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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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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英国的纺织厂到20世纪的美国、东欧和苏联的钢铁厂和汽车厂

再到今天中国和越南的巨型工厂

这是一趟贯穿三个世纪的全球工厂之旅。



这不仅仅是一部经济史

更是一部建筑壮举和劳工运动的编年史。





Behemoth:A History of the Factory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Copyright ©2018 by Joshua B. Freeman

Excerpt of translation of Blaise Cendrars,“Tower” ©Tony Baker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edition

中文版根据W.W.Norton & Company,Inc.2018 年第一版译出。

重读了你的这一著作,我惋惜地感到,我们渐渐老了。这本书写得多么清新、热情和富于大胆的预料,丝毫没有在学术上和科学上的疑虑!连认为明天或后天就会亲眼看到历史结果的那种幻想,也给了整个作品以热情和乐观的色彩,与此相比,后来的“灰色而又灰色”就显得令人极不愉快。
——卡尔·马克思在1863年写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一封谈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信
在海上,水手们……搓出了一种笨拙的麻绳,这玩意儿叫作“细纱”……他们使用的材料是旧索具的零碎绳头,通常被称为“垃圾”。水手们把它们的纱线拆散,然后搓成新的绳子,就像大多数书化成纸浆回炉重造一样。
——赫尔曼·梅尔维尔,《雷德伯恩:他的第一次航行》(1849年)

中文版序

中国拥有的制造业,是有史以来最庞大的:最多数量的工人,最大规模的工厂,一系列令人叹为观止的产品。在过去40年中,工业生产的爆炸性增长,构成了中国人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生活的核心部分,包括大范围脱贫、大规模城市化以及先进技术的广泛应用。长期以来,中国工厂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输出庞大的货物流,而这是中国崛起并成为世界强国的重要因素。但是,就像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在中国,工厂生产带来了新的挑战,包括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糟糕的工作条件、劳资纠纷和工业污染。由于成本上升、技术过时和竞争激烈,在一些地区陆续建立新工厂的同时,其他地区的工厂正在倒闭或搬迁。

中国的工业历程,是长达300年的大型工厂历史上崭新的篇章,中国也因此成为在现代世界舞台上闪亮登场的崭新的角色。《巨兽:工厂与现代世界的形成》通过一系列的典型事例研究讲述了一个故事,它开始于18世纪的英国,一直延续到当代的亚洲。这个题目来自《约伯记》(《圣经·旧约全书》的一部分),其中描述了一种巨大的动物——“贝摩西丝”。这种动物饕餮无厌,力大无比,骨头“有如铁杖”。就像《圣经》中的“巨兽”一样,巨型工厂在改变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同时,也激起了人们的敬畏和恐惧。

《巨兽:工厂与现代世界的形成》英文版原书于2018年在美国出版之后备受关注,一部分原因是工厂已经成为许多公众讨论和政治辩论的主题。在工会组织下的工厂工作岗位,曾经为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家庭提供了一条维持生计和向上流动的途径。但在过去40年中,制造业就业大幅萎缩,这使许多曾经繁荣的社区陷入困境。如何解决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流失,是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而它推动了唐纳德·特朗普登上总统之位。自那时以来,如何增加工厂就业,一直是美国国内政治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巨兽:工厂与现代世界的形成》是一部历史作品,它致力于帮助我们理解工厂在创造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的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这本书里,我想阐明:工业生产的发展不是抽象力量所造成的必然结果,而是一系列人类非凡的智慧、努力和牺牲所缔结的果实。工厂促进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提高是史无前例的,但也给工人及其家庭和社区带来了许多痛苦。工人、政治领袖、记者和艺术家们,绞尽脑汁反复琢磨着工厂的意义。

如果我们理解历史,历史会回馈我们,我希望这本书的读者会有所收获。而且,它也可以为当下提供助益。理解我们是如何达到现在这般模样,可以帮助读者思考他们想要创造什么样的未来。

乔舒亚·B.弗里曼

目录

绪论

我们生活在一个工厂制造出来的世界里,或者,至少我们当中大多数人是这样的。在我从事写作的这个房间里,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来自工厂:家具、灯、电脑、书、铅笔、钢笔和玻璃水杯。连我的衣服、鞋子、手表和智能手机也是工厂制造出来的。这个房间本身大部分也是工厂制造出来的:预制板、窗户和窗框、空调、地板。工厂还生产出了我们吃的食品、我们服用的药、我们驾驶的汽车,甚至是我们死后装殓尸体的棺材。我们当中大多数人会发现,如果离开工业产品,即使是短短一段时间,我们也会无所适从。

然而,在大多数国家,除了工厂里的工人,其他人很少会注意他们所依赖的工业设施。大多数工业产品的消费者从未去过工厂,也不知道工厂里究竟有什么。工厂所缺乏的是宣传,而不是它们自身的存在。从2000年到2016年 [1] ,大约50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流失,右翼和左翼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国际贸易协定被认为是这些工作岗位流失的罪魁祸首。工厂里的工作往往被认为是“好工作”,很少有人去调查它们实际上会带来什么。只是在某些偶然情况下,工厂本身才会成为一个大新闻。

事实并非总是如此。工厂,特别是规模最庞大、技术最先进的工厂,曾经是令人惊叹的对象。作家们,从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和弗朗西斯·特罗洛普(Frances Trollope),到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和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y),都对它感到惊讶不已,或者目眩神迷。参观者们,无论是名人还是普通人,如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夸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也是如此。在20世纪,工厂成为画家、摄影师和电影制作者最喜欢的题材之一,成就了查尔斯·希勒(Charles Sheeler)、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和吉加·维尔托夫(Dziga Vertov)等著名艺术家。那些政治思想家,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到毛泽东,也对它们进行过探讨。

从18世纪的英国开始,观察者们就意识到了工厂的革命属性。工厂显然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那些新颖的机器、规模空前的劳动力和源源不断产出的标准化产品都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生理、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新安排也是为了适应它而被创造出来的。大型工业企业生产了大量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它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都带来了相较于过去的彻底的突破。大型工厂成了人类野心和成就的狂热象征,但同时也成了痛苦的象征。一次又一次,它成为衡量工作、消费和权力的标准,以及对未来的梦想和梦魇的具体体现。

在我们这个时代,工厂制造的产品无处不在,工厂缺乏新奇的存在感,这使人们对与之相关的非凡的人类体验的欣赏变得迟钝了。至少在发达国家,人们已经开始把工业制造的现代社会视为生活的自然状态。但是,事实绝非如此。这个工业的时代,只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瞬间,并不像伏尔泰的第一部戏剧或者楠塔基特(Nantucket)的捕鲸船那样久远。工厂的创立,需要非凡的聪明才智、百折不挠的决心和痛苦的磨难。我们继承了它神奇的生产力和长期的剥削历史,却没有认真思考过它。

