫制度的“解放区”这一家庭拥护论和家庭主妇赞美论。[上野, 1982 ;松田, 1997 ;武田, 1972] 1 。这一观点对于反市场原理流派而言是极具吸引力的,也就是说“家庭”领域对于“市场”领域而言是独立( independent) 且不相关的 (indifferent), 这种观点(或者说笃信)是错误的空想。第一,使市场与家庭分离且加强这种分离的是市场。第二,在市场“外部”的人们正是随着市场的形势被市场排除的。第三,通过市场“外部”的存在,市场本身获得了无法比拟的利益。

女性的确通过进入劳动市场而进入了资本的宜接统治,然而即便仍 在家庭之中,她们也会受到资本的间接性统治。这里的“间接性”并非指“相对宽松”的统治。“间接性”不过是相对于可视的 (visible) 而言的隐形的 (invisible) 统治。她们被剥夺了货币经济之外的可替代的生存 (subsistence) 选择,而在经济上傍人篱壁,被归入“他人抚养”的权力统治,这岂会是间接统治?这无疑是另一种形式的赤裸裸的直接统治。而所谓的“间接”仅仅意味着“从市场角度来看的不可见” O

相反,倘若女性进入市场,她们未必能够被当成“市民”。资产阶级 女性解放思想和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二者在“女性进入职场才是解放战

1近来,出现了加纳实纪代倡导的"从社缘社会大撤退”之说。[加纳, 1985] 略”这一点上不谋而合。

女性解放,以全体女性回归公共产业领域为首要前提条件。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岩波文库版: 97]

即便女性进入了劳动力市场,但只要她们无法享有自己的劳动力所有 权,女性就只会成为劳动力市场的奴隶。比如父母让女儿签订合同契约工作,其工资提前预支给父母。又如,丈夫去妻子的单位并替她领取工资等行为。在这些情况下,可以说,女性不是享有自己劳动力所有权的自由劳动者。

即便女性获得了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但她们在劳动力市场里仍旧是 不完全的、二流的劳动力。从理论上来讲,市场”内部”是与性无关的,而市场“外部”却并非如此。市场潜伏在与”性”有关的市场”外部”,即组成家庭的原理之中。它试图榨取性这一变量,男女同工不同酬便是其中一例。

因此,对于女性而言,无论是进入市场“外部”还是”内部”都不意 味着解放。这两个方向看似是对立的极端,其实,其前提都在于市场及其“外部”二者是相互独立的。然而,如果市场“外部”并不是脱离市场存在的自由之地,那么市场也不会是独立于“外部”的。也就是说,市场否认其“外部”的存在与市场覆盖整个社会领域的假定都是错误的。同样,市场独立于“外部”,或者说“外部”独立于市场,两者均是独立且封闭的这一想法也是错误的。市场及其“外部”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马克思所未涉及的市场“外部”,即是女权主义先驱们发现的家庭这 一社会领域。家庭承载着市场中劳动力的再生产功能,是劳动力市场的终端,承担着人的投入和产出。

家庭并非本能地被放置到“自由放任”之中,它本身就是一种再生产 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中,人们组成再生产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不是通过个人的形式,而是以夫妻、父母、亲子、儿女的形式达成的。这种角色是将规范和权威以性和世代的形式不均等地进行分配的权力关系。女权主义者将其称为“父权制” o 再生产的制度是贯穿历史而存在的,而近代社会所固有的历史形态是父权制下资产阶级的一夫一妻小家庭。弗洛伊德称这种一夫一妻小家庭中父权制的性统治机制为俄狄浦斯情结。俄狄浦斯情结便是由再生产制度与其自身的再生产一起组成的结构。 1

市场及其“外部”,即与家庭的关系,用历史名称来解释便是资本主 义和父权制的对应关系,请参照表 1

1



制度

资本主义

父权制

社会关系

社会领域

统治形态

历史形态

统筹原理

社会理论

生产关系

阶级统治

市场

市场原理

马克思主文理论

再生产关系

性统治

资产阶级一夫一妻小家庭

俄狄浦斯情结

弗洛伊德理论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并不认同阶级统治一元论以及性统治一元论,而 是暂且认同了资本主义和父权制这两个社会领域的并存,并去思考两者之间的"辩证法关系"( dialectic relation) 2 [ Sokoloff, 1980 ] 。所谓"辩证法”就是矛盾和调节的辩证方法。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既是互相对立的,又是互相补充的。二者并不是一方伴随着另一方,也没有必然的相关性。生产关系与再生产关系通过资本主义和父权制这一历史的固有形态,以相

1南希•霍多罗夫( Nancy Chodorow) 在《母性的再生产》(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Chodorow, 1978] 中精彩地解析了通过俄狄浦斯情结,父权制家庭进行再生产的机制。

2索科勒夫的著书《金钱与爱情之间》 (Between Money and Love ) [ Sokoloff, 1980], 其副标题为“家务劳动与市场劳动的辩证法”( “The Dialectics of Women's Homeand Market Work" ) o

互“辩证”的关系而存在。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称这种近代工业社会的固 有形式为”父权制资本主义”( patriarchal capitalism)

纳塔利• J. 索科勒夫 (Natalie J. Sokoloff) 所说的资本主义和父权制

的"辩证法关系”如表 2 所示。

2



父权制

资本主义

家庭

(1)

(2)

市场

(3)

( 4 )

比较典型的是,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阶级关系是市场的机制 (4)\ 父权制这一概念揭示了家庭机制( 1 ), 有关女性劳动的辩证法式的诸多关系给我们探求家庭中的阶级关系( 2) 和市场中的父权关系( 3 )提供了可能[ Sokoloff, 1980 :日译本 267 页]。

所以,“在女性劳动的辩证法关系之中,父权制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 义女权主义理论家(后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 J 的认识给女性劳动提供了最强有力的全面理论”[同上: 267-268 ] o

性统治的唯物主义分析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是指“对女权主义者的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回 答( Marxist answer to feminist question ) " 2 Seccombe, 1986a 190 o —出了前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本斯顿( Benston) 、莫顿

(Morton)、塞科姆 (Seccombe) 米切尔( Mitchell) 、罗博瑟姆( Rowbotham) 、达 拉•科斯塔( Dalia Costa) 等]与后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哈特曼 (Hartmann). 爱森斯坦( Eisenstein) 、凯利( Kelly) 等]的不同[参照 Sokoloff, 1980 :第四章注( 3) 及第五章注( 3 )。前期与后期的不同在于,前期主张“有关女性工作方面的理解,直接吸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思想”[同上: 177] ;而后期主张“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相互作用,给社会带来了自律性影响”[同上: 238] o

2除此之夕卜还有"对女性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Marxist answer to woman question) 这一说法。

女权主义者的贡献在于揭示了性统治的现实,并引入了 “父权制”这一 概念。而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认为,对于父权制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仍然有效。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其原因在于他们认为父权制不仅仅是心理上的统治和压迫,更需要物质依据 (materialbasis) 的”唯物主义分析” (materialist analysis) o 因此,性统治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或心理(因此它并罪是女性摆脱被害妄想症、男性要进行思维转换这种心理问题的解决方法),而是一种明确的物质性的一社会和经济的统治。由此可知,若想反抗这种压迫,我们只能通过改变物质基础而获得解放。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解放理论的有效性 在于“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都是有关权力( power) 及其分配,即解析不平等( inequality) 的理论" [Mackinnon, 1982 2] o

相反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并非忠诚地遵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 承认在性统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并以此作为出发点。

阶级分析并未包含家庭内部的权力不均等的讨论,那是因 为其分析对于性和年龄(权力的分配差异)的问题付之不问。

[Macleod&Saraga, 1987: 12, 括号内为笔者补充]

女权主义者多次指出马克思主义“对性的盲目”(哈特曼)。有趣的 是,这一批判并非来自对马克思主义毫不关心的激进女权主义者,而是来自于一群自称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的人士。行使性统治制度的场所在家庭,而对于家庭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既有其局限性又有其有效性。这是因为近代家庭是处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中的。近代家庭这一 “私”领域并不是先于 (precede) 】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的。

然而正因如此,他们不是将马克思主义单纯运用在性统治问题之上,

“女权主义必然要修改马克思主义理论” [Delphy, 1980 88 ] 。道菲 (Delphy) 称,如果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解析女性的压迫并无帮助,那么“即便完全舍去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也不会掉一滴眼泪” [Delphy,1980 88] o

再次重申,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既不是女性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 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想解析性统治的物质基础的“唯物主义女权主义者” (materialistic feminist) o

1家庭是否“先于”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即是否认定父权制是个独立的概念这一问题 有很大的争议。如果家庭先于资本主义制度产生,那么就需要提出有关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及其独立的分析概念。如果家庭并非先于资本主义制度产生,那么产生家庭的就是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元论分析便是可行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是这样回答的:即便家庭先于资本主义制度产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分析对象也只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家庭,即作为“私”领域而分离的“近代家庭”这一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历史形态。

第三章 家务劳动论争

“家务劳动”的发现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最大理论贡献是发现了 “家务劳动” (domestic labor) o “家务劳动”是将“市场”与“家庭”的相互依存关系连接 起来的缺失的一环( missing-link) 。近代工业社会分离了 "市场"和"家庭”,在这样的历史固有空间中,将这种分离连接在一起的关键一环就是家务劳动。家务劳动,是近代才诞生的概念,它不是超越历史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于家务劳动历史性的提问,成功地明确了近代社会中存在的对女性固有的压迫形态。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并没有包括人类全部的劳动。经济史学家卡 尔■波兰尼( Karl Polanyi) 试图将市场社会相对化。他认为,虽然市场和市场中的财富即商品的出现几乎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而正如马克思所言,当“土地和劳动力”转化为商品时,近代固有的资本主义市场才得以形成,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劳动力都能转化为“劳动力商品” o 市场将某些劳动“商品化”的同时,并没有将另一些劳动“商品化”。而家务劳动就是非“商品化”的劳动之一。

没有被市场化的劳动只能停留在“私人劳动”这个层面。塞科姆

1 "何为家庭主妇”这一问题与发达的工业化社会紧密相关。”[欧克利 (Oakley) , 1974 :日译本 16 页]

指出,家务劳动没被市场化的原因不在于“家务劳动的具体条件是私人 的”。对此,保罗•史密斯 (PaulSmith) 给出了以下意见:

可以这么说,家务劳动之所以不能成为抽象劳动,不在于它是私 人劳动。相反的,正因为它无法成为抽象劳动,所以只能停留在私人的领域。 [Smith, in Kuhn&Wolpe, 1978: 日译本 184 页]

社会劳动与私人劳动的区别是市场强制划定的市场劳动与非市场劳动 的界线。

市场劳动与非市场劳动之间的界线一“市场”的界线是不断变动 的,它是由市场“把某种对象进行某种程度的市场化”决定的。二战后,随着家电商品的普及、食品和纺织业的兴盛以及家政服务的商品化,家务劳动中的很大一部分被市场化一商品化。“家务劳动”的内容也发生了量和质的历史性转变,这与大众生活消费标准 (standard package) 发生了量和质的历史性飞跃,即劳动力价格发生了变化是相同的。

例如,随着洗衣店的开业,洗衣服这项原本为家庭主妇所做的家务活 动有了市场价值,继而成为劳动。因此,洗衣店的营利所得是被算入 GNP (国民生产总值)中的。马克思认为,”生产性劳动”就是“产生交换价值的劳动”。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洗衣服就是“生产性劳动”。但是,

“洗衣服”这项劳动只不过是把脏衣服变干净、延长其使用年数(有时会 因清洗的过于频繁而导致其使用寿命的缩短)而已,它并不能产生任何财富和商品。倘若洗衣服这项劳动由家庭主妇承担,那么它就不是“生产性劳动”,而是“消费性劳动”。因为这项劳动不产生“价值”,是“非生产性劳动”。

严格来讲,马克思所谓的“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区 别是无法和“市场化劳动”与“非市场化劳动”的区别一一对应的。对性产性劳动”的根本定义是“产生使用价值的劳动” o 而关于其“历史性一资本主义式的定义”则是“对资本而言是生产性的”,即产生“剩余价值”的,换句话说就是“有交换价值”的劳动 I 。由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不具可比性,所以马克思在对“生产性劳动”的定义中将两个不同的概念即“产生出使用价值的劳动”和“产生出交换价值的劳动”用一个词做了表示。

从“生产性劳动”的历史特点上来说,比起“生产性劳动”与“非生 产性劳动”的区别,市场强制划定的“市场劳动”与“非市场劳动”的区别更显而易见。在上述例子中,洗衣服若是由家庭主妇做的话,就是“不产生交换价值”的非市场劳动,而若是由洗衣店做的话,就是“产生交换价值”的市场劳动。岂止如此,洗衣服这项劳动不是随洗衣业的出现才被商品化的。洗衣服是家务劳动中最早独立且最容易被外部化的劳动之一。早在佣人的工作内容尚未具体化之时,也就是他们还是奴隶的时候,作为女性特有职业的浣衣女就诞生了。这样一来,甚至可以说,从家庭手工业式的浣衣女时期发展至高劳动生产性的职业洗衣这一漫长的过渡期中,曾被视为“主妇劳动”的洗衣工作,只不过是暂时委托于已婚妇女的特殊劳动而已。

如果说判断某种劳动是否拥有“市场价值”一“交换价值”的标准 是由市场随意划定的话,那么把“家务劳动”视为“非生产性劳动”这一马克思的定义就只意味着在特定的历史社会背景下,特定劳动未被市场化而已。将“家务劳动”与其他的劳动相区别,就产生了如“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市场劳动”与“非市场劳动”、“社会劳动”与“私人劳动”,甚至是“生产性劳动”与“消费性劳动”(“消费”行为

― 为大阪市立大学经洗研究说编《经济学词典》第二版,岩波书店

[ 1979 765]

长久以来未被看作是“劳动”)等诸多分类。“家务劳动”是“有用但不 产生(交换)价值”的劳动这一观点受到了部分女权主义者的批判,他们认为“家务劳动虽然不产生交换价值,但产生使用价值” O

为女权主义者所陷入的“家务劳动一使用价值”之说指明方向的是法 国唯物主义女权主义者克里丝汀•道菲 [Delphy, 1984] 。她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一样 I 将“家务劳动”看作问题之所在,认为女权主义应以第一级的政治性一理论性课题为出发点。

多亏新女权主义,我们才得以首次将家务劳动列为理论性课题。

[Delphy, 1984 78]

根据道菲对于“家务劳动”的理论,首先,“家庭劳动也是劳动”

(housework is work), 其次,它是"无偿、不支付薪酬 (free-unpaid) 的 劳动”[同上: 78] 。“家务劳动”通常是指“妻子在家中进行的工作劳动”,然而她对这种“经验性的定义”的充分性提出了疑问,并反问道:

“是否只有家务劳动是无偿劳动呢? ”

最终道菲得至的是"家庭内劳动"( domestic work) 的概念气"家 庭内劳动”是指“在住宅( domus) 内进行的无偿劳动”。“家务劳动” (housework) 是指“家庭内劳动”中的某些特定劳动。"家庭内劳动”在近代之前是以家族为单位的随处可见的劳动。然而在养牛、挤奶、剥

1道菲称自己为"唯物主义女权主义者”而非"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但从第二 章的定义而言,她也可以被称为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有趣的是,正是由于她对马克思主义用语的错误使用,所以招来了 "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们的责难。但从她对后续出现的"女性一阶级” 一说以及压迫的物质性基础的阐述上来看,道菲的思想仍带有强烈的马克思主义色彩。

