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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进化假设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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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entitled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THE NEW SCIENCE OF THE MIND, 2nd Edition, 0205370713 by BUSS, DAVID, published by Pearson Education, Inc., publishing as Allyn & Bacon, Copyright © 2004, 1999 by Pearson Education,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from Pearson Education, Inc.



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PEARSON EDUCATION ASIA LTD., and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2007.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与Pearson Education(培生教育出版集团)合作出版。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05-437号



本书封面贴有Pearson Education出版集团激光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当代心理科学名著译丛”

选编委员会





顾  问    陈 立   荆其诚 张厚粲   王 甦  





选编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皮连生 朱杰人 李其维 杨治良
金 瑜 俞文钊 缪小春




选编工作组

组 长 李其维
副组长 朱杰人
成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皮连生 朱杰人 李其维 阮光页
金 瑜 翁春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进化心理学:心理的新科学/(美)巴斯著;熊哲宏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3

(当代心理科学名著译丛)

ISBN 978-7-5617-5271-5

Ⅰ.进… Ⅱ.①巴…②熊… Ⅲ.心理进化论 Ⅳ.B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35397号











当代心理科学名著译丛

进化心理学:心理的新科学(第二版)



撰  著 D·M·巴斯

译  者 熊哲宏 张 勇 晏 倩

项目编辑 彭呈军

文字编辑 艾遥遥

责任校对 朱妙津

封面设计 高 山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浙江省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开

印  张 33.25

字  数 635千字

版  次 2007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2月第3次

印  数 10101-12200

书  号 ISBN 978-7-5617-5271-5/B·310

定  价 49.80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目 录

总 序

中文版序言

序 言

致 谢



第一部分 进化心理学基础理论



第一章 导致进化心理学产生的科学运动

进化思想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对进化理论的常见误解
现代人类起源的里程碑事件
心理学领域中的里程碑事件
小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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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作为新科学的进化心理学

人性的起源
人性的核心:进化心理机制的基本原理
检验进化假设的方法
检验进化假设的数据来源
确认适应性问题
小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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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生存问题



第三章 克服恶劣的自然条件

食物的获得和选择
寻找栖息之所:居所和风景偏好
抵御捕食者和环境中的其他危险:害怕、恐惧症、焦虑和“进化的记忆”
人类注定会死?
小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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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性行为和择偶行为的挑战



第四章 女性的长期择偶策略

择偶偏好的进化的理论背景
女性择偶偏好的内容
女性择偶偏好的背景影响因素
女性的择偶偏好如何影响实际的择偶行为
小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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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男性的长期择偶策略

男性择偶偏好的进化的理论背景
男性择偶偏好的内容
男性择偶行为的背景影响因素
男性偏好对实际择偶行为的影响
小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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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短期的性关系策略

男性的短期择偶理论
短期择偶的心理机制进化的证据
女性的短期择偶
短期择偶的背景影响因素
小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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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亲代抚育和亲属关系的挑战



第七章 亲代抚育问题

为什么母亲为子女提供的照顾比父亲更多?
亲代抚育的进化视角
父母——子女冲突的理论
小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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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亲属关系问题

内含适应性理论及其应用
支持内含适应性理论应用的实证依据
小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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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群居问题



第九章 合作联盟

合作行为的进化
互惠式的利他行为理论
大自然中的合作行为
小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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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攻击与战争

攻击是适应性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案
为什么男性比女性更具攻击性?
关于攻击行为的不同适应性模式的经验证据
小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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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两性冲突

策略冲突理论
性行为的发生与发生时间上的冲突
性嫉妒中的冲突
从警惕到暴力——留住配偶的策略
有关资源的冲突
小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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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地位、声望和社会支配

支配等级的形成过程
人类以外的动物的支配和地位
支配和地位的进化理论
小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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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一门整合的心理科学



第十三章 走向统一的进化心理学

进化认知心理学
进化社会心理学
进化发展心理学
进化人格心理学
进化临床心理学
进化文化心理学
走向统一的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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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索引

总 序

感谢读者在“当代心理科学名著译丛”前驻足和浏览。

我们为什么要译介和出版这套丛书?

学术会通时代。科学与技术从来都在为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助跑,这在我们身处之时代尤为显著。在这新纪喷薄、百业腾骧、中华数千年文明将再现辉煌的历史时刻,中国的心理学工作者应该有所作为。

心理学正日益走近和踏入我们的生活。目前它几乎已成“热学”。林林总总冠以“心理学”名谓的出版物不断更新着书店和读者的书架。心理学不再神秘。但也不必讳言,从“心理学”这棵大树繁衍开来的过度茂密的枝蔓,使其主干倒显得有些不明了。严肃的心理学工作者应该做些修枝整叶的工作。没有心理学主干的承托,心理学之树的常绿是不能长久的。培本固干是本译丛的宗旨。

我们的目光还应看得更远。国内外均有学者断言,心理学将成为21世纪的“显学”。我们同意这一观点。这并非心理学家的自大,某种意义上,这是科学发展史的必然走向。心理学是研究人类自身奥秘的科学,即使在近代科学诞生之前的所谓“前科学”的粗放时代,人类就已开始或一直在关注自身(我)。先哲们深刻的理性思考中蕴涵着无数实质为心理学的问题。仅就“知”的领域而言,以当代著名心理学家、发生认识论者皮亚杰的理论分析,所谓“格物致知”,实际包含着一种“双向建构”的过程。人类的知识,不管是群体,还是个体,其构成都是这一双向建构的产物,即人(类)在认识世界的同时,自身的认知结构也得到了提升,而且,人(类)又不断使用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锤炼的“认知结构”这一利器,反身解剖自己的认识(甚至包括认知结构本身),并及于其他专属于“人”的领域——意识的、思想的、情感的、人际的、个性的诸多方面。这种自我解剖的功能,唯有“地球上最美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才能做到,它是人类精神的本质所在。而且,随着人类自身的发展,它会变得越来越自觉和深入。心理学地位的日益凸显正是与此相伴随的。

当今社会的发展已为之提供了许多佐证。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紧迫呼唤科学心理学的介入,因为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化的大厦须以“人”为支撑点。以现代人的智慧、理性、道德和情操,才能真正构成现代的文明。这对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当代中国来说,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

试看:当人们惊呼知识濒于“大爆炸”之时,必然更期望破解知识获得过程之谜以实现真正的学习的革命;当教育终于从应试模式的藩篱中解脱出来回归素质教育的正确方向时,就更要求教育的过程符合人才成长的自身规律;当培养新一代学子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关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大业时,充分发掘智力的潜能和探索其有效的培养途径必然更显重要。人们面临的问题似乎也更多了,例如:当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特质日益改变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时,如何才能保持人们自身的健康身心和塑造健全的人格?当现代生活的压力在人与家庭、人与群体、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注入了新的特征时,如何正确处理这些关系以达于彼此的和谐与适应?当本由人所创造和发明的外化的技术却在与人的颉颃中,显现出凌驾于人的态势时,如何重铸人的尊严和恢复精神力量的能动地位?当愈益先进的技术把人导入愈益复杂的人机系统时,究竟是“物从于人”,还是“人从于物”,或是“人物相容”,又怎样相容?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心理学作出回答。

当然,就心理学目前的发展水平而言,它为这些问题所能提供的答案和解释,与人们对它的要求相比,尚有相当的距离。有学者认为,心理学是一门“准科学”(Almost Science),或至少目前是如此。一来是因为心理学受到研究方法的制约,缺少有效的研究手段。例如,在脑电图的记录成为可能之前,要想研究梦的生理基础几乎是天方夜谭;二是因为心理学的研究还受到诸多实际操作和伦理的限制。心理学不可能为了探明感知觉的关键期而人为地将婴儿幽闭于光、声隔绝的环境。正是基于这样一些原因,同物理、化学等纯粹的自然科学相比,心理学从来都不是那么“过硬”。但是,我们同样应该看到,在科学心理学诞生以来的百余年中,科学技术已有了长足的进步,自然科学各分支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为心理学研究突破禁区提供了可能。尤其是大脑和神经科学的新进展为探讨心理学的生理机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社会的发展、人类自身文明程度的提高以及社会科学的繁荣与深入,又为打破传统的禁忌和藩篱创造了条件。另外,随着哲学(尤其是认识论)和科学发展史以及科学哲学研究的日益深入(比如进化论思想在心理发生发展中的应用),也为心理学构筑正确的理论框架提供了启发与指导。心理学的研究无论从方法还是从内容看,都已今非昔比。自冯特创立科学心理学至今,心理学度过了发展的婴儿期,现已长成蹒跚学步的幼童。惟其尚幼,才会有21世纪的青春可期。心理学已成为当今蓬勃发展的生命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终将在科学之林尽显风骚。

让我们再把视线收至当代。一个不讳的事实是:由于近代科学心理学发端于西方,西方学者比我们稍稍领先了几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是积极的拿来主义者。我们希望从一种多元的视野中,以某种开放的气息,吸纳他人之长处,此所谓“大道多容”的心态,当为今日中国学人所取。

当然,我们在做这件“拿来”的工作时,应该保持一分清醒,这又与心理学的学科特色不无关系。心理学是一门既具一般性,更具多样性的学科。一般性主要体现在人的心理活动规律的普遍性上,心理学以揭示此规律为己任。多样性则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学科的多样性。心理现象并非缥缈之物,它是在人的诸多实践领域的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因此,人的实践活动领域的多样性决定了它必然分枝繁茂,且多有交叉。另一多样性则与文化有关。不同的文化势必会在它们所研究和表述的心理学上打上各自的烙印,甚至在心理学的基础部分也难以避免,在那些与社会文化关系密切的领域则更是如此。这样说并不否认其普遍性。规律的普遍性和文化的特殊性(多样性)的共存关系,恰如生物体基因型和表现型的统一。

因此,心理学也许是一门最具多样性的学科了。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科技发达的西方,在各个重要的心理学分支领域,产生了一些各具特色、各有侧重的心理学流派,出现了一些具有世界影响的著名的心理学家及其代表性著作。在最能体现一般性和普遍性的基础心理学部分,更诞生了一批成熟的、经受了时间考验的专著。所有这些,均应被视为人类知识库中的财富。把它们介绍给中国的学术界,可为中国的心理和教育工作者打开一扇瞭望当代心理科学发展现状和研究成果的窗口,从而更好地把握心理科学的发展脉络。我们认为,这无论从促进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提高中国心理学的教学和研究的整体水平,壮大我们的学术队伍,还是从推广、普及和深化心理学知识在智力开发与训练、人才培养与评估、人事与组织管理、心理健康与教育等实践领域的运用,都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

因此,基于上述种种思考,选译当代西方心理学名著的想法就自然产生了。而且我们设想,它应是一套成系列的丛书,其范围应尽可能地涵盖各个主要的心理学领域,以名家名著为取材对象,以学术性和权威性为入选的标准,试图使读者能从这套丛书中形成关于科学心理学的“主干”形象,并为当前国内心理学界的研究提供借鉴与指导。我们的这些想法首先在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的几位教授中酝酿并取得共识,旋即得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领导的赞同,继而迅速组成了选编委员会及其工作班子。基于出版同类丛书国内尚无先例,为慎重计,我们又拜访了中国心理学界几位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陈立、荆其诚、张厚粲、王甦教授,征询他们的意见。他们对出版这套丛书的计划均表肯定与赞许,且欣然应允担任丛书的顾问。他们还对选编工作提出了许多指导性的原则和建议,一再鼓励我们要把“好事做好”,其语殷殷,其情切切。无疑,这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完成这一任务的信心。

本套丛书名曰“当代”,具体指近十余年来的作品,或是问世稍早,近年又再版流行者。时间是判断学术著作之生命力的良好尺度。但立足“当代”,与判断名著的时间间距的要求,两者之间显然是矛盾的。我们试图从中寻找某种平衡点。确定选择的时限不超过20世纪80年代,就是对两者的兼顾。当然,更重要的是对作品的内在学术价值的把握。这正是编委会的工作重心所在。因此,那些既反映某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又对后继的学科发展具有前瞻性启示意义,且为当今学者所公认的有影响的作品(含某些成熟的基础心理学的教科书),为本丛书的选择目标。全套丛书容量约25种,内容涉及教育与发展心理学(含智力理论)、普通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等方面,在三五年内陆续出版。

现在,从动议至今仅及年余,“当代心理科学名著译丛”的首批作品就奉献于读者面前了。选编委员会和译校者都尽了全力,当然不足之处终所难免。我们诚恳期盼心理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的批评与指正。在此译丛成书之际,我们尤其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出版社领导人的远见和决断使丛书得以迅速面世。出版社社长朱杰人教授和副总编辑阮光页教授还亲自参加了选编委员会选编工作组的工作,从而保证了选编委员会工作的高效运转。这是一次愉快的合作。

最后,我们想表达我们全体选编委员会同仁们最诚挚的愿望,这也是我们编译这套丛书的最核心的初衷:今日播种西方译丛,为的是来年收获中国的名著!随着新世纪曙光的到来,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高歌猛进,中国的心理学家既有能力也有信心,贡献于世界科学与文明更多创造性的成果。我们深信,待以时日,“当代中国心理学家名著译丛”也会出现于西方!



“当代心理科学名著译丛”选编委员会

1999年10月15日

中文版序言

D·M·巴斯



能为《进化心理学——心理的新科学》的中文版作序,我感到非常荣幸。在我自己的学术生涯中,中国扮演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角色,这可以追溯到我所主持的第一项大规模的实验研究(Buss,1989)。那是一项关于择偶偏好的研究,主要考察了男性和女性在选择婚姻伴侣时最看重对方的哪些品质。那项研究的被试来自全球37种不同的文化背景,总的参与人数多达10047人。其中,我有幸获得了来自中国大陆四个地区的样本以及一个来自台湾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样本。

从这些中国样本中得出的结果非常耐人寻味。其中最有趣的发现是,中国被试对婚姻伴侣的贞洁(处女)特别重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对贞洁的重视程度是差别最大的。瑞典的被试最不看重贞洁,他们认为贞洁对于他们选择婚姻伴侣“无关紧要”。相比之下,中国被试对贞洁的重视程度最高,他们认为贞洁是婚姻伴侣“必不可少”的特征。从中国被试身上得到的结果对我非常重要,因为它提醒了我,跨文化的变异性在人类择偶领域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此后,我和我的同事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来探讨择偶活动的文化差异(Gangestad & Buss, 1993; Gangestad, Haselton, & Buss,出版中),它与研究人类择偶的普遍性同样重要。

我真诚地希望,《进化心理学》(中文版)的出版能对中国心理学的思维方式和教学产生影响。进化心理学的理论框架确实为我们理解心理学的各个分支提供了一个统括性的框架。它为心理学研究提供了一种非常重要的视角,也为我们探索人类的心理机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另外,我还希望这本书能对中国的心理学研究者产生一定的影响。中国的心理学家能够在这门关于心理的新科学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可以从进化的视角来进行具体的研究工作,并对进化心理学作出重大的贡献。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人性的普遍性,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化对心理机制的不同作用,因而是必不可少的。我期盼着中国的心理学家与我和我的同事取得联系,共同商讨在研究上的合作。我们由衷地期待中国科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能够出现在本书的下一版当中。

现在,从事进化心理学研究是一件非常激动人心的事情,因为新的研究成果正在不断地涌现。我殷切地希望中国的学生能感受到这股兴奋,理解进化心理学的重要性;而其中的一部分人,能够立志成为未来的进化心理学家。

Preface to the Chinese Edition

David M. Buss



It is an honor and a privilege to write a new preface for the Chinese edition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the New Science of the Mind. China has played special place in my own theorizing and research, starting with the first large-scale empirical study I conducted (Buss, 1989). This was the study of mate preferences—the qualities that men and women most desire in a marriage partner. That study contained 37 cultur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a total of 10,047 participants. I was fortunate to obtain samples from four locations within mainland China and one sample from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The findings from the Chinese samples proved fascinating.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findings centered on the value Chinese participants placed on chastity (virginity) in a marriage partner. The value placed on chastity turned out to be the most highly variable value across cultures. The low end was anchored by Swedish participants, who placed virtually no value on chastity, rating it as "irrelevant" in selecting a marriage partner. The high end was anchored by Chinese participants, who rated chastity as "indispensable" in a marriage partner. Thus, the findings from China proved pivotal in alerting me to the critical importance of cross-cultural variability in the realm of human mating. Since then, my colleagues and I have devoted much effort to understand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mating (Gangestad and Buss, 1993; Gangestad, Haselton, & Buss, in press), which are as important as understanding the human universals in mating.

It is my sincere hope that the publication of the Chinese edition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will have an influence on thinking and teaching about psychology in China. The framework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truly provides the overarching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all of the different branches of psychology. It provides a critical lens through which to view psychology, an approach to exploring the mechanisms of the human mind. It is also my hope that this book will influence psychological researchers in China. Chinese psychologists can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conducting empirical studies from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and thus mak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new science of the mind. These studies will be crucial for understanding both the universalities of human nature, as well as the ways in which cultures differ in their underlying psychology. Indeed, I hope that Chinese scientists will be motivated to contact me and my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colleagues for potential research collaborations. It would be most rewarding to be able to include, in the next edition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coverage of new empirical work from Chinese scientists.

It is a tremendously exciting time to be working in the field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today because new discoveries are being made at a rapid rate. I hope that Chinese students will sense this excitement,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for some, become motivated to become evolutionary psychologists themselves.

序 言

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在当今时代,能够成为一名进化心理学家是一件特别令人兴奋的事情。大多数科学家都只是在那些确立已久的范式下进行研究工作。相反,进化心理学是一门革命性的新科学,它是心理学和进化生物学的现代理论的真正综合。通过对这个领域的仔细考察,我希望这本书能够以一种适宜的方式来完成一次科学革命,并为新千年的心理学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自从《进化心理学——心理的新科学》的第一版在1999年出版以来,进化心理学领域又涌现出了许多新的研究。有关进化心理学的新杂志陆续创刊发行,而主流的心理学杂志中有关进化心理学的文章数量也在稳步上升。世界各地的大学都纷纷开设了进化心理学这门新的课程。尽管科学知识中的诸多隔阂依然存在,但是每一次新的发现总会提出很多新的问题和领域值得我们去探索。进化心理学是一个充满活力、令人兴奋的领域,它充满了经验性的发现和理论上的创新。事实上,正如哈佛大学Steven Pinker教授所言:“在对人的研究中,如果想要对人类经验的某些主要领域——比如美、母性、亲属关系、道德、合作、性行为、攻击性——进行解释,那么只有进化心理学才能提供比较连贯的理论。”(Pinker, 2002, p. 135)

查里斯·达尔文可以被看作是第一位进化心理学家。他在《物种起源》(1859)这本经典著作的结尾这样预言:“在遥远的将来,我会看到许多更加重要的研究领域就此展开。心理学将会拥有全新的基础。”140多年后的今天,在历经诸多歧途与停滞之后,作为一门科学的进化心理学终于出现了。这本书的目的,正是为了介绍这门新科学的基本原理,以及进化心理学家们已经获得的令人着迷的研究发现。

当我在1981年第一次主持进化心理学的研究时,我还只是哈佛大学的一名年轻助教。当时已经存在很多关于人类经验的进化假设,但是却鲜有实际的研究结果来支持这些推断。这个问题的部分症结在于,对进化问题感兴趣的科学家们都未能在宏大的进化理论和对人类行为进行实际的科学研究之间建立起一座合适的桥梁。现在,这两者之间的隔阂已经慢慢消融了。这不仅因为在理论概念上产生了重要的突破,而且也因为出现了大量来之不易的研究成果。当然,许多令人激动的问题仍然需要进行详细的实际验证。不过,现有的研究成果是如此丰富,以至于我必须面临一个实际的问题——既要公平地考虑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观点和实证依据,又要将这本书的篇幅限定在一个合适的范围之内。尽管本书确实是为本科生所写,但它对其他人群也是适用的,比如非专业人员、研究生,以及想获得最新的进化心理学观点的其他专业人员。

我在写这本书的第一版时还有另一个目的——坦白说,是一个革命性的目的。世界各地的许多大学教授都在思考进化与人类行为的问题,并且撰写相关的文章。我之所以想写这本书,正是为了激发各个大学能够正式地开设进化心理学课程,并将它列为心理学的必修课。目前,进化心理学已经吸引了许多非常优秀而聪慧的青年学子和研究人员。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加快这种趋势,并且为实现Darwin的预言尽绵薄之力。

在对第一版进行修订的时候,我心里有两个目标。第一,我希望能够提供比较重要的最新研究结果。正是如此,我们增添了200多条新的参考文献。第二,我试图对第一版中的重要疏漏进行补充。比如,在本版中认知心理学的主题范围变得更加广泛了。还增加了两节新的内容:人类进化历史的里程碑和各种相互竞争的关于人类起源的理论(走出非洲理论和多地域连续性理论)。不过本书的基本结构还是保持原样,全书的组织形式还是按照各种适应性问题来排列的,比如生存、择偶、抚养、亲属关系和群体生活等等。

很多老师和学生在用过《进化心理学》第一版之后,都给我发来了书信和电子邮件。这让我深受鼓舞,同时我也希望将来的读者也能够分享到他们的热情。探究人类的心智是一件崇高的事业。随着进化心理学的逐步成熟,我们将会为许多神秘的问题找到合理的答案。千百万年以来,这些问题一直深深地吸引着我们:我们从何而来?我们和其他的生命形式有何关联?使得我们成其为人的心理机制到底又是什么呢?