但是我们应该思考。工厂仍然定义着我们的世界。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学者和记者一直在宣称工业时代已经结束,他们把美国看作一个“后工业社会”。今天,只有8%的美国工人在制造业工作,低于1960年24%的比例。工厂及其工人失去了曾经拥有的文化主导权。但在世界范围内,我们正处于制造业的鼎盛时期。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的数据,2010年全球近29%的劳动力在“工业”中工作,相比2006年经济衰退前30%的比例略有下降,但仍然远高于1994年的22%。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之国——中国,在2015年,有43%的劳动力受雇于工业。 [2]

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工厂正在运转,它们制造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和名牌运动鞋等产品,为全世界的几十亿人定义何为现代。这些工厂规模大得惊人,有10万、20万甚至更多工人,但它们并非没有先例。两个多世纪以来,大型工厂一直是工业生活的一个特点。自从工厂登上历史舞台以来,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工业综合体凭借其规模、机器、管理、工人的努力和生产的产品,在社会和文化景观上脱颖而出。它们的鼎鼎大名——洛厄尔(Lowell)、马格尼托哥尔斯克(Magnitogorsk),或者现在的富士康——引发了一系列广泛的联想。

这本书讲述了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厂的故事,大型工厂从18世纪的英国迁移到19世纪的美国,那时主要是钢铁和纺织工业,然后到20世纪初的汽车工业,接着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后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亚洲“巨兽”。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生产逻辑的探索,在某些时间和地点导致制造业大规模地集中出现,导致高收益的产业出现,在其他时间和地点,它却具有分散性和社会隐蔽性。同样,这也是一项关于大型工厂如何和为何成为与工业化和社会变革相关的梦想和梦魇的载体的研究。

工厂引领了一场改变人类生活和全球环境的革命。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直到工业革命最初爆发和18世纪初第一批工厂建立前,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是农民和城市贫民,他们处在饥饿和疾病的困扰下,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在18世纪中期的英国,人们的预期寿命不到40岁,同一时期,在法国的部分地区,只有一半的儿童活到了20岁。从耶稣降生到第一个工厂出现,全球经济产出的年均增长率基本为零。但在18世纪,它开始加速发展,在1820年到1913年之间接近%。从1950年到1970年,这一比例一直在上升,并达到峰值,接近3%的商品和服务产品的增加所产生的累积效应是彻底的、变革性的。基本上可以以预期寿命来衡量,如今英国人均预期寿命80岁,法国更高一点,全球人均寿命预期接近69岁。稳定的食物供应、清洁的水和像样的卫生设备已经成为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常态,不再局限于最发达地区的小部分富人圈子。同时,地球的表面、海洋的结构以及气温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甚至威胁到物种本身。严格说来,这并不都是工业革命的结果,更不用说只归罪于大型工厂了,但大部分是工业革命的结果。 [3]

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这类庞大的工厂都是被作为一种实现新的、更好的生活方式的途径而得以推广的,其途径是通过先进技术和规模经济来提高效率和产出。大型工业项目不仅是增加利润或储备的一种手段,还被视为实现广泛的社会改善的手段。现代性的理念随着工厂而产生,工厂的物质结构和过程也因其象征性和审美特征而受到作家和艺术家的欢迎。但大型工厂不仅激发了乌托邦式的梦想和机器崇拜的幻想,也引起了人们对未来的担忧。对许多工人、社会批评家和艺术家来说,大型工厂意味着无产阶级的苦难、社会冲突和生态退化。

了解大型工厂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思考想要什么样的未来。特大型的工厂一直以单位成本持续降低和大量生产产品而著称。然而,那些证明人类智慧和劳动的证据往往是短暂的。本书中讨论的大多数设施已不复存在,或运行规模已经大大缩小。在欧洲、美洲,以及最近在亚洲,工厂的废弃已经成为一种让人痛心的、司空见惯的景象。生产集中在几个大型综合企业,造成了其脆弱性,因为现有工人的数量越来越少,雇员开始要求得到适当的补偿和人道待遇,并提出民主诉求(如今许多国家的制造商面临这样的要求)。大量资本投资使新产品和新生产技术出现时的灵活性减弱了。工业的废弃物和高耗能导致生态被破坏。保持工业巨人的方式,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是实现它的可持续发展,而是让它一次又一次地在新的地方东山再起,拥有新的劳动力、自然资源和有待开发的落后条件。今天,我们可能正在目睹这个巨型工厂的历史顶峰,当下的经济和生态状况表明,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现代化的含义,以及它是否应继续等同于在巨大的、等级分明的工业设施中进行更多的物质生产,这类设施曾是祸根,也是昔日的荣耀。

在欧洲和美国的标志性工厂关闭后,那里留下了有形的废墟和无形的社会痛苦,人们对工厂及工业世界的怀旧之情也在增长,在蓝领社区的人们当中更是如此。一些网站充满留恋地记录着长时间关闭的工厂的情况,一些学者称之为“烟囱怀旧”,或尖刻地把它叫作“恋废墟癖”。这种情怀也有文学版本。在一篇关于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的文章中,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提到了他的小说《美国牧歌》(American Pastoral )的主题:美国工业城市的悲惨毁灭。罗斯“把衰颓写得很生动,但他的写作真正腾飞时,是他试图把城市想象为工业的乌托邦时。他为讲述这个故事而发出来的声音可以被称为‘工业牧歌’。普遍的感觉是,当男人穿靴子制造东西的时候,生活比今天要‘真实’得多,也更‘可靠’,而我们现在整天都在做什么就更难说了”。伯曼提醒我们:“田园视角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遗漏了肮脏的劳作。” [4]

一些对工厂权力的怀旧来自联想到工厂带来的理念的进步。启蒙运动产生了这样一种观念,即通过人类的努力和理性,世界可以变得更加富足、幸福和有道德秩序,这既是领导工业革命的企业家的核心信仰,也是前者的最严厉的批评者——社会主义者的核心信仰。工厂被反复描述为一种进步的工具,一种实现现代化的神奇手段,一个更大的普罗米修斯计划的一部分,它也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水坝、发电厂、铁路和运河,这些改变了我们星球的面貌。

今天,对许多人来说,进步的想法似乎是离奇的,甚至是残忍的。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手工艺品,是无法在世界大战、种族灭绝和物资过剩中幸存下来的。在一个被称为后现代的世界里,现代似乎过时了。但对另一些人来说,进步的概念仍然对他们的想象力和深层的道德意义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它使人们渴望回到,或者到达一个拥有大规模工业的世界。

了解巨型工厂需要掌握进步的和现代化的理念。在关于其建筑、技术或劳资关系的研究中,一个完整的巨型工厂的历史使我们越过了工厂的围墙,去改变道德、政治和审美的感受,以及工厂在生产中的作用。