2道菲论述了自己是如何阐明从压迫女性的物质基础到“家务劳动”这一问题的。 第一,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她开始着手研究之时,由于在已有的学科中没有女性研究的门类,于是她不得不迂回而行开始研究法国农民的遗产继承问题。第二,着眼于经济中“非市场区域”的分析让她拓展了研究方向,即有关"家庭内劳动”这一非市场化的劳动与压迫女性之间的本质性的关系。

皮、解剖肉类、点火等一系列的过程中,很难区分何为“'生产”、何为 “消费”。劳动带来的“生产”和“消费”的分离是市场的产物。“市 场” 不存在的地方,其区别是不存在的。

同样,“家庭内劳动”和“家务劳动”之间的区别亦是如此。农家的 主妇既从事作为生计的农业劳动,又从事家务和育儿的工作,很难区分哪些是“农业劳动”,哪些是“非农业劳动” O

倘若该农家主要生产向市场提供的农作物,那么农妇的劳动大致可以 分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和”不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 o 然而,倘若农民仅仅为了 “直接性消费”( immediate consumption) 而种植作物呢?不经过市场媒介的劳动,与所谓的“家务劳动”相同,都算是“非生产性劳动” *o

然而,法国的 GNP 是将农家的“家庭内劳动”中相当于农业劳动的部 分与非农业劳动(又称为“家务劳动”的部分)区别开来计算的。日本的 GNP 算法亦是如此。

当市场占有优势地位时,经济依靠货币作为媒介来流通。经济中被 称为自然经济的非市场部类占了很大一部分。 GNP 是用货币来表示生产的指标,因此就有必要对自然经济进行货币换算。农家的自家消费部分生产量的计算方式是在假定将自家消费的部分调拨到市场这一前提下,以农作物的售出的自我定价(生产者价格)或者零售价格(购买者价格)的其中之一来计算的。这就是“假定以市场为媒介”的非市场性经济活动的计算

1马克思指出,“农业劳动”是"生产性”的。然而很难区分农妇的劳动中哪些是 "生产性”的,哪些是"非生产性”的。那么,之后能够市场化的,即能够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才被称为"生产性”劳动,之后不能市场化的劳动被称为"非生产性”劳动,这种定义其实是同义反复。哪些劳动能够被市场化,哪些劳动不能被市场化,会根据历史的条件而改变。假设将来被称为"家务劳动”中的一部分劳动被市场化,那么"生产性”与“非生产性”的界线也会逐渐改变。从这种意义上讲,农业劳动是"生产性”的、“家务劳动”是“非生产性”的,这一划分并非"本质性规定”,而只是"历史性规定”。

方法。

然而“假定以市场为媒介”,那么我们该如何思考非农业劳动?如做 饭、洗衣、裁缝等劳动,自家如果无法完成只能通过市场购入(市场也有完善的商品式家政服务)。家庭主妇所从事的家政服务在“假定以市场为媒介”的前提下也是成立的。

倘若如此,“家务劳动”和“家庭内劳动”的区别究竟是什么呢?

道菲指出,"家务劳动”和“家庭内劳动”两者均是“供自家直接性 的消费的生产劳动”,其区别最终归结于“农业固有的”还是“非农业固有的”这一 “循环性”的定义上。农业劳动与只能被定义为“非农业劳动之劳动”的”家务劳动”的区别并非在于农业的特殊性。非农家的女性也承担的劳动才是决定”家务劳动”领域的关键。因此道菲称”家务劳动”的定义是“不论城市、农村,所有家族都共通的,自家消费用的生产” [Delphy, 1984 87] 。而且这个定义将城市家庭中的家务劳动的标准随后运用到了农村家庭之中。也就是说,城市中非农村家庭形成之后,其中所进行的相通的劳动在农村家庭中也开始被称为“家务劳动”。那些“非家务劳动”的生产性劳动则成为“家庭内劳动” 道菲随即将视点转向“家务劳动”为何是“无偿劳动”,她的论述给我们巧妙地解析了其中的谜题。

......由生产者直接消费的非市场的生产物,要按照生产来计 算。不经过市场媒介(即不供交换)不足以解释家庭内劳动地位的原因。……所以,家务劳动与以“家庭内自家消费”的名义所计算的其他生产相同,都应当被看作是生产。供给自家消费的生产过程,是一个整体的过程。而直至最终消费的所有行为要么均是生产,要么均不是生产。[同上: 84]

所以,“家庭内劳动”和“家务劳动”之间没有本质区别。那么“家 务劳动"的"城市标准" (urban criteria) 的实质是,在城市化一工业化中未被市场化而剩余的“家庭内劳动”,即被称为“家务劳动” O

家务劳动被排除在市场之外,是无偿劳动的原因,而并非其结 果。[同上: 16]

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劳动的分割——“有收入的工作”和“无收入的工 作”,以及其对应的男女的性别分工。家务是“无收入的工作”,这意味着它是被不正当剥削的”无偿劳动” o 而从这种“无偿劳动”中获利的是市场,以及市场中的男性。

从市场角度来看,这种劳动被其排除在外一定有充分的理由。人类的 全部活动被强制区分为被包含在市场之中的劳动,以及被排除在市场之外的劳动。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接受并承认市场强制性。

倘若如此,我们的任务就不是将“家务劳动”称作“非生产性劳动” 并将其放逐于市场和问题分析的外部,而是去追问市场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将家务劳动放逐出市场的。“只有去追问非市场的、非货币的部分,我们才能看清女性所处的现实。”[同上]

以爱之名的劳动

“家务劳动”这一概念的发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看问题的角度。“家 务劳动”这个概念的形成让人们认识到“家务劳动亦是劳动”。理论层面上对“概念”的新发现带来了认识上的变革。随着人们认知“地图”的改变,世界也焕然一新。这就是理论的力量。在”家务劳动”这一概念形成并广泛传播之前,“家务”并没有被视为“劳动”。被“家务和育儿”缠身的专职家庭主妇们,尽管“每天都很繁忙辛苦”,但依然被讥讽为“包三餐还可以午睡的人”。若她们争辩道:“我也是起早贪黑像蜜蜂 I 一样勤勤恳恳地在工作啊”,对方只一•句“你干的活根本不算工作”就轻易将她们驳倒了。倘若被说“家务不是工作”,女人们就只能怯声说道:

“哦,是么……”

但是,“家务劳动”这个概念的出现给予了女性们以理论的武器。不 论“家务劳动”能否带来金钱上的收入,这都是劳动,因为如果家庭主妇不做的话,就必须找谁来代做。从这点上来看,它是”有用且必不可少”的劳动。而对于女性们付出的这种劳动,无论是在法律层面还是经济层面都没有任何补偿,它被置于一种无权利的境地之中。这就相当于不正当的且不支付劳动报酬的"无偿劳动"( unpaid labor)

“家务劳动”的概念 2 使家庭主妇对自己的劳动价值有了进一步的认 识,并且提高了自身的女性权利意识。换句话说,长久以来那些家庭主妇默默做着的、被视为理所应当的工作,实为非正当地强加于女性的。有了这样的认识后,女性才开始有了从未有过的“剥夺”( deprivation) 感。在激发女性的不满和愤怒这点上,女权理论可以说是麻烦制造者。也难怪埃文思■普里查德( Evans-Pritchard) 焦躁起来一-”以前女人们从没对自己的身份有过任何不满。" [Evans-Pritchard, 1965 ] 通过对"剥夺"的认识,女性逐渐形成了 “女性一被压迫阶级”的“女性阶级” (women

1日语中形容从早到晚辛劳工作的动物为"小白鼠”,这里译为更适应我国语言环境 的词"蜜蜂”。一译者注

2近年来,由我开始的有关家务劳动论[上野, 1982a] 的讨论愈加活跌。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起"家庭主妇研究”成了日本女性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有关的参考书及详细内容请参考[上野, 1986a]

class) 噫识。

家庭主妇所进行的日常工作被称为”家务劳动”,这意味着人们的视 角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一日常工作一旦被称为“劳动”的话,就仅仅只是“劳动” 了。因为“家务劳动”总是伴随着这样的讨论:“劳动”浸染了汗水和辛酸,还被扣上以“目的一手段”为名的一系列功利主义原则的帽子,而且可以换算为经济价值。但就是这样的劳动,在无偿和献身的旗号下,还被试图冠以“神圣”之名以得救赎。特别是在关于“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的争论中,女性自己总以“爱”之名提出异议。

给“爱”和“母性”赋予象征性的价值并将其推向神坛,实际上是长 久以来榨取女性劳动的意识形态机制。这在女权主义者进行的有关“母性意识形态”的批判中逐渐明晰 [Badinter, 1980 ;服部, 1986] 。“爱”和“母性”都是意识形态机制。“爱”,其实就是女性为了调动自己的能量,将丈夫的目的当作自己的目的的一种机制。“母性”是女性为了极力克制自我需求,通过引发自我献身和牺牲精神,将孩子的成长看作自己的幸福的一种机制。女性只要赋予“爱”以无上价值,她们付出的劳动就很容易被“家人的理解” “丈夫的慰劳”等说辞所回报。女性是供给“爱”的专家,也是总在“爱”的关系中单方面付出的一方。美国社会学家芬奇与格罗夫斯明确地指出,所谓的女性专有领域的“关怀”、“照料”实际上是"以爱之名的劳动" (a labor of love) [Finch&Groves, 1983 ] o

无论用何种意识形态来粉饰遮掩,女性在家中所进行的工作是的的确 确存在的,并且是如果她们不做的话就必须找人来代做的 “劳动” o 而家庭主妇们只能在“爱”的名义下默默承受。

1有关"女性”是否形成"阶级”仍有争议。我认为:第一,她们共有“家务劳动” 的物质性疏远的基础;第二,即使从意识形态利害关系上来看,仍然可以说"女性”形成了共同的社会集团。这里的"阶级”概念暂且是比喻性的用法。

家庭一女权主义( domestic feminism) 的悖论

“承担非雇佣关系的家务劳动的女性”被称为“家庭主妇” o 虽说如 此,“家庭主妇”的所有劳动并不能被等同于“家务劳动”。梅棹忠夫在第一次家庭主妇论战中尖锐地指出:“在'家庭主妇’所进行的劳动中,包含了像编织、烤面包等出于兴趣的充数劳动。”用梅棹的话来说,便是“伪劳动”[梅棹, 1959 ] o 除此之外,像清理壁龛装饰柱 I 、玄关处摆弄插花等行为只是伴随着“家庭主妇”这一身份的形成而产生的劳动罢 To 在“家庭主妇”这个身份得以大众化之前,人们无论是打扫、洗衣、做饭还是在其他家务活动中都未曾享受过如此高的生活品质。但是,自“家庭主妇”及与之相伴的高质量的“家务劳动”的出现,为了维持其生活质量,“家庭主妇”更成了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将“家务劳动”定义为“家庭主妇所进行的劳动”是比较新鲜的。实 际上,在“家庭主妇”这一身份形成之前,“家务劳动”就已经存在了,且“家庭主妇”相对于“家务劳动”这一概念而言,是独立的存在,仅表示"户主之妻"这一身份地位。像是德语的 Hausfirau 、英语的 housewife 等原本都是表示“家中女主人”的词语。日语中“主婦” 一词的通俗说法“家刀自”、“家主”等词语都含有“一家之女主人”的含义。作为“一家之女主人”的“家庭主妇”们所进行的劳动,本来就不算是“家务劳动”,而是负责指挥督导的“治家”劳动。实际上,“家务劳动”(甚至是育儿)本是保姆、佣人、奶妈的劳动,而非“家庭主妇”必须亲力亲为的劳动。

当女人达到被人尊称为“夫人”的阶段时,对她们而言,这意味着 即使不劳动也无碍,也就是说她们已经到了可以使唤仆人的地位了。“夫

1日式建筑中的壁龛装饰柱。一译者注 人”这个身份地位最初是于城市资产阶级家庭中形成的。在其形成之时,”家庭主妇”的身份意味着在“自主性” (autonomous) “女性领域”中拥有能够行使决断指挥监督的权力,是”女性王国”的女王。

在近代社会的形成中,“家庭”领域的形成和女性在此领域握有的主 导权(其实都是对女性的隔离,这点在之后得以明确)成了家庭女权主义"提高女性的地位”的目标,而对这一悖论 [Matthews, 1987 66-91 ] 可以做如下解释。之后作为排斥女性和压迫女性始作俑者而登场的性别分工(近代产生”公私领域的分离”以及各领域对应的性别角色分配)成了众矢之的。但讽刺的是,那个时期的女性还主动积极地称颂性别分工。因为在近代前的农业社会中,男人和女人从事着同样的劳动,女人经常受男人的指挥监督,没有丝毫自主性可言。而“家庭性” (domesticity) 的形成,使女性靠着性别隔离 (sex segregation) 找到了逃脱男性权力的“庇护所”,反过来说就是创造出了 “女性王国”[矢木, 1981 ;落合, 1985 1990] o

由于上述“家庭性”的典型岀现于城市资产阶级中,所以成为“家庭 主妇”对许多女性而言意味着阶级晋升。对男性而言,能拥有佣人而不劳妻子做家务更是他社会阶级地位的标志。至今在许多梦想着“婚后成为家庭主妇”的女孩心中仍回响着成为家庭主妇意味着阶级晋升的近代初期的余音。因为对她们而言,男人通过教育这个阶级晋升的阶梯可以从自己的原生阶级向上攀升,而自己只能通过结婚这唯一的机会重新选择自己的所属阶级。

所以,在“家庭主妇”出现和新兴城市资产阶级形成之时,产生了 大量的“家务佣人”( domestic laborer) 。“家务劳动”在成为“家庭主妇”的工作之前,已经由“家务佣人”率先展开了。

近代化初期,家务雇佣与加工制造业同样创造了最初以支付工资形式 出现的就业机会[河村, 1982] o 与工厂劳动者一样,家务劳动者也是雇佣劳动者,并且它与前者类似,都是“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商品” o 家务劳动在近代化初期的就业机会中所占的比率不可忽视。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对于这种由”家务佣人”所从事的”家务劳动” 的分析也束手无策。家务佣人的薪俸虽然是从劳动者的工资中支付的,但是家务佣人所做的家务劳动由于只供"即期消费"( immediate consumption) , 不产生任何交换价值,所以被认为是“非生产性劳动”。马克思将许多劳动归入了 “非生产性劳动”。流通、交易行为即使没有产生使用价值,从其产生剩余价值使资本增值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仍旧是“生产性”的。马克思虽然把商业资本看作较工业资本更为不完全形态的资本但即使是这样,也只是将商业、流通业特殊看待而已。这也是因为商业资本比工业资本早岀现。

相较之下,“家务劳动”更具有历史性烙印。“家务劳动”是“相伴 近代一同”形成的新兴种类的劳动。马克思的“生产性劳动”的概念早已接受了各方挑战。其中包括在“家庭主妇劳动”出现前,率先由“家务佣人”所从事的“家务劳动” 2 o 其经济理论由于无法应用在工业化初期任何一国形成的“家务劳动”这一庞大的劳动领域中,已经遭遇挫折。

家务佣人在城市工业资产阶级的家庭中大量登场是由于以下的阶级 因素,即妻子的生产性远比家务劳动者、保姆等育儿劳动者的工资成本要高。实际上, 18 19 世纪的欧洲,在许多开面包房、洗衣房的家庭中都有