致 谢

能够完成这本书,我必须感谢那些对本书内容作过直接评论的同事。此外,我还要感谢那些对我自己在进化心理学领域进行长达20多年的探索历程中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我对进化的兴趣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地质学本科课程。当时,我第一次知道有些理论是专门来解释事物的起源的。我在进化心理学上的第一次探索,是1975年的一篇学期论文。在那篇论文中,我通过对灵长类的比较研究(现在看起来很可笑),从而推测男人已经进化了一种追求地位的动机,这主要是因为更高的地位能够带来更多的性接触机会。

当我在加州大学Berkeley分校的研究所工作时,我对进化和人类行为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不过,后来我发现研究进化最优越的环境是在哈佛大学。哈佛大学在1981年为我提供了一个心理学助教的职位。在那里,我开始采用进化理论讲授一门关于人类动机的课程,尽管教案上很少提到进化。我的课程主要基于Charles Darwin、W. D. Hamilton、Robert Trivers和Don Symons的著作。我和Don Symons取得了联系,许多人认为他在1979年所写的书是第一部关于人类进化心理学的现代著作。我要特别感谢Don。事实上,在我有关进化心理学这一主题的所有论著中,都充满了Don友善而又深刻的评论。正是受到了Don的影响,我在1982年开始了我的第一个进化心理学研究项目——人类择偶。后来,这个项目犹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壮大,最终的研究对象遍及全世界37种不同的文化背景,被调查的人数多达10047人。

至此,有关我对进化心理学非常感兴趣的消息不胫而走。这时,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敲开了我办公室的大门,然后向我进行了自我介绍。她就是Leda Cosmides。Leda当时还是哈佛大学的研究生,那是我们第一次对进化和人类行为进行讨论(事实上有很多是争论)。后来,Leda向我介绍了她的丈夫兼合作者——同样优秀的John Tooby。他们试图更正我的观点中的一些明显错误——其实,直到今天他们仍然保留着这个习惯。通过Leda和John,我结识了Irv DeVore、Martin Daly和Margo Wilson。Irv Devore是哈佛大学著名的人类学家,他在位于Cambridge的家里主持一项“猿类研讨会”。而Martin Daly和Margo Wilson则是在他们来哈佛大学休假时才有幸认识的。当时(20世纪80年代早期到中期),Leda和John还没有出版过任何有关进化心理学的论著,也没有谁被人称作是进化心理学家。

对我的研究生涯影响甚大的另一件事情,是我有幸成为了位于Palo Alto的“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一员。在研究中心主任Gardner Lindzey的鼓励下,我提交了一份题为“进化心理学基础”的特别项目。在该项目获准之后,我和Leda Cosmides、John Tooby、Martin Daly以及Margo Wilson花了两年的时间(1989和1990)来探讨进化心理学的基本问题,其间甚至经历了海湾地区的地震。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欠了很多人情:Leda Cosmides、John Tooby、Don Symons、Martin Daly和Margo Wilson。他们是进化心理学这个新兴领域的开路先锋和奠基者。

哈佛大学和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都为成长中的进化心理学家们提供了慷慨的资助,不过我还必须感谢另外两个研究机构及其成员。首先,密西根大学在1986—1994年为“进化与人类行为”研究小组提供了资助。我要特别感谢Al Cain、Richard Nisbett、Richard Alexander、Robert Axelrod、Barb Smuts、Randolph Nesse、Richard Wrangham、Bobbi Low、Kim Hill、Warren Holmes、Laura Betzig、Paul Turke、Eugene Burnstein以及John Mitani在密西根大学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其次,我要感谢位于奥斯汀的得克萨斯大学心理学系。该校心理学系很有远见地在“个体差异与进化心理学”这一主题下开展了全世界最早的进化心理学研究程序之一。在此我要特别感谢Joe Horn、Dev Singh、Del Thiessen、Lee Willerman、Peter MacNeilage、David Cohen以及心理学系主任Randy Diehl和Mike Domjan,感谢他们在得克萨斯大学发挥的重要作用。

我要向那些对本书观点作过贡献的朋友和同事表示深深的谢意。他们是Dick Alexander、Bob Axelrod、Jerry Barkow、Jay Belsky、Laura Betzig、George Bittner、Don Brown、Eugene Burnstein、Arnold Buss、Bram Buunk、Liz Cashden、Nap Chagnon、Jim Chisholm、Helena Cronin、Michael Cunningham、Richard Dawkins、Irv DeVore、Frans de Waal、Mike Domjan、Paul Ekman、Steve Emlen、Mark Flinn、Robin Fox、Robert Frank、Steve Gangestad、Karl Grammer、W. D. Hamilton、Kim Hill、Warren Holmes、Sarah Hrdy、Bill Jankowiak、Doug Jones、Doug Kenrick、Lee Kirkpatrick、Judy Langlois、Bobbi Low、Kevin MacDonald、Neil Malamuth、Janet Mann、Linda Mealey、Geoffrey Miller、Randolph Nesse、Dick Nisbett、Steve Pinker、David Rowe、Paul Rozin、Joanna Scheib、Paul Sherman、Irwin Silverman、Jeff Simpson、Dev Singh、Barb Smuts、Michael Studd、Frank Sulloway、Del Thiessen、Nancy Thornhill、Randy Thornhill、Lionel Tiger、Bill Tooke、John Townsend、Robert Trivers、Jerry Wakefield、Lee Willerman、George Williams、D. S. Wilson、E. O. Wilson以及Richard Wrangham。

我要感谢那些对本书第一版给与反馈信息的评论者,他们是鲍林格林州立大学的Clifford R. Mynatt、史考司代尔学院的Richard C. Keefe、密西根-弗林特大学的Paul M. Bronstein、麦柯马斯特大学的Margo Wilson以及亚利桑那大学的W. Jake Jacobs和A. J. Figueredo。同时,我还要感谢第二版的评论者,他们是宾州杜博瓦的John A. Johnson、加州大学长滩分校的Kevin MacDonald和佛罗里达亚特兰大大学的Todd K. Shackelford。

本书第二版的诞生得益于我和许多朋友和同事的讨论以及他们所给予的非凡建议和杰出评论。他们是Petr Bakalar、Clark Barrett,Leda Cosmides、Martin Daly、Richard Dawkins、Todd DeKay、Josh Duntley、Mark Flinn、Barry Friedman、Steve Gangestad、Joonghwan Jeon、Doug Kenrick、Martie Haselton、Bill von Hippie、Rob Kurzban、Peter Mac Neilage、Geoffrey Miller、Steve Pinker、David Rakison、Kern Reeve、Paul Sherman、Valerie Stone、John Tooby、Larry Sugiyama、Candace Taylor、Glenn Weisfeld和Margo Wilson。我必须单独感谢Josh Duntley,他毫无保留地和我分享了他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和敏锐的洞察力。我还要感谢Allyn & Bacon出版社Carolyn Merrill的建议、坚持和深谋远虑。

感谢我过去的和现在的学生,他们正在进化心理学这个领域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是April Bleske、Mike Botwin、Sean Conlan、Todd DeKay、Josh Duntley、Bruce Ellis、Barry Friedman、Heidi Greiling、Arlette Greer、Martie Haselton、Sarah Hill、Russell Jackson、Joonghwan Jeon、Liisa Kyl–Heku、Anne McGuire、David Schmitt和Todd Shackelford。同样地,我还要特别感谢Kevin Daly、Todd DeKay、Josh Duntley、A. J. Figueredo、Barry Friedman、Martie Haselton、Rebecca Sage、Todd Shackelford和W. Jake Jacobs,他们慷慨地为全书提供了详细的评论。

还要感谢Cindy。

第一部分 进化心理学基础理论

这两章介绍进化心理学的基础理论知识。第一章主要追溯导致进化心理学产生的科学运动。在这章的开篇,我们描述了进化论发展历史中的里程碑事件:从达尔文以前的进化论,一直到当今生物学界所广泛接受的现代进化论。接下来,我们考察进化论所受到的三种普遍误解。最后,我们回顾心理学领域的重大事件,从达尔文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一直到现代认知心理学的主要观点。

第二章介绍进化心理学的概念基础,以及各种用来检验进化心理学假设的科学工具。第一节讨论人性起源的理论。接着,我们为“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这一核心概念给出了定义,并且大概描述了这些机制的特征。在第二章的中间部分,我们介绍用于检验进化心理学假设的主要方法,以及这些检验所基于的证据来源。由于本书的其他章节都是围绕着人类的适应性问题而展开的,所以在第二章的结尾,我们主要讨论进化心理学家用来确认适应性问题——比如从生存问题到群体生活等——的各种工具。

第一章 导致进化心理学产生的科学运动

在遥远的将来,我会看到许多更加重要的研究领域就此打开。心理学将会拥有全新的基础,这个基础对于我们逐步获得每种心理能力都是必需的。

——Charles Darwin, 1859



当考古学家抹去覆盖在出土的骨骼上的灰尘和碎屑时,她看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在这副骨架上,头骨的左边有一个很大的凹痕,很明显是因遭受致命敲打而导致的;而且,同样地在左边的胸腔上还插着一根矛头。科学家将这个骨架带回实验室继续研究,最后发现这个骨架是一个尼安德特人的。他大概死于5万年前,是现在已知的最早的凶杀受害者。从头骨和胸腔的伤口看来,凶杀者当时应该是右手握着致命的武器。

有关受损头骨的化石记录揭示出了两种惊人的普遍模式(Trinkaus & Zimmerman, 1982; Walker, 1995)。首先,男性骨骼上的骨折和凹痕远远多于女性。其次,伤口主要分布于头骨和胸腔的左前方,这说明攻击者是右利手。单从头骨的化石记录中,还不足以让我们确信男性之间的争斗是人类祖先社会生活的一种主要特征。此外,它也不能确切地告诉我们男性之所以更加好斗,完全是因为进化的缘故。但是,残存的骨骼仍然提供了大量的线索,它引发了一系列令人着迷的问题,那就是:我们从哪里来?将我们塑造成现在这样的力量是什么?我们心理的本质又是什么呢?

人类的大脑大约有1350立方厘米,它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有机结构。从进化的视角来理解人类的大脑—心理机制,正是进化心理学这门新兴学科的主要目标。进化心理学 集中探讨这四个关键的问题:(1)心理为什么 被设计成现在这个样子?也就是说,哪些过程将人类的心理塑造成当前的形式?(2)人类心理是如何 被设计的?也即是,人类心理的机制或组成部分是什么?它们是如何组织起来的?(3)心理的组成部分和组织结构拥有什么功能? 即心理是被设计来干什么的?(4)来自当前环境(特别是社会环境)的输入信息,是如何 同人类心理的设计特征相互作用,从而产生可观察到的行为的?

思考人类心理的奥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就曾经写过关于这个主题的论著。近代,关于人类心理的理论已经引起了心理学家的广泛关注,比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斯金纳的强化理论和最近的联结主义理论等。

然而,只是在最近一二十年当中,我们才拥有了某些概念工具,让我们能在一种统一的理论框架下面对现有的心理学理论进行综合。这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就是进化心理学,这门学科将来自各个领域的针对心理的研究结果会聚在了一起,比如脑成像研究;学习与记忆;注意、情绪和激情;吸引力、嫉妒和性行为;自尊心、地位和自我奉献;抚养子女、说服和知觉;亲属、战争和攻击行为;合作、利他和帮助行为;伦理、道德和医学;承诺、文化和意识。这本书介绍进化心理学的基本知识,并且为这门关于心理的新科学提供了一个全貌。

在本章开头,我们将追溯进化生物学历史上的主要里程碑事件,它们对于进化心理学的出现至关重要。随后,我们将会转向心理学的历史,看看导致这种局面——需要将进化论和现代心理学进行整合——的前进过程是如何实现的。

进化思想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我们对进化思想史的考察,将从达尔文之前的进化思想开始,然后是从那时起一直到20世纪末这段时间,进化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过的重大事件。

达尔文之前的进化

进化是指有机体的(生命)结构会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的过程。早在达尔文于1859年出版他的经典著作《物种起源》之前,科学家就已经假定生命形态会发生变化(见Glass, Temekin, & Straus, 1959; Harris, 1992,对历史的论述)。

Jean Pierre Antoine de Monet de Lamarck(1744—1829)是最早使用“生物学”(biologie)一词的科学家之一,他认识到对生命的研究应该属于一门独立的学科。Lamarck认为有两种主要原因导致了物种的变化:第一,每个物种都有向更高形态发展的自然趋势;第二,可获得性状的遗传。Lamarck曾说,动物必须为了生存而斗争,而斗争又会促使动物的神经分泌出一种液体来增大斗争过程中所要用到的器官。比如说,长颈鹿进化了长长的脖子,是因为它们想要吃到更高的叶子(近期证据表明长脖子在求偶竞争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Lamarck相信,脖子发生的变化会遗传给后代,也就是所谓的“可获得性状的遗传”。关于生命形态发生变化的另一种理论是由Baron Georges Léopold Chrétien Frédérick Dagobert Cuvier(1769—1832)提出的。Cuvier的理论叫作灾变说(catastrophism),该理论认为,由于突发性的大灾难(比如陨石),物种会周期性地灭绝,然后被不同的物种所取代。

达尔文之前的生物学家也注意到了物种的纷繁复杂性,而且某些物种之间拥有惊人相似的身体结构。比如,人、黑猩猩和猩猩的每只手和脚上都有5个指头。鸟类的翅膀和海豹的鳍非常相似,也许其中一种是从另一种变化而来的(Daly & Wilson, 1983)。将物种进行比较后,我们就会发现,生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个问题曾经引起了某些科学家和神学家的激烈讨论。此外,化石记录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来表明,生命形态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

另一个证据来源出自于对不同物种的胚胎发育的比较研究(Mayr, 1982)。生物学家注意到,尽管物种之间迥然相异,但它们的胚胎发育过程却惊人地相似。比如,在哺乳动物、鸟类和青蛙的胚胎中,在靠近支气管裂口的地方都有一根不同寻常的环形动脉。这项证据也许意味着,这些物种很有可能来自于很久以前的同一个祖先。在1859年之前出现的所有证据,似乎都已经表明生命并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那些信奉有机生物结构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的生物学家自称为进化论者。

另外,达尔文之前的许多进化论者还观察到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不同物种所拥有的各种特征似乎都有一种目的。比如,豪猪的刺让它免受捕食者的伤害;海龟的壳为它壳下的软组织提供保护;而许多鸟类的鸟喙都被塑造来凿开坚果。这些显而易见的功能特性在自然界是十分常见的,所以也必须给予解释。

尽管达尔文之前的进化论者贡献良多,但他们未能发展出一种理论来解释生命的变化是如何随着时间发生的,以及那些具有特殊功能的结构(比如长颈鹿的脖子和豪猪的刺)是如何产生的。我们需要一种因果机制或过程来解释这些普遍的生物现象。达尔文提出的理论正是这样一种因果机制。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

达尔文的任务远比我们乍看起来的要困难得多。他不仅想解释生命形态为什么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而且还要说明生命变化的特殊方式。他想弄清楚新物种是如何出现的(所以他的书名才叫《物种起源》),旧物种又是如何消亡的。达尔文希望能解释动物的某些身体部位——比如长颈鹿的脖子、鸟的翅膀和大象的鼻子——为何以现在这种特殊的形式而存在,这样的形式又有何目的,而它们又为什么会有助于有机体完成特定的任务。

  达尔文通过自然选择理论在生物学

界开创了一场科学革命。他的著作《物种

起源》(1859)不仅理论丰富,而且资料翔

实,他为这本书的资料收集花了整整25

年的时间。

这些谜团的答案可以追溯到达尔文在剑桥大学毕业后的一次航海旅行。在1831年,达尔文以博物学家的身份登上Beagle号,开始了为期整整五年的环球历程。在这次旅行当中,达尔文在太平洋的加拉帕哥斯群岛上搜集到了大量鸟类和其他动物的标本。回来之后,他开始研究这些加拉帕哥斯鸟类,最后他推测这些鸟类都是同一个物种,只不过因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才被归入到了不同的物种当中。而实际上,每一个加拉帕哥斯岛上的鸟类都属于不同的种。然而,达尔文认为这些不同的鸟类拥有共同的祖先,只是由于每个岛上的生态条件的差别才开始分道扬镳。这种地理差异对于达尔文得出这样的结论——物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发生变化——至关重要。

那物种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这是另一个挑战。达尔文考察了关于生命变化起源的其他几种理论,但最终放弃了这些理论,因为它们都未能考虑一个关键的因素:适应器的存在。达尔文当然想解释生命的变化,但也许更重要的是,他想解释有机体为什么会被设计来适应它们所处的环境。

很明显,其他的理论都未能解释为什么每一种有机体都能很好地适应它们的生活习性。比如说,啄木鸟和树蛙会爬树,种子能借助动物的爪子和羽毛而传播。这样的适应器总是让我叹为观止,所以在能够对这些适应器加以解释之前,我觉得任何试图通过间接的证据来证明物种发生变化的努力都是没有意义的。(Darwin,出自他的自传;引自Ridley, 1996, p. 9)

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1798年出版)让达尔文找到了揭示适应器谜团的要害。达尔文从这本书中得知,有机生物体的存在的数量要远远多于能够生存和繁殖的有机体的数量。那么就必然会出现“生存竞争”,这样,有利的变异倾向于留存下来,而不利的变异则会慢慢绝迹。当这个过程一代接着一代重复上演时,最后的结果就是新物种的出现。

更加正式地来说,达尔文为这些生命谜团找到的答案就是自然选择 理论,以及它的三个必要组成部分:变异、遗传选择 (1) 首先,各种生物体在许多方面都千差万别,比如翅膀的长度、鼻子的力量、骨骼的大小、细胞的结构、战斗能力、防御能力和社交策略等。变异是进化过程得以运作的必要成分,它为进化提供了“原材料”。

第二,只有一部分变异是可以遗传的——也就是能稳定地从亲代遗传到子代身上,然后代代相传。而其他的变异,比如说因环境偶然性所导致的翅膀变形,则不会遗传给后代。所以,只有那些得以遗传的变异才能在进化过程中发挥作用。

达尔文理论的第三个关键概念就是选择。拥有某些遗传特征的生物体将会留下更多的后代,因为这些特征对生存繁殖 非常有帮助。比如,如果一个环境中的主要食物来源是树上的坚果,而有些鸟儿的嘴巴拥有比较特殊的形状,更容易啄开坚果从而获得食物,那么这些鸟儿将比其他鸟儿更容易存活下来,并把这种特征遗传给后代。

然而,虽然生物体能生存多年,但却不一定能将遗传特征传给后代。为了做到这一点,它还必须繁殖才行。所以说,差异繁殖成功率 (differential reproductive success)才是自然选择导致物种进化的“关键”。其中,由于个体拥有不同的遗传特征,使得他们生存和繁殖的机会都不相同,所以也就出现了差异繁殖成功率。差异繁殖成功率是某一个体相对于其他个体而言的。因此,如果某个生物体繁殖的后代比其他生物体要多,那么他所拥有的特征也更有可能出现在将来的后代身上。由于生存是繁殖的必要条件,所以它在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达尔文的性选择理论

达尔文有一个非常好的科学习惯,那就是乐于关注与他的理论不一致的事实依据。他观察到几个例子,而这些例子似乎刚好和他的自然选择(也叫作“生存选择”)理论相矛盾。首先,他注意到某些奇妙的身体结构似乎和生存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孔雀的华丽羽毛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显而易见,孔雀的羽毛将会消耗大量的能量。此外,华丽的羽毛就像一面招摇的旗帜,很容易引来捕食者的攻击。面对这些不同寻常的事实,达尔文迷惑了,他曾经这样说:“每次当我看到孔雀尾巴上的羽毛时,它都让我非常不解!”(引自Cronin, 1991, p. 113)达尔文还注意到,有些物种的雌雄两性的体型和结构都相差很大。达尔文不禁寻思,两性为何有那么大的差别?难道它们不是面对着诸如觅食、御敌和抵抗疾病等相同的生存问题吗?