与工厂相联系的现代化是一个模糊的术语。它可以简单地表示现代的性质、当代的东西,它存在于当下。但它往往不仅仅是一种中立的分类。直到19世纪,现代与过去相比,通常是不被赞誉的。然后,在这个工业化的时代,现代日益成为一种意义上的进步,一种渴望,一种可以实现的最好的东西。现代意味着对过去的否定,对之前的旧思想的拒绝,以及拥抱进步。有一本词典将现代性定义为:“对传统观念、教义和文化价值观的背离或否定,而倾向于当代或激进的价值观和信仰。”19世纪兴起的艺术和文学中的现代主义,以现代性为战斗口号,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称之为“对新事物的崇拜”,尽管它有时会批评或嘲笑崇拜本身。新奇成为一种自我美德,一种攻击传统价值观和统治权威的武器。工厂制度和它所带来的令人目眩的变化概率是它的先决条件。在意料之中的是,工厂本身成了现代派艺术家青睐的主题。 [5]

本研究的重点是巨型工厂,其规模大小是根据它们所雇用的工人数量来判断的,而不是研究所有的工厂。 [6] 巨型工厂成为未来的模板,为技术、政治和文化讨论设定了条件。它们并不典型。大多数工厂规模小得多,也不那么复杂。后者的工作条件常常更糟。但巨型工厂垄断了公众的注意力。关于工厂意义的争论往往集中在当今的工业巨头上。

很少有人研究过工厂,但巨型工厂除外,它们往往跨越了时间和空间。它们很少被认为是一个机构,尽管它们具有独特的历史、审美、社会特征、政治特征和生态影响。 [7] 但是关于特定工厂的报道已经很多了。在接下来的部分,是非常真实的关于工厂的讨论,它们之所以被选中,部分是因为它们在当时是如此受欢迎或受谴责。如果没有其他学者的工作,以及丰富的新闻报道、政府报告、视觉表现、虚构描写和第一人称描述,这项研究将是不可能的。我的那些前辈们的工作特别令人印象深刻,因为,虽然一些工厂被它们的创造者自豪地展示出来,但许多其他工厂,从英国最早的纺织工厂到今天的巨型工厂,都被人挖空心思地掩盖起来,以努力保护贸易机密和掩盖丑行。

对现代世界的许多居民来说,工厂似乎远离了他们的日常事务和忧虑。但是它并没有远离。没有它,他们的生活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存在。除了一些非常偏僻的地方之外,我们都是工厂系统的一部分。考虑到大型工厂的巨大成本以及巨大效益,我们有责任了解它是如何形成的。


[1] 大多数制造业岗位在工厂里,但不是全部岗位都在工厂。有的在零售店,比如面包店职员,有的岗位甚至在家里。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Employment,Hours and Earnings from the Current Employment Statistics Survey(National),” http://data.bls.gov/pdq/SurveyOutputServlet(accessed Sept. 24,2016).

[2] Heather Long,“U.S. Has Lost 5 Million Manufacturing Jobs Since 2000,” CNN Money,Mar. 29,2016,http://money.cnn.com/2016/03/29/ news/economy/us-manufacturing-jobs/;The World Bank,World Data Bank,“Employment in Industry and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based on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data),http:// 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L.IND.EMPL.ZS,and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reports.aspx?source=2&series=SL IND.EMPL.ZS&country=(accessed Sept. 24,2016);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The World Factbook,2017 (New York:Skyhorse Publishing,2016),p.179.

[3] 工业革命前夕的状况,见于Fernand Braudel, The Structures of Everyday Life: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15th-18th Century ,Vol. 1(New York:Harper and Row,1981)(French life expectancy,90),and E. J. Hobsbawm, The Age of Revolution,1789-1848 (New York:New American Library,1962),pp.22-43。另见于Roderick Floud,Kenneth Wachter,and Annabel Gregory, Height,Health and History:Nutritional Status in the United Kingdom,1750-198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292;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pp.71-72;and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World Factbook ,2017,pp.303,895,943。

[4] Tim Strangleman,“‘Smokestack Nostalgia,’‘Ruin Porn’ or Working-Class Obituary:The Role and Meaning of Deindustrial Representation,”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84(Fall 2013),pp.23-37;Marshall Berman,“Dancing with America:Philip Roth,Writer on the Left,” New Labor Forum 9(Fall-Winter 2001),pp.53-54.

[5] “modern,adj. and n.” and “modernity,n.” OED Online. September 201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www.oed.com/view/Entry/120618(accessed Sept. 17,2016);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rev. e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p.208-209;Jürgen Habermas,“Modernity:An Unfinished Project,” in M. Passerin d’Entrèves and Seyla Benhabib,eds., Habermas and the Unfinished Project of Modernity:Critical Essays on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Cambridge,MA:MIT Press,1997);Peter Gay, Modernism:The Lure of Heresy,From Baudelaire to Beckett and Beyond (New York:W. W. Norton,2008).

[6] 规模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衡量。我是按雇员人数来界定的。作为一个劳工史学家,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我的研究方向是工人的生活经历和阶级关系。如果用其他方法来定义规模,这将致使我们研究的结果截然不同。如果我们看工厂建筑的规模,在当今时代,波音和空客的大型飞机制造厂拔地而起,大型建筑不断涌现,工人数量却比许多小型工厂少得多。为了了解大型工厂对生态的影响,我们可以根据生产设施所占用的面积来确定规模。按照这个标准,化工厂,特别是原子燃料和武器复合体在规模上超过了本书中所讨论的大多数工厂。我对规模的定义或许有些武断,但它能很好地服务于本研究,即工厂和现代性之间的联系。

[7] Gillian Darley, Factory (London:Reaktion Books,2003),和Nina Rappaport, Vertical Urban Factory (New York:Actar,2016)都是例外,但都很有建筑学上的倾向。

第一章 “如同从朱庇特大脑中诞生的智慧女神”

——工厂的发明

1721年,在离英国德比市的全圣徒教堂(All Saints’ Church,现在的大教堂 [1] )一箭之地的地方,就像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那样,在德文特河(River Derwent)的一个岛上建起了一个工厂,这是第一座兴办成功的工厂。这座建筑,与许多旧式建筑——教堂、清真寺、宫殿,或者要塞、剧院、澡堂、宿舍,或者演讲厅、法庭、监狱,或者市政厅——全然不同。严格来说,它是现代世界的产物,它也为现代世界的构建助一臂之力。早在远古时代,就出现过一幕幕许多工人聚集在一起的景象,他们打响战争,或是建造像金字塔、公路、防御工事和输水管道这样的建筑物。但是,直到19世纪,制造业的规模,通常比前者小得多。它由手工艺者及其助手们单独或者组成小组工作,或由家庭成员从事生产家庭消费的物品。在美国,直到1850年,平均每个制造业企业雇用的工人不到8名。 [2]

有了约翰和托马斯·隆贝(Thomas Lombe)的德比丝绸厂,工厂似乎跳过了婴儿时期,一下子就兴旺繁荣起来了。 [3] 它是一座长方形砖房,有五层楼高,其外立面是一排排格子状的大窗户,外表看起来很像即将出现的数千个工厂,其中有许多工厂,直到今天仍在运行。