1较商业资本而言,工业资本实现了资本增值的目的,可看作是"更完善的资本”。 这来源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生产优先”的思想。相较于此,•比较激进的见解是:商人资本的历史更加久远且更具普遍形态,即使工业化后,通过财富转移而产生利润的资本的本质状态仍没有变质。而这种看法在高度资本主义制度下再次出现。参照[岩井, 1985 ] o

2发展中国家里,家务佣人在可以获得报酬的雇佣机会中占很大一部分。忽视这一层 面的考量而谈发展中国家的"近代化”有失偏颇。

儿童被寄养出去的实例。相比妻子的劳动生产性,保姆的育儿劳动成本更 加低廉,因而母亲不直接从事育儿工作。

劳动市场拥有着可以提供源源不尽的劳动力的巨大“外部” o 在此期 间,阶级因素有效地发挥了其作用。同样的,日本直至二战前,即使是像官吏、教师这样的基层工薪阶层的家里,一般都有一至两个女佣或女仆。但伴随着工业化的推进,阶级因素逐渐被消解,家务劳动逐渐由家务佣人变成了由家庭主妇来做。从历史丿顺序来讲,与其说从事家务劳动的是家庭主妇,倒不如应该说家庭主妇之后才开始从事家务劳动。

从事家务劳动的是家庭主妇。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家庭主妇所从 事的劳动是家务劳动。这样的定义有着历史性的新意。将“家庭主妇劳 动” 与“家务劳动”同义化,就要让家庭主妇的地位失去特权性并将其大众化。

梅棹忠夫回想起自己出生的京都商人家庭时说,在他还是孩童时,作 为商人家庭主妇的母亲并没有被别人称为“夫人”,只有特定阶层的女性才被尊称为”夫人”。

想来“夫人”究竟为何物呢? “夫人”是住在官舍或其他什么简易 住房,外出买东西时经常用傲慢无礼的言语与商家讨价还价的人。她一整天无所事事,与邻居的“夫人”同伴喋喋不休地唠嗑。实际上,巡警、教师、公司职员等基层工薪族的妻子对“夫人”这个称谓很是喜欢,相互称呼使用[梅棹, 1959; 上野, 1982a 收录: 192]

当然,“夫人”这个称呼也来源于武士家庭中的“太太” o 称谓的 原型即使是统治阶级的“太太”,那也是在新兴阶级中被大众化之后,将“夫人”的实际情况矮化贬低了而已。自己将后衣襟别了起来在走廊上用抹布擦地、手敦裂着还不得不在盆里洗衣服的“夫人”,早已仅仅是“家务劳动者” 了。

日本的家务劳动论争

“家务劳动”这一概念长久以来和“家庭主妇劳动”这一概念混淆。 1955 年以来开展的三次间断性的日本“家庭主妇论争”,是围绕“家庭主妇”这一社会身份的论争,还是围绕“家务劳动”的论争,这一问题仍旧不明了,两者界限尚未分明[上野, 1982] o

将“家庭主妇论争”纳入“家务劳动论争”之中的是在 1960 年《朝 日期刊》中矶野富士子的论文,她率先开启了第二次家庭主妇论争。矶野在论文中提出“家庭主妇的劳动”为何“有用但却不产生价值”[矶野, 1960 ;上野, 1982a 收录: 9], 她提出“想向经济学家请教”。她提出的问题从经济学家的回应来看,可以看出这既是第二次家庭主妇论争,同时也是在”家务劳动”的概念上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论争。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在日本开展了家务劳动论争,提出了有关"家 务劳动工资化!" "wage fbr housework" 等口号。这次运动早于 1970 年在英国、美国兴起的类似的家务劳动论争。无论是从开始的时期还是论争所达到的水准上来讲其内容都应当受到瞩目。 [Ueno,1983]

然而这一看法有几点需要有所保留。 20 世纪 60 年代的日本第二次家 庭主妇论争和 70 年代英语世界的家庭主妇争论有着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源于是否经历了 60 年代末的妇女解放运动,以及在运动前后,特别是女权主义给予的马克思主义的冲击是否使其逐渐相对化并提出了兼收并蓄的要求,取得了长足进步。矶野指出家务劳动对于劳动力商品的生产所做的贡献;水田珠枝率先提出通过“家庭主妇的养老制度”而实现“家务劳动有偿化”的讨论;在其之后提出要求“家务劳动工资化”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家务劳动论争成为焦点的达拉•科斯塔 (Dalia Costa) 等人于 1975 年出版了《女性的权利和共同体的颠覆》 [Dalia Costa&James,1975 ] o 从以上来看,在世界范围内日本很早便展开了较高独创性的讨论。

然而,矶野所提出家务劳动为何“有用但却在经济学上不产生价值” 这一问题,如果让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回答,结果只能是:由于“家务劳动不产生交换价值”,所以该劳动为“非生产性劳动” 倘若接受这一结论,那么留给家庭主妇的就只有“起早贪黑一直工作”的真实的不满而已。在当时,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认为矶野提出的“家庭主妇的体会”是“门外汉的疑问”,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挑战。公认的权威使女权主义者沉默,但在这一时期,没有人觉得其中的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者无法将“体会”理论化,也没有人觉得女性应当自己突破局限改造马克思主义理论。女权主义者所提出的家务劳动的议题是切实的,但却变相地吃了一记闭门羹。

需要指出的是, 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第二次家庭主妇论争的局限在于理 论性和实践性两个方面。

第从理论来讲,这一时期有关女性的讨论正处于向女权主义转变 的时期,对于现有的各个学科的要求仍旧不成熟。女权主义不仅是提高女性地位的改良斗争,而且是通过对“为何女性没有解放(是什么阻止了女性解放)”的考察来改变社会和既定思维的斗争。为此, 20 世纪 70 年代的妇女解放与在其影响下的女性学的成立是必要的。 60 年代,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女性也在马克思理论之中照本宣科地寻找女性解放之路,她们是马克思忠实的女弟子。

第二,从实践来讲,矶野和水田所提出的“家庭主妇劳动”问题, 就女性运动整体上来看可以说仍是“隐形” (invisible) 的问题。日本劳动人口之中,雇佣者占比反超个体经营户不过是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之事。

“家庭主妇”,即“不通过雇佣关系而从事家务劳动的女性”[矶野, 1960; 上野, 1982a 收录: 7] 的出现,是以“城市一核心家庭一雇佣者家庭”中“妻子的角色”作为不可缺少的前提的,而其大规模出现是在经济高速成长期结束的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 70 年代初的激进妇女运动也无疑是城市中间阶层中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一种。而其作为运动的出现是在大多数的女性成为家庭主妇这一社会背景之下。 70 年代及其以后的女性研究的中心目标转为”家庭主妇研究” o 正如矶野所预见的,“能够准确分析家庭主妇的存在以及严肃探讨当今日本社会中这一角色,对于整个妇女问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上: 17] 。矶野的预见是准确的,而且可以说其问题的提出早了十年。

英国的家务劳动论争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在以英国为中心的英语世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 之中,兴起了所谓的"家务劳动论争" (the domestic labour debate) o

家务劳动的论争,顾名思义是以家务劳动[初期为“家务劳动”

(housework), 之后升级为"家庭内劳动"( domestic labour)] 为争论 之要点。探求压迫女性的物质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们,找出了资本主义与家庭的契合点,即家务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中分配给女性的非资本主义制度的劳动)这缺失的一环。

莫利纽克斯( Molyneux) 谈到,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十年间,"(即 便仅限于英国和美国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版物)围绕家务劳动撰写的论文超过了 50 篇” [Molyneux, 1979 3 「。作为最初的尝试之一,玛格莉特•本斯顿 [Benston, 1969] 从“生产手段中的女性固有关系”中明确了资本主义制度对女性的压迫,并试图将其与阶级分析相结合。

女性作为整体与生产手段有着固有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和男性 与生产手段的关系不同……如果能够承认女性与生产有着特殊的关系,那么关于女性状况的分析也应该同样适用社会阶级的分析法。

[Benston, 1969 13, 27 ]

随后在 1973 年,达拉•科斯塔和塞尔玛•詹姆斯( Selma James) 将 资本主义制度下女性的家务劳动称为”劳动力商品” 它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最核心商品的劳动,且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来说是不可缺少的、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从此,“家务劳动论争”在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两个阵营里蓬勃发展。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英国的家务劳动论争在主张“家务劳动工 资化”这一不现实的要求的实践活动中也渐渐孤立无援,最终以自然消亡收场。女权主义者的关注点也逐渐脱离家务劳动问题本身,转至更广泛社会语境下的“女性和劳动”问题,即女性的双重劳动、劳动的性别隔离,以及薪酬劳动和无偿劳动的关系等问题上 2 。在这样的背景下:( 1) 进入 80 年代的女性运动全面衰落;( 2) 在女性问题上,主张给予女性一定公民权利的社会主义阵营,他们所展现的其实是一种虚情假意的 tokenism 3

(3) 面对在撒切尔政权下社会主义阵营的衰退所带来的全面危机,女权 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批判被视为分派运动;( 4) 70 年代到 80 年代以来,

经济劳动研究会于《经济劳动研究》第七集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女权 主义的问题》一文中,翻译了包含莫利纽克斯在内的五篇论文。

2这一变化的原因,不言而喻,是源于论争的十年间历史性背景本身的变化。正如比 彻( Veronica Beechey) 所言,这十年间最大的变化即是"女性走向职场"。

3门面主义。——译者注

全职家务劳动者锐减,既是薪酬劳动者又是家务劳动者的女性双重劳动成 为历史现实。

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双方关于家务劳动的争论能结出怎样的硕果, 对这一问题持怀疑性的评价意见较多。比如争论中领军人物之一的赛科姆这样提到:

大多数的女权主义者对家务劳动争论的领军人物如此批判:他们 将女性的现实置于“对性别视而不见”的马克思主义范畴之中。他们并非以女权主义的视角仔细对既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进行探讨,而是认为仅就私人领域的家务劳动而言,对这个问题的指出的确有其正当性。为了表明自己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价值观念的忠诚,他们的确竭尽所能。如此这般的行文之中,不断重复着“马克思究竟想说什么”等引经据典式的论述,而核心的问题却以分类学而收尾,即:家务劳动创造价值吗?是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抑或是间接生产性的?或者说家务劳动实际并不在这种范畴之中?围绕字词的定义赞述纷纷。 [Seccombe, 1986a 192]

汉密尔顿( Hamilton) 的批判更加一针见血:

(在论述家务劳动论争焦点的过程中)从理解压迫女性的各种局 面,发展至试图证明马克思主义是始终如一的理论,而女性和其劳动的问题只是包含其中的论述而已 o [Hamilton, 1986: 140 ]

根据汉密尔顿録:

这次论争不是反对压迫女性的斗争,连对该问题的解析都不算。 相反,家务劳动论争是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者,硬将女性放入马克思

主义的论述范畴,进而试图保护卡尔•马克思学说的神圣性。[同

上: 153]

实际上,家务劳动论争以女权主义者方面的不得志而告终。从这点来 看, 20 世纪 70 年代英国的家务劳动论争与 60 年代日本的家务劳动论争的结局殊途同归。

然而,女权主义之后的 20 世纪 70 年代英国家务劳动论争,与女权主义 之前的 60 年代日本家务劳动论争有着许多不同之处。女性并没有因为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而陷入沉默。

家务劳动论争的最大贡献就是发现了 “家务劳动”本身。这一概念阐 释了: ( 1) 家务劳动是劳动;( 2 )通过不正当剥削的劳动这一问题明确/了压迫女性的物质基础。正如道菲指出的,“女性运动迫在眉睫,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来看,家务劳动是劳动,而且是被剥削的劳动”。 [Delphy,1980 99]

无疑,我们(女性)被压迫。因为我们被剥削。 [Delphy,

1980: 100]

在“家务劳动是劳动”的认识之下,家庭这一神圣不可侵犯的“黑匣 子”被强行公之于众,“爱的共同体”的神话被打破,而其中的不平等也昭然若揭。特别是在通过劳动,从五彩纷呈的公共领域之中分离出的私人领域里,”劳动”这一概念的引入标志着私人领域的解体,也意味着在理论角度上马克思主义拓展适用于私人领域。若非如此,家务劳动就“在封闭的个体家庭之中,仅仅被当做是为了自己或是为了家庭而做的'私人之

事,” [Pimia&Thomas, 1978 3], 而并非劳动了豎

家务劳动论争的另一个贡献在于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拓展,探明 了马克思主义的限度。

家务劳动论争的贡献之一,就在于此,明确了在分析性别问题之

时,阶级分析也是有局限的。 [Fox, 1986 182]

女权主义者多次指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和历史上都忽略了对女性 和家庭问题的分析。但他们再次强调,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无法适用于性统治问题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未涉及之处并提出了其理论性的探索:第一,如何改变马克思主义并拓展其适用的可能性;第二,增加什么概念能够补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在这一过程中无疑创造了新的理论性分析方法。

米凯莱•巴雷特( Michelle Barrett) 在《当代女性的压迫》一书中评 价道:“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发展了三个概念”:

  • (1) 父权制 (patriarchy)

  • (2) 再生产( reproduction)

(3 ) 意识形态( ideology)

这三个概念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的,而且它是女权主义者为了对 (独立于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性统治进行阶级分析而增加的概念。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任务在于解析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父权制这一 历史固有样式中压迫女性的问题。不懈探索资本主义制度下女性与劳动问题的维罗妮卡•比彻( Veronica Beechey) 指出,"在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务劳动是劳动,在"爱的共同体”的神话之下,关于家务劳动的自

由主义的伪装只会衍生一下通俗性见解,即家务劳动是家庭成员谁来做都行的,由夫妻自由 意志和其适应性各司其职来共同达成的决定,妻子承担家务是"对自己和自己所爱的家人”的自发性的无私奉献。这种想法完全脱离了关于家务劳动的制度性分配的考察。而在这种话语下,爱和自发性的名义使得家庭之中实际所浮现的差别与不平等销声匿迹。角度探索女性从属地位以及阶级剥削形态这一问题时,父权制的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在各种妥当的解说和变革性尝试中所采用的概念。”

[Beechy, 1987 115 ] 然而,“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的尝试,不仅仅 是对’父权制’的分析,而且是对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关系二者相关性的分析”。[同上,强调处为原作者添加]

第四章 父权制的物质基础

父权制的定义

“父权制”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从激进女权主义那里继承的重要 概念。

即使在女权主义者之间,“父权制”也是一个颇受争议的概念。不 少人常抱怨道,若是没有“父权制”这一概念的话,女权主义还更好懂一些。特别是由于“父权制”这个词让人联想到前近代大家庭,所以对于近代一夫一妻制小家庭中一门心思构建爱护妻子与民主之家的人士来说,他们往往无法理解自己的家庭中到底哪里存在“父权制” 0

说起父权制,在日本可能很多人会联想到明治民法下的家族制 度。女权主义将 "patriarchy" 译作"父权制"的时候,应该有不少人觉得奇怪:"父权制在日本不是已趋于消亡了吗? ” [瀬地山, 1990a 58 1 ]

最初用性统治来分析“父权制”这一概念的是凯特•米利特( Kate

1瀨地山角在梳理"父权制”这一复杂的概念时,提到了文化人类学与社会学领域中 patriarchy patriarchalism 的区别,指出甚至连 1988 年版的《社会学辞典》(弘文堂)中,在”父权制”这一词条里也只作了对于古典派 patriarchalism 的说明。"尚且不说 60 年代,衽实际上已经历女权主义理论建构的 80 年代后期的辞典中,居然只记载了这一定义,着实让人有些惊讶。”[瀨地山, 1990a 52]