  达尔文最初看到孔雀时非常困惑,因为孔雀

华丽的羽毛似乎没有任何生存价值,不能用他的

自然选择理论来加以解释。最终,达尔文提出了

性选择理论来解释孔雀的羽毛,所以当再次看到

孔雀的羽毛时,他不再感到困惑了。

为了解决自然选择理论所面临的窘境,达尔文提出了第二个进化理论:性选择 (sexual selection)理论。自然选择理论主要集中于因生存问题而进化的适应器,而性选择理论则不是如此,它主要关注因求偶行为而产生的适应器。达尔文假设性选择有两种主要的运作方式。第一种方式叫作同性竞争 (intrasexual competition),是指同一性别成员之间的竞争,主要竞争目标在于与异性的交配机会。两只雄鹿用鹿角来打架,就是同性竞争的典型例子。胜利的雄鹿要么直接获得和雌鹿交配的机会,要么获得雌鹿所喜欢的领地或资源。失败的雄鹿则失去了交配的机会。导致生物体在同性竞争中获胜的每一种特征——比如体型更大、更强壮或运动能力更好等——都将通过胜利者的繁殖活动而传给下一代。那些导致失败的特征则不可能得到传递。所以说,进化——也就是随着时间而发生的变化——其实是因为同性竞争而导致的。

性选择运作的第二种方式是异性选择 (intersexual selection),或者叫做择偶偏好选择。如果某一性别的成员一致认为异性的某些特征正是他们想要的,那么拥有这些特征的异性更有可能获得配偶。而那些不具有这些特征的异性,则得不到配偶。如此说来,进化的改变之所以会发生,只不过因为被异性所看重的那些特征遗传给后代的频率更高而已。比如说,如果雌性更喜欢那种提供交配礼物的雄性,那么那些促使雄性在寻找交配礼物中取得成功的特征在雄性后代身上出现的频率将会随着时间而增加。达尔文把异性选择过程又称之为“雌性选择 ”(female selection),因为他观察到在动物界的许多物种中,都是雌性在对她们的潜在配偶进行挑选。不过,我们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将会看到,其实两性 都有自己的择偶偏好,都在为争夺合意的异性配偶而相互竞争。

公鹿之间用鹿角相互攻击,这就是性选择的一种形式——同性竞争。由于胜利者能够获得更多的交配机会,所以那些有利于同性竞争的特性将通过繁殖传播到更多的后代身上。

达尔文的性选择理论成功地解释了曾让他寝食难安的反常现象。比如,雄孔雀的尾巴之所以得以进化,完全是因为异性选择的缘故——雌孔雀更喜欢选择羽毛艳丽的雄孔雀作为配偶。另外,雄性一般比雌性的体型更大,因为雄性往往为了争夺配偶而相互格斗,而这正是同性竞争的过程。

尽管达尔文相信自然选择和性选择是两个分离的过程,但我们现在知道,其实这两个过程都来自于一个相同的基础过程——因遗传差异而导致的差异繁殖成功率。不过,有些生物学家认为对这两种选择进行区分还是非常有用的,因为这种区分清晰地表达出两种不同适应器的重要性。一种是因对生存有利而进化而来的(比如对糖和脂肪的味觉偏好有助于食用某些特定的食物;对蛇的害怕反应让我们免受毒蛇的咬伤),另一种则是因对繁殖有利而得以进化(比如拥有更强的战斗能力)。在第四、五、六章,我们将会看到,性选择理论为我们解释人类择偶策略的进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自然选择和性选择在进化论中的地位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和性选择理论说起来很简单,但直到今天它们仍然受到很多误解。在这一节,我们将澄清选择理论的一些重要观点,以及它对于我们理解进化过程的作用。

首先,自然选择和性选择并不是进化的唯一原因。比如,有些变化是由一种叫作“遗传漂变 ”(genetic drift)的过程所导致的,遗传漂变是指群体中的基因结构发生的随机变化。引发随机变化的原因有这样几种:突变(DNA发生的一种随机的遗传变化)、建立者效应(founder effect)和基因瓶颈(genetic bottlenecks)。建立者效应 会产生随机变化。当群体中一小部分个体建立起一个新的聚居地时,新的聚居地的建立者不能完全代表原始群体的基因特征,这时建立者效应就会产生。比如说,200名开拓者移居到一个新的小岛上,碰巧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是红头发,那么当小岛上的人口增长到2000人时,他们当中红头发的比例肯定比开拓者原来所属的原始群体中的红头发比例要高。所以,建立者效应能够产生进化上的变化,在上面这个例子当中,也就是红头发的基因将会增加。基因瓶颈也会导致相似的随机变化。当群体数量急速缩减时(也许因为随机灾难,比如地震),基因瓶颈就出现了,因为灾难中的幸存者只携带了原始群体中基因样本的一部分而已。总之,尽管自然选择是生命变化的主要原因,并且也是适应器产生的唯一原因,但它并不是变化的唯一原因。基因漂变通过突变、建立者效应和基因瓶颈等方式,也能促使群体的基因组成发生变化。

其次,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并没有任何预见性,它并不是“有意向的”。长颈鹿并不是因为发现更高的树枝上有更加多汁的树叶,然后才“进化”了长长的脖子。而实际情况是,由于遗传的原因,有的长颈鹿脖子更长,所以它们在获取高处的树叶时拥有更大的优势。正是如此,脖子稍长的长颈鹿的存活几率更大,从而更有可能将它们稍长的脖子遗传给下一代(近期研究表明长颈鹿的脖子可能还有其他功能,比如和同性搏斗)。自然选择仅仅只是在那些碰巧存在的遗传变量上发挥作用。进化并不是一个有意向的过程,不可能放眼未来,预测到以后的需要。

再次,选择的另一个关键特征在于它是逐步发生 (gradual)的,至少在我们人类的一生当中是微乎其微的。长颈鹿的短脖子祖先并不是一夜之间就进化了长脖子,也不是少数几代就能完成的。这个过程往往需要经过几十代、几百代或几千代才能实现,而在某些情况下,想要塑造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有机结构,甚至要历经百万代的选择过程才行。当然,有些变化发生得非常缓慢,而有些变化则十分迅速。有时候可能长时间都没有任何变化,但接下来却出现一个非常突然的改变,这种现象称作“间断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Gould & Eldredge, 1977)。然而,即便是这种“迅速”的变化也是由于每一代的不断积累所致,所以通常也需要经过几百代或几千代才会出现。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为许多奇妙的生命现象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解释,而且自然选择对于新物种的出现十分重要(尽管达尔文未能认识到地理隔离对于新物种形成的重要性;现在,地理隔离被认为是自然选择的前兆,参见Cronin, 1991)。自然选择理论阐明了有机体结构随着时间而发生的变化过程,而且还告诉我们,这些有机体结构的组成部分都拥有明显的目的性特征——也就是说,它们都是被“设计”来解决特定的生存和繁殖问题的。

也许最令人惊讶(对某些人可能是骇人听闻)的是,在1859年,自然选择理论一下子将所有的物种联结成了一棵宏大的进化之树。这在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认为每一个物种都和其他物种相关联,并且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比如,人类和黑猩猩的98%的基因是相同的,他们是从600万年前的同一个祖先发展而来的(Wrangham & Peterson, 1996)。更加令人震惊的是近期的发现——人类的许多基因被证明和一种叫做线虫(Caenorhabditis elegans)的透明蠕虫的基因十分接近,它们的化学结构惊人地相似。这似乎意味着,人类和这种蠕虫都是从很遥远的同一个祖先进化而来的(Wade, 1997)。简而言之,达尔文的理论让我们能够确定人类在进化之树上的位子,这个位子表明了我们人类在大自然中的地位以及与其他生物的关联。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引发了轩然大波。Lady Ashley是与达尔文同时代的人,当他听说人类是从猴子进化而来的时候,他这样说:“我们希望这不是真的;不过,如果真是如此,那我们希望不会有太多的人知道它。”在牛津大学的一场著名辩论中,Wilberforce主教刻薄地质问他的辩论对手Thomas Huxley,他的“猴子”祖先是来自祖母这边还是来自祖父那边。

当时,即使是生物学家也对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表示深刻怀疑。一种反对意见是,达尔文式的进化缺乏相应的遗传理论。达尔文本人更倾向于“混合”遗传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子代是其父母的混合产物,就好像粉红色是红色和白色的混合物一样。我们现在知道这种遗传理论是错误的,在后面讨论Gregor Mendel的贡献时我们将会谈到这一点。所以,早期的批评家认为自然选择理论缺乏稳固的遗传理论,这种看法是正确的。

另一种反对意见是,有些生物学家难以想象一种适应器在处于进化早期阶段时会给有机体带来什么好处。比如,如果翅膀还未进化完全,根本不足以让鸟儿飞翔,那这种未进化完全的翅膀对鸟儿又有什么好处呢?同样地,未进化完全的眼睛又会给爬行动物带来什么益处——如果它还不足以让动物看见东西的话?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要求,适应器在进化的每一步当中都应该对当前的个体有好处。所以,尚未进化完全的翅膀和眼睛必须拥有某种适应性的优势,即使在它们还没有变成真正的翅膀和眼睛时也是如此。现在我们知道,那些尚未进化完全的生理形态也能为有机体带来好处,比如说翅膀雏形能帮助鸟儿保暖,而且让鸟儿在捕捉猎物或避免被捕食时更为灵活,尽管它还不能让鸟儿飞翔。所以,这种对达尔文理论的反对意见是不成立的(Dawkins, 1986)。此外,值得强调的是,正是由于生物学家和其他科学家很难想象出进化的特定形式——比如翅膀雏形有什么用处——所以对这种已经进化了的形式来说,这根本就算不上一种好的反对观点。这种“出于无知的观点”,或者像Dawkins所说的“出于个人怀疑的观点”,不管它听起来多么有说服力,但它根本就不是什么好的科学观点。

第三种反对观点来自宗教的创世论者,他们认为物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所有的物种都是上帝创造出来的,而不是通过自然选择一步步地进化而来的。此外,达尔文的理论暗示着,人类和其他物种的出现都是“盲目的”、毫无计划的,都只是通过自然选择的缓慢过程逐步积累而实现的。这与创世论者的观点刚好相反,他们认为人(和其他物种)都是上帝的伟大计划或有意设计的一部分。达尔文已经预测到会出现这样的反应,所以他延迟了著作的出版时间,部分原因还在于他担心会引起妻子的不安,因为他妻子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

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尽管达尔文的进化理论经过修正以后,在生物学界已经被广为接受,但是正如达尔文曾经预见的那样,当把进化论运用到人类身上时,仍然面临着巨大的阻力。然而,虽然我们不愿意像分析其他物种那样来分析我们自己,但人类本身不可能免受进化过程的洗礼。最终,我们拥有了完成达尔文革命的概念工具,形成了关于人类物种的进化心理学。

当今的进化心理学能够利用达尔文时代的研究者所不知道的理论见解和科学发现。第一项重要的科学成果就是遗传的生理基础——基因。

现代综合:基因和颗粒遗传

当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的时候,他并不知道“遗传”机制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事实上,就像前面曾经提到的那样,当时主流的看法是,遗传是由父母两人的某种“混合”构成的,后代具备的特征则是父母的平均产物。比如说,如果父母一高一矮,那么根据混合理论,子女的身高应该是不高不矮。不过,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理论是错误的。

一位名叫Gregor Mendel的奥地利神父揭示了该理论为什么是错的。Mendel认为,遗传不是混合式的,而是“颗粒式”(Particulate)的。也就是说,父母的特征并不是相互混合的,而是以独立的结构原封不动地传给下一代,这种独立的结构就是我们所说的基因 (genes)。此外,父母遗传给后代的基因也是在他们自己出生时就拥有的;基因不可能通过后天经验而获得。

Mendel通过豌豆杂交的试验证明了遗传是颗粒性的,但是遗憾的是,他的遗传理论直到30多年之后才为科学界所知晓。Mendel曾经将他的研究报告寄给达尔文,但达尔文很可能没有看他的报告,或者并没有意识到Mendel研究的重要意义。

基因 (gene)是最小的遗传单位,它既不可能分裂,也不会相互混合,而是原封不动地遗传给后代。这就是Mendel的主要观点。相反,基因型 (genotypes)则是个体内部的所有基因的集合。基因型与基因不同,它不会原封不动地遗传给下一代。比如在有性生殖的物种(如我们人类)中,基因型每次传给下一代时都会发生断裂。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基因都有一半是来自父亲的基因型,而另一半则来自母亲的基因型。不过,我们分别从父母那里继承的特定基因和父母本人所拥有的那部分基因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基因是以独立的单位原封不动地传播的。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和颗粒遗传理论的结合,在1930—1940年间掀起了一场名为“现代综合”的科学运动(Dobzhansky, 1937; Huxley, 1942; Mayr, 1942; Simpson, 1944)。“现代综合”运动抛弃了许多错误的生物学观点,比如Lamarck的获得性状遗传理论和混合遗传理论。这次运动有力地证实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并为达尔文的理论找到了更加稳固的理论根基——颗粒遗传理论。

习性学运动

对有些人而言,用进化论来解释生理结构似乎是明白无误的。比如,我们知道海龟的壳是一种保护适应器,鸟儿的翅膀是一种用于飞翔的适应器。我们认识到我们人类和黑猩猩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且大部分人也能比较容易地相信人类和黑猩猩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尽管关于头骨的古生物学记录还不完整,但是现有的证据已经足以让我们看到生理结构的进化,从而承认生命形态确实随着时间发生了变化。然而,一直以来,行为的进化很难获得科学家和门外汉的认可。毕竟,并不存在关于行为的任何化石。

达尔文很早就预测到他的自然选择理论将会被应用到行为(包括社会行为)上,就好像它在生理结构上的应用一样。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如下:第一,所有的行为都需要潜在的生理结构。比如,两足行走(bipedal locomotion)是一种行为,它需要的生理结构包括两条腿,以及当身体直立时能用于支撑这两条腿的大量肌肉组织。第二,有些物种可以通过选择过程而被培育出某些特定行为特征。比如,狗就能通过人工选择而被培育出攻击或温顺的特质。这些证据都表明,行为也不可能逃脱进化的雕刻之手。第一个从进化的视角来研究行为的学科领域就是习性学,而习性学家所证实的最早现象之一则是印刻(imprinting)。

Konrad Lorenz是习性学的奠基者之一,他因为发现了印刻现象而广为人知。比如,小鸭子会依恋和跟随它们出生后看到的第一个移动物体。在大多数情况下,小鸭子的印刻对象是它们的妈妈,而不是科学家的腿。

小鸭子会对它们出生后见到的第一个运动的物体产生印刻效应,也就是在发展的关键期形成一种联结。通常情况下,这个物体是小鸭的妈妈。印刻效应产生之后,不管印刻的对象去哪里,小鸭子都会紧随其后。很显然,印刻是一种学习行为,它是小鸭子和鸭妈妈之间形成的一种联结。然而,这种学习是“预先编制好的”,它是小鸭子进化形成的生物结构的一部分。尽管很多人都看过这样的图片——小鸭子紧随妈妈之后,但如果它们看到的第一个运动物体是人腿的话,那它们将会跟随这只人腿。Konrad Lorenz最先观察到这种现象,他发现如果让鸟儿在出生后的关键期看他的腿,那么小鸟会一直跟着他好几天,而不是去跟随它们的妈妈。Lorenz(1965)建立了进化生物学的一门新的分支学科——习性学 ,其中鸟类的印刻行为是激发这门学科得以产生的重要现象。

就某些方面而言,习性学运动是对当时美国心理学中极端的环境决定论的一种反抗。习性学家关注四个关键的问题,习性学的创始人之一Niko Tinbergen曾将它们总结为行为的四个“为什么”,这种说法现在已经广为人知。这四个关键的问题是:(1)行为的直接影响 (immediate influences)(比如妈妈的运动);(2)行为的发展影响 (developmental influences)(比如在鸭子的生命过程中发生的事情会让它们的行为发生变化);(3)行为的功能 (function),或者说它所满足的“适应性目的”(比如让小鸭子紧跟在妈妈后面,从而有利于存活下来);(4)行为的进化起源或种系起源 (evolutionary or phylogenetic)(比如是哪些进化事件导致了鸭子的印刻机制的出现)。

习性学家提出了一系列概念来描述那些他们认为是动物先天就具备的特性。比如,固定行为模式 (fixed action patterns)是指动物表现出来的刻板行为序列,通常能被特定的刺激所激发(Tinbergen, 1951)。一旦固定行为模式受到激发,动物就会完整地执行这套行为。例如,向公鸭子呈现一只木头雕刻的母鸭子,将会激起公鸭子的一系列献媚行为。像固定行为模式这样的概念还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习性学家能够用它们将一连串的行为(stream of behavior)划分为独立的单元来加以分析。

习性学运动促使生物学家开始关注适应器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习性学对进化心理学贡献良多。实际上,在Lorenz的早期著作中就曾经闪现过进化心理学的微光,他这样写道,“我们的认知和知觉范畴,完全先于我们的后天经验,它们是适应于环境的。这就好比在马儿出生前,马蹄就是适应于平原的;在鱼儿从卵中出生前,它们的鳍就是适应于水的”(Lorenz, 1941, p. 99;引自I. Eibl-Eibesfeldt从德文原版的翻译,1989, p. 8)。

不过,习性学存在下面三个问题。第一,习性学的很多描述都更像是给行为模式贴上标签而已,而不是深入地去解释这些行为。第二,习性学家倾向于关注那些可观察到的行为——这一点与美国的行为主义者倒是很像——而没有去探究动物“大脑内部”导致这些行为的潜在机制。第三,尽管习性学同样关注适应器(Tinbergen的四个关键论点之一),但它却未能建立严格的标准去发掘适应器。不过,习性学还是得出了很多有用的发现和记录,比如说鸟类的印刻现象和其他动物的固定行为模式等。习性学还迫使心理学家重新考虑生物学在研究人类行为中的作用,为一场重要的科学革命奠定了基础。这场革命是因对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的重新认识而引发的,其理论成果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内含适应性理论(inclusive fitness theory)。

内含适应性革命

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一位名叫William D. Hamilton的年轻研究生正在伦敦的大学学院忙于他的博士论文。Hamilton提出了一种激进的进化理论,也就是他所谓的“内含适应性理论。”据说,Hamilton的导师当时未能理解这篇博士论文,或者说未能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也许因为论文的数学味太浓了),所以他的论文起初被否决了。不过,当Hamilton的文章最终于1964年发表在《理论生物学杂志》上时,他的理论马上点燃了一场革命,并且遍及整个生物学领域。

  William D. Hamilton在1964年发

表的内含适应性理论在进化生物学界

引发了一场革命。后来他还在很多不

同的研究主题上作出了非常重要的理

论贡献,比如恶意(spite)的进化

和有性繁殖的起源等。

Hamilton认为“经典适应性”(classical fitness)——指个体将基因遗传给后代的直接繁殖成功率——这一概念的含义太狭隘了,根本不足以描述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他提出了这样的理论:自然选择将倾向于那些能促使有机体的基因得以传播的特性,而不管有机体是否能直接繁殖出后代。亲属身上携带着我们的基因拷贝,所以我们才会对亲属给予照顾,而亲代投资(指对子女的投资)则得到了重新解释——它只不过是照顾亲属的一种特例而已。有机体可以通过帮助他的兄弟姐妹、侄子、外甥等亲属的生存和繁殖来增加他的基因的繁殖成功率,因为上述亲属身上都可能携带着该有机体的基因。Hamilton的天才之处在于,他认识到经典适应性的定义太狭隘了,应该被拓展为内含适应性

从技术上讲,内含适应性并不是指个体的某种特性,而是指其行为影响 (effect)的某种特性。因此,内含适应性可以被看作是个体自身的繁殖成功率(经典适应性),加上个体行为对其遗传亲属的繁殖成功率的影响 。对于这第二种成分,个体对亲属的影响可以通过他们之间的遗传相关度来评定。比如说,和兄弟姐妹是0.50(因为他们有50%的遗传相关度),和祖父母和祖孙是0.25(遗传相关度为25%),和第一代堂表亲是0.125(遗传相关度为12.5%)(见图1.1)。

内含适应性革命引发了一场新纪元,通常被称之为“基因之眼看世界”(gene's eye thinking)。如果你是一个基因,你怎样让自己得以生存和繁殖?首先,你得保证你的宿主的生存和健康。其次,你可以直接制造出许多你自身的拷贝(经典适应性)。第三,你可以帮助携带着你的拷贝的宿主成功地生存和繁殖(内含适应性)。当然,基因是没有思维的,上述过程不可能有意识地发生。但关键在于,基因是最基本的遗传单位,它在繁殖过程中会被原封不动地遗传给下一代。所以,适应器是通过内含适应性的过程而产生的。那些能增加自身的复制成功率的基因,将会取代其他的基因,从而随着时间得以进化。

图1.1 不同亲属之间的遗传相关度。

内含适应性理论预测,利他行为会更多地指向那些遗传相关度更高的个体。根据Hamilton(1964)公式推测出来。

从基因的视角来考虑自然选择,为生物学家们提供了巨大的好处。内含适应性理论对于我们如何考虑家庭、利他、帮助他人、群体的形成、攻击行为等问题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对这些问题分别加以讨论。在20世纪60年代,对Hamilton理论的科学引用次数每年只有3—4次,但到20世纪70年代,每年的引用次数高达数千次之多。至此,Hamilton的理论在进化生物学领域得到了应有的认可。至于Hamilton本人,他最初在密歇根大学工作,后来牛津大学为他提供了一份优厚的工作。不幸的是,Hamilton在刚果的丛林中染上疾病,最终于2000年去世。他去刚果的目的,是为一个关于艾滋病毒的起源的新理论去寻找实际的证据。

澄清适应和自然选择

内含适应性革命在进化生物学界之所以发展得如此迅猛,还要归功于一个人,他就是George C. Williams。Williams在1966年出版了一本现在仍被奉为经典的著作《适应与自然选择》。这本开创性的著作至少让进化生物学家们对下面三个问题的观点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George C. Williams是20世纪最重

要的生物学家之一。他的著作《适应与

自然选择》因影响巨大而广为人知。该

书促使群选择理论逐步衰落,澄清了进

化适应器的主要概念,引导研究者们在

基因水平上进行新的思考。

首先,Williams(1966)挑战了当时流行的群选择 (group selection)观点。群选择理论认为,由于不同的群体在生存和繁殖上的成功率是不同的,所以那些对群体有利的适应器才能得以进化(Wynne-Edwards, 1962)。这与只有那些对基因的繁殖有利的适应器才能得以进化的观点完全相反。比如说,根据群选择理论,一个动物会限制它自己的繁殖率,使群体的成员数量保持较低的值,从而避免破坏整个群体所倚仗的食物来源。同样地,根据群选择理论,只有当物种拥有某些对他们群体有利的特性时,这些种群才能存活下来。而那些自私的种群则由于过度地开采整个群体所赖以生存的食物资源,最终会消亡殆尽。Williams令人信服地证明,尽管群选择观点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它在进化过程中只是一种非常微弱的力量。这种说法是有原因的。想象一下,如果一种鸟群中包括两种不同倾向的鸟儿:一种为了避免食物资源被耗尽,所以通过自杀的方式牺牲了自己;另一种则不管食物还剩多少,都自顾自地狂吃不已。那么在下一代中,哪种鸟儿的后代会更多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自杀的鸟儿将会死光,根本没有繁殖的机会,而那些拒绝为群体牺牲自己的鸟儿则会存活下来并繁衍后代。换句话说,对种群内 的个体差异进行操作的选择力量,破坏了对整个群体进行操作的选择力量。在《适应与自然选择》出版五年之后,大多数的生物学家都放弃了群选择的观点。不过,近年来对群选择的潜在力量的研究兴趣开始慢慢复苏(Sober & Wilson, 1998; Wilson & Sober, 1994)。