它的内部具备了现代工厂所有的主要特征:大量的劳动力使用以动力推动的机械进行协作生产。在这个工厂里,动力来自一个23英尺高的水车。在同一个空间里,提供外部动力的设备和众多的工人一起工作,这也许跟今天不太一样,但在当时,它代表了一个新世界的开始。 [4]

图1-1 托马斯·隆贝爵士的德比丝绸厂(拍摄于1835年)

建造第一个工厂,并非出于造福社会的宏大愿景,而是源于从商业机遇中获利的世俗动机。隆贝建造工厂是为了从一种用于经纱的紧俏丝线中获利。在织布时,横向穿插的纱线被称为“纬纱”,与纬纱交叉的被称为“经纱”。由于交替的经纱要被反复地拉起,以使纬纱能够穿过去,因此经纱需要用更结实的纱线。为了织布,要先把家蚕吐出的长丝制成绞纱。这些长丝必须卷绕在线轴上,和其他丝线捻在一起,然后再卷绕,再捻丝,这个过程被称为“抛丝”。在欧洲大陆上,可以用机器来抛丝。而在英国,人们使用的是纺车,这样生产太慢了,无法满足纺织工人的需求。

1704年,德比市的一位律师建造了一座三层的水力磨坊来装配从荷兰进口的抛丝机,但事实证明他无法生产出高质量的纱线。当地的纺织商隆贝接下来尝试了一下,派他同父异母的弟弟约翰去意大利北部学习那里使用机器抛丝的方法。他违反了意大利禁止泄露抛丝机械机密的法律,带着几名意大利工人回到英国,并向隆贝的公司提供了足够的信息,他们与当地一名工程师合作,建造并装配了工厂。很明显的是,这个工厂里使用的大部分工人是童工。

隆贝声称,他的工厂从来没有赚过大钱,部分原因是他很难从意大利获得生丝。这可能是他使用的一种计策,以防止别人与他竞争,并且能说服议会延长他的机器专利权。然而,在1732年,英国政府为了促进工业发展,让隆贝公开了他的机器模型,并给了他一大笔现金作为回报。 [5]

工厂体系传播得很慢。1765年,只有7家用机器进行生产的工厂。其中一家位于曼彻斯特附近的工厂,到那个世纪末已经有2000名工人,就算以现在的标准来看,也是一个庞大的企业。但是,更多的还是小型工厂,它们往往采用动力推动的机械来生产“缆线”,这是一种强度较弱的用来做纬线的丝线。 [6]

在讲求实际的想法的推动下,企业家们谨慎地追随着隆贝的脚步。观察者们几乎立刻就意识到了德比丝绸厂的创新性和重要性。丹尼尔·笛福在18世纪20年代参观了这家工厂,称它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珍品”。例如,查尔斯·狄更斯小说里的汤玛斯·葛莱恩(Thomas Gradgrind),就是一个典型的早期工业时代的文学形象。笛福在面对这个现代的奇迹时,倾倒不已地说道:“事实、事实、事实!”“只有事实!”他描绘了隆贝的机器:“包含了26586个轮子和97746个零件。水车每旋转一次,就能织出73726码的丝线。这个水车1分钟能旋转3次,所以,一天一夜就能织出318504960码的丝线。” [7] 并且他预见到了,这种惊人的景象会变得不再罕见,未来将会出现无数大型工厂。半个世纪后,詹姆斯·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也参观了同一个工厂。他同一群游客一起,在阳光下看到了这个新东西。他对这个机器的描述更加简洁:“一个令人愉快的惊喜。” [8]

尽管,德比丝绸厂可能仍然是“一个新奇的不可思议的造物”,但是,它带来的是工厂时代的开始。随它而来的是更多的工厂,这将彻底改变英国经济,最终将改变整个世界的社会形态。大型工厂将被证明是一个时代先锋,一个更广泛的工业革命的主要标志,它创造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

棉花

隆贝的工厂一直具有重要性,但不是作为丝绸工厂的模板,而是作为棉纺织工厂的模板。英国丝绸的生产受到重重限制,需求有限,国外竞争激烈,而且难以获得合适的原料。但是,棉花的历史是与之不同的,它是工业革命的推动力,并创造了我们今天仍然使用的工厂系统。

用于服装和装饰的棉布,很晚才在英国的棉纺织工厂里出现。在16世纪,印度纺纱工和织布工用简单的手工设备在家里工作,这些纺织品被出口到欧洲、西非和美洲。一个世纪后,它们已经成为真正的全球性商品。 [9]

直到17世纪晚期,在欧洲很少有人穿棉布衣服,进口的棉纺织品主要用于家居装饰。大多数人穿的衣服是用其他纤维制成的,例如羊毛、亚麻、大麻或丝绸。 [10] 但是,棉布性能优良和品种繁多的优点,使它很快成为欧洲服装界的宠儿。随着人口的增长和收入的增加,人们的需求也被推动着增长了,当地商人试图至少从外国生产者那里接管一部分生产棉纺织品的过程,这是后来被称为进口替代的一个早期例子。 [11] 欧洲商人不再从印度进口带有印花图案的棉布,而是开始从印度购买纯白的棉布,再由本地工匠进行印花。到了18世纪中叶,欧洲各地都有大型印花店在经营,其中有些店雇用了几百名工人。 [12] 英国商人也开始进口棉纱,与亚麻纤维混在一起来生产粗斜纹布。 [13]

1774年,像对待丝绸和羊毛工业一样,英国为了保护本土的全棉纺织业,取消了对棉纺织品生产和印染的限制。管制的放松,再加上棉线的生产扩大,导致了棉纱需求大增。 [14] 商人、工匠和企业家开始凭借在本土生产的产品占领市场。但他们面临的阻碍相当大。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要便于获得足够的棉花。印度的织布者使用印度种植的棉花,但欧洲气候不适合种植棉花。在18世纪晚期,英国从世界各地进口棉花,包括亚洲和奥斯曼帝国的各个地区。供不应求的状况,导致了在美洲使用奴隶劳动力种植棉花的现象越来越普遍。首先是在西印度群岛和南美洲,然后,在采用了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的轧棉机(1794年获得专利)后,美国南部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到19世纪初,英国使用的棉花90%以上是由美洲的奴隶种植的。随着英国纺织品产量的激增,美国的棉花种植者向西扩张,进入了密西西比河流域。在那里,一个残酷的帝国在非洲奴隶劳工的基础上崛起〔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将“黑奴”劳动力称为“棉花田的粮食”〕。因此,工厂体系的兴起,以及它与现代性的联系,完全依赖于奴隶劳动制度的扩展。“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卡尔·马克思写道——言过其实,但是说得很有道理。 [15]