Millett) [Millet, 1970] 、朱立叶•米契尔( Juliet Mitchell) [Mitchell, 1974 ] 等激进女权主义者。但他们主要把父权制的起源看作为心理精 神层面的东西。

对此,在激进女权主义影响下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们,欲将作为 父权制物质基础的性统治的结构定型化。

关于父权制的定义,哈特曼给出了以下解释。

我们将父权制定义为:拥有物质基础且存在于男性间的阶级制度 关系以及最终使男性统治女性成为可能的、只存在于男性间的一系列社会关系。 [Hartman, 1981: 日译本 65 页]

索科勒夫也将父权制定义为”使男性统治女性成为可能的社会权力关 系的总和” [Sokoloff, 1980 154] 。瀨地山在上述论文中,整理了有关父权制的各种定义,并最终给出了以下定义。

(父权制是指)基于性的,权力由男性主宰且分工被固定分配 的一种关系和规范的总禾[瀬地山, 1990a 80 ] (括号处为译者所加)

但是,这仍有不足。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认为”父权制”概念的核心 是性统治中存在“物质基础” (material basis) 0 这才是超越激进女权主义提出的心理主义一意识形态 (Ideology) 式的父权制观点,也是之所以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为唯物论式分析的理由。

父权制的物质基础指的是,男性对女性劳动力的统治。这种统治 通过防止女性接触经济中必要的生产资源,或者通过控制女性的性机能来维持。 [Hartman, 1981: 日译本 65-66 页]

因此,废除父权制不是通过改变每一个男性的态度、扭转每一个男性 的意识而达到的。而是只有通过改变现实的物质基础,即制度与权力结构才能达成。

父权制下的性统治不仅存在于一对男女关系中,它也存在于家族集团 中男性成员与女性成员之间,以及更广泛的社会领域中的作为阶层的男女关系之间。在近代家庭中,一夫一妻制的关系成为对女性进行性统治的制度性基础。虽说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不进入一夫一妻制关系(通过单身或离婚等方式)就能从性统治下逃脱 1 。因为作为制度的父权制能进行跨领域式的渗透,且与其他社会领域密切相关。所以即使能逃脱一夫一妻制这种直接的性统治,她也不得不面对各种其他社会领域中的性统治 0

在男性看来,女性的表面独立,往往会招来误会。女性即使不

直属于男性亲属的特定组成,还是会从属于男性统治下的总体文化。

[Elson&Peason, 1981: 日译本 11 页]

甚至连”恋爱结婚”的意识形态都是非自由的,无法逃离父权制的陷 阱。浪漫爱情( RomanticLove) 也许可以将女儿从“父亲的权力”中解放出来,而另一方面会使其落入“丈夫的权力”的统治。恋爱的疯狂魔力是挣脱“父亲统治”万有弓 I 力的离心力,也是将自己推向“丈夫统治”之下心甘情愿的自我放弃。无论是何种统治,如果无法控制被统治者的内心就无法得以实现。”恋爱结婚”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意识形态机器。.它是使女性在前近代大家庭向近代核心家庭过渡的历史时期转换中自行选择父权制

1单身者、离异者虽然也许没有遭受一夫一妻制下某一特定个人(丈夫)的压迫、统 治,但她们还是要面对一夫一妻制社会所带来的组织式的”对单身者的歧视” ”对离异者的歧视” O

的一种近代形式 I

在广义的父权制之下,对于女性而言,男性构成了一种“利益集 团”。异性恋关系,与其说它连接起性别不同的彼此,倒不如说连接起处于这种关系中并拥有共同利益的同一性别的人。列维•斯特劳斯 (LeviStrauss) 对婚姻的定义亦是如此。他认为,相比夫妇之间的盟约,不如将婚姻定义为男性成员间互相交换姐妹的义兄弟盟约。从未开化社会到工业社会,社会中的男性成员通过种种制度性手段合谋达成了剥夺女性成员的权利以维护其共同权益的目的。从父权制的角度来说,资本主义也只是父权制下的一种制度性的变种而已。从劳动中靠性统治获取利益的不仅仅是资本家,男性劳动者们也由此获利。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们猛烈批判了长久以来由男性主导下的工会,他们团结一致地对女性进行排挤和压迫。

男性有两套用来维护自己利益的“父权制式的策略”。第一个是在雇 佣劳动中排挤女性;第二个是与男性劳动相比,女性劳动被看作是无足轻重的,并将女性关在封闭的牢笼里。

男性主导下的工会对两套父权制式的策略不太可能只择其一或都

不采用。 [Walby, 1986: 244]

由此,“男性劳动者的优势地位是在牺牲女性劳动者的基础之上建立 起来的"。 [Hartman, 1981 ]

沃尔拜( Walby) 进一步指出,再生产中女性的劣势地位并不能解释 女性在生产中的不利地位,反而是男性集团对女性的组织性排挤和贬低迫使女性不得不忍受她们在再产生中的不利地位。

1特里•伊格尔顿( Terry Eagleton ) 在《克拉莉萨的被污》 [Eagleton, 1982 ]— 书中,成功地描绘出处在"恋爱”中的女性主动自我放弃的政治性。并且由于“背叛了父亲”,女儿也失去了从专横的"丈夫统治”下逃离的避难所。在一夫一妻制家庭中要实现“丈夫统治”,必须要切断来自妻子娘家的干预。如此一来,近代家庭就如同“爱的港湾”—样,变成无法阻止暴力横行的”黑匣子” O

因为“父权制下的性别分工(以及其中出现的女性劳动的贬值)早在 资本主义出现之前就已经产生了” [Walby, 1986 85], 所以我们甚至可以将资本主义视为父权制的近代形态。

家庭:性统治的场域

将家庭视为包含统治与被统治的再生产关系并将其作为分析对象是 困难的。因为,对家庭做分析工作是一种对黑匣子的探究,并且家庭被视为贯通历史的“自然”的事物。特别是在近代工业社会中,家庭被视为脱离公共性竞争社会的避难所、给予慰藉和平安的最后的私人据点。“近代家庭”形成以来,家庭被认为是没有算计和功利的、无私的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之中,成员们无论谁都能共甘苦,是真正的、超越了个体单位的平等之地。因此,当女权主义者的分析触及这一 “神圣领域”之时,当他们揭露了家庭是披着“共同性”的外衣而实为压迫和统治的场所时,许多人——男人也好、女人也罢,都为自己曾经所深信不疑的神话的幻灭而惊慌失措,甚至反而以功利主义、经济主义之名去攻击女权主义。

实际上,女权主义者们的分析在触及家庭这个“黑匣子”并提出了它 是通过性别和年龄进行统治之时,许多人对此表示抗拒幕他们害怕,女权主义者们会不会就此瓦解资本主义制度下残存的最后仅有一点的共同性神圣领域,并将其还原为支离破碎的个人呢?

但是,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观点一就是家庭中明显存在着男性统治 和显而易见的经济压~变成它自身所带的功利主义和经济主义呢?

“爱的共同体”的神话早已遭受性统治的现实之击而坍塌了。人们只

一禁忌发起挑战的是弗洛伊德,正因如此,他遭到同时代许多人的不 满与愤恨。.弗洛伊德揭露了即使在家庭这一最为亲密的关系中,也仍存在统治与压迫。多数人不愿承认他的发现,并向他表达了困惑与愤慨。

是不愿承认这个现实而已。诚然,只有当放弃将家庭看作“整体的构造” (monolithic structure) [ Macleod&Saraga, 1987 13 ] 1 之时,■女权主义者的家庭分析才存在可能。不仅如此,倘若暂且从“爱之共同体”的神话中抽离出来,那在私人的“神圣领域”中,暴力和压迫的存在就昭然若揭了。

顶着个人隐私这一 “神圣”的光环,家庭得以将公共性干涉与 监督拒之门外。而正因如此,也不难想象现代社会中家庭已成为私人暴力的主要场所。丈夫对妻子的暴力以及对孩子的虐待,都是私人领域确立( privatization) 的专有产物。 [BlumenfHd&Mann, 1980:293]

作为公共领域统治及其理论无法触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人领 域,家庭并不意味着其一定是”友爱的乌托邦” o 私人领域无论何时都可以转化成一个封闭专制的小王国。由于家庭的共同体神话的生命力过于顽强,被殴打至生命垂危的妻子即使求助,但当警察在了解施暴者是其丈夫之时,他们也只是沉默而去。当遭受性暴力的孩子终于鼓起勇气开口时,大人们不予理睬或只是称孩子是在撒谎而已 [Macleod&Saraga, 1987] 。仿佛比起家庭的现实,人们更希望保留家庭的神话。家庭这一私人领域,不仅有权力统治,还存在着赤裸裸的暴力。当“整合”家庭的不是爱而是专制的时候,女权主义者们正因为指岀家庭中存在统治和压迫这一现实,才被扣上“瓦解家庭”的罪名。

因此,在把“家庭”作为分析对象之时,首先必须要向共同体神话的 禁忌发起挑战。剥开那个我们曾深信不疑的超个人性的实体,那个尚未被

1麦克劳德 (MacLeod) 和萨拉加 (Saraga) 指出,近年来,当不将家庭看作为"整 体构造”的时候,儿童遭遇性暴力的问题才能显现而出。

问津的、被残留下的“神圣领域”。为此,我们必须回到权利与资源分配 不均的个体集合之中。

物质基础

道菲称家务劳动为劳动,且是“生产性”的劳动。然而这里的“家 务劳动”是指在家庭内部由名为“家庭主妇”的已婚女性所承担的无偿劳动。我们把这种生产的方式称为“家庭内部生产方式” o 而形成“家庭内部生产方式”的统治结构便是“父权制” O

父权制是指,当今工业社会中女性从属于男性的体制。而这种体 制下的经济基础便是家庭内部生产方式。 [Delphy, 1984: 18]

道菲谈道,“家庭内部生产方式成功地契合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要 求,且二者相互融合形成一个机制” O

我在第一章便已指出,资本主义促使了市场的出现,这时便舍弃了其 外部一~家庭这一领域。但换句话说,市场是依靠“外部”而形成的。这里的“家庭”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单位。“个人”( individual) —词意味着“不可分割之物” o 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市场来说家庭就是最小的 individual ( 不可分割 的单位。

在经济学中,市场的行为主体被划分为三种,国库(财政)、企业 (法人)和家庭生计。在初级经济学中,实际上市场并不会出现比家庭单位还要小的“个人” O 道菲称,“对于国家的财政计算,不存在个人这一单位”,“无论是谁都会被放入这一(叫作'家庭'的)框架之中”[同上: 90] o

在这里,家务劳动显示了它出彩的政治性特点。

不推倒家庭单位这座高墙,家务劳动就不能作为研究对象。[同 上: 90]

若要聚焦家庭里女性承担的家务劳动这一劳动问题,就需要明晰地在 不可分割的家庭这一整体之中,抽出男性和女性的“个人”概念来探究其中的政治(性的政治)。

事实上,家庭这一不可分割的整体被当作充满爱和关怀的共同体

(Gemeinschaft) 。在这一看法支配下,家庭成员被分摊的压迫性的劳动 并没有被视为核心问题。关注经济中非货币领域的波兰尼将互助性赠予经济之外(或者说在其之前)的领域划分为“家庭领域”,他将其称为“普遍互助性” ( generalized reciprocity )(萨林斯语)统治下的非功利性、非计算性领域[波兰尼, 1977] o “普遍互助性”是揩像父母照料子女一样不求回报的无私原则。在这一原则下,捕获的猎物优先分配给发育期的孩子和饥饿的老人。也就是说,并非依照能力和劳动,而是“按需”分配,从而实现共产主义共同体的理想。

那么真的是这样吗?

首先,第一,我们需要对于家庭是共同体式的这种论说持保留态度。

"Gemeinschaft" (共同体)与 "Gesellschaft" (社会)这一对概念,众 所周知是社会学家滕尼斯( T&mies) 所提出的。他把工业化中产生的新社会形态命名为社会,与此相对应地,将“非社会之物”仅看作为共同体。他假设共同体的经验性对应物产生于前近代,然而他在将“从共同体到社 会” 这一历史性变换定型时犯下了浪漫主义派错误,即他将子虚乌有虚构成了过去。这恐怕也与一元性的进步史观脱不开干系。

前近代式家庭,与其说是共同体式的,不如说是非常“制度式”的一 种形式。前近代式家庭是一种经营体,其共同体式的特点反倒相对较少。家庭的特点涵盖了共同体的要素一 、融合、抚慰等等,这其实是在近代形成之后才出现的[落合, 1989], 也就是说,当家庭中制度式的要素减到最小值时,即所有这些要素被划分到了家庭外的领域中。在这之后,家庭就只能是社会的残留形态,作为制度残留范畴的“共同体式的要素”才分配给了 ”家庭”领域,这样的说法才是正确的。在这个意义上,共同体也就是伴随社会出现的——参照伊里奇( Illich) 的说法,可以说是社会所创造出的“阴影”( shadow) ——极其近代的概念,而非前近代的概念。

第二,我们需要分析在家庭这一制度内部发生了什么。家庭是按照性 和年龄(世代)组合原理而形成的制度。在其中,按照性和年龄把分工和权势进行不均等地分配。所以,无论波兰尼如何主张家庭是普遍互助性统治下的领域,但事实上,家庭既不是成员平等的共产主义式的共同体,也不是能够萌生自主性领导权的志愿性( voluntary )集团。家庭中的分工和权势的分配,基于该社会所采用的家庭样式,早已作为一种制度而定型。

父权制是指,在家庭之中由年长男性掌握权势的制度。索科勒夫定义 "父权制”为"年长男性的统治”' [Sokoloff, 1980] o 在年长男性的统治下,按照性和年龄的组合原理,家庭之中年少的成员以及女性处于从属地位且其劳动被剥削和榨取。父权制所整合的生产方式叫作“家庭内部生产方式”,其中被置于“无偿劳动”剥削之下的不仅仅只有女性。未婚、不婚的男性亲属的劳动也同样被一家之主所占有,他们没有对劳动和劳动生产物的自我决定权。道菲问道:“是否只有家务劳动是无偿劳动呢? ”

1 “年长男性的统治”这一概念与梅亚苏( Meillassoux) 的"年长者统治”

gerontocracy) 的概念非常相似 [Maillassoux, 1975] 。梅亚苏和郭德列( Godelier) 等法 国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的贡献及其生产、再生产的整体性的核心化等问题将在下一章中详细论述。(这里原文将梅亚苏的英文名字标记为 Maillassoux, 经考证可能是出版错误。——译者注)

进而又问道:“是否只有女性从事无偿劳动呢? ”从事无偿家务劳动的 女性,她们的地位与寄居于兄长家并从事义务劳动的不婚的老二、老三其实别无两样。然而,只有少数的男性处于家中从属的家庭内劳动者的地 位, 而大多数的已婚女性都会成为家务劳动的无偿劳动者。这样的机制是性这一变量在起着无法避免的、内在性的作用。

女性一阶级?