Williams的第二个贡献在于,他将Hamilton高度量化的内含适应性理论变成了浅显易懂的文字叙述。一旦生物学家们理解了内含适应性理论,他们就开始着手将这个理论应用到具体的领域。这里可以举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内含适应性理论部分地解决了“利他行为的问题”:如果进化青睐那些自我复制的基因,那利他行为(为他人提供繁殖收益但自身要付出繁殖代价)是如何得以进化的?内含适应性理论解决了这个问题(至少部分地),因为如果获得帮助的人是提供帮助者的遗传亲属的话,那么利他行为就能够得到进化。比如说,父母会牺牲他们自己去挽救孩子的性命,因为孩子身上携带着父母的基因拷贝。这一逻辑同样可以用来解释个体对其他遗传亲属(比如姐妹或堂表亲等)所作的牺牲行为。当然,亲属在适应性上获得的收益,必须比他自身所付出的代价更高。如果满足了这个条件,那么亲属之间的利他行为就能够得到进化。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会看到有证据表明,遗传相关度确实是人类利他行为的一个强有力的预测指标。

《适应与自然选择》的第三个贡献是,Williams详细地分析了适应器这个他称之为“麻烦的概念”的含义。适应器可被定义为通过进化形成的对某些特定问题的解决方法,因为成功地解决这些问题将会对有机体的繁殖行为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好处。比如,汗腺就是一种适应器,它有助于解决调节体温的适应性问题。味觉偏好也是一种适应器,指导我们成功地摄入有营养的食物。同样,择偶偏好这种适应器则有助于我们成功地选择配偶。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确定有机体的哪些特性是适应器,而另一些却不是呢?Williams建立了几条评定适应器的标准,他认为,只有在必要情况下,我们才能求助于适应器这一概念来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比如,当看到鱼儿跃出水面,然后又落入水中的情景时,我们没必要说鱼儿有一种“回到水里”的适应器。因为这种行为可以经由物理学的重力理论得到更为简洁的解释——重力理论告诉我们,上去的物体肯定会下来。

Williams不仅说明了使用适应器这个概念的前提条件,而且还提出了确定适应器的三条标准:可靠性(reliability)、有效性(efficiency)和经济性(economy)。对特定的物种而言,在正常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所有成员是否都拥有这种机制,并能否在相应的情境下稳定地表现出来(可靠性)?该机制能够很好地解决特定的适应性问题吗(有效性)?该机制能够不太费事地解决适应性问题吗(经济性)?换句话说,当我们采用适应器这个概念时,不仅要能够解释一种生物机制的用处,而且还要解释那些不可能的用处 (Pinker, 1997)。本质上来讲,有关适应器的假设也就是一种概率陈述——即为什么一组可靠、有效而又经济的设计特征不可能是偶然性的产物(Tooby & Cosmides, 1992; Williams, 1966)。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深入探讨适应器的主要概念。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Williams通过其著作所阐述的观点使得群选择理论慢慢衰落,他浅显易懂地解释了Hamilton的内含适应性理论,并且为适应器的概念赋予了更为严格、更为科学的根基。所以,我们可以说,Williams的著作使得科学界向达尔文革命又迈进了一步。

Trivers的开创性理论

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哈佛大学一位名叫Robert Trivers的研究生研读了Williams在1966年的著作中关于适应器的论述。当时,在基因水平上思考问题已经在整个进化生物学领域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这给年轻的Trivers留下了深刻的印象。Williams的著作和Hamilton的文章中的一句话或者一个小段落就有可能蕴育着思想的种子,只要适当地加以培育,这些种子都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

  Robert Trivers因为他提出的三种

理论而广为人知。这三种理论是本

书后面几章的基础——亲代投资理

论(第四章)、互惠式利他理论(第九

章)和亲代—子代冲突理论(第七章)。

Trivers的三篇重要论文,都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第一篇提出了非亲属之间的互惠式利他理论:互惠式的交换关系在何种条件下能够得以进化(Trivers, 1970)?第二个是亲代投资理论。亲代投资理论认为,在某些条件下,性选择在两种性别身上都有可能出现(1972)。第三个是亲代—子代的冲突理论——即便是父母和子女之间也存在着各种冲突,因为他们仅仅只共享了50%的基因(1974)。比如说,父母在孩子希望断奶之前就会给孩子断奶,因为他们还要将资源投资到其他孩子身上。更一般地说来,子女认为的最佳策略(比如更多地享有父母的资源)并非是父母认为的最佳策略(比如将资源更平均地分给每个孩子)。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深入地讨论这些理论,因为它们已经对数千项研究产生了实际的影响,而且其中有些研究是以人类为对象的。讨论这些理论的具体章节分别为第四章(亲代投资理论)、第七章(亲代—子代的冲突理论)和第九章(互惠式利他理论)。

社会生物学的争论

在Hamilton关于内含适应性的重要论文发表之后的第11个年头,一位名叫Edward O. Wilson的哈佛大学生物学家在学术界和普通民众中引发了巨大的骚乱和愤慨,其影响程度甚至可以与1859年达尔文所引发的反应相媲美。1975年,Wilson出版了一本名为《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的著作,该书在长度和内容上都非比寻常。这本书将近700页,而且是双栏印刷的。它综合了来自分子生物学、整合的神经生理学、习性学、比较心理学、群体生物学和行为生态学领域的知识,而且所考察的物种从蚂蚁一直到人类。这本书还宣称,基本的理论解释其实同样可以用在所有的物种身上。

一般来说,《社会生物学》一书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基本的进化理论。它的大部分理论工具——比如内含适应性理论、亲代投资理论、亲代—子代冲突理论以及互惠式利他理论——其实是别人早就提出来的(Hamilton, 1964; Trivers, 1972, 1974)。这本书所做的工作就是,将来自方方面面的科学发现聚集到一个框架之下,并为这个即将出现的领域赋予了一个具体的名称——社会生物学。

《社会生物学》最后一章的讨论对象是人类自身,虽然这章的长度不过29页而已,但却是大家争论的焦点所在。Wilson在公开演讲时,有听众对他大喊大叫,甚至有人曾经往他头上泼水。Wilson的著作让他饱受攻击,攻击者既有马克思主义者、激进派、宗教人士,还有其他的科学家——有些人甚至是他在哈佛大学的同事。这些争论部分是因为Wilson关于本性的观点所引起的。Wilson断言社会生物学将会“吞噬掉心理学”,这当然不可能令大多数心理学家信服。此外,他还推测,许多大家特别珍爱的人类现象——比如文化、宗教、伦理,甚至是美学——最终都能用社会生物学这一新的综合来加以解释。这些观点和当时社会科学界的主流理论格格不入,因为社会科学往往认为我们人类是独一无二的。对于社会科学家而言,像文化、学习、社会化、理性和意识等等,都是我们人类所特有的现象。

尽管Wilson声称社会生物学能够解释人性(human nature),但他并没有多少关于人类的实际证据来支持他的观点。大多数的科学证据都来自于非人动物,其中许多物种在种系进化树上和人类相距甚远。大多数社会科学家根本不知道蚂蚁和果蝇与人类有什么关系。尽管科学革命总是会碰到阻碍,有时候这种阻碍甚至来自于那些功成名就的科学家本身(Sulloway, 1996),但是Wilson关于人类的证据不足也确实是个问题。

此外,很多人之所以极力反对Wilson将人类放在进化理论的框架下进行讨论,是因为他们对进化论及其在人类身上的应用存在几个普遍的误解。在开始讨论心理学中促使进化心理学产生的重大事件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这些误解进行澄清。

对进化理论的常见误解

尽管选择的进化理论看起来非常简单,但这些理论还是产生了大量的误解。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简洁性,才使得人们在浅尝之后——比如在读了一两篇通俗文章之后——就认为他们已经完全理解了进化理论。其实,即使是进化生物学领域的专业人员,有时也会陷入这些误区的泥潭。

误解1:人的行为是遗传决定的

遗传决定论 (genetic determinism)认为,行为完全是由基因控制的,很少或者根本不受环境因素的影响。许多人反对用进化理论来解释人类,主要源于他们错误地将进化理论和遗传决定论等同起来了。而实际情况则刚好相反,其实进化理论的解释框架完全是交互作用式的。如果缺乏这两种必要的成分:(1)进化形成的适应器和(2)促使适应器得以发展和激活适应器的环境输入,人类的行为将不可能发生。以茧子为例,如果没有进化形成的茧子生成机制,以及环境因素对皮肤的反复摩擦,那么茧子将不可能出现。所以,当采用进化理论来解释茧子的时候,我们从来不会说“长茧子完全是由遗传决定的,和环境没有任何关系”。其实,茧子是环境输入(皮肤反复受到摩擦)和适应器(对反复摩擦很敏感、并且包含特定的指令让皮肤受到反复摩擦后长出额外的新皮肤细胞)交互作用的具体产物。实际上,适应器能够得以进化的原因,正是在于它们为有机体提供了与环境中的适应性问题作斗争的工具。

所以,遗传决定论——行为完全由基因决定而与环境没有任何关系——显然是错误的。进化理论并不意味着遗传决定论。

误解2:如果行为是进化来的,那我们就无法改变它

第二个常见的误解就是,进化理论暗示着人类的行为是无法改变的。再来考虑上面关于茧子的例子。人们能够创造出某些物理环境,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免受摩擦之苦。这些没有巨大摩擦的环境就是我们人类自己所设计出来的变化,这种变化阻止了潜在的茧子生成机制的激活。理解了这些适应器以及能将它们激活的环境输入,那我们就能够改变我们的行为,从而减少茧子的产生。

同样地,如果我们理解了我们进化形成的社会心理适应器,以及能将这些适应器激活的社会输入,那我们就拥有了强大的力量,能按照实际所需的目标对我们的社会行为加以改变。看看下面这个例子。有证据表明,男性在推断性意图上的阈限通常比女性要低。当一个女性对一个男性微笑时,男性观察者往往比女性观察者更倾向于认为该女性对那个男性有兴趣(Abbey, 1982)。男性很有可能拥有一种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这种机制能够激发男性去搜寻偶然的性交机会(Buss, 2003)。

然而,有关这种机制的知识能够让人们的行为发生变化。比如说,如果男性知道了他们推断性意图的阈限比女性更低的话,那么在原则上,他们就能够利用这些知识,从而减少错误推断性意图的次数,并减少他们不必要的对女性作出性接近的次数。

我们的行为并不是不能改变的。只要知道了我们进化形成的心理适应器,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社会输入,我们就能够在特定的范围内对行为加以改变。不过,这并非意味着行为的改变是非常容易的事情。我们对进化的心理机制了解得越多,那我们改变行为的能力将会越大。

误解3:当前的机制是最佳设计

适应器的概念,即机制总是拥有进化了的功能,这一观念在20世纪已经引发了许多重大的研究发现(Dawkins, 1982)。然而,这并非意味着现代人类所拥有的适应性机制就是“最佳设计”。工程师可能会对我们机制的构成方式感到汗颜,但有时候,机制似乎又是零零碎碎地拼装起来的。实际上,有许多因素让我们认识到现存的适应器的设计远非是最佳的。这里我们仅考虑两点(参见Dawkins, 1982,第三章)。

最佳设计所遇到的限制之一在于进化的时间间隔(evolutionary time lags)。回想一下进化的含义,进化是指随着时间而发生的变化。环境的每一次改变都会带来新的选择压力。由于进化过程发展得非常缓慢,往往需要选择压力在数千代中不断地出现,所以现代人类其实是先前环境的设计产物。换句话说,我们拥有石器时代的大脑,但却生活在现代社会中。比如,对脂肪的强烈需求,在过去那些食物资源稀缺的环境中是具有适应性的,但在现代社会它却能够导致动脉阻塞和心脏病。在塑造我们心理机制的环境(即狩猎—采集者时代的大量选择性环境)和当前的环境中间存在着巨大的时间间隔,这就意味着我们拥有的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对于当前的环境而言并不是最佳设计。

最佳设计的第二种障碍,与适应器的代价 有关。请考虑一下驾驶汽车所带来的生命危险。原则上讲,如果我们强制要求每个人都驾驶装甲车,车内填充10英尺厚的保护材料,而且将行驶速度限制在时速10公里以内,那我们就能将驾驶风险降到接近于零(Symons, 1993)。但是,这种解决方案的代价是非常巨大的。同样地,我们可以假设这样一个例子——选择已经在人类身上塑造出一种对蛇的极度恐惧感,以至于人们根本不敢出门。这种情绪反应确实能降低人们被毒蛇咬伤的可能性,但它带来的巨大代价也让人望而却步。此外,这种反应还会妨碍人们去解决其他的适应性问题,比如去采集水果、植物等必需的食物资源。简而言之,现代人类拥有的怕蛇反应并不是最佳设计——毕竟,每年还是有数以千计的人被毒蛇咬伤,其中有些人最终死去了。但是总体上看来,这个机制的运作成效还是非常不错的。

所有的适应器都包含一定的代价。相当于其他设计而言,如果一种设计带来的收益远大于它所引发的代价,那么选择将会青睐这样的机制。所以,尽管我们拥有的大量进化机制都能够非常有效地解决相应的适应性问题,但它们远非是最佳设计,因为每一种适应器都要受到代价的限制。进化的时间间隔和适应器的代价,是适应器为什么并非最佳设计的两个主要原因(Williams, 1992)。

总之,有些人反对用进化理论来研究人类自身,主要源于对进化理论的几种常见误解。与这些误解相反的是,进化理论并不意味着遗传决定论;我们在大自然面前也并非完全无能为力;我们现在拥有的适应器也并非是最佳设计。澄清了这些常见的误解之后,我们下面将转而探讨现代人类的起源问题,以及心理学领域中促使进化心理学得以出现的重大事件。

现代人类起源的里程碑事件

在探索现代人类心智的艰难历程当中,最引人入胜的工作之一就是努力去揭示那些在我们人类的进化过程中曾经发生过的重大历史事件。表1.1列出了这些里程碑事件中的一部分。从表中可以得知,最有趣的事情莫过于时间跨度是如此之大。从地球上的第一个生命出现开始,到我们人类现在所生活的21世纪,足足花去了将近37亿年的时间。

人类属于哺乳动物 (mammals),而最早的哺乳动物出现于2亿年前。哺乳动物是温血动物,它们拥有调节内在体温的进化机制。所以,不管环境的温度如何变化,它们都能将体温保持在一个恒定的水平。这种恒温特性赋予哺乳动物一种优势,使得它们身体的新陈代谢能在一个恒定的温度上进行。除了某些海洋类哺乳动物(比如鲸)之外,大多数哺乳动物都长有皮毛,这一适应器有助于它们保持体温恒定不变。哺乳动物的另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它们喂养幼崽的唯一方法就是依靠乳腺分泌出来的奶汁。实际上,“哺乳动物”(mammal)这个词源于拉丁文“mamma”,意指乳房。雄性和雌性都有乳房,但只有雌性的乳房拥有哺乳功能。这种适应器一直可以追溯到2亿年前,而人类的乳房只不过是它的一种现代变体而已。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发展大约发生在1亿1千400万年前,这时胎盘类哺乳动物开始出现了。与卵生的非胎盘类动物迥然相异的是,胎盘类哺乳动物的胎儿通过胎盘吸附在母亲的子宫内壁,而且依靠胎盘直接吸收来自母体的营养。在出生之前,它们一直吸附在母亲体内,而卵生动物的后代在出生之前,则必须依靠卵内有限的营养物质得以存活。这些长有皮毛的哺乳动物具有温血特性,而且刚出现时体型小巧,它们组成了一条新的物种分支,并最终进化成为现代人类。

表1.1 人类进化历史上的里程碑

注:这些日期基于不同的信息来源,包括Johanson & Edgar(1996)、Klein(2000)、Lewin(1993)、Tattersall(2000)、Wrangham et al.(1999)。参考文献列在本书末尾。



大约8500万年前,哺乳动物中进化出了一个新的分支,那就是灵长目动物 (primates)。早期的灵长目动物体型很小,大概只有松鼠那么大。它们发展出带有指甲的手和脚,而不是爪子。它们的手指(有时是脚趾)演变成相对应的模式,从而大大增强了它们手部的抓握和操作能力。灵长目动物拥有发达的面向前方的立体视觉,所以它们能在一根根树枝之间跳跃自如。相对于其他非灵长目哺乳动物而言,灵长目的头部在全身所占的长度比例很高,它们的乳腺减少到两个(而不是几对)。

从灵长目到现代人类的进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大约发生在440万年,那就是两足行走(bipedal locomotion)的出现。两足行走是指用两条腿大步地行走的能力,而无需将四条腿全部派上用场。尽管我们还不清楚两足行走的进化动力到底是什么,但毋庸置疑的是,这种运动方式为当时非洲大草原上的灵长目动物带来了诸多益处。两足行走的灵长目动物能够精力充沛地穿越更远的距离,拥有更广阔的视野来探测捕食者和猎物的情况,同时还减少了被太阳有害光线直射的皮肤面积。不过,也许最重要的是,两足行走将灵长目的双手解放出来了。这样,从四足行走的桎梏中被解放出来的双手,不仅有利于灵长目动物将食物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而且还为后来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进化创造了极大的可能性。正是在这种两足类的灵长目动物身上,我们看到了早期人类的萌芽(见图1.2)。很多科学家都相信,两足动物的进化为人类后来的进化发展——比如制造工具、大型的狩猎活动、脑量的迅速增长——铺平了道路。

然而,又过了大约200万年的时间,第一批粗糙的工具才开始出现。相关的化石证据表明,这些工具大概出现在250万年前。这些奥尔德沃(Oldowan)石器工具非常简陋,只不过在石头上削出一道利刃而已(见图1.2)。这些工具能将猎物的肉和骨头分开,还能从较大的骨头中取出富含营养的骨髓。尽管奥尔德沃式的石器工具非常简单粗糙,但从当今的现代视角看来,即便是训练有素的黑猩猩也无法达到制造这些工具所需的技能水平(Klein, 2000)。显然,奥尔德沃石器工具在技术上还是非常成功的,因为在随后的100多万年当中,祖先们一直沿用这些工具,基本上没有任何改进。而且,这些工具和第一群人属 (Homo)动物有着莫大的干系,我们将它们称作能人 (Homo habilis)或“巧手人”。能人的发展史从250万年前开始,在150万年前结束。

图1.2 左边: 暂定的人类家族发展史(或子家族发展史,如果我们接受非洲大猿猴和现代人类能被归于一个家族的话)(修改自Strait et al., 1997, p. 55)。 右边: 在非洲和欧亚大陆发现的关键性解剖特征和行为特质的时间跨度,以及旧石器时代的主要文化地层学单位(major Paleolithic culture-stratigraphic units)的时间跨度。上述发展史中争议最少的地方可能是, 傍人 (Paranthropus,“强壮型”南方古猿)和现代人类的祖先在300万年前到250万年前之间发生的分离。每个时期关于人种数量的问题都极具争议,因此这里的发展史所列出的日期都是折衷后的结果。
来源: Klein, R. G.(2000).《考古学和人类行为的进化》。《进化人类学》,9,17—36。版权(2002)归Wiley所有。经允许采用。


大约180万年前,能够制造工具的两足灵长目动物成功地进化为一个新的分支——直立人 (Homo erectus),而且开始了从非洲朝亚洲迁徙的漫漫旅程。180万年前的化石证据已经在爪哇和中国被发现(Tattersall, 2000)。这里的“迁徙”(migration)一词可能有误导之嫌,因为它的本意是指移居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而实际的情况很可能是,“迁徙”之所以出现,完全是由于人群向那些资源丰富的领地慢慢扩张的结果。现在还不清楚这类直立人群体是否懂得如何使用火种。尽管在非洲发现的证据表明,最早的火种出现在160万年前,但是在欧洲大陆发现的火种证据却比非洲晚了100万年之久。第一批走出非洲的直立人的后代占据了亚洲的许多地区,随后达到欧洲,最终进化成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

下一个主要的技术进步,是150万年前的阿舍利时期(Acheulean)手斧的出现。这些斧子在大小和形状上都大相径庭,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它们的具体用途。斧子的共同特点是,它上面两个相对的表面都被削得很薄,从而在工具的边缘形成了一道锋利异常的石刃。制造斧子的技巧比制造粗糙的奥尔德沃石器工具要复杂很多,这些斧子往往表现出标准的对称设计,这在以前的早期工具中是从没有过的。

大约120万年前,人属分支的大脑容量开始急速增长,足足增加了一倍多,最后达到1350立方厘米,几乎接近现代人类的脑量。大脑容量增长最快的时期发生在50万年前到10万年前之间。关于快速增长的原因,研究者们有很多推测:比如制造工具、使用工具、复杂的交流行为、合作性大型狩猎活动和复杂的社会交往等实践活动的兴起。这些因素可能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遗憾的是,大脑本身不可能存在化石证据。我们可能无法知晓我们的大脑是如何形成的,但很有可能的是,大容量的脑子所产生的功能使得其他所有的人属分支都慢慢绝种了。