将原棉加工成经线和纬线,需要一定的技术,于是产生了第二个挑战。正如爱德华·贝恩斯(Edward Baines)1835年在《大不列颠棉纺织业的历史》(History of the Cotton Manufacture in Great Britain )中写的那样:“生产丝线,只需要把蚕吐出来的丝拧在一起,让它们足够结实,就完事了。而棉花、亚麻和羊毛,它们的纤维却又短又细,要纺成线以后才能织成布。”英国使用的原棉,一般只有不到一英寸的单纤维长度。要把它变成纱线,必须经过“梳棉”,将缠绕在一起的纤维拉开,并且平行排列,形成一个“条子”。将棉条拉到一定的厚度(粗纱),然后捻制,以获得足够的强度。最后一个步骤被称为“纺纱”,上述步骤的总称也是“纺纱”。 [16]

直到18世纪60年代,纺纱还是一种家庭手工业,男性从事繁重的梳棉工作,女性使用纺纱轮来制作成品的纱线,儿童则以各种方式进行帮助。正如贝恩斯所指出的:“他们所用的机器……几乎和印度用的一样简单。”然而,在英国生产棉纱的成本比在印度高,而且生产出来的棉纱质量比较差,不够结实,不能用作经纱。不仅如此,至少要有3个纺纱工和几个辅助工人一起生产,才能保证一个织布工(通常是男性)有足够的纱线用,这就意味着织布工们常常不得不放下手头的工作去纺线。在18世纪30年代,飞梭的发明,极大地提高了织布效率,使得棉纱不足的状况更加严重。 [17]

一个彻底的变革,已经条件成熟了。扩大棉布、棉袜和其他棉纺织品的生产,将确保发明者和投资者得到回报,如果他们能做到增加棉纱产量、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的话。通过组织国内纺纱工和织布工的广泛网络,企业家们已经有了大规模生产的相关经验。由中央代理商向纺纱工和织布工提供原材料,让他们生产特定类型的纱线或布料,并按件支付报酬。尽管,在纺织业上,银行系统的财力和技术能力都十分有限,但制造商、交易商和地主阶级都拥有支持一个新事业的资本。农业劳动力无法充分就业,大量闲置,这构成了大规模工业的潜在劳动力库。 [18]

在18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英国的发明家、工匠和商人们开发了一系列的机器,用以提高本土生产的棉纱的质量和数量。在1764年,詹姆斯·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发明了第一台机械纺纱机——“珍妮机”。事实证明,它的用途很有限。因为它只能用来纺纬纱,而且需要由熟练工人操作。理查德·阿克莱特(Richard Arkwright)比他更成功。他是一个小修理工,在理发师、假发师和酒店主的工作中,经历了几番起起落落。阿克莱特于1768年申请了纺纱机专利,并于7年后申请了梳棉机专利。他与别人合作,先是在诺丁汉建了一个工厂,用马作为动力来推动纺纱机。他很快转向利用水力。在此之前,锯木厂、谷物厂、矿石粉碎厂和造纸厂就已经长期运用水力了,但是应用到棉纺织业上,他是第一个成功的。他在克罗姆福德(Cromford)建了一个工厂,选址在德文特河岸边,在隆贝的工厂的上游,两者距离大约16英里。他改进了他的梳棉和纺纱机器,并与各种合伙人在德文特河一带和其他地方建立了更多的工厂。从工厂获取的利润和专利使用费,使阿克莱特成为一个非常富有的人。 [19]

图1-2 英国发明家和企业家理查德·阿克莱特爵士(拍摄于1835年)

为了规避阿克莱特的专利,一些不同的梳棉机和纺纱机被开发出来,包括塞缪尔·克朗普顿(Samuel Crompton)的纺纱机,以让那些想从事棉纱生产的人可以选择不同的设备,其中一些更适合生产经纱,一些更适合生产纬纱。生产效率的提高是惊人的:最早的珍妮机,将每名工人的产量提高了6倍甚至更多;阿克莱特的设备改进成功后,效率提高了几百倍。18世纪后期,第一台动力织机问世,使纺织生产进一步迈向机械化。早期的织布机有许多问题,只能用来生产一些质量低劣的织物。因此,在19世纪20年代以前,手工纺织在棉纺织业中一直占主导地位,甚至在呢绒和毛纺织业中也占主导地位。但是,随着不断地改进,在几乎所有类型的纺织业中,动力织机的应用逐渐成为常态。 [20]

阿克莱特的诺丁汉工厂雇用了300名工人,大约与隆贝的工厂人数相同。他开在克罗姆福德的第一个工厂规模较小,有大约200名雇员,大部分是童工。他在克罗姆福德建的第二个工厂有800名工人。杰迪代亚·斯特拉特(Jedidiah Strutt)是阿克莱特的早期合伙人,他在克罗姆福德以南7英里处的贝尔珀(Belper)建立了一个工厂综合体,在1792年时雇用了1200至1300名工人,在1815年雇用了1500名工人,到了1833年雇用了2000名工人。1816年,在苏格兰新拉纳克(New Lanark)的工厂有1600至1700名工人,是阿克莱特帮助建造的,但是后来这个工厂由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和他的合伙人接手了。那时,在城市地带,正在建造着蒸汽动力棉纺厂,曼彻斯特有几个工厂雇用了1000多名工人。巨型工厂已经出现了。 [21]

为什么会有巨型工厂?

为什么棉纺织商采用工业化生产?为什么他们的工厂会这么大?在第一座大型工厂建成时,近代学者已经进行了相当多的讨论,直到今天仍未停止。工厂往往被描述为一种由技术驱动的迫切需要,一系列改天换地发明的产物,比如阿克莱特的纺纱机。但是,正如许多学者所证明的,机械发明、社会组织和生产规模之间存在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简单。

早期的机械化纺纱设备,不需要在工厂环境里进行运转。最早的阿克莱特机器是小型的,可以在一个农舍的环境里使用,以手摇的形式提供动力。早期的珍妮机和塞缪尔机也是如此。阿克莱特显然不是出于技术上的考虑,而是为了保证他能够收取专利使用费,才会推动工厂的集中生产。原因是,如果他的机器在国内被广泛应用于棉纱生产,就不可避免地会在他没有收到钱的情况下被复制。因此,他只允许他的设备在千锭或更大单位的情况下使用,仅适用于他自己建造的类似水力磨坊的大型工厂(因此他的纺纱机被称为“水机”)。即便如此,阿克莱特还是竭力保守他设备的秘密。1772年,他写信给斯特拉特说:“我已经把将来的事打算好了,那就是——不要让任何人弄清里头的门道。” [22]

即使在19世纪早期,大型工厂已经成了人们所熟悉的景象时,在英国纺织工业中,它们也不是最常见的生产方式。非制造业的生产不但未消失,而且还在工业的各个部门中继续发展,甚至有所增长。直到19世纪中叶,许多纺织厂都是既有纺纱织布机器,也有由国内的手工织布者组成的供应网。 [23] 此外,进入19世纪以后,英国纺织厂的规模还是很小。1838年,一家棉纺厂平均有132名工人,一家毛纺厂平均只有39名工人。1841年,在最重要的纺织区兰开夏郡(Lancashire)的1105家纺织厂中,只有85家雇用了500多名工人。 [24]