所以说,女性的受压迫有着其物质基础。那就是,作为无偿劳动的 家务劳动被一家之主的男性所占有,以及随之而来的女性从劳动中自我异化的事实。道菲谈道,由于父权制是从其劳动的性别原理中取得利益的,所以已婚女性形成了共利害的、超越阶级差异的“女性阶级”( womenclass) o 这种“阶级”的规定,也就是说,女性_家务劳动者有着从劳动中自我异化的物质基础,无论是否存在异化感,异化的事实是存在的。女性运动的目的便是通过对这种劳动异化的认识来组成阶级。正如道菲所言,由“女性阶级”而开展的劳动物质基础的变革才是女权主义革命的目的,而把变革贬低为不过是”意识的解放”、”文化革命”的观点全部是反动的幕在这里,她展现了自称“唯物论者”的根据。

即使在工业化社会的背景下,家务劳动也不过是父权制的”家庭内部 生产方式”的劳动。资本主义制度尽可能地与“家庭内部生产方式”携手共创利益。资本主义制度非但没有瓦解家庭内部生产方式,反而将其改变并再重组。工业化并非将家庭置换成市场,只是改变了家庭和市场之间的将女权主义还原为“意识形态的斗争”或是"文化革命”的话语,而道菲大胆地批评这种打着“唯物主义”旗号的文化主义者不过是 calturalist 败北主义者罢了 [参照 Delphy, 1984, chap.2 ][此处原文的 calturalist 应当是 culturalist ( 文化主义者)。一译者注]。要想解放有物质基础的异化,她认为单单依靠变革物质条件是无法实现的,这种观点也促使我对自己的“文化主义”偏向进行了反省。

关系[上野, 1985] o

道菲不仅谈到了家庭之中的生产,还谈到了分配。正如生产劳动以 及其监督权的分配是不均等的,在家庭内部之中,生产物的分配也是不均等的。比如饮食,饭菜之中最好的部分由丈夫和客人享用,妻子只能微笑着吃着自己的一小份,并说道“我已经足够了” o 这种节制仅仅是由于不均等的分配原则成为女性心中的模范典型,并使其成为内在化的结果而已 [Delphy, 1984 46 ]。哪怕是"共享餐桌美食" (sharing the sametable), 也能看出明显的分配差异。所以她反对“资产阶级的妻子是资产阶级”这一阶级优越论,而是提出“资产阶级的妻子并非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这一 ”性阶级”论。

“女性一阶级”论给女权主义的战略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因为以 “女性解放” 为目标的女权主义不是争取个别女性的解放,或是从一部分女性之中解放另一部分女性,而是争取“女性阶层的解放”。所以,女权主义运动的最初议题便是将“作为阶层的女性”组织成为阶级并建立其主体。让“作为阶层的女性”被迫承担家务劳动这一无偿劳动的正是该阶级组成的物质基础。仿照《共产党宣言》的口号,”全世界家务劳动者们联合起来”,拿这句话当作唯物主义女权主义者们的战略吧。正因如此,家务劳动对女权主义而言是政治议题的第一要义。

第五章再生产方式的理论

生产至上主义

至今为止,很多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依然没有成功地将“再生产 劳动”概念化。这是因为他(她)们一直将“女性在家庭中付出的无偿劳动"与"生产方式"( modes of production) 关联起来作论述。这的确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生产主义的倾向性。马克思主义是有关生产方式的理论”只要一直止步于其理论的范畴中,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们也会同样因生产主义这一语境而给自己的论述设限。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们将“生产(劳动)”中男女两性的“性阶 级”分配看作问题之所在。作为从女权主义者视角与马克思主义进行争论的先锋,库恩和沃尔普的《女权主义与唯物论》 [Kuhn&Wolpe, 1978] 的副标题是“女性与生产方式” o 道菲的有关“父权制”概念的表述也是”家庭内部生产方式”( domestic mode of production) 的一种。

罗莎琳德•科沃德( Rosalind Coward) 在《父权制以前的各种形式》 [Coward, 1983] 中论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家庭”概念的意义。这本书的标题当然是受到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 [Maix, 1857 58] 的影响。科沃德主要引证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ngels, 1891] 并对家庭作了一系列论述。她对恩格斯做出以下评论:“在《起源》中恩格斯没有把男性和女性作为经济性利益集团,即阶级进行理论化。” [Coward, 1983 154] 她同时指出,其原因在于,恩格斯“将家庭看作是男女两性合二为一之后的经济单位” O

科沃德将“家庭”作为主要论点,在阶级这个变量之上使得性这一变 量可视化,这种战略是正确的。但她把家庭以及其中的两性定位又还原为经济活动,即所有、分配、财产继承等问题。也就是说,她刚刚把家庭这一领域从马克思理论中分离岀来,就又立即陷入经济主义语境的循环往复中了。马克思主义给出的范例,可以说形成了强力的磁场。

科沃德虽然举出了母系氏族、原始共产主义等“父权制以前的各种 形式”,但相较于父系氏族下的父权制而言,讨论母系氏族制下女性地位相对较高这个论题本来就是女权主义人类学家所擅长的领域。《姐妹与妻子》 [Sacks, 1982 ]的作者凯琳•萨克斯( Karen Sacks )就是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一位文化人类学者。她在著书中比较了处于母系社会(属于“姐妹”这一类别)与父系社会(属于“妻子”这一类别)中女性的不同地位。她选取的依据是“女性地位”与女性“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这里,她也将”生产”和“所有”看作是论述时的关键。

“父系(从夫居)氏族制下的姐妹虽然是所有者却不是生产者,妻子 虽然是生产者却不是所有者。” [Sacks, 1982 122] 相比之下,母系氏族制下的女性由于婚后并不离开自己出生的集团,所以姐妹既是生产者也是所有者,妻子则不属于上述任意一种。萨克斯指出,在父系氏族制下的女性由“姐妹”变成“妻子”的这种分离以及“生产者”与“所有者”之间的自相矛盾,正是与母系氏族制相比女性地位下降的原因 I

科沃德和萨克斯等都试图将女权主义的视点融入马克思主义之中。她 们好不容易才将家庭、性作为问题的分析点,却又将其还原成了与“生产方式”相关的问题。科沃德将性的第一要义视为“经济阶级”,萨克斯则认同“女性一生产者”的说法。也就是说,她们都将家庭和性别又划为经济活动,即在物质生产的语境中展开她们的论述。这就是她们掉入的陷阱和她们论述的局限之所在。

诚然,无论是在哪个时期,女性都是生产者,都没有失去其生产者的 身份。女性是生产者,而且是与劳动产品相异化的、被压迫的生产者,这一定式的确解释了 “性阶级统治”的物质基础。道菲的“性阶级”之论也是以此为基础的。因此,她们的唯物主义式女权主义者的解放战略也遵照此法。也就是说,我们从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女性为生产活动做出了贡献,其贡献理应被支付相应的合理报酬。以及,为了提高女性地位,应该推动女性更多地参与生产活动。

无论是哪个时期,女性都是生产者,但不仅仅只是生产者。女性是生 产者的同时,通常也是再生产者。

将一切还原于物质生产语境的唯物主义者,正因如此才忽视了生产 活动之外的其他领域。当然,无论是科沃德还是萨克斯都意识到了女性的再生产活动。但是,她们与马克思一样,由于将生殖繁衍视为“自然的过程”,到头来也只是认为生殖繁衍不过也是劳动而已,即不是物质生产, —1 相反地,母系(从母居)氏族制下则会在男性一方出现生产者与所有者的分离。它存在于母系氏族社会中,这会削弱男性的地位危及男性成员间的团结。因此,许多母系氏族社会曾采取的调停方法是母系氏族从夫居制,即出身( lineality) 与居所 (locality) 的"非协调”(列维•斯特劳斯语)的婚姻制度。并且由于其自身具有的不稳定性,这种"非协调”的规则早晚会向彻底的父系氏族制(父系氏族且从夫居)转化……这也是以萨克斯为代表的"母系氏族社会”的中心论点。从巴霍芬 (Bachofen) 的《母权论》到斯特劳斯的“母系交叉表亲婚论” [Levi-Strauss, 1949], 这些人类学的亲属关系理论都只不过奏响了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转化的必然乐章。

而是生产人类的劳动。

将女性地位仅置于与生产方式的关系中进行的各种论述自然也都归 结于这样的要求:尽管女性在历史上因其作为“生育的性”而自带不利条件,但她们仍旧是生产者;应当合理地评价女性生产劳动的贡献。这种生产方式还原论是一种生产一元论,市场一元论即是由其演变而来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本应从批判阶级统治一元论出发,倘若再次陷入生产一元论,则会返回起点。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中最激进的“家务劳动论”者达拉•科斯塔 貌似也没能逃脱这种生产还原主义。用向市场提供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来衡量“家务劳动”的价值(尽管她提出将市场价值作为反击点直捣市场的矛盾,这种战略还是可以给予一定评价的)是再显然不过的生产还原主义 To 并且,达拉-科斯塔所谓的家务劳动的内容几乎完全就是指”丈夫这种劳动力商品”的再生产和生育“孩子这种下一代劳动力商品”的再生产(这里所指的是“再生产劳动”),而她没有将其主题化也是她的混乱之处。

最后,再补充一句,伊里奇的"影子工作"( shadow work) [II-lichi, 1981 ] 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倾向。“影子工作”的概念明确了市场 劳动实际上是依存于市场之外的劳动的,并且指出了这种市场之外劳动是没有被合理支付薪酬的劳动。从这点来看,“影子工作” 一词的确是卓越的命名。但其问题是:第一,影子工作并不是以“主妇劳动”为中心的一个概念,它在家务劳动的分析上有诸多的不足之处;第二,从其命名即可得知,影子工作并没有指明处于阴影之中的劳动呈现何种实体性特征;第三,也是重中之重,伊里奇所举出的主妇所从事的影子工作的经验性对应项中,不知是其故意还是不经意,仅仅只包含了做饭、洗衣等各项工作,轻视了养育孩子这一项再生产劳动。

时至今日,家务劳动论已累积了相当程度的理论基础,但遗憾地是, 至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的理论还是非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的理论,都未曾真真正正地以“再生产劳动”为中心论述过。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贡献是发现了存在于市场外部的那个被称为家庭的独立领域,那么与此同时也必须确立与生产相对应的那个被称之为再生产的(相对的)自律领域。

家庭内部生产方式

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们无一例外地都将父权制仅仅定义为某 种“生产方式” o 在此基础上,将性统治定义为”男性对女性(生产)劳动的占有”。

如果(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二者运作的根本机制均为生产的话, 那么也就不存在使二者分离的基础了。 [Young, 1981; Walby,1986 收录: 46]

这是一种生产至上主义。该立场深植于马克思主义之中。

但是,尽管女性是“生产者”( producer), 却没有被置于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之中,而是被归进父权制的领域里(并且即使女性进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也会被父权制的重压拖累而沦落为“二流生产者”)。这样的划分不正是由于女性是“再生产者”( reproducer) 而造成的吗?父权制以及家庭的概念明明与再生产紧密相关,但许多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却总将父权制还原为生产方式进行阐释。即使承认再生产劳动,然而一旦涉及劳动力商品的再生产问题就很容易陷入与资本主义生产相关的论述之中。但倘若父权制是一种独立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那么为何不能说

它是一种独立于资本主义的再生产方式呢?换言之,为何不能说再生产方 式独立于生产方式呢?

“再生产” ( reproduction) 的概念与父权制的概念相同,是极富争议 的多义概念。再生产有以下三种不同的含义。

(1) 生产机制自身的再生产;

2 劳动力的再生产;

(3) 人类生物学上的再生产。

[Walby, 1986 Barrett, 1980 Edholmetal., 1977]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大致沿用了 “再生产”的上述三个含义。家务 劳动论战中采取的是“劳动力的再生产”这一层含义,并试图解析在这种定义下再生产的生产方式的意义。但反过来说,如果达拉•科斯塔等提倡的生产还原主义是资本主义一元论(资本主义一元论并没有成为像“父权制”这种独立概念成立的先决条件),那么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中有关于再生产的独特观点(将父权制视为再生产方式)则与前者不同,它源于以下两方面:一个是取( 1) 的含义,将再生产解释为广义范围上的“生产机制自身的再生产”的阿尔都塞 (Althusser) 的观点[阿尔都塞, 1975 ] 。而另一个则是取( 3 )的含义,将再生产解释为狭义范围上的“人类生物学上的再生产”的梅亚苏的观点 [Meillassoux, 1975]

阿尔都塞着眼于资本主义体制自身的再生产机制,并强调其中意识形 态所发挥的作用。而梅亚苏则是首位通过对未开化社会中亲属关系构造的分析,将“再生产方式”的概念与女权主义分离并独立使用的人类学家。

巴雷特深受阿尔都塞的影响,她认识到意识形态在维持压迫性生产关 系上所起的作用。她与阿尔都塞同样将意识形态仅视为位于“上层建筑”之上的自律领域 [Barrett, 1980] 。在巴雷特看来,父权制如果能拥有独立于资本主义的自律性的话,那么父权制就应处于意识形态领域之中。由于将父权制视为某种意识形态的这种观点非常适用于精神分析和文学评论,因此很容易被女权主义所接受。

然而,这正是道菲将其视为“观念论”( idealism) 并进行不断批判 的矛头之所在。道菲认为压迫性生产关系中的再生产里存在着“物质基础”。并且,她认为正是这种对性压迫的“唯物论式分析”才使马克思主义始终具有辩证性。并且“从结论上来说”,这是使她自己成为“始终如一的唯物论者”的根据之所在 [Delphy, 1984] 。对此,巴雷特使道菲背上了 “经济(还原)主义”的骂名,然而巴雷特的回应是极为似是而非的。

虽说如此,道菲还是将父权制还原成了另一种生产方式,即“家 庭内部生产方式"°巴雷特和麦金托什( Mary Susan McIntosh )在针对道菲的有关批判中指出其在分析婚姻契约上太过片面,只关注"妻子”而忽视"母亲”这一角色,这样的说法也不无道理 [Barrett&McIntosh, 1979 ]。

梅亚苏着眼于再生产的第三层含义一人类生物学上的再生产。除梅 亚苏之夕卜,如早期澈进派女权主义者费尔斯通( Shulamith Firestone) 等也将女性作为“生育的性”的生物学宿命视为性压迫的基础。但不久之后,这种观点被视为非历史性且纯生物学主义而遭到了来自女权主义内部的批判。梅亚苏完全与女权主义分离,并在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影响下对再生产的概念进行了分析。同时,她试图将再生产定义为社会上普遍的整合方式,即“再生产方式” o 对梅亚苏而言,阶级关系就是基于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关系。

梅亚苏将(物质)生产与(人类的)再生产区分开来,她认为社会 阶级关系不仅仅是生产资料的分配,还是再生产资料的分配,即女性的分配。这种再生产资料即对女性的管理和控制对社会来说是重中之重。并且通过这种“再生产方式”最终也能实现对生产方式的管理控制。

细细想来,以往人类学中主要致力于对亲属关系的理论分析,实际上 也是以婚姻规则为媒介的针对“再生产方式”的分析。更准确地说,女昏姻规则不仅仅通过它来控制再生产,由于它也决定了劳动力的分配,所以可以说亲属关系结构是“生产方式”和“再生产方式”未分化的综合体。

生产方式与再生产方式的强制分离本来源于市场社会这一历史性条 件。如同农妇的劳动原本不分家庭内劳动和家务劳动一样,在生产劳动与再生产劳动中很难划定何为生产,何为再生产。正如家务劳动中的“城市标准” [Delphy, 1984] 所示,我们大有可能经常将历史上未实现实际分离之前的概念提前给予其分析性的记述。我们只能将人类活动的总和暂且称为“生产与再生产的综合体”罢了。从这点上来看,仅在亲属关系的语境下定义的社会就是生产方式与再生产方式所复合而成的社会。更进一步说,是与市场社会完全相反的、生产方式从属于再生产方式的社会。