大概在20万年前,尼安德特人统治了欧洲和西亚的许多地区。尼安德特人的下巴削瘦,前额后缩,但它们厚实的头骨里容纳的脑量高达1450立方厘米。它们必须忍受严酷的生活和寒冷的气候;它们四肢短小但身材壮实,它们的骨骼和肌肉远比现代人类要发达得多。它们的工具很先进,狩猎技能也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它们的牙齿上有严重磨损的痕迹,这说明它们经常咀嚼坚硬的食物,或者经常用牙齿软化皮革来做衣服。还有证据表明,尼安德特人甚至会掩埋死者。它们经受了寒冷的折磨,最后在整个欧洲大陆和中东地区发展起来。它们就是像你和我这样的人类。但是,在3万年前发生了一些剧烈的变化。尼安德特人经历了17万年的繁荣期之后,突然销声匿迹了。它们的离奇消失和另一个重要事件相吻合,那就是现代智人 (Homo sapiens)的突然出现,也就是所谓的现代人 (Homo sapiens sapiens)。但这是为什么呢?(见栏目1.1)

栏目1.1

走出非洲—多地域起源:现代人类的起源


10万年前,三种不同的原始人类分散在世界各地,它们是欧洲的尼安德特人、亚洲的直立人和非洲的智人(Johanson, 2001)。但是3万年前,这种多样性急剧减少。因为从3万年前到今天这段时间中的所有人类化石,都拥有相同的解剖结构——与其他动物不同的头骨形状、脑容量很大(1350立方厘米)、有下巴,而且体格轻盈。三种原始人类突然变成了同一种形式,而促使这一剧烈变化的原因也一直是科学家们争论的主题。有两种相互竞争的理论试图对之进行解释,它们是多地域连续性理论 (multiregional continuity theory, MCT)和走出非洲理论 (Out of African theory, OOA)。


根据MCT理论,自从180万年前直立人第一次从非洲向亚洲迁徙之后,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不同人群都平行地开始慢慢进化,最后都变成了现代人类(Wolpoff & Caspari, 1996; Wolpoff, Hawks, Frayer, & Huntley, 2001)。MCT理论认为,现代人类并不是出现在某一单个区域,而是在原始人类分布的不同地域都出现了,所以才叫做“多地域起源”。该理论还认为,不同的原始人群之所以会变成同一种现代人类的解剖形式,是由于不同人群之间通过杂交使得基因在它们之间流动,从而阻止了群体之间多样化的继续发展。


OOA理论则完全相反。该理论认为,现代人类都是最近在同一个地方(非洲)进化而来的,然后才迁移到欧洲和亚洲,最终取代了其他的所有人种,甚至包括尼安德特人(Stringer & McKie, 1996)。换句话说,OOA理论认为现代人类只在非洲出现,然后通过迁移慢慢取代了生活在亚洲和欧洲的其他人种。根据OOA理论,不同的种群(比如尼安德特人和智人)已经进化成为迥然不同的种族,所以杂交根本不可能或者很少发生。总之,OOA认为现代人类的起源只发生在10万年前的非洲,这与MCT的多地域起源刚好相反。


科学家提出三种证据来源来检验这两种理论:解剖证据、考古学证据和遗传证据。解剖学证据表明,尼安德特人和智人存在巨大的差异。尼安德特人有很大的颅部穹隆、突出的眉骨、大量的面部骨骼、被严重磨损的大门牙、突出的颧骨(mid-face),但它们没有下巴、身材矮小、体格强壮。与此相反的是,早期的智人看起来和现代人类很相似。它们有垂直的前额(而不是倾斜的),面部骨骼较少且没有突出的颧骨、下颚更低、有很明显的下巴、体格更清瘦,不如尼安德特人那么强壮。这些明显的解剖学差异表明,尼安德特人和早期的现代人类是相互隔离的,它们有可能进化成两种不同的种族,所以不可能有杂交行为。这似乎支持OOA理论。


人类学证据(遗留下来的工具和其他人造物)表明,在10万年前,尼安德特人和智人非常相似。它们都有石器工具,但都没有用骨头、象牙和鹿角制造的工具;狩猎对象仅限于那些不太危险的动物;人口密度很低;火炉雏形出现;都还没有表现出对艺术和装饰的喜爱倾向。但是,在4万年前到5万年前之间,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研究者们通常将它称之为“创造性激增(creative explosion)”(Johanson, 2001; Klein, 2000; Tattersall, 2000)。工具变得纷繁多样,并有其专门的用途。葬礼变得更为复杂,陪葬品也开始出现。猎人们开始将目标对准危险的大型动物。人口密度迅速增长。艺术和装饰开始繁荣起来。无人知晓在文化上的这种剧烈变化是出于何种原因。也许,大脑内部出现了一种新的适应器,从而导致了艺术和技术的迅速发展。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尼安德特人并没有参与其中。这种“创造性激增”现象仅仅表现在智人身上。简而言之,考古学证据也支持了OOA理论。


新的基因技术让我们能对很多假设加以检验,这在10多年前是不可想象的。比如说,现在我们可以“确实地”研究尼安德特人和智人骨骼的DNA,还可以比较现代人群之间的各种遗传变异模式。到现在为止,用于DNA研究的最早的尼安德特人是于4万2千年前居住在克罗地亚的尼安德特人。当然,当时它们自己肯定不知道它们的骨头会用于将来的科学研究。DNA证据表明,首先,尼安德特人的DNA和现代人类非常不同,所以这两个分支也许在40万年之前就已经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一发现意味着两个种群之间不可能发生杂交行为。第二,如果现代人类的DNA中包含有尼安德特人的DNA,那么我们可以推断后者的DNA应该和欧洲人最为接近,因为欧洲人现在就生活在当年尼安德特人生活的土地上。但是通过比较发现,尼安德特人和欧洲人的DNA相似度,并不比它们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的DNA相似度更高。第三,现代人类群体的遗传变异极其低下,这表明我们来自一小群在基因上更具同质性的祖先。第四,现代非洲人群的遗传变异比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群都要高。这似乎支持了这样的观点:现代智人最先在非洲进化成功,然后才迁移到新的大陆,因为它们在非洲有更多的时间来累积基因的多样性。显然,大量的基因证据也支持了OOA理论。


公平地讲,现在大多数科学家都赞同单一起源的走出非洲理论。所有的现代人类似乎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那就是生活在22万年前到12万年前的非洲人。用一个OOA理论的支持者的话来说,我们都是“拥有不同肤色的非洲人(Africans under the skin)”(Stringer, 2002)。但是,关于人类起源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比如,支持MCT理论的研究者对基因证据的解释方式提出了挑战,因为用于支持OOA理论的很多证据都是异常证据(比如澳洲化石)(Hawks & Wolpoff, 2001; Wolpoff et al., 2001)。有些科学家认为,基因证据其实与这两种理论都是相容的(e.g., Relethford, 1998),而且最近的基因证据似乎对MCT理论更为有利(Marth et al., 2003)。此外,所有的理论对许多问题仍然一无所知。比如,我们还不知道尼安德特人为何会突然灭绝。难道是我们的高超技术让我们能够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源吗?是不是因为我们进化了复杂的语言能力从而拥有更好的组织技能,并能够更加有效地利用资源?我们是否发展出有用的衣物和复杂的居所来克服气候的千变万化?我们和尼安德特人杂交过吗?我们是否将它们从资源丰富的地方驱逐出去,以至于它们只能生活在资源贫瘠的区域?更为残酷的是,是不是因为我们发明了复杂的武器来对付尼安德特人,哪怕它们体格强壮如斯仍然无法抵抗?也许,科学的进步最终能为我们揭开这些谜团,让我们知道为什么是我们而不是尼安德特人能够一直延续到今天。

心理学领域中的里程碑事件

自从达尔文于1859年出版《物种起源》以来,进化生物学一直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而心理学则在另一条道路上缓慢前行。Sigmund Freud在达尔文成名几十年之后才开始崭露头角,他深受达尔文自然选择的进化理论的影响。William James也是如此。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心理学界出现了一个大转折——心理学远离了进化理论,而被激进的行为主义统治了大约半个世纪之久。随后,许多重要的研究发现又使得激进的行为主义难以为继,从而迫使心理学重新回归进化理论的怀抱。在这一节,我们将简要回顾进化理论在心理学领域产生的影响。

Freud的精神分析理论

在19世纪末期,Sigmund Freud以性欲为基础提出了他的心理学理论,一下子震惊了整个科学界。对于维多利亚文化而言,Freud的理论确实算得上惊世骇俗。Freud认为,性欲并非成人独有的动机力量,而是人类所有行为的驱动力。所以在Freud看来,性欲也是初生婴儿和耋耄老者的行为动机,而我们所有的心理结构,都只不过是宣泄性欲的渠道而已。

在Freud最初的精神分析理论中,其核心内容就是他所提出的本能系统 (instinctual system)。Freud的本能系统包括两种基本的本能。第一种是求生本能 (life-preservative instincts),比如对空气、食物、水和居所的需要,以及对蛇、高处和陌生人的害怕等等。这些本能拥有生存功能。

Freud的第二种动机主要由性本能 (sexual instincts)组成。他是在广义上使用“性”这个概念,所以性并不仅仅指成年人的性行为,而且还包括婴儿吮吸母亲的乳房(口欲期),以及打喷嚏、吐口水和排便(肛欲期)等。根据Freud的理论,“成熟的性欲”在成人发展的最后阶段——生殖期——才到达顶点,其本质特征就是会直接导致繁衍行为。

聪明的读者可能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熟悉感。其实,Freud的两种本能几乎刚好对应于达尔文的两种进化理论。Freud的求生本能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也被称作“生存选择”——相对应,而他的性本能理论则是和达尔文的性选择理论异曲同工。

Freud在晚期对他的理论进行了修正。他把求生本能和性本能合在了一起,并称之为“生本能”,另外还加上了另一种本能,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死本能”。Freud试图把心理学建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且他的思想离最初的达尔文观点越来越远了。

William James和本能心理学

William James于1890年出版了他的经典著作《心理学原理》,其时正逢Freud发表关于精神分析的一系列文章。James的理论核心也是“本能”系统,只不过在许多方面比Freud的理论更加复杂。

James把本能定义为“一种行为官能,它能够以某种方式产生特定的结果,但它对结果没有预见性,之前也不需要任何学习”(James, 1890/1962, p. 392)。但是,本能并不是盲目的,也不会完全地表达出来。本能可以被经验加以修正,或者被其他本能抢占先机。James认为,其实我们拥有的许多本能都是相互矛盾的,所以不可能都表达出来。比如,我们有性欲,但我们也害羞;我们有好奇心,但同时也会胆怯;我们既有攻击性,也有合作的一面。

毫无疑问,James的理论最受争议的地方在于他列出的本能种类。和Freud一样,当时大多数心理学家都认为人的本能是很少的。比如,一位和James同时代的研究者曾说过,“人的本能行为少之又少,而且在成年之后,除了与性欲有关的本能行为之外,我们很难观察到其他的本能行为”(引自James, 1890/1962, p. 405)。但是James则不那么想,他认为人的本能非常之多。

James按照人的成长过程列出了许多种本能。我们“出生时就会啼哭、打喷嚏、抽鼻子、打鼾、咳嗽、叹气、呜咽、呕吐、打嗝、凝视、移动肢体和吮吸……然后是咬、抓握东西并将它们送到嘴里、坐起来、站立、爬行和行走”(p. 406)。到了2岁的时候,儿童的本能系统开始疯长。

发展仍在继续。随着儿童的成长,模仿、发声、竞争、好斗、害怕某些事物、害羞、社交、游戏、好奇心和对知识的渴求 等本能会陆续出现。接下来是成年期,成人的本能行为有狩猎、谦虚、爱和抚育子女 等。其实,每一种本能当中还包含着我们先天的心理特征中更具特殊性的成分。比如说,害怕本能就包括对陌生人、陌生动物、声响、蜘蛛、蛇、孤独、黑暗的地方(比如黑洞)和高处(比如悬崖)等事物的害怕。这些本能的关键之处在于:它们都是通过自然选择进化而来的,是用于解决特定适应性问题的适应器。

和一般人的看法相反,James相信人比其他动物拥有更多的本能:“其他任何动物——即使是猴子——也没有这么多的本能。”(p. 406)也正是由于James提出的本能太多,他的理论难得人心。当时的许多心理学家认为,如果人类果真拥有这么多的先天特性,那将是一件非常荒唐的事情。到了1920年,这些怀疑论者发现他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理论来解释为何人类的本能是如此之少而且又是非常通用的,这个理论就是行为主义者的学习理论。

行为主义的兴起

如果说William James相信人类的大多数行为都是由各种不同的本能来驱动的,那James B. Watson的看法则完全相反。Watson非常强调一种叫做“经典条件反射 ”(classical conditioning)的一般性学习机制,其中,经典条件反射是指两种先前并无关联的事物慢慢变得联结起来(Pavlov, 1927; Watson, 1924)。举例来说,如果将一个中性刺激(比如铃声)和另一个刺激(比如食物)进行配对,在多次成对出现之后,铃声本身就能够让狗和其他动物分泌唾液(Pavlov, 1927)。

在Watson发表其主要著作十年后,一位名叫B. F. Skinner的年轻的哈佛大学研究生,开创了一场被称之为激进行为主义 (radical behaviorism)的新型环境决定论,而且还提出了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根据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行为的强化结果是后续行为的关键原因。得到强化的行为将会反复出现,而没有得到强化(或者受到惩罚)的行为将会越来越少。所有的行为(随机行为除外)都能用强化的“后效”(contingencies)来加以解释。

Skinner的行为主义包括对人性的基本假设。首先,与James这样的本能主义者截然相反的是,行为主义者认为人类的先天特性是非常少的。他们认为,所谓的先天特性,无非是一种能通过强化结果进行学习的一般能力 (general ability)而已。只要将强化物和行为进行配对,学习都会无一例外地发生,而不管是何种强化物和行为。所以,任何一种行为都能够通过对强化的后效进行操作而被塑造出来。

尽管并非所有的行为主义者都认可这些原理,但行为主义的基本假设——很少的先天特性、一般的学习能力和环境中强化的后效的力量——却统治了心理学长达半个世纪之久(Herrnstein, 1977)。行为主义主张,人性的本质就在于人类没有任何本性。

文化变异性的惊人发现

如果人类是一般性的学习机器,没有任何先天倾向的话,那人类行为的所有“内容”——情绪、激情、渴望、愿望、信念、态度和投资——必定都是在后天的生活当中形成的。所以,如果说学习理论为我们确认成年人行为的形成过程提供了保障,那么文化人类学家则为这些形成过程提供了实际的操作内容(比如具体的思想、行为和仪式等)(Tooby & Cosmides, 1992)。

我们大多数人都对异域文化的故事很感兴趣。通常,如果其他文化背景下的人和我们差别越大,那么故事也将更为有趣。比如,美国人带耳环和戒指,而有些非洲人则在鼻子上穿上骨刺,在嘴唇上文身。中国大陆人特别推崇婚前贞洁,而瑞典人却认为处女有点儿奇怪(Buss, 1989a)。许多伊朗妇女会用面纱遮住她们的头发和面孔,而美国妇女(特别是南加州人)却穿“牙线”(dental floss)比基尼,甚至一丝不挂。

同样地,从野外工作归来的人类学家,会因他们所发现的文化多样性而倍受赞扬。也许最有影响的例子就是Margaret Mead,她声称自己发现在某些文化中“性别角色”是完全相反的,性嫉妒也根本不存在。Mead描述了一个天堂般的热带岛屿的生活,那里的人们和平相处,慷慨地共享性伴侣,自由开放地恋爱,而没有我们所熟知的竞争、强奸、暴力和凶杀。

人类学家在北美文化和其他文化之间发现的差异越多,他们就更加欣喜、也更加频繁地在教科书和新闻媒体中叫卖他们的发现。如果其他文化中的人能够如此和谐地生活,那我们身上存在的问题(比如嫉妒、冲突和竞争等)就可以归咎于美国的文化、西方的价值观或者资本主义。人类心理具有“容纳文化”的能力,但是填满我们心理的动因者(causal agent)正是各种特定的文化。

但是,近期的详细调查发现在热带文化的天堂中也有毒蛇。后来的研究者发现,许多关于热带文化的原始报告是假的。比如,Freeman(1983)发现萨摩亚(Samoan)岛屿——即Mead曾经描述过的理想天堂——也存在激烈的竞争,而且其谋杀率和强奸率甚至比美国还高!而且,男人们表现出强烈的性嫉妒倾向,这与Mead曾经描述的“自由爱情”截然相反。

Freeman对Mead研究发现的披露引发了一场暴风骤雨般的争论,他本人也饱受来自社会科学界的尖刻批评,因为当时的社会科学家仍然信奉文化人类学家(比如Mead)所塑造的“神话”。但是,后来的研究证实了Freeman的发现。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者们发现人类的许多特性都普遍存在于各种文化背景当中(Brown, 1991)。比如,男性的性嫉妒就是一种普遍现象,在许多文化中,它都是发生婚内凶杀的首要原因(Daly & Wilson, 1988)。在那些没有电视和电影的文化中,人们也能识别出不同的表情,比如害怕、愤怒和高兴等。即使是爱情,也具有非常广泛的普遍性,而之前人们一直认为它是欧洲白种人在几百年前的发明。

不过,有人仍然坚持文化的无限可变性神话。正如Melvin Konner所言:“我们从来不会完全放弃这样的观点——既然有些人能和大自然和其他人和谐相处,那么如果不是由于西方文化的腐朽影响,我们同样也能如此生活。”(1990)

积累的证据愈发使得社会科学家们曾经描绘的美好画面难以为继。此外,新的运动在其他学科分支不断涌现,使得这种观点——人类拥有“容纳文化”的能力,人类心理的所有内容都是社会环境的输入所带来的结果——面临着更加严峻的问题。

Garcia效应、既设的害怕和激进行为主义的衰落

对行为主义的怀疑和不满来自Harry Harlow。Harlow(1971)在实验室隔离抚养了一群猴子,这些猴子出生后从未和其他猴子接触过。实验室里有两个“母亲”,都用金属丝制作而成,只不过其中一个“母亲”的金属表面覆盖有一层厚绒布。猴子从金属妈妈那里获得食物,而绒布妈妈则不提供食物。

根据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由于猴子是从金属妈妈那里获得食物这种一级强化物,所以在受到惊吓时,猴子应该更倾向于依附在金属妈妈身上。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小猴子确实是从金属妈妈那里获得食物,但其余的时间它们却更愿意和绒布妈妈呆在一起。当受到惊吓时,小猴子不是奔向有食物强化的金属妈妈,而是“触感舒适”的绒布妈妈。很明显,除了食物这种一级强化物之外,猴子身上肯定还发生了其他的事情。

Harry Harlow的实验表明,尽管所谓的“一级强化”(通过食物)非常重要,但它并不是所有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在这个例子中,尽管小猴子从金属妈妈那里获取食物,它们更喜欢依附在绒布妈妈身上。这与行为主义的假设截然相反。

另一种怀疑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John Garcia。在一系列的研究中,Garcia喂给老鼠食物,几个小时之后通过一定剂量的辐射让老鼠恶心(Garcia, Ervin, & Koelling, 1966)。尽管老鼠在进食几个小时之后才发生呕吐反应,但一般来说,老鼠只需要一次试验就学会了不再去吃刚才喂给它们的那种食物。它们似乎“意识到”是这种食物导致它们恶心。然而,当Garcia用蜂鸣器或闪光灯来和呕吐反应配对时,他却未能让老鼠学会避开这些伴随刺激。换句话说,老鼠似乎预先编制好了能学会某些事情(比如避开与呕吐有关的食物),而学会另一些事情却异常困难。

有机生物体天生就已经通过进化预设定(prepared)来学习某些事情,这个命题是Seligman提出来的。Seligman及其同事发现,人们非常容易对某些事物(比如蛇)建立起害怕的“条件反射”,但对于另一些非自然类的事物(比如电插座或汽车),想建立起害怕的条件反射则非常困难(Seligman & Hager, 1972)。

总之,很多研究都已经证明行为主义的基本假设是错误的。而且,我们从中得出了两个重要的结论。第一,老鼠、猴子,甚至是人类自身,似乎都“布线好了(wired)”轻易地学会某些事情,而很难学会另一些事情。第二,外部环境并不是行为的唯一决定因素。在考察行为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生物体的大脑和心理内部发生的事情。这些结论和科学界的其他力量相结合,最终使得激进行为主义逐步衰落了,而关于人类心理的一种新模型则悄然出现。

探究黑箱:认知革命

心理学领域中的几股力量逐步融合,将人们的视线重新转向大脑内部,去探究构成行为之基础的心理活动。第一种力量来自对基本学习“定律”的越来越多的批判。第二种力量来自语言学的研究:Chomsky有力地论证了存在一种普遍的“语言器官”(language organ),其潜在的结构在不同的语言背景中都是相同的(Chomsky, 1957; Pinker, 1994)。第三种力量来自计算机和“信息加工隐喻”的兴起。这三种力量的结合,构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认知革命 (cognitive revolution)。

认知革命让心理学转而重视探究人的“大脑内部的活动”,而不仅仅只关注外部的后效强化。这场革命之所以会发生,部分原因在于,单独依靠外部的后效强化已经无法成功地解释观察到的行为现象。而且,随着计算机的兴起,心理学家能够更直接地探讨他们所提出的因果过程。

现在,认知革命或多或少地被等同于信息加工。信息加工是一种认知描述,它详细阐明了一种机制以何种信息作为输入,该机制用何种程序来转换这些信息,这些程序所操作的又是何种数据结构(表征),而且会生成何种表征或行为作为输出(Tooby & Cosmides, 1992, p. 64)。