不一定要按照隆贝或阿克莱特的模式去运作一个完整的、以动力推动的工厂。一些工厂收容了大量使用手动设备的工人。此外,到19世纪20年代,工厂通常会把厂房空间和动力租给多个小雇主。1815年,曼彻斯特三分之二的棉纺织公司,只占自己所在工厂的一部分。斯托克波特(Stockport)的一个工厂有27名工头,他们共雇用了250名工人,这一系统与金属加工厂普遍实施的制度并无不同。金属加工厂的工匠为自己人租用工作空间,并使用蒸汽动力。进入19世纪中叶,一位历史学家写道,在毛纺织业,“工厂的多租户租用、厂房空间和动力的分割租用已经成了共性”。甚至有一些“合作”工厂的产品,是从小生产者手里收购过来的。在丝绸行业,蒸汽织机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使用,当时这种技术在英国已经普遍用于生产。蒸汽机竖立在一排由织工占据的小屋的末端,通过传动轴将动力输送到小屋中,每间小屋里都有几台织布机。 [25]

在第一座大型水力棉纺织厂建成后的近一个世纪里,就涌现了无数技术和商业组织的发明创造。但是,直到19世纪中叶,在由单一实体拥有和经营的工厂里使用蒸汽或水力设备,才成为英国纺织工业所有关键部门的主导模式。即使在那时,以当时的标准可以被视为非常大的工厂——雇用了超过1000人——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都很罕见,而不是司空见惯的。 [26] 但是,在当时和自那时以来,大型工厂受到的关注就特别多,因为它们不仅被视为工业和技术的先锋,也被视为社会规划的前沿。 [27]

为什么这些设备的拥有者选择大型工厂,采用大型的、集中的工业模式?伟大的英国数学家和发明家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在其1832年出版的著作《关于机器和制造商的经济》(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rs )中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阐述“大型工厂的原因和后果”。巴贝奇开宗明义地指出,机械化生产能带来巨大的生产力,促进“伟大工业的奠基”。他指出,一个首要的因素,就是高度细化的分工,高效的生产单位必须要把特定生产过程中最有效的劳动分工所需要的工种类别再翻上几倍。他还提到了各种花销的数额。其中包括机器的保养和维修人员以及会计人员的费用,在规模太小的工厂里,他们不能得到充分利用。此外,将生产的各个阶段集中在一座大楼中,会降低运输成本,并且使一个实体能够负责质量控制,这就降低了失误的可能性。 [28]

但是到底怎么样才算是“大”的?巴贝奇阐明了在有效尺寸上设置地板的因素,但没有说明如何确定最佳尺寸。在棉花产业中,一台纺纱机或织布机只需要少数工人就可以操作。实际上,在19世纪的前几十年里,无论是大型棉纺厂、中型棉纺厂,还是规模比较小的企业,似乎都很少实现规模经济。在19世纪晚期,经济理论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富有开创性地指出:“似乎……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在一些行业中,一旦缩小到中等规模,大型工厂从机械经济中获得的优势就会几近消失……在棉纺织业和印花布业方面,相对较小的工厂有自己的工厂,并且在每一道工序中,经常会租用运转最好的机器:因此,一家大工厂只是同一个屋檐下几个并存的小工厂。” [29]

在巴贝奇写了这本书后不久,利兹(Leeds)的记者贝恩斯也附和了他对采用工厂模式的一些解释,同时补充了一些指向不同方向的解释。他认为,集中管理可以让一个老练的监督者对生产的每个阶段进行更严格的监督。这也降低了原料浪费和失窃的风险。最后,它促进了生产过程各个阶段的协调性,避免了“由于某类工人在其他几类工人依赖他们的情况下无法履行其职责而造成的极度不便”。 [30] 总之,集中给制造商提供了更好地监督协调劳工的能力,许多曾在外包制度下工作的个人将在远离家庭的环境中监督他们自己的雇工(和家庭成员)劳动。

试图解释工厂制度兴起的学者们,详尽阐述了贝恩斯的论点。直到20世纪70年代,研究工业化的历史学家一直强调技术是变革的推动力。1969年,大卫·兰德斯(David Landes)在他的名著《英国工业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Britain )里“被解放的普罗米修斯”一章中写道:“在18世纪,一系列的发明改变了英国的棉花生产方式,产生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工厂制。”新机器创造了提高生产率和利润的可能性,引发了一系列组织性和社会性的转变,这些转变通常是很突然的,包括大型工厂的崛起和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

就在兰德斯完成他的著作时,新潮的马克思主义在学术领域兴起了。它引发了对工厂的兴起这一事件的重新思考,并指出在工厂制度的崛起中,是劳动监督存在优势,而不是技术存在优势。集中起来的工人可以比分散的工人工作得时间更长、更努力,同时生产出更稳定的产品,并且部分防止偷窃材料和盗用钱款现象。因此,早期的工厂没有引进动力机械或改变生产方法,就已经有了把工人集中在一个屋檐下工作的例子。但是,随后其他学者就对集中劳动力进行工厂生产来节省成本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但他们也承认,巴贝奇、贝恩斯和马歇尔在将曾经分包到外部的多个工序转移到一个地点和单一机构内的时候注意到了一些好处:减轻仓储负荷,降低运输成本,以及使生产更适应需求的变化。 [31]

就在人们对采用工厂模式的原因进行辩论的同时,越来越多的文献驳斥了工业化必须与过去的做法彻底决裂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相反,经济史学家认为,一个不那么明显的“原始工业化”过程为后来被称为工业革命的更为戏剧性和引起广泛注意的变革奠定了基础。到了18世纪初,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地方,商人和企业家正在组织越来越大的本土生产商网络,将产品销售到不断扩大的市场里,并积累资本。在这一过程中,以城市为基础的制造业迁移到农村,在那里,过剩和农闲的农业工作者成为现成的劳动力来源。因此,大规模的、以农村为基础的制造业在动力驱动的机器和大型工厂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这使得看似革命性的飞跃并没有那么大。 [32]

尽管对工厂制的兴起有了新的解释,但是那时候还不清楚为什么棉纺厂如此迅速地发展到1000~1500人的规模,而在此之后停止增长,新建的棉纺厂规模越来越小了。在工厂发展的初期,鉴于场地相对稀缺以及建造水坝和渠道以向水轮提供稳定流量所需的资本,使用水力的相关效益可能使建造大型工厂有利可图。在新拉纳克,有英国最大的工厂,工人们不得不挖出一条100码长的岩石水渠来给工厂的轮子供应水流。蒸汽动力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虽然一些蒸汽动力工厂的规模也很庞大,这或许只是快速抢占市场份额的一种方式。历史学家V. A. C. 加特里尔(V. A. C. Gatrell)表示,在第一批棉纺厂建成之后,新进入者意识到,如果试图在工厂的规模上与先行者较劲,几乎赚不到什么钱,还会担很大的风险。他们意识到,管理上的制约,可能会造成工厂越大效率越低。 [33]