亲属关系这一措辞由性及世代(年龄)为变量组合而成。在这些组 合分类中,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是不平等的。性和世代最初就是不对称的分类。特别是世代(生育者/被生育者)这种分类实质上只是由于时间之差而产生的不对称(不可能有平等的亲子关系)。一般说来,性也是不亚于前者的不对称分类。几乎所有的文化都是在非左即右的不对称性二元论下以社会性别的相对性进行分类的蔦

在不对称的性和世代的变量下,广义上的父权制就是将权力分配给

1对于对称的且相辅相成的(即“有差别无歧视”的)社会性别"宇宙论雌雄两性” [青木, 1983b] 的批判请参考[上野, 1986a]

年长男性的体制 I 。索科勒夫给予了 “父权制”以下定义:“实现男性统 治女性的所有社会权力关系的总和。” [Sokoloff, 1980 154] 道菲则定义父权制为“(现代工业社会中)女性从属于男性的体制” o [Delphy,1984 18]

通常谈起父权制,多将其与家庭内部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在家庭内 部生产方式之下,包括母亲和孩子在内的家庭成员常被置于年长男性的监督之下,其生产劳动和再生产劳动均被家长占有。另外,如道菲所言,在工业社会中形成的市场与家庭的分离和分工,以及在其之下的家庭对女性的统治,尤其可被称为”父权制”这一历史概念。

关于父权制是否为近代社会所固有,或者说近代工业社会所固有的父 权制究竟为何物,我们先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边。我们可以设问,父权制以外是否还存在生产、再生产方式的综合体?科沃德在《父权制以前的各种形式》中试图论述(且得出错误的结论)的就是这个问题。

女权主义人类学家努力去解析以往的这些问题,即是否存在父权制之 外的生产一再生产方式?假如存在那么是怎样的形态呢?为此需要怎样的条件?或者说如果这是一种不幸,那么其理由是什么呢?然而遗憾的是,这些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 [±S, 1986a] 2 0

理性且渊博的世界著名学者大卫• 许奈德 David M. Schneider) 就亲 属关系理论进行了分析。他指出,无论是在母系社会还是父系社会,“男.女的角色分工是相同的。男性承担权威的角色,女性承担育儿的责任” O

[Schneider, 1961: 7 ]

1 "父权制” 一词的日语翻译,由于以"家”(日语为“家父長制”。——译者注) 的存在为前提,用"八卜(英文 patriarchy 的日语发音。——译者注)与片假名表示或许更为准确。

2关于女权主义者人类学家的详细论述,以及对其狭义之处的批判,请参考[上野, 1986a] o

倘若如此,那么父权制就是与父系氏族制相独立的概念。年长男性 的统治贯穿了历史,在此意义上的广义的父权制与法国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克劳德•梅亚苏所提出的“年长男性统治”的概念非常接近 [Meillas-soux, 1975 ] 。根据梅亚苏所言,"家庭制共同体"( domestic community) 是指亲属集团之中年长的男性压榨年轻人和女性的机制。

梅亚苏自身意识到“家庭制共同体”这一概念既是“生产方式”(家 庭内部生产方式)又是“再生产方式”。“恩格斯只是证实了物质生产关系并非'决定性'的。他……预感到'血缘'严格来说是超越生产关系的、包涵着人们为了生命的再生产所缔结的各种关系。” [Meillassoux,1975 :日译本 23 页]

他提出了让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十分欣喜的观点,即“对那些马克 思主义未曾涉及的问题,仍旧努力照本宣科式地遵从历史唯物主义,这些人其实是违背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同上:日译本 23 页]。

女权主义者从女性解放这一目标出发,梅亚苏则从对亲属关系理论的 关注出发,他们与“再生产方式”这一概念不期而遇。女性既是生产力又是再生产力,这在婚姻制度下广泛流传。亲属关系的结构决定了女性和年轻人的劳动归属于谁,同时决定了对女性这一再生产力分娩的再生产物,即孩子的占有。梅亚苏批判了列维_斯特劳斯对婚姻规范的分析,认为他对于该问题的讨论始终围绕交换模式进行结构主义式的分析,而对于婚姻所带来的物质性的归结,也就是孩子的归属及财产的继承问题,他则完全没有涉及。即便在此意义之上,从梅亚苏对于一概而论的物质( material) 这一概念所展现出的兴趣来看,他也是黑格尔主义传统下真正的唯物主义者。

长者对于年轻人和女性的统治是通过对种籽的管理和聘金的管理而实 现的。正如刚才所言,”世代”是非对称的概念,即年轻人需要承担着长者的“生产”任务。也就是说年轻人开始种田之时,他必须从长者那里获得前几年留下的种籽。种籽最终发育成长得到收成。年轻人要为这种“负债”向长者偿还“利息”。

同理,女性亦是如此。年轻人为了得到女人需要让长者负担聘金。女 人和种籽一样,繁殖生子。年长男性通过聘金的管理来控制女性的分配,以及孩子的分配和归属。

聘金即是当时社会所认定为贵重财产 (valuables) 的特定的财产,即 家畜、装饰品、贝类货币等(货币也是其中之一)。年轻人为了获得聘金,需要为长者工作效劳,通过这种方式而到手的贵重财产即是一种“劳动凝结"( congealed labor) 的结晶。这样,通过对贵重财产(广义的货币)的管理,由年长男性来决定年轻人和女性的生产劳动和再生产劳动的分配。年轻人先从年长男性手中获得种籽,进而让年长者替他们负担贵重财产和得到女人的聘金,然后年轻人要来偿还“负债”。

梅亚苏的分析是从人类学家的角度回答了马克思最根本的设问,也就 是关于资本主义的产生——“为何资本会产生利润”,“为何土地会产生地租”的问题。梅亚苏的书的原题为《女性,谷物,资本》而其共通点便是均“产生利息(取了一个好名字!)” \

梅亚苏的”年长男性统治”即是父权制一元论的概念。在这里,性和 年龄这一变量决定了生产、再生产综合体的方式。正如市场统治一元论是极端的理想类型,父权制统治一元论也是极端的理想类型。在市场统治_元论之中,再生产属于生产;相反,在父权制统治一元论之中,再生产包括了生产。然而当我们关注近代家庭中小规模的单位而谈论“父权制”这

1日译名为"家庭制度共同体①理論,英译名为 "Maidens, Meal and Money: Capitalism and the Domestic Community M o 这里不应译作 Meal, 而应译作 Grain

2利息的日语原文为“利子”,“子” 一字又可理解为子女,所以作者在括号中提到 «取了一个好名字! ”—译者注一概念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会把它当作是从属于资本主义以及市场统治之下的、充其量是文化或者心理的概念。这样一来,即便这种看法是一种理想类型式的思考实验,但是把整个社会看作是由父权制原理而组成的一种社会类型,那这种看法仍旧扩大了父权制概念所论述范围的有效性。

还有,围绕着“年长男性统治”是否能扩展到“性阶级( sex class) ” 、“年龄阶级( age class) ” 的争论之上? “年长男性”,即拥有权威的高龄男性,他们是否大多为统治“阶级”呢?

年轻男性通过为年长男性工作而得到贵重财产,最终自己达到年长男 性的地位。如果仅从辈分的先后关系上来规定长者和年轻人的这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的话,那么一个人年轻之时是被剥削者,等上了年纪变为剥削者,从全局上便构成了 ”普遍互惠性”。这种可变动的关系难以被称为阶级关系。

那么女性又是怎样的呢?女性和男性之间的地位无法变动。女性是聘 金交换中“被分配的一方”,无法成为普通的贵重财产所有者。获得贵重财产的权力在集团男性成员之间分配,而聘金也同样是从丈夫的男性亲属手中转移到妻子的男性亲属一方,并非从丈夫一方赠与妻子一方。

倘若如此,表面上世代(年龄)这一变量的非对称性是显而易见的, 但相比之下,性这一变量的非对称性更加显著。在这样的机制之下,父权制的定义便是权威在男性全体成员中世代之间的分配,以及男性全体成员对于女性全体成员的统治。而资产阶级一夫一妻制家庭的父权制仅仅是指“家庭制共同体”中有且只有一名成年男性成员的父权制的特殊形式而已。

在女权主义诸多争论之中,道菲的“家庭内部生产方式”引起了激烈 的讨论,但梅亚苏的“再生产方式”却未成为争论的对象。当然这跟梅亚苏并非女权主义者,也没有学者将其理论放入女权主义理论中进行积极地.探讨密不可分。

即便存在女权主义者对梅亚苏的“再生产方式”这一概念的探讨,反 响也并非都是肯定的。对梅亚苏的《女性,谷物,资本》 [Meillassoux,1975] 一书,奥劳克林 [OTaughlin, 1977], 麦金托什 [Mackintosh,1977] 、埃德霍尔姆 [Edholmetal., 1977] 等女权主义人类学家们都发表了书评,但均是对梅亚苏的批判。

女权主义者对于梅亚苏的批判主要针对以下两点:第一,将女性还 原成”再生产手段”;第二,所谓的一种”再生产至上主义” o 关于第_点,埃德霍尔姆等人提出,“梅亚苏仅仅将女性看作再生产者,忽视了与之同样重要的作为生产者的角色” [Edholmetal., 1977 110] 。而关于第二点的“再生产至上主义”,则又回到了 ”生产至上主义”这一问题中来。

作为生存手段的生产必然是确定的。与之相反,劳动力的 再生产是“从根本上无法确定的”,或者是由生产“规定”的。

[O'Laughlin, 1977 : 9]

对奥劳克林而言,“生产和再生产是单一的过程”,同时“再生产应 当被视为从属于生产的” [Walby, 1986 36]

从中可以看出生产至上主义已深深扎根于马克思主义主流学派之中。 看来,至少没有人对“生产决定再生产”这一命题抱有疑问。这就是信奉统一理论的人们的固执之处。倘若“生产”是唯一的、终极的独立变量,而且可以从中决定“优越的生产方式”,那究竟为何一定要认定其为独立的领域呢?对于无法承认父权制独立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梅亚苏的“再生产至上主义”显然是无法被认可的。

然而,为何生产与再生产是一元决定论的两极,一定要在其中摇摆不 定呢?如果将女性还原为再生产者是错误的,那么相反的,将其还原为生产者不也是犯了同样的错误吗?如果无法承认“再生产决定生产”这种_元论,那么有何理由能够接受“生产决定再生产”这种一元论呢?看来生产至上主义与再生产至上主义同样没有根据。

“生产方式”与“再生产方式”的辩证法

“生产方式”和“再生产方式”在当下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概念。理论 上讲,再生产方式完全从属于生产方式,以及与其相反的,生产方式完全从属于再生产方式,这两种结构都是可能的。

虽然生产与再生产的分离本身就是近代概念,但是从更加分离性的分 析概念出发,论述二者的结合与相悖的关系成为可能。

在生产关系与再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之中,以往所相信的是这个“神 话”,即生产劳动与再生产劳动二者互相矛盾的这一假说。即便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也将“再生产劳动”这一概念当作独立的分析概念,他们往往将此概念用来解释女性之所以是劣等的生产者缘于她们主要是再生产者。

将“生产方式”与“再生产方式”的概念分离使用,使得我们可以从 这种神话中走出并得到自由。这也就是认为,女性之所以成为二流的生产者,仅存在于生产劳动与再生产劳动为鱼和熊掌(二者无法兼得)的关系之中。且所谓近代社会,是指由互相矛盾、冲突的生产劳动与再生产劳动所组成的生产方式与再生产方式的社会。

从理论上讲,且从经验出发,考察非互相冲突的生产劳动与再生产 劳动的社会是可行的。借用生产、再生产的二元论这一历史概念,若想超越历史的被限制性,需要从包含此概念的固有历史形态出发,将此概念剥离并解构。当认为生产方式与再生产方式的相互关系呈现非近代的形态之时,可以说这个概念是超越历史的、拥有普遍共通性的概念。

生产劳动与再生产劳动是不可兼得的关系,由此,作为再生产者的 女性必然地成为劣等的生产者。在这一通俗的常识被“正当化”的影响下,最简单明了的讨论便是下面社会生物学家的宿命论式的三段论述。

[Sacks, 1982 24]

(1) 生产孩子与生产文化不能兼顾。

2 女性生产孩子。

3 所以只有男性才能生产文化。

这样的讨论真的是正确的吗?

第一,认为再生产与生产是冲突的,这一观点的前提在于,人们在 其最大限度的生存线之上竭尽全力勤于生产活动。事实上,我们可以推翻”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社会之中”的这一前提,因为停留在石器时代的生产力水平的“未开化社会”是劳动时间较少的“丰足的社会”。据研究报告所示,技术、生产力都保持在石器时代水平的狩猎采集社会的人们,不仅徘徊在温饱线之上,还尽量将许多剩余食物保存在合适环境中以防资源枯竭。他们一天劳动四小时(这个劳动时间,竟然出乎意料地与马克思所描绘的,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均劳动时间相一致!),除了花时间在谋生的劳动上,他们还唱歌、跳舞、吃饭,这些“社交”和“艺术活动”占据了整日的时间。在如此“丰足社会”中生活的人们如同避免资源利用和生产力水平“极大化”的、生活在工业社会的人们一样,从这点上来看,他们的确是“丰足”的。

在这样的社会之中,再生产与生产毫无冲突。再生产活动如同一天 之中用少许时间进行的生产活动(对女性来说,是采集植物资源)的附赠 品, 它如业余活动一样。事实上,在这样的社会之中,女性的采集活动占了生产活动的六成(摄取卡路里的 60%) 。那么这样的社会之中,女性不仅仅是再生产者,更是比男性贡献度还要高的生产者。

而且在这样的社会中,再生产的过程很短。孩子很快长大成人,女性 的净再生产率(一生之中生育女孩的数量)也大约稳定在 1.0 。虽然我们对于性无知的“未开化人”带有偏见,但他们与工^社会的人们不同,他们不会进行再生产的“极大化”,使得生育年龄的大半时间都在孕育中度过。

第二,只有当再生产被按照性别分配给女性的时候,对于女性而言, 再生产才会同生产相互冲突。女性的确是“生育的性”,然而在先前定义的作为总体社会化过程的再生产活动之中,“生育”——狭义的生殖,即妊娠、出产、哺乳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并且即便是从女性角度来看,生殖决定了其生活的全部内容,那也只是产褥期极短的时间段而已。女性在妊娠中仍在工作,哺乳期间也承担着除此之外的其他工作。正如萨克斯所言,女性无论何时都既是再生产者又是生产者。同样,男性也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既是生产者又是再生产者。然而只有在工业社会这样特殊的社会中,生产与再生产通过性别分配,将女性的再生产劳动增加到最多,而将男性的再生产劳动削减为最少。

第三,在再生产比生产活动更加重要的社会中,女性的再生产力只会 提高女性的地位而不会使其降低。在非洲的酋长国——由女王统治的国家之中,女王必须要通过其再生产能力来证明其政治能力。生育孩子的能力能够提高女王的权力,所以女王在位之时接二连三地生育子女。而且这种再生产能力通常与丰收联系在一起。在这样的社会之中,生产同再生产二者不仅不是不可兼得的关系,还是相辅相成的。

我们没有必要早早决定生产或再生产谁才是社会经济构成体的”终极 审判”(阿尔都塞)。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的设问,根据比彻的论述可以定型为以下的内容。

如何才能够用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充分地将生产和再生产作为 单一过程的部分而完全统合起来,而且明确性别差异是阶级结构的组织形态不可分离的部分呢? [Beechy, 1987 115]

第六章再生产的政治

性( sexuality) 的占有

女权主义最初开始关注的焦点就是作为“生育的性”的女性以及她们 所作为再生产者的角色。性、母性以及堕胎的权利常常是女权主义关心的核心问题。

性之于女权主义如同劳动之于马克思主义一样。[ Mackinnon, 1982 1]