有机生物体完成某种任务时,它必须解决大量的信息加工问题。比如说,想要成功地完成看、听、两足行走和归类等任务,就需要大量的信息加工机制。尽管视觉对我们而言不费吹灰之力,我们睁开眼睛就能看,但是实际上,视觉过程涉及到数以千计的专门化机制——晶状体、视网膜、角膜、瞳孔、专门的边缘探测器、杆体细胞、锥体细胞、专门的运动探测器和视神经等等。心理学家逐步认识到,要想揭示人类行为的因果基础,就必须先理解我们大脑的信息加工机制。

信息加工机制——认知机制——需要一定的硬件基础,心理活动的硬件基础就是大脑的神经生物组织。不过,对一种机制(比如眼睛)的信息加工描述,却不同于对潜在的神经生物基础的描述。以一种单词加工软件为例,通过在计算机上进行模拟,该软件包括的程序能够实现如下功能:删除句子、移动段落,以及把字变为斜体等等。这套程序既能在IBM计算机上运行,也能在苹果机上运行,还能在任何一种计算机上运行。尽管机器的硬件不尽相同,但是对程序的信息加工描述却是一样的。理论上,我们能够通过模拟制造出一种机器人,让它具有和人相同的“看见”能力,但是其硬件实现却和人脑的神经生物机制大为不同。所以说,认知水平的描述(比如输入、表征、决策规则和输出)不仅非常有用,而且也是必要的。至于潜在的硬件实现,则有些无关紧要。

随着行为主义的衰落和认知革命的兴起,探究人脑的“内部活动”逐渐受到重视。研究内部的心理状态和过程不再被看作是“非科学”的行径,相反,研究者们认为这是完全必要的。

但是不幸的是,大多数心理学家仍然怀揣着从行为主义范式沿用下来的基本假设:领域一般性的等势(equipotentiality)假设(Tooby & Cosmides, 1992)。行为主义者提出的领域一般性的学习过程,仅仅只是被领域一般性的认知机制所取代了。大部分研究者都没有意识到,不同的认知机制是被专门设计来加工某些特定的信息的。

人类的认知机制,就像一台被设计来加工各种输入信息的大型计算机。计算机可以通过程序来下棋、做算术、预测天气、操作符号和炮弹制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计算机就是一种领域一般性的信息处理器。但是在解决特殊的问题时,它必须拥有特定的程序设计才行。比如,下棋的计算机程序就需要数以百万计的“如果……那么……”指令。

领域一般性(等势)的信息加工假设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组合性激增(combinational explosion)。如果一个领域一般性的程序缺乏专门化的加工规则,那它在具体的情况下可以作出选择的数量将是无限的。进化心理学家John Tooby和Leda Cosmides(1992)提出了下面的例子。假如你在下一秒可以实施的可能行为有100种,比如继续看这本书、吃苹果、眨眼、梦想未来等等。在第二秒钟,你同样可以有100种选择。那么仅仅在两秒钟之内,可以选择的行为组合就已经高达一万种(100×100)。三秒钟之内,可能的行为序列就窜到一百万种了(100×100×100)。这就是组合性激增——两种或者多种连续的选择组合到一起时出现的急速增长现象。

当人或计算机在解决具体的任务时,特殊的程序设计必须对无数种可能的选择给予严格的限制。所以,如果没有特殊的程序设计,哪怕是最简单的任务,人和计算机都不可能完成它。当然,计算机能否漂亮地完成各种令人惊奇的任务,主要还取决于程序员本人的智慧和技巧。那么人呢?我们是如何被设计的?我们拥有1400立方厘米的大脑容量,那我们“被设计”来用它去解决哪些特殊的信息加工问题?

在心理学的认知革命中,几乎没有人认识到,人类心理是被设计来加工某些特殊的信息加工问题的。人类从白板(blank slates)变成了一般目的(general-purpose)的计算机,而心理则从留在白板上的书写印记(后效强化的学习理论)变成了文化写就的软件程序(认知理论)。正是这种巨大的差距,再加上不断累积的来自不同学科的实验证据,最终使得进化心理学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进化心理学详细阐明了人类心理被设计来解决的各种信息加工问题——即生存和繁殖问题——从而弥补了这一难题中的缺失部分。

小 结

进化生物学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很多重大的事件。进化是指有机体随着时间发生的变化,它在达尔文出现之前就一直存在。但是在达尔文之前,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够解释有机体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是他对进化生物学的最高贡献,该理论包括三种必要成分:变异、遗传和选择。当某些遗传变异比其他遗传变异带来了更高的繁殖成功率时,自然选择就会发生。简而言之,自然选择被定义为由于遗传变异的不同繁殖成功率,从而导致有机体的性状随着时间发生变化。

自然选择为生物科学提供了一种统一的理论,而且还解决了几个重要的难题。首先,它阐明了有机体结构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的因果过程。第二,它提出了一种理论来解释新物种的起源。第三,它把所有的生命形式都统一到了宏大的进化之树上,同时指明了人类在这张生命谱系上的位置。尽管很多人试图寻找自然选择理论的缺陷,但是到现在为止,它已经在科学界存活了将近一个半世纪。这一事实足以证明,自然选择理论确实是一个伟大的科学理论(Alexander, 1979)。

除了自然选择(有时被称为“生存选择”)之外,达尔文还提出了另一种进化理论:性选择理论。性选择被用来解释那些有利于择偶成功的人类特性的进化过程,它一般通过两种过程来发挥作用,即同性竞争和异性选择。在同性竞争中,胜利者能够获得更多的交配机会,从而更有可能繁殖成功。而在异性选择中,如果个体拥有异性所偏爱的特性,那它就更有可能繁殖成功。性选择的这两种过程相互交织,导致了进化的发生——即由于交配成功率的差异而发生的性状改变。

很多生物学家拒绝接受达尔文理论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达尔文缺乏一种可行的遗传理论。不过,后来在一场被称为“现代综合”的科学运动中,生物学家们认识到Gregor Mendel著作的重要性,并将他的理论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进行了综合,从而得出了新的遗传理论。根据这种理论,遗传并不是父母性状的混合,而是具有颗粒性。也就是,最基本的遗传单位(即基因)是离散存在的,它们不会相互混合,而是原封不动地从亲代传到子代身上。颗粒遗传理论提供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所缺失的必要成分。

在“现代综合”之后,两位欧洲生物学家Konrad Lorenz和Niko Tinbergen开创了一场新的运动——习性学运动。习性学家从进化的视角来研究动物的行为,主要集中于动物行为的功能和起源。

1964年,William Hamilton发表了两篇革命性的文章,对自然选择理论进行了重新诠释。Hamilton认为,选择的操作过程不仅包含经典适应性(直接繁殖),而且还有内含适应性。内含适应性是指个体的行为对遗传亲属的繁殖成功率的影响,它能够通过相应的遗传相关度来加权获得。内含适应性理论促使研究者们用“基因之眼”来看待进化过程,从而对自然选择的过程进行更为精确的诠释。

1966年,George Williams出版了一本现在仍被奉为经典的著作——《适应与自然选择》。这本书产生了三大影响。第一,它导致了群选择理论的衰落。第二,它促进了Hamilton革命。第三,它对我们确认适应器提供了严格的标准,比如有效性、可靠性和简洁性。在20世纪70年代,Robert Trivers在Hamilton和Williams著作的基础上提出了三种开创性的理论——互惠式利他理论、亲代投资理论和亲代—子代冲突理论。这三种理论直到现今仍然非常重要。

1975年,Edward O. Wilson出版了《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这本书试图对进化生物学的重要发展进行综合。Wilson的著作激起了巨大的争论,很大原因在于他在此书的最后一章中对人类自身进行了探讨,他提出了大量的假设,但缺乏实证依据。

很多人之所以讨厌Wilson的书,反对用进化理论来解释人类行为,是因为他们对进化理论产生了误解。然而,与这些误解截然相反的是,进化理论并没有说人类的行为是由遗传决定的,也没有说人类的行为是不可改变的。而且,人类的行为也并非是最佳设计。

来自不同学科的大量证据,让我们知道了现代人类在进化历史过程中曾经发生过的重大事件。人类属于哺乳动物,但哺乳动物起源于2亿多年前。灵长目动物在8500万年前才开始出现。我们的祖先在440万年前开始两足行走,在250万年前制造出粗糙的工具,在160万年前开始使用火种。随着我们祖先的大脑容量不断增长,我们发展出更为复杂的工具和技术,并开始向世界上的其他地区迁移。关于现代人类的起源,有两个相互竞争的理论,即多地域起源理论和走出非洲理论。根据走出非洲理论,现代人类是起源于非洲,然后迁移到亚洲和欧洲,渐渐取代了其他的人种(包括尼安德特人)。有些人认为,解剖学证据、考古学证据和基因证据都支持了走出非洲理论。但另一些人则相信,基因证据其实和这两种理论都是相容的,而且最近的基因证据似乎对多地域理论更为有利。尽管17万年前尼安德特人曾经在欧洲大陆繁盛一时,但它们在3万年前却消失殆尽,这似乎与智人的到来有关。而尼安德特人为何突然灭绝,这仍然是一个未解的科学之谜。

在进化生物学内部正在发生变化的同时,作为进化心理学的必要成分之一,心理学领域也正在悄然发生变化。Sigmund Freud强调生存和性行为的重要性,他提出了求生本能和性本能理论,这两种理论刚好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和性选择理论相对应。1890年,William James出版了《心理学原理》,提出人类拥有大量的特殊本能。

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远离了进化的观点,开始推崇激进的行为主义。根据行为主义的观点,几条高度一般性的学习原理就足以解释人类的复杂行为。

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越来越多的经验证据表明一般的学习定律并非总是有效。Harry Harlow证明,尽管猴子从金属妈妈那里获得食物这种一级强化物,但它们却并没有因此就更喜欢金属妈妈。Garcia的研究表明,生物有机体能够轻易地学会某些事情,而不能学会另一些事情。所以,有机体的大脑内部肯定发生了某些事情,外部的后效强化根本不可能单独地解释这些现象。

这些研究结果不断累积,最终引发了认知革命,而心理学家也重新开始对“大脑内部活动”进行探讨。认知革命以信息加工隐喻为基础,信息加工是对心理机制的认知描述,即输入信息的具体形式、通过决策规则对这些信息加以转换,以及生成行为作为输出。

人类可能在出生时就已经预先设置好来加工某些特定的信息,并对其他信息不作反应。这种观点为进化心理学的出现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而进化心理学则代表了现代心理学和现代进化生物学的真正综合。

推 荐 读 物

Darwin, C. (1859).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London: Murray.

Dawkins, R. (1989). The selfish gene (new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lein, R. G. (2000). Archeology and the evolution of human behavi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9, 17—36.

Tattersall, I. (2000). Paleoanthropology: The last half-century.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9, 2—16.

Williams, G. C. (1966). Adaptation and natural selec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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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然选择理论是由Alfred Russel Wallace(Wallace, 1858)和达尔文分别独立发现的。Wallace和达尔文在林奈协会的一次会议中共同提出了这个理论。

第二章 作为新科学的进化心理学

在过去的20年间,进化心理学是行为科学最重要的新发展之一。
——Boyer & Heckhausen, 2000, p. 917


进化心理学家Karl Grammer组织了一个研究团队,在半自然的背景(单身酒吧)下研究性信号的表达特征(Grammer, 1996)。Grammer安排一组观察者打入酒吧内部,并用专门设计的评定表格记录酒吧里的女性被男性接触的频率。另一组研究人员的任务则是看到女性离开酒吧时,过去询问该女性是否愿意参与到研究中来。同意参与这项研究的女性成为被试,研究者要对她们进行拍照,并让她们完成一个简单的问卷,比如是否采取了节育措施、上次月经是什么时候等等。接下来,Grammer将照片进行数字化处理,并用计算机计算出每个女性裸露的皮肤比例。

在没有服用口服避孕药的女性中,单身酒吧里的男性更有可能去接触那些正处于最高繁殖期的女性,即正处于排卵期的女性。相反,那些不处于排卵期的女性,被搭讪的可能性较少。所以,与我们通常的看法相反的是,男性也许能够觉察到女性是否处于排卵期的某些微妙线索。但是,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处于排卵期的女性会通过她们的着装表达出更多的性信号——比如穿着比较紧身和暴露的衣服,以及较短的裙子,这样的着装往往会露出较多的皮肤。因此,也许男性根本就不能觉察女性何时处于排卵期,倒是处于排卵期的女性会更积极地传达某些性信号。这种解释得到了另一项研究的支持。那项研究表明,排卵期的女性比处于月经周期中其他时段的女性更多地引发性接触。

这些新的研究方法体现了进化心理学这门令人激动的新学科所包含的几个特征。其一,进化心理学致力于探索人类的繁殖特征(此处指女性的排卵期)和外在行为之间存在的某些前所未知的关联。第二,进化心理学是一门非常活跃的前沿学科,它所引发的新的研究发现正在以十分迅猛的速度增长。第三,思考心理的适应性功能 (adaptive function)——比如男性是否拥有能觉察女性何时排卵的适应器,或者女性是否拥有某种适应器来对自己的排卵状态产生反应——是这些新研究的主要推动力。

这一章主要介绍进化心理学的基本逻辑和研究方法。进化心理学是现代进化生物学和现代心理学的全新综合。一方面,它利用了进化生物学的最新理论成果,比如内含适应性理论、亲代投资理论和性选择理论等,而且还建立了非常严格的标准来评估某种适应器是否存在。另一方面,进化心理学也整合了心理学在概念和经验证据上的最新进展,比如信息加工模型、人工智能的相关知识、情绪表达的普遍一致性(Ekman, 1973)、人们对动植物进行分类的普遍一致性(Atran, 1990; Berlin, Breedlove, & Raven, 1973),以及人们对他人进行归类方面的普遍一致性(White, 1980)。本章的目的在于介绍这门新学科的概念基础,后面的章节全都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我们首先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心理学为什么需要和进化生物学相结合。

人性的起源

关于复杂适应性机制的起源的三种理论

如果你光着脚走几个星期,你的脚底板上准会长出厚厚的茧子来。当脚底板受到反复地摩擦时,它会生成大量新的皮肤细胞,这种产生茧子的机制能让你的脚底板免受伤害。但是,如果你开几个星期的车,你的车胎却不会变厚。这是为什么呢?

脚和车胎都要遵循物理规律。摩擦会让物理对象遭受磨损,而不是越磨越多。但是和轮胎不同的是,你的脚还要遵循另一种规律——有机体的自然选择规律。你的脚之所以拥有产生茧子的机制,完全是拜自然选择所赐。自然选择的进化活动是一个创造的过程;产生茧子的机制就是这种创造过程的适应性产物。这种机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过去的进化历史中,那些拥有某种基因(能诱发产生茧子的机制)的祖先能够在他们的皮肤受到摩擦后长出另外的新皮肤。与那些没有这种基因的个体相比,这种额外因素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存活下来,并产生繁殖行为。作为这些成功祖先的后代,我们身上肯定携带着曾经促使祖先获得成功的适应性机制。

在20世纪,人们提出了三种理论来解释适应器(比如产生茧子的机制)的起源(Daly & Wilson, 1988)。特创论 (creationism)就是其中的一种。特创论认为,从海洋中最大的鲸鱼到最小的浮游生物,从单细胞的变形虫到复杂的人类大脑,世上所有的植物和动物都是由上帝创造出来的。特创论称不上是一个“科学的理论”,这主要基于下面三个原因。第一,我们不能对它进行检验,因为从它的主要前提中我们无法得出具体的实验假设。任何事物的存在理由,都只因为是上帝创造了它们。第二,特创论并没有指导研究者做出新的研究发现。第三,特创论并不能科学地解释现已发现的生物机制。所以,特创论只是宗教信仰,而不是科学。它不能被证伪,也不是一种有预测力和解释力的理论。

第二种理论叫作“播种理论 ”(seeding theory)。该理论认为,最初的生命并不是在地球上产生的。根据某个版本的播种理论,生命的种子是通过陨石来到地球的。而另一个版本则认为,来自其他星球或星系的智能生物在地球上播下了生命的种子。然而,不管种子起源于何处,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仍然会发挥作用,从而使种子最终进化成人类以及其他现存的生命形态。

理论上讲,播种理论是可以加以检验的。我们可以对陨石进行研究,如果研究发现了生命迹象,那我们倒是可以说生命确实有可能起源于其他的地方。我们可以在地球上搜寻外太空生物着陆的痕迹。我们还可以去太阳系外去寻找智能生物的存在。但是,播种理论仍然面临三大难题。第一,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地球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播种”事件。第二,播种理论既没有带来任何新的科学发现,又不足以解释现存的科学谜团。不过最重要的是,播种理论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它只不过把生命起源的因果解释在时间上提前了一步而已。即使地球上的生命确实是外太空的智能生物播种所致,那这些外太空的智能生物又是如何形成的呢?而且,地球上的生命从种子发展成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生命形态,这其中的因果过程又作何解释呢?

所以我们只有第三种选择,那就是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 (evolution by natural selection)。尽管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被称作是一个理论,但它的基本原理已经被证实过无数次,而且还从未被驳倒过,所以大多数的生物学家已经把它当作一个事实来看待(Alcock, 1993; Mayr, 1982)。遗传的设计差异所带来的繁殖成功率的差异,是自然选择的主要操作成分 。实验室证据和野外观察都表明,这种操作过程是行之有效的。比如说,在Galapagos各个不同的岛屿上,鸟类的鸟喙大小存在明显的差异。这是因为,每个岛上的鸟儿都已经进化了与当地的主要食物(种子)的大小相适应的鸟喙(Grant, 1991)。当种子较大时,大的鸟喙比较合适;而当种子较小时,小的鸟喙则更具优势。自然选择理论拥有一个真正的科学理论所具备的优点:(1)它能将已知的事实组织起来;(2)它能够引发新的科学假设;(3)它能为科学探索的重要领域提供指导。

所以,在这三种理论(特创论、播种理论和自然选择理论)之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竞争。在对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令人惊奇的生物多样性现象进行解释时,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是唯一已知的科学 理论。尽管将来可能有更好的理论出现,但是目前,只有自然选择才能将所有的生物——植物、动物、昆虫和鸟类,从海洋中最小的单细胞有机体一直到陆地上最复杂的哺乳动物——统一在这棵宏大的进化之树上。而且,它也是唯一一个能够解释复杂适应性机制(从茧子产生机制一直到复杂大脑)的科学理论。正是这些复杂的适应性机制,构成了人类的本性。

进化的三大产物

如表2.1(Buss, Haselton, Shackelford, Bleske & Wakefield, 1998; Tooby & Cosmides, 1990)所示,进化过程带来了三大产物——适应器(adaptations)、适应器的副产品(by-products),以及随机影响(random effects)或叫噪音(noise)。我们先从适应器开始讨论,它是进化过程的基本产物,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产物。

表2.1 进化过程的三大产物

适应器是一种通过遗传获得的、能够稳定地发展起来的特性。它是通过自然选择形成的,因为在进化过程中,它有助于有机体解决生存和繁殖问题(见Tooby & Cosmides, 1992, pp. 61—62;也参见Thornhill, 1997)。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定义的核心成分。适应器必须拥有“相应”的基因,因为只有基因才能将这种适应器从亲代传到子代身上。所以,适应器拥有某种遗传基础。当然,大多数的适应器并不能被追溯到单个的基因上,而是许多基因的合作产物。比如说,人类的眼睛就是由几百种基因构成的。不过,我们说适应器拥有相应的基因基础,并非意味着人类的行为就是“遗传决定”的(参见第一章的误解1)。尽管过去的环境选择出了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基因,但个体的生存环境仍然是适应器得以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且,在适应器发展起来之后,它也需要当前环境的激活才能发挥作用。

适应器必须在所有处于“正常”环境中的成员身上都能可靠地发展起来。也就是说,真正的适应器必须在有机体生命中的合适阶段以一种完整无损的形式出现,并最终成为大多数或者全体成员所广泛拥有的特性。当然也存在某些重要的例外,比如有些机制就只存在于某一种性别成员身上,或者存在于特定的子群体当中。这些问题我们在后面会专门谈到,在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记住大多数 的适应器都具有种属特殊性(species-typical)。

适应器总是能可靠地发展起来,但这并不意味着适应器必须在出生时就显现。实际上,很多适应器都是在出生很久之后才发展起来的。行走是人类拥有的一种能稳定地发展出来的特性,但大多数人都是在将近一岁时才开始学着走路。乳房是女性的一种稳定特性,但也要等到青春期才开始发育。那些暂时的、短暂的、很容易受环境影响或仅在少数成员身上出现的特性,并不是稳定的发展特性,所以不满足适应器的限定标准。

适应器是由选择过程所塑造出来的。选择就像一只筛子,它作用于每一代,将那些无助于繁殖的特征过滤掉,而那些有助于繁殖的特征则被保留下来(Dawkins, 1996)。这个筛选过程一代代地反复出现,以至于每一个新的子代都和亲代存在少许差别。这种自然选择过程对于适应器的形成是必需的。

在每一代中,通过这一筛选过程而形成的那些特性之所以做到了这一点,是因为它们比群体当中存在的其他(竞争性的)设计特征更有利于解决有关生存和繁殖的适应性问题。适应器的功能 是指它进化而来以便解决的适应性问题,也就是说,它恰好是如何 致力于生存和繁殖的。适应器的功能常常通过“特定的设计”来得以确认和证实,由此这些“设计特征”或设计成分能以一种精确的方式来解决特殊的适应性问题。我们在第一章中曾经提到,用来评估一个适应器的功能的标准通常包括有效性(efficiency,以一种高效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经济性(economy,以一种划算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精确性 (precision,所有的组成部分都专门用于达到特殊的目的)和可靠性(reliability,在相应的环境下能稳定地表现出来)(见Buss, Haselton, Shackelford, Bleske, & Wakefield, 1998; Tooby & Cosmides, 1992; Williams, 1966)。