也许工厂的大小,并不仅仅反映经济效益。在英国大多数的财富以土地所有权或政府债券的形式显现的时候,大型工厂提供了一种构建社会地位的新方式。阿克莱特在他的克罗姆福德工厂附近建造了一座城堡——威勒斯利(Willersley),并买下了周围的大部分土地。这位前理发师很快就成了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为他的工人建造了一座教堂和一所学校(后者有义务参加劳动),并为他的工人举办节日庆典。他的劳动者大军里,大部分是孩子。

阿克莱特借给德文郡(Devonshire)公爵夫人5000英镑以偿还她的赌债,他以这样一种夸张的姿态说明他的发明和工厂使社会地位的提高成为可能。他的儿子在继续经营家庭工厂的同时,也在土地和政府债券上投入巨资,为绅士甚至贵族提供抵押贷款,并成为英国最富有的平民。斯特拉特一家,尽管比阿克莱特更家喻户晓,却也遵循着相似的轨迹。1840年,弗朗西斯·特罗洛普(Frances Trollope)在小说《工厂男孩迈克尔·阿姆斯特朗的生活与冒险》(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Michael Armstrong the Factory Boy )中,写了一个大型工厂。工厂主马修·道利(Matthew Dowley)爵士有一个庄园,他在里面建造了一座豪宅,从宅邸向外望去,可以看到“面目狰狞的烟囱”,那里就是他的工厂所在了。 [34] 工厂不仅带来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而且产生了一批新晋的富豪实业家。他们试图加入统治阶级的精英团体里,而这种尝试会一再发生。

创造工厂的世界

最初出现在河谷和城镇中的小型商业和住宅建筑的规模,与棉纺厂的规模相比,是完全不能同日而语的。英国拥有庞大的建筑物——大教堂,比新出现的最大的棉纺厂还大。在17、18世纪,新类型的城市建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医院、兵营、城堡、监狱、学院、仓库和船坞。但大教堂和其他大型建筑内部空间的体系,与制造业非常不同。 [35] 为了适应可实现大规模生产、由动力驱动的机器和大批工人的需求,需要新的建筑设计和被改进的建筑技术及材料。为满足棉花工业的特殊需要而进行的创新很快扩展到了这一领域之外,并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塑造了英国和其他地方的建筑环境。显然,阿克莱特在克罗姆福德的第一个工厂是仿照隆贝的建造的,后者也是五层楼高。历史学家R.S.菲顿(R.S.Fitton)写道:“它那长而狭窄的比例、高度、窗户的范围……以及相对完整的大面积室内空间,成为18世纪后半叶以及整个19世纪工业建筑的基本设计。”阿克莱特在克罗姆福德的第二个工厂有七层楼高,120英尺长;他在附近建起的第三个工厂有150英尺长,有一个圆顶。 [36]

阿克莱特在他的工厂建筑内部使用大量木质的柱子和梁,这使它们容易受到随时可能发生的火灾的威胁,因为有这么多易燃的线和布,还有空气中的棉絮粉尘。在18世纪90年代初,威廉·斯特拉特(William Strutt)(杰迪代亚的儿子)建造了一个工厂,里面有铸铁的柱子、铁皮包的房梁和砖砌的拱形楼层支撑,以减少火灾的危险。不久之后,斯特拉特的朋友查尔斯·巴格(Charles Bage)设计了一个五层的亚麻工厂,它是世界上第一座完全由铁框架构成的建筑,是所有铁结构和钢结构建筑的先驱,因为它虽然不是钢结构,但是使钢结构成为可能。铁梁的改良也随之产生。用铁代替木料不仅减少了火灾的危险,还增加了可跨越的距离,使更宽敞的楼层出现,以便容纳19世纪20年代引入的大型骡子动力旋转机器。为了使他们的多层工厂保持温度(这样可以减少纺线断裂),阿克莱特和斯特拉特家族效仿了隆贝的工厂的做法,设计了复杂的系统来循环加热空气。 [37]

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动力织机变得越来越普遍,但是,它们变得不易被安装到现有的工厂里了。因为操作它们所造成的震动非常巨大,以至于放在一楼之上的楼层都是不安全的。因此,一个普遍的做法是,搭建一个单层的织布棚子,它往往在毗邻纺纱工厂的地方,或者设置在纺纱工厂的院子里。为了便于采光,这些庞大建筑的屋顶都由一排排倾斜的屋脊组成,每个屋脊的两侧都有窗户,以使阳光透进来。“锯齿形屋顶”很快就出现在各种工业建筑的上面,而且在大西洋两岸比比皆是。 [38]

在早期的纺织厂里,由转轴和齿轮组成的复杂体系,把水车产生的动力分配到一台台机器上。只要有稳定的水流,水力就是便宜、效率高的动力。这意味着工厂必须建在河流上,而且是像德文特河那样有稳定流量的河流。即便如此,有时也没有足够的水流,这使得包括阿克莱特在内的一些工厂主尝试使用蒸汽机——刚被改进用于抽水——把水抽到水池里,从而稳定地向一个水车供水。蒸汽机可以稳定水源供应。

然而,良好的厂址,常常是孤立在荒凉之地的,劳动力供应很稀少,这就出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阿克莱特选择克罗姆福德作为他的厂址,部分原因是那里靠近一个铅矿,他希望雇用矿工的妻子和孩子。) [39] 使用蒸汽动力直接驱动纺线和织布设备,尽管价格较高,但可以在城市地区建造工厂,为其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并且工厂主不必再为工人提供住所。

从技术上说,只需稍加修改就可以使工厂的设计从水力转向蒸汽动力,但这种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蒸汽机需要燃煤锅炉,这导致了煤炭工业的大规模扩张,这成为工业革命的另一个推动力。蒸汽动力的工厂对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无论是煤炭开采还是锅炉排放的煤渣和黑烟都是如此。在《艰难时世》(Hard Times )中,狄更斯描述了工厂蒸汽机的“嘎嘎作响”和“震颤”,活塞上下跳动,“就像一只大象的头正在癫狂地摆动”,锅炉喷出“可怕的烟雾”,喷吐的黑烟和被污染的空气成了曼彻斯特及其他纺织生产的城市中心和工业革命本身的象征。 [40]

在棉纺厂里首次出现的另一个创新是电梯。它是一个巧妙的解决方案,可以解决人员和原材料快速进出多层建筑的问题。在刚步入19世纪时,斯特拉特的几个工厂里安装了原始的水力升降机。威廉·费尔贝恩(William Fairbairn)在1834年设计了一个大型的蒸汽动力磨粉机,每个侧翼上都装有一台蒸汽电梯,这种装置如此新颖,以至于当时的人不知道如何用语言描述才好,他们把这四个玩意儿称为“垂直上升通道”。