但这不意味着像费尔斯通这样的“生物学主义”。这是因为,“正 如劳动之于马克思主义,性之于女权主义就是被社会建构的事物”[同上] o 麦金农( Catherine A. Mackinnon) 继续说道:

正如阶级的定义就是某一类特定人群的劳动因另一群人的利益被 有组织地剥削榨取(即劳动者),性 (sex) 的定义就是某一类特定人群(即女性)的性 (sexuality) 因另一群人的利益被有组织地剥削榨取。异性恋制度就是其机制,其凝结的形态是社会性别和家庭,其特性是在特定人群中所产生的性别分工,其结果是再生产,控制管理就是其课题。[同上: 2]

与其将父权制定义为“男性对女性劳动的占有”,倒不如将其定义为 “男性对女性的性 (sexuality) 的占有”,这样的定义更像是女权主义的论题。但是这样一来,性的问题就架构在没有解析性统治物质基础的情况下便转向意识形态、精神分析等“上层建筑”上了。性的占有,不只是社会意识(“心态”)的问题,也同样是拥有物质基础的制度性问题。

正如麦金农所言,将“女性”定义为社会性存在并不意味着生产中的 阶级关系。异性恋( heterosexuality) 制度在两种性另!] (gender) 的划分中是基于与“男”性的关系上给予了对于“女”性的定义。其第一要义首先是“生育的性”一再生产者。女性之所以为被压迫者并不仅仅是因为女性是再生产者,还因为她们与自身所进行的再生产劳动和作为其结果的再生产物( reproducts, 此词语是对应生产物一词而来的,用再生产物一词来表示)一子所分离而来。女性的再生产劳动和作为其劳动成果的再生产物被男性一父权 (patriarch) 所占有。而这正是“父权制”的含义。

如果将生产关系中的阶级概念引用到再生产中来,我们可以称男性是 再生产统治阶级,而女性是再生产被统治阶级幕女性虽然持有叫作“子宫”的这一再生产手段,但是子宫从肉体上属于女性身体的一部分完全不意味着女性“所有” 2 子宫。父权制的企图一直都在试图支配并控制作为再生产手段的子宫。再生产统治阶级试图让女性始终对自己的身体保持无知蔦并将其身体的管理委托于男性",将避孕和生育的自我决定权从女性这个读出来甚至有些饶舌的说法简洁明了地归纳为"再生产资本家”和“再生产劳动者”。但是资本家/劳动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表示阶级关系的历史措辞。如果可以预设资本主文式的再生产关系的话,虽然上述历史措辞可以转用于此,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定义再生产中”资本”的含义。虽然这种措辞作为隐喻而言是很卓越的表达,但这里是作为较为普遍的阶级概念("阶级”本身就是贯穿历史的概念)在使用。

2近代法律中"所有”的概念是指有关财产的"使用、收益、处理”权的集合。如果 女性的子宫被丈夫独占,那么子宫就是丈夫的"财产” O

3维多利亚时代的性伦理要求女性不能看也不能触碰自己的性器官,在这一要求之 下,明明是自己的身体,对女性而言却是最为疏远的陌生之物。

4时至今日,许多女性仍误以为对性的无知是"可爱”的表现。

手中夺走 I

遗憾的是,在现代生殖技术范围里子宫仍无法从女性的身体剥离,但 我们能想象得到,人工子宫如果能实现的话,那么其管理和运用的权利将会落在男性手中。生殖技术的发展不仅不是不孕不育女性的福音,反而是父权制的乌托邦 2, 也就是说,这下终于可以不再依靠女性这种可憎的动物,就能全权掌控再生产了。

如今,在像代孕妈妈 (surrogate mother) 这类利用子宫而获取金钱的 买卖交易中,买方总为男性,卖方总为女性。“货币”这种资源代替了“爱”,决定了子宫和再生产物的所有权会落于谁的手中。“货币”这种资源在当下是社会权力资源,所以其分配(规则)基于性产生的差异。在这种差异下,可以说父权制的痕迹被“爱”美化并抹去,更直截了当地表现为用货币语言表示的再生产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正如 1987 年美国的代孕妈妈拒绝将孩子交给委托人的 “Baby-M 事件”所揭示的一样,反而是“爱”的语言掩盖了再生产关系中阶级式的统治关系彳这一现实。

对子宫的统治本来就是围绕出生婴儿的归属之争,这正是父权制的核 心问题。

婚姻虽然是两个亲属集团之间的契约,但其中一直都有围绕孩子归属 问题的政治性争执。比如如果聘金未支付完的话,有的女方亲属会在对方付完聘金前拒绝把孩子交付给男方。如此看来,显而易见的是,婚姻契约不仅仅是丈夫与妻子的性关系的契约,还是由这一性关系衍生出的结果,

1正因如此,"生育、不生育是女性的权利”,这是女性运动的焦点之一,并且它也 是让男权者最为愤怒之处。

2金塚贞文的《人工身体论》 (1986) 指出,生殖技术会带来将女性还原为"生殖机 霧”的危险。

3在采访中,对于"这不是买卖婴儿吗?"的提问,调节 “Baby-M 事件”的.“代孕 妈妈”行业的老板回答道:“买卖交易?花钱的人可是婴儿真正的父亲。他只不过是用自己的钱得到了自己的东西。”即使不付钱,从法律上来看孩子原本就是他的东西。

即围绕孩子归属问题的契约。

在前近代式的婚姻中,妻子被视为创造嫡子的道具(“借胎生 子”)。在这样的制度下,离婚对于女性而言意味着将孩子放在婆家随即离去。许多女性由于不想与孩子分离而对离婚望而却步。但即便是那时候,与母亲分开的孩子也并不是由父亲抚养,而是由男方亲属圈中的祖母从事这一再生产劳动。这里的问题是,无论是由母亲抚养还是由祖母抚养,孩子都属于男方这个事实。在像中国、韩国这样实施夫妻不同姓制的国家里,孩子属于男方也更是一目了然。孩子冠父姓意味着把母亲标记为外人。

二战后这种情况有了极大的转变。现在夫妻离婚之际孩子有八成以上 被归为女方。这与伴随着家庭的核心化,丈夫失去了代替妻子行使女性劳动的人(祖母)的事实有关。离婚不再意味着失去孩子,这使得女性下定决心离婚变得相对容易。而这样的事实却很少被提及。但是多数单亲母子家庭处于贫困线之下也是事实。从数据得知,离异男方所协议承担的抚养费不仅极低,而且很多父亲经常拖欠抚养费,随后甚至渐渐停止支付抚养费。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很少有女性会将男方告上法庭。

许多女性在恶劣的劳动环境中一边负担全部再生产费用,一边还得兼 顾养育孩子,对她们而言,还能说她们从父权制下“夺回” 了孩子吗?等待她们孩子的不再是个别的压迫性父权,而是转化成为制度性的父权。据哈特曼所言,"性统治( gender hierarchy) 〔的再生产"发生于"教会、学校、运动俱乐部、工会、军队、工厂、事务所、保健中心、媒体等灌输父权制态度并且将女性地位压低的场所,而且这些都是起助推作用的家庭外部场所” o [Hartman, 1981 :日译本 63 页]如此一来,会有诸如以下让

chy的日文_般译为”性階層制度”(”性阶级制度”),这里取更为 简洁的译法"性統治”("性统治”)。

人啼笑皆非的喜剧出现。在离异后母子相依为命的家庭里,即便母亲是女 权主义者,她还是会被五岁的儿子反驳道:“你只不过是个女人而已!”只要女性和孩子处于父权制社会之中,即便取消个体婚姻,那些试图将孩子从性统治的污染中隔离的各种尝试也会无济于事。

再生产不仅意味着从受孕到生育为止的生物学过程,还包括把生下 的孩子抚养成人的全过程,并且这种再生产劳动由女性承担。通过这一过程,为了培养适合父权制的下一代而动员女性自发的献身,这与父权制的成功息息相关。家庭就是这种父权制再生产关系。通过家庭,父权制再生产关系本身也毫无疑问地由女性再生产了出来 [Chodorow, 1978]

女人,她只是生养了一个贬低自己的生物而已。

再论父权制

在家庭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让我们重新回到父权制的定义。

“父权制”从词源上来看是“父亲的统治” (rule of fathers) 0 家庭 是(亲属集团也同样)“依照性与年龄的不同而使权威和资源分配不均的决策因素”,而不是与神话相悖的、以较为宽容的“普遍互助性”为方针的“爱的共同体”。这种“父亲的统治”中包括“由性进行的统治”和“由世代进行的统治”这两个方面。家长(丈夫)同时占有“妻子的劳动”和“母亲的劳动”。

如果依照麦金农将“劳动”的概念替换为“性” (sexuality) 的做法 的话,这里就出现了两种异化,即“(丈夫)对妻子的性的占有”和“对母亲的性的占有”。由于性的概念不仅仅是婚姻中的床笫之事,所以尽管

1南希•霍多罗夫依据弗洛伊德的图示精彩地论述了在俄狄浦斯家庭中是如何再生产 这种再生产机制的。

婚姻中丈夫实施性行为的权利以及夫妻间发生的强奸是一大问题,但同 时把女性的性仅仅封闭在其“身为母亲”的身份中,这也是一种巨大的压迫。一直以来,女性正是因为“身为母亲”,她们的性 (sexuality) 才被剥夺了。

特别是这二十年来,在家庭与资本主义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带 来这种变化的,不是源于女性“作为妻子的角色”的转变,而是由于其“作为母亲的角色”的转变。不仅如此,“妻子的角色”在工业化初期基本上已经不再重要。而相对地,正如安娜•戴文在《帝国主义与母性》 [Davin, 1978] 一书中指出的,无论是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实践上,“作为母亲”所背负的责任已变得无可替代了。这也就是说,男性不再承担作为再生产者的责任,而女性作为再生产者的责任变得越发重要了。“孩子的生死大权都完全取决于母亲(的责任)”,这种意识形态甚至包括孩子的死亡率、营养状况和卫生条件。不久,弗洛伊德主义又将孩子的精神卫生这一重担加给了母亲,母亲的责任变得更加全面且无法推卸了。

但是近来,一直以来将女性束缚于母性之中的意识形态完全失去了 其力量,而且另一方面,女性在向劳动市场迅速涌入,这源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孩子的数量明显减少;第二,孩子的(特别是第二次)社会化时期延长了,并且这一过程所需要的成本显著增加。

"再生产的政治"( reproductive politics), 即在什么时候生,生下 怎样的、多少数量的孩子,以及这一切由谁来决定、怎样决定,这些始终都是女权主义的核心问题。“生与不生是女性的自由”( reproductive freedom) , 这虽然是女性在夺回自身的性之时所使用的重要标语,但即便女性获得了自由意志下的生殖决定权,这真的能说就是获得了 ”生殖自由”吗? “自由意志的决定”背后有怎样直接、间接的因素在发挥作用呢?孩子的数量由什么决定呢( fertility decisions) ? 这是接下来出现的大问题。

孩子数量的决定因素

南希■佛伯尔( Nancy Folbre) 在《生于父权制——有关决定子女数 量的政治性经济》 [Folbre, 1983 ] 中详细探讨了父母决定子女数量的成本、利润等各因素。

佛伯尔从以下前提出发,即一般来说,子女的数量取决于将来孩子 给父母带来的经济价值(利润)与养育孩子的费用(成本)间的平衡。当然,这是违背了秉承对孩子本该就“无私奉献”的大多数父母感情的经济还原主义。但是,正如道菲所言:“忽视眼前的经济因素,而将有关经济基础的讨论批判为经济主义是毫无根据的。” [Delphy, 1980] 让我们暂且先忍受一下这样的“不愉快”,试着跟随佛伯尔分析的脚步。

曾经,孩子的成长不花时间且他们具有的一定的经济价值,父权制 从这里发现了 “大家庭”的价值。但是,自义务教育和工厂法规将孩子从劳动中驱赶出去之后,不仅孩子所拥有的经济价值降低了,而且对母亲而言,孩子更是降为无法在家务劳动和抚养孩子中帮忙的、毫无用处的“饭桶”。而另一方面,社会化的时间和教育费用却在增长。在工业化愈发成熟的社会中,这最终必然会提升对孩子未来的期待,也就是期待孩子成为高收益且高质量的劳动者。教育在当下则是“在世代间财富转移”的主要表现。

与"人力资本"( human capital ) 的转移,即对孩子教育"投 资”的方式相比,物理性财富的转移进一步失去了其重要性。

[Folbre, 1983 274]

佛伯尔指岀,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与其“不对等的”教育支出也急 剧增加。如此一来,父母抱着殷切的期待,希望培养出比自己学历高的下一代,并且孩子成人之后能做出出色的经济贡献。

佛伯尔指出,相对于工业化带来的“年幼的孩子”以及“未婚同居所 生的孩子”对经济贡献较低的情况,”长大成人的孩子”所拥有的经济价值之高则是完全不可比拟的。特别是对于推迟迎来晚年生活的父母而言,他们对“长大成人的孩子”为自己晚年生活的经济贡献期待很高。因此,对父权制而言,孩子带来的利润与成本的平衡由以下两点决定:

  • (1) 一生之中孩子对父母的经济贡献程度;

  • (2) 养孩子的花费在家庭中丈夫与妻子之间并不均等的分配 [Fol-bre, 1983 278]

(1) 的"世代间的不平等"( generational inequality) 与( 2 ) 的 “两性间的不平等”( gender inequality) 有关。在这二者的作用下,“年长的男性获取利益”[同上],这是父权制的运作机制。这里包含两个问题:第一,谁获取了利益?第二,谁来支付成本?

再生产费用负担的不平等

性统治的问题在于这种再生产费用的不平等。也许男性会有诸如自己 为心爱的妻儿辛辛苦苦赚钱之类的借口。但是第一,女性以再生产劳动的形式支付实物费用(即劳力和时间)而并非支付货币费用(即金钱),并且如果将这种实物费用换算成货币费用的话,实际上将超过丈夫所能负担的金额;第二,女性为了负担上述实物费用离开了职场,牺牲了应有的货币收入(误工费),即便之后再就业,那段离职时期将会成为不利条件使其终身背负无法挽回的差距。

并且,认为丈夫的工资是“家庭工资”( family wage) 的这种观点 完全脱离现实。工资曲线上升的方式与家庭周期( family cycle) 完全不_致。在妻子专心抚养孩子而失去收入的时候,年轻丈夫的工资却极低;反而在他结束孩子教育费的支出 孩子独立之后的高龄时期工资达到最高。围绕家庭工资展开论述的多数学者都指出,家庭工资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神话。家长劳动者的工资不再仅仅是“足以养活全家”的工资,只不过是全家的生活水平取决于丈夫的工资水平而已 [Land, 1980 Evansed., 1982 收录]。

当谈到再生产费用时,不能忽视的是实物费用的分配问题。在近代家 庭中,这种实物费用是排他的且被分派给了女性。但实际上,本该由丈夫来承担的货币费用与实物费用的增减并无关系,并且它也不与家庭周期的必要与否相一致。这也就是说“家庭工资”只不过是一种神话而已。如此一来,”没有人来支付”妻子的“实物费用” o 在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将孩子所需优先于自我所需的这种“献身”的引导下,妻子在育儿期内始终忍受着这种痛苦。这里的关键点在于,没有人对妻子的再生产劳动进行支付,无论是丈夫、经由丈夫的资本还是国家。

还有更让人吃惊的事情。孩子的第二次社会化,即一■旦学校教育开始 了,妻子无法仅靠自己的实物费用,也就是劳力时间、空闲和感情来支撑这个过程。并且,在教育费负担达到峰值的家庭阶段 (family stage) JU 期,此时正值丈夫的工资曲线疲软期。正是在这个时期,妻子为了用货币费用支付额外增加的教育费用而外出工作。她们再次进入劳动市场,这次是作为不利的边缘性劳动力而回归的。现在,妻子的家庭补助性收入是负担孩子教育费所不可缺少的‘°

因此,无论是在第一次社会化(是指婴儿在零至三岁期间,能够掌握 语言并且能够像人一样活动)中养育孩子所花费的实物费用,还是在第二调査显示,妻子的工作意愿以及收人的处理权与家庭阶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只有在孩子独立后不再产生教育费用的负担,这时许多作为妻子的女性才能回答说“我工作是因为自己想工作”,“我的收入主要用在自己身上”。

次社会化中所花费的货币费用,到头来都是由妻子来承担。

倘若女性争取独立,并试图逃脱对她们再生产劳动的父权制式的 剥削,这之后会发生什么呢?当下对女性而言,离婚是代价极高的“解放”。不止如此,许多女权主义者担心:随着女性的独立,最初被“解放”的一方难道不是男性吗?