每种适应器都有其自身的进化时期。刚开始时,突变 (mutation,DNA某个片断结构的自发性变化)只发生在单个个体身上,它是由于DNA的复制错误而产生的。尽管大部分的突变都会阻碍个体的生存和繁殖,但有些偶然的突变也会给个体的生存和繁殖带来益处。如果一种突变给有机体带来的繁殖优势超过了群体中的其他成员,那它就能够生育更多的后代。所以,在下一代中,有更多的个体拥有了这种突变基因所表现的特性。如果这种基因一直拥有繁殖优势,那么在历经许多世代之后,这种突变基因将会扩散到整个群体身上,每个成员都会拥有这种突变基因。

适应器的进化环境 (environment of evolutionary adaptedness, EEA)是指在适应器的进化时期所存在的促使适应器得以产生的选择压力的统计总和(Tooby & Cosmides, 1992)。换句话说,每种适应器的EEA是指在长久的进化历史中将该适应器塑造出来的那些选择力量(或者说适应性问题)。比如,眼睛的EEA就是那些在几亿年当中一直存在的特定选择压力,它们塑造了整个视觉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而直立行走的EEA所涉及到的选择压力的持续时间则短得多——大概可以追溯到440万年前。值得提醒的是,EEA并不是指特定的时间或地点,而是指塑造该适应器的选择压力。所以,每一种适应器都有其独一无二的EEA。所谓适应器的进化时期 (period of evolution),无非是指它一点一点地发展起来,并最终成为种属的普遍设计特性的时间跨度。

肚脐眼并不是适应器,它并不能帮助我们捕获猎物或避开捕食者。但它是一种适应器——脐带——的副产品。脐带的功能在于让胎儿从母亲那里获得营养。

虽然适应器是进化过程的主要产物,但它并不是唯一的产物。进化过程还带来了适应器的副产品。副产品既不能解决适应性问题,也不具备功能性设计的特征。它们之所以和那些具备功能性设计的特征“关系密切”(carry along),是因为它们碰巧和适应器结合在一起,就好像灯泡散发的热量就是其照明设计的副产品一样。

想想人类的肚脐眼。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肚脐眼本身会对人类的生存和繁殖有帮助,它在捕获食物、觉察捕食者、避免毒蛇、寻找好的居所和选择配偶等方面均无用武之地。而且,肚脐眼似乎和适应性问题的解决方法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但是,肚脐眼是一种适应器的副产品。这种适应器就是脐带,它负责为胎盘的发育提供必需的营养。所以,当假设一种现象是适应器的副产品时,我们需要确认该适应器到底是什么,并且弄清楚副产品的存在理由(Tooby & Cosmides, 1992)。同时,假设一种现象是副产品时,就像假设一种现象是适应器一样,也需要满足严格的科学标准。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能够从每个副产品假设中获得具体的经验预测,并能用实验方法对之加以检验。

进化过程的第三种产物——也是最后一种——是噪音 或者叫作随机影响 。突变(大部分都是随机的)、环境中突发的空前变化和个体发展过程中的意外情况等都可能产生随机影响。有时,这些随机影响会损害有机体的正常功能,就好比当你把活动扳手扔进机器里,或者把滚烫的咖啡泼洒到电脑的硬件上时,机器和电脑的功能特性就会受损。有些随机影响是中性的,它们没有任何贡献,也不会带来什么坏处。另外,还有些随机影响则是对有机体有益的。比如说,由于加工材料的瑕疵和生产过程的纰漏,灯泡的玻璃壳常常不够平滑,而会包含某些缺陷。但是,这些问题不会影响到灯泡的功能;不管有没有这些毛病,灯泡还是能同样地发挥照明作用。噪音和意外形成的副产品是不同的,因为它和适应性的设计特征是完全独立的,没有任何关联。而且,噪音也不具备种属特殊性。

总之,进化过程产生了三大产物:适应器、适应器的副产品和随机影响。理论上,我们能够对一个物种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分析,从而确定哪些是适应器,哪些是副产品,而哪些又是随机影响。但是,进化科学家们在对这三种产物的数量评估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有人认为,即使是我们人类所独有的某些特征(比如语言),也仅仅只是我们大脑的偶然性副产品而已(Gould, 1991)。而另一些人则列举出压倒性的证据来表明,人类的语言是一种卓越超群的适应器,同时还表现出上面所提到的适应器的所有特征(Pinker, 1994)。幸运的是,我们不必完全依赖于科学家们的一面之词,因为我们可以直接地检验他们的观点。

尽管很多研究者对这三种进化产物的数量多寡颇有微辞,但是所有的进化科学家们还是能在这个基本观点上达成共识:适应器是选择进化过程的主要产物(Dawkins, 1982; Dennett, 1995; Gould, 1997; Trivers, 1985; Williams, 1992)。即便是像Stephen Jay Gould这种对进化心理学持批评态度的研究者,也明确表示说“既不要否认适应器的存在和重要性,也不用否认它是自然选择的塑造产物……除了自然选择之外,我还不知道有哪一种科学机制能够建立起这些拥有各种惊人设计特征的结构来”(Gould, 1997, p. 53—58)。那些特性之所以能够历经几百年、几千年甚至是几万年时间,能够在一代一代中通过选择性的筛选,都只是因为它们确实有助于有机体去解决各种生存和繁殖问题。

所以,所有动物(包括人类)的本性都是由一大批适应器所组成的。其中,有些适应器是感觉器官——眼睛、耳朵、鼻子和味蕾——它们是我们接收环境中适应性信息的重要窗口。有些适应器能让我们在环境中行进自如,比如直立骨架、腿骨和大脚趾等。然而,进化心理学家则倾向于关注那些构成人类本性的适应器——即心理适应器及其副产品。不过,在考察这些适应器之前,让我们先看看进化理论中的一个关键概念:进化心理学的分析水平。

进化心理学的进化分析水平

任何一门科学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形成假设。在进化心理学中,具体的假设主要集中于适应性问题及其解决方案。更具体地说,它集中于我们祖先所面对的适应性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适应性心理解决方案。为了明晰地看清楚进化心理学家们是如何形成这些假设的,我们必须描述进化心理学的不同分析水平,如图2.1所示。

图2.1 进化分析的水平。 图表显示了进化心理学中的一种分析水平等级。在这个等级表中,一般的进化理论占据了最高的位置,它常被理解为现代内含适应性理论。中级水平理论必须和一般的进化理论相一致,但并不是从它那里衍生而来的。关于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或行为的具体进化假设,都来自于某个中级水平理论。而且,每一个具体的进化假设都能生成许多具体的、可加以检验的预测。根据经验证据的不断累积,研究者决定每一个假设和理论是否得到了支持。

一般的进化理论 。第一个分析水平是一般的进化理论。正如第一章所描述的那样,一般的进化理论常常被理解为它的现代形式——内含适应性理论。适应器由于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个体的内含适应性,所以才被选择出来(Hamilton, 1964)。回忆一下内含适应性的定义,内含适应性是指个体繁殖后代的直接适应性与个体对遗传亲属适应性的影响的总和。

在这个一般水平上,尽管我们谈论的是进化“理论”,但它基本上被进化科学家们当作一个事实而接受。虽然进化心理学的大部分研究都是从这个假设——进化理论是正确的——出发的,但是实际的研究通常都不会去直接检验这个假设。而事实上,选择的基本进化过程已经在实验室和野外被发现过很多次,而且还从未被某个研究结果驳倒过。

比如说,选择的进化过程在培育攻击型的狗和温顺的狗、聪明鼠和愚笨鼠(迷津任务)上表现得非常成功(Plomin, DeFries, & McClearn, 1997)。实际上,研究者已经通过选择原理在实验室中繁殖出了新的生物品种,包括狗和植物(Ridley, 1996)。

理论上讲,可能存在某些现象能够对一般的进化理论证伪。如果科学家观察到在很短的时间(比如七天)里出现了复杂的生命形态,而自然选择决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挥作用,那么一般的进化理论就能被证明是错误的。如果科学家发现有些适应器的功能会给其他物种带来益处,那么进化理论也能被驳倒(Darwin, 1859; Mayr, 1982; Williams, 1966)。但是,我们还没有发现存在这样的现象。

一般的进化理论是整个生物学领域的主导范式,同样也是进化心理学的主要研究范式。所以,当进化心理学家在检验一个进化假设时,他们并不是在检验“一般的进化理论”,因为一般的进化理论被假定为正确的。由于在过去的一百年中还没有出现其他可与之匹敌的理论,也因为存在压倒性的证据支持了一般的进化理论,所以这种假定还是比较合理的。

中级水平的进化理论。 在下一个分析水平,我们看到了很多中级水平理论,比如Trivers的亲代投资理论和性选择理论等。这些中级水平的理论仍然非常宽泛,几乎覆盖了整个功能领域。这些理论同样也能接受公平的科学检验,也有可能被证伪。让我们通过一个理论实例来说明这一点——Trivers的亲代投资理论是性选择背后的驱动力。亲代投资理论是对达尔文性选择理论(1871)的继承和发展,它提供了一种关键的因素来预测配偶选择和同性竞争的操作过程。撇开具体细节(参见第四章)不谈,Trivers认为,如果某种性别的个体(通常是雌性,但也有例外)在后代身上投入了更多的资源,那么这种性别的个体在挑选配偶时会表现得更加谨慎和敏锐。相反,投资较少的那种性别将不会如此挑剔,但它们会表现出很强的同性竞争倾向,主要是为了争夺更有价值、投资更多的异性。换句话说,有机体在繁殖上的投资越高,那它选择一个糟糕的配偶所付出的代价也就更高。

Trivers的亲代投资理论的基本要旨已经得到了来自大量物种的经验证据的强烈支持(Trivers, 1985)。在很多物种当中,雌性对后代的投资要远远高于雄性,我们人类也是如此,所以雌性在选择配偶时往往更为谨慎和挑剔(Buss, 1994; Kenrick, Sadallan, Groth, & Trost, 1990; Symons, 1979)。不过也存在少许例外,也就是雄性的投资多于雌性的情况。比如在某些物种当中,雌性将卵植入雄性体内,而后代在出生之前都是一直由雄性照管的。在摩门蟋蟀、巴拿马箭毒蛙和海岸尖嘴鱼中,雄性对繁殖的投资就远远高于雌性(Trivers, 1985)。

摩门蟋蟀和其他很多物种不一样,它们的雌性比雄性更大、更强壮,也更具攻击性。这和亲代投资理论的预测完全相符。在这个物种当中,雄性的亲代投资较为繁重,所以雌性身上有利于和其他雌性竞争的特征(比如形体大小和其他身体特征)被选择出来了。

雄性尖嘴鱼从雌性那里获得卵子,然后把卵子放在它的与袋鼠类似的育儿袋中(Trivers, 1985)。雌性尖嘴鱼之间会为了争夺“最好”的雄性而大动干戈,而雄性则对配偶更为挑剔。这种“性别角色倒错”的物种为Trivers的理论提供了支持,它说明并不是“雄性”或“雌性”本身导致了配偶选择的性别差异,而是因为两性在亲代投资上的差别所带来的结果。所以,不断累积的证据为Trivers的中级水平理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个理论认为亲代投资才是配偶选择中挑剔倾向和竞争性的决定性因素。

如果再看看图2.1,你肯定会发现,Trivers的中级水平理论和一般的进化理论其实是相容的;他所提出的观点也都满足进化规律这个前提条件。然而,尽管亲代投资理论并没有偏离一般进化理论的逻辑,但是内含适应性理论中也确实没有任何关于亲代投资的观点。所以,中级水平理论不仅要与一般的进化理论相容,而且还必须拥有自身的价值。

具体的进化假设。 让我们再次转到图2.1,看看下一个分析水平,并考察具体的进化假设。比如,有关人类的一种假设就是,女性已经进化了对资源富足的男性的特定偏好(Buss, 1989a; Symons, 1979)。这个假设的逻辑是这样的:第一,女性对子女投资巨大,所以她们进化了非常挑剔的择偶倾向(从亲代投资理论中得出的标准预测)。第二,女性选择的内容 应该反应了进化历史中能够增加她们子女的存活和繁殖成功率的因素。所以,研究者假设女性已经进化了对这种男性的偏好:拥有资源并愿意把资源投资在她们及其子女身上。我们把它称之为一个进化心理学假设,是因为它提出了一种特定的心理机制——对拥有富足资源的男性的愿望 。这种心理机制被设计来解决女性所面临的特定的适应性问题,那就是寻找那些能够为子女进行投资的男性作为配偶。

这个具体的进化假设可以得到实际的检验。科学家们可以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女性进行研究,看她们是否都确实中意那些拥有资源并愿意把资源投资在她们及其子女身上的男性。然而,在对这个假设进行检验之前,我们必须看看它所生成的具体预测——也就是图2.1中分析等级的最低水平。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作出如下预测:(1)女性比较看重男性身上与获得资源相关的特定品质,比如社会地位、智力和较大的年龄;(2)在单身酒吧对女性的目光注视情况进行观察,看女性是否更多地注意那些拥有资源的男性;(3)如果有些女性的丈夫未能提供资源,那她们离婚的可能性比其他女性更大。

这些预测全都来自上面那个进化心理学假设——女性已经进化了对资源富足型男性的特定偏好。假设的价值正是在于,我们能够从中推导出用于科学检验的具体预测。如果预测未能得到证实——倘若女性并不看重男性身上与获得资源有关的个人特质,在单身酒吧也并没有更多地注意那些拥有资源的男性,而且和未能提供资源的丈夫离婚的可能性也高不到哪里去——那么上面的假设就没有得到支持。相反,如果预测是成功的,那么假设也就得到了支持,至少暂时得到了验证。

当然,上面只是一种高度简化的说法,实际研究中往往还会涉及到另外几种分析水平。我们可以对解决适应性问题(如寻找有投资能力的男性)所必需的信息加工机制进行更为详细的分析,并将我们祖先在过去的环境中解决问题时所使用的线索作为我们现在研究的指导。比如说,由于我们知道人类在99%的进化历史中都过着狩猎—采集者的生活(Tooby & DeVore, 1987),所以我们可以预测在女性进化的择偶偏好中,就应该包含有成功狩猎所必需的特定品质,比如运动能力、良好的手眼协调能力和长途狩猎所需要的耐力。

科学的所有标准条件都可以用来约束对这些预测的检验。如果预测未能成功地得到验证,那么这些预测所基于的假设就是值得怀疑的。如果关键的假设因为预测失败而陷入困境,那么形成这个假设的中级水平理论的真伪也会让人质疑。当理论不断地得到证实,特别是如果它们还带来了有趣而又富有成效的研究方法,那么这些理论就会被人们广泛认可。而那些未能产生这些研究方法的理论,或者未能作出成功预测的理论,就会被抛弃或被其他更好的理论所取代。

分析的等级水平在回答这样的问题时非常有用:哪些证据能够驳倒进化阐述?关于某种心理机制的特殊假设可能是错误的,即便推出这个假设的上层理论是完全正确的。比如,即使Trivers的亲代投资理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女性并没有进化出对资源富足型男性的特定偏好——Trivers的中级水平理论仍有可能是正确的。也许与女性择偶偏好有关的基因突变并没有发生过,也许远古的女性根本没有自由选择配偶的权利。

同样地,即使具体的进化心理学假设是正确的——在这个例子中是女性已经进化了对资源富足型男性的偏好——但这并不能保证从中得出的每一个预测也都是正确的。比如有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女性确实喜欢男性身上与获得资源有关的品质,但她们却又不能和无能的丈夫离婚,她们不得不和未能提供资源的丈夫一起生活,也许是因为法律禁止离婚,又或者女性知道自己离婚后不会比现在更好,所以她们宁可得过且过。也许她不想让她的孩子没有父亲,哪怕她丈夫不能提供经济资源。这些预测都能够将我们的具体预测驳倒。关键在于,对进化阐述的评估不必依赖于某一个预测是否成功,而主要看进化理论的证据累积量。进化假设在经过恰当的系统阐述后非常具有可验证性,当证据未能支持从假设中得出的预测时,那么进化假设就毫无疑问地能被证伪(见Ketelaar & Ellis, 2000,对可证伪性问题的精彩探讨)。

形成和检验进化假设的两种策略。 图2.1的分析水平等级展现了形成进化假设的一种科学策略。这种策略被称为自上而下或理论驱动的方法。我们可以从最上端的一般进化理论出发,从中得出假设。比如,我们可以通过进化理论的内含适应性阐述来作出如下预测:人类应该会更多地帮助较近的遗传亲属,而不是较远的遗传亲属或者陌生人。另外,我们也可以根据Trivers亲代投资的中级水平理论形成一个具体的假设。这些方法都是从上一级到下一级、从一般到特殊的过程。

自上而下的研究策略表明,在很多时候理论是非常有用的。理论不仅为我们形成具体的假设提供了一系列操作前提,而且还提供了一个框架来指导研究者去探索比较重要的领域(比如对亲属和子女的投资)。

其实,还有另一种形成进化心理学假设的策略(见表2.2)。这种策略并不是从理论出发,而是从观察开始着手。一旦观察到某种现象,我们就能够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来形成一个关于该现象之功能的理论。由于人类非常善于观察他人,所以即便没有正式的理论作为指导,人们还是经常能够发现很多事情。比如说,大部分人都不需要有一种理论来告诉他们人类是通过口语交流、用两条腿直立行走、有时还会对其他群体发动战争等等。一般的进化理论中也没有包含这样的假设,语言交流、直立行走和群体之间的战争等已经进化出来。

表2.2 形成和检验进化假设的两种策略

我们观察到很多关于我们自己和其他物种的现象,但这些现象并不是因为进化理论的提前预测才被观察到的。观察结果并没有对理论本身构成损害,不过它带来了一个问题:我们如何解释这些现象?进化的思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些现象吗?这些未曾被预测的现象能够纳入进化心理学的宏大理论体系中去吗?还是落在这个体系之外呢?

以一个常见的现象为例,而且科学家已经对它进行了科学的研究。这个现象就是,女性的外貌是男性对她们产生欲求性的重要因素。这是许多人都曾经观察到的事实,根本不需要什么科学理论的指导。甚至你的祖母就曾经告诉过你,大多数男人都更喜欢漂亮的女人。但是,从进化的视角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往往会想得更深,我们想知道为什么会如此。

最常被提到的进化假设就是,女性的外貌是她们生育力的可靠线索。根据这个假设,男人们认为非常有吸引力的地方,应该是和生育力有关的特定身体特征。在进化历史中,如果有些男性被女性身上表现出来的生育力线索所吸引,那他们就能比那些没有被这些线索吸引的男性,以及对女性的外貌漠不关心的男性拥有更高的繁殖成功率。

心理学家Devendra Singh提出了这样一种特征——腰围与臀围的比率,也叫作腰臀比(WHR)(Singh, 1993)。低腰臀比是指腰围比臀围更小,它常常与高生育力有密切关联。原因有二:第一,临床表明低WHR的女性比高WHR女性更容易怀孕;第二,高WHR的女性往往更有可能存在心脏病和内分泌问题,而这两种因素又和低生育力关系密切。所以,Singh认为男性应该会更喜欢低WHR的女性,而且男性应该已经进化了对与生育力有关的女性身体线索表现出高度的敏感和喜爱的偏好。

在一系列跨文化研究中,Singh向男性呈现不同WHR的女性素描。有些素描上的女性的WHR是0.70(腰围是臀围的十分之七),有些是0.80,而另一些则是0.90。实验者要求被试在他们认为最有吸引力的图片上画圈。在选取的所有样本(包括非洲、巴西和美国人)中,不同年龄的男性都认为WHR是0.70的女性最有魅力。所以,尽管男性看重女性的外貌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但我们仍然能够从中形成具体的进化假设,并对这种现象的发生原因进行检验。

从这种“自下而上”的形成和检验假设的策略中,我们可以得出两个一般性的结论。第一,科学家们先观察到现象,然后形成关于这些现象的原因和功能的假设,这种思路是合情合理的。比如,在解剖学中也是观察先行,然后解释这些现象的理论才开始出现。可以说,这两种策略是相辅相成的,自下而上策略是对“自上而下”(理论驱动)策略的有益补充。

第二,一个进化假设的价值部分地取决于它的精确性。假设越精确,那我们也就越容易从中得出具体的预测。这些预测通常都建立在对假设的适应器的“设计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就这样一步一步、一个预测接着一个预测,最后,那些未能得到证实的假设被抛弃,而不断得到证据支持的假设则被保留下来。所以,整个过程表现出一种不断积累的科学特征,它让我们一步步地去揭示进化心理机制的存在、复杂性和功能特性。

人性的核心:进化心理机制的基本原理

在这一节,我们主要从进化心理学的视角来讨论人性的核心组成。首先,所有的物种(包括人类)都有一种能被描述出来并加以解释的本性。其次,我们为进化的心理机制给出了一个定义,这些机制正是构成人性的核心单元。最后,我们将考察进化的心理机制的某些重要属性。

万物皆有本性

雄狮的本性部分地表现为:四条腿走路,长有长长的鬃毛,并以捕猎其他动物为食。蝴蝶的本性部分地表现为:最初时变成蚕蛹,作茧自缚,后来破茧而出,翩翩起舞,挥舞着翅膀去寻找食物和配偶。豪猪的本性之一是用刚毛保护自己,臭鼬的防御措施是依靠它喷出的恶臭气体,雄鹿靠的是鹿角,而海龟则是通过龟壳来保护自身。万物皆有本性,而本性皆不相同。在漫长的进化历史中,每个物种所面临的选择压力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它们所要解决的适应性问题也迥然相异。

人也有本性,这些特征让我们在自然界中变得独一无二。所有的心理学理论都暗示着本性的存在。对Sigmund Freud而言,人性由强烈的性冲动和攻击冲动所组成。对William James而言,人性包括几十种或者几百种本能。即便是最狂热的环境决定论,也认为人类确实拥有一种本性——比如B. F. Skinner的激进行为主义,也承认人类拥有少数几个一般性学习机制。所有的心理学理论都需要某种人性观来作为其核心前提。

由于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是产生人性基本组成成分的唯一已知的原因,所以从本质上来说,所有的心理学理论都是进化式的理论。尽管许多心理学家并没有在他们的理论中详细地探讨人性的进化过程,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种心理学理论认为人性是通过其他的因果过程而产生的。

如果人也有本性,而且是由于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而产生的,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通过对人类的进化起源进行考察,我们能够揭开人性的本质吗?我们能否通过考察进化的过程从而得知该过程所产生的结果?正是这些问题的答案,构成了本书后面章节的主要内容。

每一种物种都拥有其独特的本性——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独特适应器。豪猪、臭鼬和海龟都能够抵御捕食者的攻击,但它们采用的方式却大不相同。

进化生物学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它要对有机体的所有构成部分进行进化分析。进化心理学则不是这样,它主要关注有机体的心理层面——即对人类的心理进行分析,看它拥有哪些进化形成的机制,激活这些机制的背景信息是什么,这些机制又会产生什么样的行为。所以,下面我们直接讨论构成人类心理的那一类适应器: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

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的定义

一种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 (evolved psychological mechanism),也就是指有机体拥有的一组加工过程,它包含如下特性:

1.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之所以表现为当前的这种形式,是因为它在进化历史中解决了某种反复出现的与生存和繁殖有关的特定问题。 这也就是说,一种机制的形式——即机制的设计特征 ——就好像是为一把特殊的锁而专门配置的钥匙(Tooby & Cosmides, 1992)。我们知道,钥匙的打造必须和锁的内部特征相符,同样地,一种心理机制的设计特征的塑造,也必须和它所要解决的适应性问题的特征相符。未能成功地解决适应性问题,也就意味着该机制将不能通过进化的选择之网。

2.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被设计成只接收一小部分特定的加工信息。 比如说人的眼睛,尽管我们张开眼睛就能看见东西,但是实际上,眼睛只能接收到电磁波光谱中的一小部分光线,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可见光谱。可见光谱在整个电磁波光谱中所占的比例简直微乎其微。我们看不到X射线,它比可见光的波长更短;我们也看不到无线电波,它们往往比可见光的波长更长。

然而,即使在可见光谱中,我们的眼睛也只是被设计来加工一小部分信息(Marr, 1982)。人类的眼睛拥有特定的边缘探测器和运动探测器,前者专门加工物体的对比反射信息,后者则专门加工运动信息。人眼还配备有专门的锥体细胞,它被设计来识别彩色的物体。所以,眼睛并不是一种万能的可视装置,它只是被设计来在更大的潜在信息范围中对一小部分信息进行加工,比如特定频率范围内的光波、边缘和运动等等。

前面曾经谈到,人类拥有一种怕蛇的先天倾向。同样地,这种心理机制也只接收一小部分的加工信息——细长而光滑的自我推动式的运动物体。我们进化形成的对食物、风景和配偶等的偏好机制,也都只对无限的潜在输入信息中的一小部分进行加工。能够激活每种机制的线索是非常有限的,它们要么是在适应器的进化环境中反复出现的相关线索,要么就是现代环境中存在的与远古线索非常相近的线索。

3.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所获得的输入信息,能够向有机体预示他正面临的适应性问题。 当看到一条蛇时,视觉的输入信息告知你,你正面临一个特殊的生存问题——受伤或者中毒身亡。食物所散发出来的不同气味——腐坏变质或甜美芳香——会告诉你,你正面临一个食物选择的适应性生存问题。简而言之,输入信息能让有机体知道他正面对的是哪一种适应性问题。不过,这个过程往往是无意识地发生的。人们在闻到一张香喷喷的披萨饼时,并不会这么想:“哈!我正在面临一个食物选择的适应性问题!”实际上,气味无意识地激活了食物选择机制,而且这种无意识过程也是人类所必需的。

4.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根据决策规则将输入信息转换成输出信息。 看到蛇的时候,你可以发起攻击,可以马上逃走,也可以站立不动。闻到刚刚出炉的披萨饼时,你可以美美享受,也可以顾自走开(也许你正在节食)。决策规则是由“如果,那么”指令所组成的一套程序,它让有机体在不同的情况下采取不同的策略。

5.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所产生的输出,可能是生理活动,可能是其他心理机制所需的信息,也可能是外显的行为。 看到蛇的时候,你的生理活动马上被唤起,并产生恐惧反应(生理输出);你可以用这种信息来评估你的行为选择,比如站立不动或马上逃走(作为其他心理机制的输入信息);而评估的结果则是产生外显的行动,比如逃走(行为输出)。

我们还可以看看另一个例子:性嫉妒。比如说你和你的配偶去参加一个晚会,然后你离开房间去喝酒。当你回来的时候,你发现你的配偶正和另一个人交谈甚欢。他们站得非常靠近,而且深情地看着对方的眼睛,偶尔还会有轻微的身体接触。这些线索能够激活一种我们称之为性嫉妒的心理反应。这些线索作为性嫉妒心理机制的输入信息,向你预示你正面临一个适应性问题,即有可能丧失配偶。接下来,你根据一套决策规则来对这些输入信息进行评估。一种选择是忽略他们两人,假装自己漠不关心。另一种选择是威胁你的竞争者。第三种可能的情况是你勃然大怒,然后攻击你的配偶。当然,你还可以对你们的关系进行重新评估。所以说,心理机制的输出结果可能是生理活动(唤起),可能是行为(对抗、威胁和攻击),也能够作为其他心理机制的输入信息(重新评估你们的关系)。

6.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所产生的输出结果,直接指向特定适应性问题的解决方案。 正如配偶的潜在不忠行为的线索预示着一个适应性问题的出现一样,性嫉妒机制的输出结果则直接指向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受到威胁的竞争者可能会离开晚会,你的配偶可能不再和其他人调情。又或者,通过对双方的关系进行重新评估,你决定还是分手为妙。这些方案都可以帮助你解决所面对的适应性问题。

我们说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的输出结果会为适应性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但这种说法并不意味着这些解决方案就是最佳的或成功的。竞争者可能不会被你的威胁所吓倒。尽管你表现出嫉妒,但你的配偶仍然有可能继续和别人眉来眼去。所以,我们的主要观点并不是 说心理机制的输出结果总是会成功地解决问题,而是说心理机制的输出结果在平均水平上 能比当时的进化环境中存在的其他策略更为有效地解决问题。

需要记住的是,在进化历史中能够成功解决适应性问题的机制,不一定能在现代环境下成功地解决同样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有一种爱吃肥肉的强烈偏好。很明显,这种机制在进化历史中完全是适应性的,因为肥肉是非常有价值而且富含卡路里的稀缺资源。但是现在,汉堡包和披萨饼随处可以买到,脂肪类食物不再是稀缺资源了。所以,我们对脂肪类食物的强烈偏好会让我们过度肥胖,更容易患上动脉阻塞和心脏病,从而对我们的身体甚为不利。进化的机制之所以拥有当前的形式,是因为它们在远古的进化环境中能够较好地解决适应性问题。至于它们在当下的环境中是否仍然具备适应性——即是否能够促进有机体的生存和繁殖——却是一个未知之数,还要视具体的情况而定。

总之,一种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是指有机体拥有的一套程序,它被设计成只接收一小部分特定的信息,按照决策规则把这些输入信息转换成输出结果,而这些输出结果能在远古的环境中较好地解决某个适应性问题。这种心理机制之所以存在于现在的有机体身上,是因为在总体上讲,它能够让我们的祖先成功地解决某个特定的适应性问题。

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的重要特性

这一节将考察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的几个重要属性。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为我们“在心理的天然连接点上对其进行划分”(carving the mind at its natural joints)提供了非任意(nonarbitrary)的标准;进化的心理机制具有问题特殊性,它们数量繁多,而且精巧复杂。这些特征相互结合,使得我们现代人类的行为拥有很大的灵活性。

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为我们在“心理的连接点上对其进行划分”提供了非任意的标准。 进化心理学的一个中心前提在于,用于确认、描述和理解心理机制的主要非任意方式,就是去阐明这些机制的功能——即确定它们被自然选择设计来解决的适应性问题。

以人的身体为例。理论上来讲,身体机制可以用无数种方式来加以描述。但是,解剖学家为什么会把身体划分成为各种相互分离的机制(肺、心脏、手、鼻子和眼睛等)呢?是什么原因使得解剖学家放弃其他的划分方式,而采取了上述这种方式呢?其中的奥妙就在于机制的功能。我们知道,肺部所执行的功能和心脏和手是不同的。眼睛和鼻子虽然彼此毗邻,但它们所实现的功能是不同的,所加工的输入信息也大相径庭——分别是可见光谱中的电磁波和气味。如果解剖学家把眼睛和鼻子划分到一个类别,那将是非常滑稽可笑的事情。所以,要想理解身体各个组成部分,那就需要确认各个部分的独立功能。功能为我们理解这些组成部分提供了一种明智的非任意方式。

进化心理学家相信,同样的道理可以应用到对心理机制的理解上。尽管我们划分心理的方式也有无数种,但大多数的划分方式都是任意而武断的。要想对人类的心理进行强有力地确切分析,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功能。如果心理的两个组成部分所执行的是不同的功能,那么我们就能把它们看作是独立的机制,哪怕它们还以其他的方式发生相互作用。

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具有问题特殊性。 比如说,有人向你问路,他想从纽约市到加州San Francisco的某条街道去。如果你指给他一个大概的方向(比如“朝西走”),那么那个人最后很可能会到达南方的Texas,或者北方的Alaska。这种一般性的方向将不能确保问路者到达他想去的那个州。

现在,我们假定那个人已经到了他想去的那个州。但是,“朝西走”这种指示是没有用处的,因为加州的西面是大海。这种一般性的方向不可能让那个人找到San Francisco,更不用说某一条具体的街道了。所以,为了让问路者到达他想去的那个州、那个城市、那个街道,以及街道上的某个位置,你必须提供更为详细的信息。另外,虽然到达目的地的路线有许多种可供选择,但肯定有某些路线比其他路线更为便捷,花费的时间也更少。

寻找一个特定的适应性解决方案,就好比在一个国家搜索一条特定街道的地址。正如街道的地址一样,适应性问题都具有特殊性——避免被毒蛇咬伤、选择一个水资源充足且易于藏身的栖息之所、避免食用有毒的食物、选择一个有生育力的配偶等等。不存在所谓“一般的适应性问题”(Symons, 1992),所有的问题在内容上都具有特殊性。

由于适应性问题具有特殊性,所以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也具有特殊性。正如一般性的方向不可能让你到达正确的目的地一样,一般性的解决方案也不可能让你正确地解决适应性问题。看看下面的两个适应性问题:选择正确的食物(生存问题)和选择正确的配偶(繁殖问题)。这两个适应性问题的所谓“成功的解决方案”是完全不同的。成功的食物选择包括,确认那些富含卡路里和特殊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且避开那些有毒的食物。然而,成功的配偶选择则要求个体找到一个有生育能力、并将成为一个好父母的异性伴侣。

对这两个适应性问题的一般性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它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两个问题吗?比如说这样一种一般性解决方案:“选择看到的第一个对象。”但是,这种方法所带来的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因为你有可能会摄入有毒的植物,和一个没有生育力的人结婚。如果在人类的进化历史中,有人曾经发展出这种一般性解决方案来处理各种适应性问题,那他(她)不可能成为我们的祖先。

为了合理地解决这些选择问题,我们需要更多关于食物和配偶的重要特征作为具体的指导。比如,成熟的新鲜水果往往比腐烂的水果包含更好的营养物质。一般而言,年轻健康的人总会比年老体弱的人拥有更强的生育能力。所以,为了成功地解决这些选择问题,我们需要特定的选择标准, 而这些标准正是我们的选择机制所包含的一部分特征。

机制的特殊性通过错误可得到进一步的说明。如果你在食物选择中犯了一个错误,那么将会出现一系列的机制来纠正这些错误。比如,当你吃到变质的食物时,食物的味道会非常糟糕,你肯定会将它吐出来。如果食物试图通过你的味蕾,你会产生作呕反应。而且,如果食物已经不慎被吃进了吐子,那你可能会呕吐——这是一种被设计来排出有毒或有害物质的特定机制。但是,如果你在择偶时犯了错误,你不会有恶心、呕吐等反应(至少很少见)。不过,你可以采用其他方式来更正你的错误,比如和他或她分手,选择其他人作为配偶,或者直接告诉对方你再也不想见到他或她了。

总之,问题特殊性的适应性机制通常比一般性的机制更具优势,因为(1)一般性的解决方案未能指导有机体形成正确的适应性解决方案;(2)即便一般性的解决方案能够正确地指导有机体的行为,但它们也会带来许多的错误,从而使有机体面临巨大的代价;(3)对于每个问题而言,所谓“成功的解决方案”是千差万别的(比如说选择正确食物的标准和选择合适配偶的标准就大相径庭)。简而言之,适应性解决方案所包含的程序和对内容非常敏感的成分,使得它能够成功地解决相关的适应性问题。

人类拥有许多进化来的心理机制。 与大多数有机体一样,人类也要面临大量的适应性问题。单单就生存所涉及到的适应性问题,就有上百种之多——比如温度调节问题(太冷或太热)、避免捕食者和寄生虫、摄入维持生命的食物等等。而择偶所包含的问题也不少,比如选择配偶、吸引配偶、留住好的配偶和放弃坏的配偶等。另外,还存在抚养子女的问题,比如哺乳、断奶、社会化、满足每个孩子的不同需要等等。最后,还有亲属投资的问题,比如兄弟、姐妹、侄子女、外甥子女;应付社会冲突;抵御外敌入侵;努力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等。

因为特定的问题需要特定的解决方案,所以大量的问题就需要大量的特定解决方案。我们的身体包含有千余种特定的机制(比如泵血的心脏、呼吸氧气的肺部、排除毒素的肝脏等),按照这种思路,心理也同样包含有成千上百种特定的机制。由于少数几种机制根本不可能解决这些数量巨大的适应性问题,所以人类的心理也必定是由大量的进化来的心理机制所组成的。

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所拥有的特殊性、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人类的行为具有灵活性。 心理机制的定义,包括输入信息、决策规则和输出结果等关键的组成部分,突出地强调了适应器为什么不像严格的“本能”那样通过稳定不变的行为表现出来。回想一下前面提到的茧子生成机制,这种机制主要进化来保护皮层下的生理结构。你可以对你的环境进行设计,以至于你不再受到反复的摩擦。这样,你的茧子生成机制就不会被激活,因为机制的激活取决于环境中输入的背景信息。同样的道理,所有的心理机制都需要特定的输入信息才会被激活。

许多进化心理学家相信,正如人体包含着很多专门化的复杂生理解剖机制一样,寓于大脑中的心理也包括很多专门化的复杂机制。

我们的心理机制并不像本能那么死板,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决策规则。决策规则是由“如果,那么”语句所组成的程序,比如“如果看到一条蛇,那就赶紧逃命吧”,或“如果我喜欢的那个人对我表现出兴趣,那就微笑并向他(她)靠近”。对大多数机制而已,其决策规则至少包含几种可能的选择方案。比如在遇到毒蛇的例子中,你可以选择用木棒打蛇,或站立不动等着毒蛇自己溜走,或者直接逃命。一般来说,机制越复杂,它的反应选择也就越多。

以木匠的工具箱为例。木匠之所以能够做到灵巧自如,并不是因为他拥有一种能用于切、戳、锯、旋、拧、转、刨、量和锤的“高度一般性工具”,而恰恰在于他拥有大量专门化的特定工具。这些专门化的特定工具能够进行很多种组合,其效果是一个拥有高度“弹性”的一般性工具所望尘莫及的。实际上,我们很难想象“一般性”工具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根本没有所谓的“一般性木匠问题”。同样的道理,人类也是由于拥有大量复杂而特异的功能性心理机制,才使得我们的行为表现出很好的灵活性。

每当心理中增加一种新的机制,有机体就能够执行一种新的任务。鸟儿能用双脚走路,但有了翅膀之后它就能够飞翔。有了鸟喙,鸟儿就能够凿开种子和坚果的外壳,获得有营养的果核。每当出现一种新的机制时,鸟儿就能够完成一种先前所不能实现的任务。鸟儿既有双脚,也有双翅,这就为鸟儿的行为带来了灵活性,它变得既能走又能飞了。

这让我们得出了一个与人类直觉完全相反的结论。我们大多数人通常都认为,如果拥有大量先天的心理机制,那么行为一定会变得非常死板。然而,实际情况却刚好相反。我们拥有的机制越多,我们能够执行的行为范围也就越广,所以我们行为的灵活性也就越好。

超越领域特殊性的心理机制。 上面已谈到的所有观点都表明,人类必须拥有大量的专门化心理机制,每一种机制只负责解决特定的适应性问题。这一结论已经在进化心理学领域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实际上,它正是从进化视角来对所有的物种进行研究的基本原则(Alcock, 2001)。正如一位进化心理学家所言,“如果一种单个的一般性机制拥有深度知觉能力、能控制双手、能吸引配偶、能抚养子女、能躲避捕食者、能比猎物更为聪明,而不包含哪怕一点点 的专门化特性,那就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与其说大脑是依靠其‘可塑性’解决了这些问题,还不如说它通过魔法解决了这些问题”(Pinker, 2002, p. 75)。不过,最近有些进化心理学家认为,除了 存在大量的特殊性机制之外,人类还进化了少数几种领域一般性的机制(e. g., Chiappe & MacDonald,出版中;Geary & Huffman, 2002; Livingstone, 1998; Mithen, 1996)。这些研究者提出的一般性机制包括一般智力、概念形成、类比推理、工作记忆,以及经典条件反射(见第一章)。

支持领域一般性机制的研究者认为,尽管适应性问题反复出现的特征已经选择出了专门化的适应器,但是人类还必须面对许多新颖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频率并不规律,所以不足以促使产生特定的适应器。此外,我们知道人类常常能够用非常新颖的方式来解决远古的适应性问题。比如,我们从自动贩售机中获得食物,在因特网上寻找配偶,从五金店里买得工具。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明白,即便在那些与适应器的进化环境差别甚大的生存背景中——“一个远离更新世(Pleistocene)并且不断发生变化的世界(Chiappe & MacDonald,出版中,p. 6)”——我们人类也能顺利地繁衍生息。Chiappe和MacDonald(出版中)认为,诸如一般智力这样的领域一般性机制,是进化来“解决进化过程中不经常出现的问题的(P. 3)”,或者发展出对老问题的新颖解决方案。

Chiappe和MacDonald的主要观点是,在人类的进化历史中,人类必须应付千变万化的环境,比如不可预测的天气变化、冷冰川时代和温暖天气之间的波动、火山或地震带来的剧烈变化等等。同样地,Geary和Huffman(2002)认为,人类进化历史中的许多信息模式都是非常易变的,这使得一般性的心理机制也拥有某种进化优势。这些理论家提出,领域一般性的机制对于处理新颖的、不可预测的以及非常易变的问题是必不可少的。

不过,有些进化心理学家对于领域一般性的机制是否真正能够得以进化仍然持保留态度(e. g., Cosmides & Tooby, 2002)。人们确实能够完成很多新颖的任务,比如上网冲浪、驾驶汽车等,但这并不意味着让我们能够完成这些任务的适应器本身就是领域一般性的。这就好比,你可以训练灰熊骑脚踏车,可以训练海豚闻歌起舞,但这并不是说完成这些行为的适应器就是领域一般性的。在进化心理学这门学科现在所处的历史时刻,任何关于存在领域一般性机制的结论都有点为时过早。明摆着的事实是:在探索人类心理的重要机制的过程中,以领域特殊性假设为出发点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某些引人入胜的研究成果。本书后面的章节就是对这些科学发现的详细阐述。以领域一般性机制为前提的研究程序是否已经取得了能与之媲美的研究发现,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但是,同样很明显的是,人类的心理不可能完全只由相互分离的领域特殊性机制所组成。自然选择所青睐的功能特殊性机制,肯定是能够以各种排列组合方式进行协同运作 的机制。可以说,适应器在“进行相互交流”。有些机制所获得的信息,能够为其他机制提供所需的信息。比如,来自看、闻和内部饥饿状态的所有信息都可以成为决策规则的输入信息,然后有机体才决定食物到底能不能吃。从这个意义上讲,进化心理学家并没有将“信息封闭(information encapsulation)”作为进化心理机制的一条限定特性,这与其他研究者在谈到“模块性”时的观点是有差别的(Fodor, 1983)。不同的心理机制之间是如何共享信息的呢?这其中的奥秘是将来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

另外,人类还有可能拥有调节其他机制的上层机制 (superordinate mechanisms)。假如说,当你在森林里行走时,你突然遇到了一只饥饿的狮子、一颗长满成熟浆果的灌木,以及一个吸引你的潜在配偶。那你会怎么办?你可能会选择先避开狮子,哪怕放弃浆果和配偶也在所不惜。但是如果你已经饥肠辘辘,你可能会冒冒风险,在逃走之前先摘些果子。显然,进化的心理机制常常以非常复杂的方式发生相互作用。这些机制时而开启,时而关闭;它们能在不同的背景中被激活,但我们还没有完全揭开其中的奥秘。所以,人类可能拥有进化形成的上层调节机制,不过,这个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