许多国家的政策愈发保证了男性的自由:逃离结婚而获取的 自由,且其结果就是摆脱为人父母的责任而获取自由。 [Folbre,1983: 277]

如今,离婚与以前不同,绝大多数情况下,孩子的抚养权都归母亲。 然而这丝毫不代表着“母亲的胜利”。在以前的父权制下的离婚中,虽然妻子不得不离开家庭,将再生产物子让给丈夫,但取而代之的是,男方必须负担孩子的再生产费用(事实上,取代妻子接受这一再生产的实物费用的是丈夫的母亲一然是女性)。而且在那个时代,孩子的社会化时间较短且其经济价值较高。当下,关于男性轻易便放弃对孩子的“亲权”的这一谜题,哈特曼谈道,“男人只会在孩子具有经济价值的阶段把他们留在身边,当孩子失去经济价值的时候便将其强行推给女性” O

对于离婚后维持单亲母子家庭的女性而言,首先她失去了经济价值, 其次她需要抚养经济依存期变长的孩子,并且不得不一个人负担再生产的实物费用和货币费用。

在美国,即便是法庭所达成的协定孩子抚养费的标准也低到令人 震惊。结果导致了大多数女性对孩子都负担了 100% 的经济责任。绝大部分的单亲母子家庭都处于贫困标准之下。 [Folbre, 1983 277]

根据美国女权主义者的数据调查显示,离婚后丈夫的生活水平较离婚 前上升了 70%, 而妻子的生活水平则下降了 40%

男性是否放弃了 “父亲的统治”呢? ——如果将这个问题仅仅还原 为男性作为父亲的身份认同的危机、自我扩张意识的败北等心理层面的问题便有失偏颇。事实上:第一,尽管离婚如此之多,但许多男性(除一部分之外 J 并没有经历“作为父亲的身份认同危机”(这也是男性社会化的结果);第二,假设即便的确存在心理层面的问题,但将问题还原为心理,就如同将母性问题还原为精神分析、意识形态的问题,它们同样都犯了观念论上的错误。

男性丝毫没有因为离婚放弃亲权而导致他们放弃父权制。这只是意 味着他们选择拒绝分担再生产的费用并将其完全推给女性。然而这些孩子们进入了教育和媒介的第二次社会化制度之中,在第二次社会化的制度之下,只要彻底贯彻男性统治,即便男性放弃了个别的父权,他们也能够有效地达成父权制式的社会化。而且这种社会化的费用,不仅是实物费用,连货币费用都是由女性来承担的。

无论在哪里,男性对女性再生产劳动的占有,以及对再生产劳动产 物,即孩子的占有都不会消失。其终极性统治达成了社会性的“父权制统治”。它甚至分割了一夫一妻小家庭使其变成了离异母子家庭。通过这样的方式,虽然男性失去了个别的父子关系,但取而代之的是,形成了年长男性集团对年少男,性集团的统治。

1当然,有想做单身父亲的男性,也有在孩子的亲权、见面权等方面和女方进行激烈 抗争的男性[下村, 1982] 。然而他们不过是少数人群。离婚时的亲权直到现在仍有八成以上属于女方。如今,在单亲家庭之中,比起父子家庭,母子家庭的数量比比皆是便证明了这一点。

世代间的统治

父权制另外的重要一面且是经常被人遗忘的一面便是世代间的统治。 所谓性统治,即占有女性的性,并管理其受孕能力。这也就是通过管理女性这一 “再生产手段”并最终占有作为成果的“再生产物”,即占有孩子。世代间的统治是性统治的结果,也是其目的之一。

孩子的归属与对孩子的统治并无直接联系。比如即便孩子属于母亲, 通过第二次社会化的过程,也会在社会范围内贯彻父权制。在这里,阿尔都塞所论述的意识形态起着巨大的作用。

在当下资本主义制度之中,生产与再生产的关系通过技术性的 “对性视而不见”的剥削式的资本积蓄过程进彳亍普遍地运作。且其采取特定的性分工的形式,并带有深深的意识形态的烙印。 [Barrett,1980 252 .强调处为原作者所加]

这种意识形态通过社会化过程进行再生产,通过传播媒介在人的一生 之中不断再强化。不仅如此,在受益者承担的名义下,先由接收者负担费用,继而附带形成了作为意识形态传播机制的“产业” O

第二次社会化——教育时间的延长带来了两种效果。第一,降低了孩 子的经济价值,延长了孩子在经济上的依存状态。第二,作为回报,提高了成人后的孩子的经济价值。后者的另一面,对于衰老期显著推迟的现代人而言,成了即便不是明确的,但也是决定孩子数量的一大重要因素。

父权制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养老的社会费用由谁来承担,在长大成人的 孩子与国家之间如何分配承担的费用,育儿费用由谁来负担。欧美的“福利国家”的养老责任历来是由许多公共部门来接管的。有关养老福利政策对于世代间家庭成员关系的意义,帕特森( Patterson) 这样指出:

养老金对于中产阶级的魅力就在于,与其说是自己将来可以 获得的利益,不如说是此时此刻可以无需照顾父母的一种保证。

[Patterson, 1981; Folbre, 1983 收录: 275 ]

在引用帕特森之后,福尔布里( Folbre) 又指出,“政府所实施的社 会福利政策与孩子数量减少是相关的”。[同上]

日本的贫困老人福利政策有力地协助了家庭的维系,这已经无需多 论。这样一来,日本的“家庭主义意识形态”只不过是金玉其外的“弃老”这种欧美养老政策的翻版而已,这样说是有其理由的。对于父权制的意识形态而言,最让人无法忍受的愤慨是,投入成本教育的孩子长大成人之后不“回报”父母。大多数的父母都会哀叹自己尽心尽力养育的孩子自私自利而“不知恩图报”。

第一,教育这一投入资本是一旦投入便无法从当事人手中夺回的,也 无法以分割财产的形式由下一代掌控。而如果是物质性的财产,那么父母在临终之前,有权决定把财产的大部分留给最孝顺的子女豎

第二,从孩子的视角来看,社会化时间的延长和费用负担的增加意味 着什么呢?首先,这意味着孩子对父母的经济依存时间变长。莫顿 (Morton) 这样描述母性的悖论:

然而母亲不过是多余的。因为当孩子自己可以照顾自己的时候他 就已经长大成人了。他会反抗父母的权威,会反抗父母对自己的人生的操纵。 [Morton, 1972 218-219 ]

“孩子对独立的要求”(莫顿)与对父母的经济依赖,二者产生矛 盾,使孩子产生巨大的怨恨( ressentiment) 。正如女人不是单纯的再生产

1现今也有众多的父母,通过遗书来采取实际行动。 手段一样,倘若孩子也不是单纯的再生产物,而是有着自我意识的主体,那么这种矛盾就无法避免。许多父母面临着这样的悖论:他们向孩子投入了比自己更多的费用,却没有意识到这反而让孩子产生了怨恨。

女儿的价值

接下来,我们还会讨论孩子的性别问题。父权制对于世代间的统治 并非仅仅存在于男性家长与男孩之间。男性家长享有女孩的直接占有权,如买卖女儿、代女儿接收女儿的薪金等。在老龄化社会之中,对于年老的父母而言,成年女儿的价值越发增值。在父权制下,照料老人建立在”性别分工”之上,即由儿子负担其货币费用,由儿媳妇,也就是与其父母并无血缘关系的女性来负担实物费用。这种费用的负担与再生产费用的负担相同,其结果是并没有支付妻子的劳动力再生产费用。所以,尽管看似是“分担”,但实际上父权制下女性的劳动并没有被支付。指出这种不公平虽然轻而易举,但倘若由亲生女儿来接管看护工作又是如何呢?

随着老龄化和年老后顾之忧的增加,跟父母同居之中,比起父系同 居,更多人选择母系同居。这是因为相比货币费用,照顾老人的实物费用变得更加重要了。这是因为,第一,实物费用所包含的心理方面的重要性(货币是非人情的,但劳动是有人情的);以及第二,实物费用的负担逐渐增加,已经达到货币费用无法购买的水平。

即便如此,父母年老后的照料者由儿子转为女儿,这并不意味着父系 制度转为母系制度,更不意味着父权制的结束。在实物费用格外昂贵的现实压力之下,这只不过意味着父母不再剥削儿子,而是试图剥削女儿的劳动而已。

从处于父权制下的女儿、已婚成人的女性角度来看,这一情况更加复 杂。她若想负担照料老人的实物费用,便不得不辞掉工作;想维持货币费用,就没有负担实物费用的时间。而且假设她愿意为了年老的父母承担实物费用,同时货币费用则依靠她的丈夫,她也无法自由地行使接手照料父母的决定权。由父系型同居向母系型同居过渡的现象体现了负担照料老人的费用包含着两性间不平等的分配,女性对于这一问题束手无策。这一过渡只是单纯地反映了女性支付实物费用的价值逐渐增加的事实而已。

孩子的反叛

当然,许多人一定都无法忍受对夫妇、亲子这一有关“爱之圣地”作 如此唯物主义的分析。然而在多数的社会之中,迄今为止维系家庭的要因都源自这种性统治/世代间统治的物质性利益。

女性在这其中被迫负担着不公平的费用,而在世代间统治之下,女 性又试图变为专制式的剥削者 I 。特别是付出所有牺牲的单亲母子家庭中的母亲,大多会加强对孩子的统治支配。这是一种悲剧的循环,在父权制下被压迫的人去压迫更受压迫的人。在女权主义理论之中,还没有对世代间统治的问题进行明确的研究。这是因为女权主义者忙于分析性别统治的问题。而处于世代间统治的被压迫的当事人,也就是孩子无法像女性一样一一发言和提出要求。不过女性开始发声争取话语权也只是近二三十年的氧 女性的问题同孩子问题有着必然的关系。当孩子能够用语言表述自己的利害之时,与女权主义相对应的”孩子(立场)的话语”也必然会产生重要的意义吧。如今的孩子们已经可以通过非条理性的身体语言和超脱的行动等来”表现”自己的压迫感,只是大人缺少解读该语言的方法而已。

1安娜•戴维( Anna Davin ) 指出,在 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初的家庭中,母亲对未婚子 女在家庭生计中所贡献的收人拥有巨大的决定权。

孩子的受压迫和反叛是同女权主义相关的重要问题。女性和孩子不只 是父权制下共同的被害者,他们可以在父权制下由被害当事人转化为进行代理人战争( proxy war) 啲直接加害者。在父权制压迫下,另一方的当事人是孩子。如果对这一问题,以及与之对应的女性有可能转化为压迫者的问题考察得不充分,会使得女权主义对父权制的理解略显片面。

父权制的废除

所以,女权主义者的要求是:第一,调整再生产费用在两性之间不均 等的分配;第二,终止世代间的统治。关于后者可以归为两点:( 1) 作为自身权利,孩子对于再生产费用的支付享有所有权(不是家庭津贴,而是儿童津贴 1 2 ; (2 )能够确保支付老人至少能够独立的养老金以及公共养老服务。

当然这就切断了两性之间的相互依存(事实上是指女性对男性的依 存)/世代间相互依存(事实上是指孩子对父母的依存、父母对孩子的剥削),这意味着一种“家庭破坏式”的战略。然而,更准确地讲,这破坏了家庭的性/世代间统治的物质基础,它只是一个将家庭的凝聚力置于心理基础之上的尝试。婚姻的基础不过存在于女性对男性的(强制性)经济依存之中,亲子关系的连结不过存在于父母对孩子(强制性)的资源控制之中,抱有如此极度父权式思想的人,将此战略称为”家庭破坏式”战略并予以责难。

相反的,在高度工业化社会之中,随着"人的力量"( manpower) 和“人的资本” (human capital) 的重要性逐渐增加,对于每个父母而言,这就导致了再生产的高成本低回报。由于成本极高,孩子的数量要控制在一两人之内。从孩子角度而言,长时间依存和对统制的怨恨,加之今后长期的赡养父母的负担,已经成为了他们无法背负的重担。

从新古典派经济学立场上看家庭变动,将此仅仅看作为彻底的经济变 动的是芝加哥学派的加里•贝克尔( Gary Becker) [Becker, 1982] 。他提出假设,“孩子的费用或者价格的上升会导致孩子数量的减少”,并且他将孩子看作是一种“消费品”( consumption goods) 。他说,对于父母而言,如今,孩子已经成为一生之中仅有的_两次下定决心购买的一种奢侈的耐用消费品。

在这里出现了巧妙的逆转。在父权制之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决定 孩子数量”的因素,主张市场万能的新古典学派(他们才真正应该被称为经济还原主义)试图完全从经济变量的角度来解读,他们最终的结论是:孩子是不会带来任何利益的”无用的累赘”。

即便是福尔布里,他主张成年孩子的经济价值和孩子对于年老父母贡 献的重要性,但他也同样指出,从暴增的再生产费用来看,孩子最终成了一种“奢侈品”( luxury) °

养育孩子的这一决定,不仅使父母承担了非比寻常的经济成本, 实际上还收获不到任何经济利益。……为人父母,倘若没有任何经济上的盈余,养孩子就是购买奢侈晶,是无法维持的。 [Folbre,1983 279]

这种“奢侈”的滋味也包括“为人父母的内在报酬”[同上]、互相 分享见证养育儿女过程的喜悦。若想享受这种奢侈,父权制必须放弃性统治和世代间统治。相反,当父权制放弃了性统治和世代间统治的时候,对女性和男性二者而言,他们才能品尝到这种奢侈的滋味。

然而以往的资本主义是通过保留家庭之中独立的性统治的物质基础, 进而继续保证维持家庭再生产的基础的。将家庭完全还原为心理的奢侈品是否并不意味着父权制的解体,而只是意味着加强了资本主义的统治呢?或者,养育孩子这种奢侈品是否已经变为穷人无法触及之物,并形成了再生产分配的新的阶级等级呢?父权制和资本主义鹏蚌相争,呼唤新的改变已从这里开始。

1

"代理人战争”是专有名词,是指用第三者来替自己打仗的战争。一译者注

2

2儿童津贴并非给予监护人而是孩子本身的,换句话说,这并非是支付“养育孩子的 劳动”,而是针对"孩子自我成长劳动”的公共保证,这也是一种所得的分配政策。无论孩子归厲于哪位监护人,津贴的支付是面向孩子的,孩子有权选择监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