费尔贝恩是传播诸多创新设计的关键人物。他的公司可以提供一个完整的、设备齐全的工厂所需物品的清单。“资本家只需说明他的资本多寡、制造物品的种类、预定的地点和与水源或煤相匹配的位置设施,他就可以向前者提供设计、估价和货物。”费尔贝恩的公司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工厂,包括为土耳其的苏丹在伊斯坦布尔附近建立了一家羊毛厂,以及孟买的一个巨大的纺线织布厂。 [41]

在英国纺织区,没有什么比贝尔珀的斯特拉特工厂里建造的“圆形厂房”更能体现发明的感觉了。这座三层的圆形石头建筑,分成了八个部分,显然是出自塞缪尔和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设想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它的中心有一个检查站,监督人员可以站在这里观察整个建筑物里的一举一动,实现边沁所倡导的持续监督的理想。斯特拉特采用边沁的设计,可能是为了尽量减轻火灾的威胁,因为中央的监督员可以把建筑内任意部分的大门关闭,以隔绝火焰和保护其余的结构。 [42] 尽管圆形厂房没有被多少后来者效仿,但持续监视的想法越来越多地成为工厂制度的一部分,并且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

变革从高墙环绕的大型工厂开始,逐渐向外扩散。工厂主必须发展物质、社会和心理方面的基础设施,以保障工厂的生产。仅仅是把人和材料往乡村地区的工厂送进送出,就需要非同一般的努力。当阿克莱特到达克罗姆福德时,离这里最近的适合轮式车辆行进的道路远在几英里之外。作为原材料的棉花被分成小包,用驮马运过荒野。直到1820年,工厂主们才在德文特河边修了一条新的道路。即使每天步行四五英里去上班,住在工厂附近农村的人也不足以为工厂提供充足的人力。早期的许多工厂主为他们的工人建造了住房,有时包括教堂、学校、旅馆和市场,甚至包括整个新村庄。 [43]

在孤零零的工厂附近养活如此多的人,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也是一个挑战。一些工厂主建立了自己的农场,为工人提供食品。通常工人的工资只有一小部分是以现金形式支付的,其余部分是以扣除房屋(归公司所有)租金、给“代金券”〔在公司的商店(汤米商店)获得实物〕和偿还账单的方式支付的,这些商店出售食品、煤炭和其他供应品,往往高于市场价格,质量低劣,这也是工人怨恨、不满的一个源头。 [44]

代金券帮助雇主们解决了他们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即支付员工工资的货币短缺。小面额硬币的流通量不够大,这在工厂出现之前是极不寻常的现象。囤积行为使这个问题加剧。工厂主们不得不拿一些代币或外国货币来支付给工人,或者发行他们自己的钞票,并且希望当地商人能够照收不误。 [45]

尽管这些挑战是很困难的,但在纪律问题面前,它们都算不了什么。对于新兴工厂系统的领军者安德鲁·乌尔(Andrew Ure)来说,他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训练人类放弃杂乱无章的工作习惯,并认同复杂自动化过程中一成不变的规则。当然,手工操作的国内制造业——就像所有的工作一样——也需要纪律约束,但前者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纪律,工作节奏是完成特定任务的关键。就像农业一样,紧张的活动和空闲的时间交替进行。小生产者将梳棉、纺线和织布与家务、耕作以及其他种类的劳动和休闲交织在一起。众所周知,在许多行业,工人利用“圣星期一”(有时也用“圣星期二”)来处理个人事务,从宿醉中恢复或进入新的宿醉,社交,或干脆懒散地混日子,只投入很少的时间在工作上。在1819年的一个议会委员会上,一位目击者根据回忆做证说:“通常情况下,当一个星期开始时,他们都会喝上一两天的酒,为了完成落下的工作,他们会工作很长时间,直到周末。”

有时候,这种浪漫化的家务自主权,仅限于户主本人,通常是男性。妻子、孩子、学徒和受雇的熟练工对他们的时间并没有同样的自主权。他们受到外部纪律的约束,不仅他们的工作时间和速度被规定,而且生产过程的各个方面也被规定。纪律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是普遍服从于一家之主的。这可能是严酷的,但它仍然是以任务为导向的,市场生产混合在家庭的生产、家务里,如果他们够幸运的话,还有些娱乐。

相比之下,工厂的生产需要数十名或几百名工人的协调活动,这些工人被要求日复一日地同时开始和停止工作。公司制定了一套详细的规则和制度,以罚款和禁闭来惩治违反规则的人。监工们监视工人上班下班,以及他们在厂里做了些什么。一些工人的活动被他们所使用的机器的要求制约,必须在机器周期性运行中的特定时间点上做一项特定的工作。乌尔对这种按部就班的劳动的紧张程度嗤之以鼻。在他看来,纺纱的“细纺工”、被指派重接断线的孩子们,每分钟里至少有四分之三的休息时间。所以,在他看来,这种工作十分轻松。十年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保养机器——例如,不断地接上断线——是一项需要工人全神贯注的活动。这同时也是一种非常费神的工作,它不容许操作者的思想被任何别的东西占据……[它]使得操作者没有机会进行体育锻炼,甚至疏松疏松筋骨……这完全是最严厉的酷刑……服务于一台永不停止的机器。”马克思在《资本论》(Capital )中写道:“在手工制造业和手工业,是劳动者利用工具;在工厂,则是劳动者服侍机器。” [46]

如果真像大卫·兰德斯说的那样,“工厂是一种新型监狱,时钟是一种新型狱卒”,那么这反过来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在一个工人们不拥有钟表的世界里如何守时。在过去,工人们从来不需要守时或将他们的工作固定在特定的时间。为了加强新时期的纪律,一些工厂敲起了晨钟,以唤醒它们的工人。在市区,工人们雇了一个“敲窗人”,他每天早晨用一根长杆敲打他们楼上的窗户,以确保工人们按时起床上班。最终,“敲窗人”变成了兰开夏音乐厅舞台上的一个丑角,在这个词的原始意义之外又增加了第二个意思,而后者保留到今天。 [47]

工厂旅游

尽管最新的学术成果揭示了这样一种观点:工厂制度起源于少数发明者和企业家中的天才,他们改变了一切,而且早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前,他们就预见了即将开始的经济和社会变革。但工业革命仍然是一场革命,在当时和现在看来都是这样的。当代的观察家们毫不怀疑,棉纺厂和它所带来的变化代表了技术、经济和社会与过去决裂。从18世纪后期开始,工厂、工厂村和制造业主导的城市吸引了来自欧洲大陆和北美的许多游客、记者和慈善家。 [48] 新奇是它们吸引人的一部分原因。19世纪40年代初,爱尔兰的一个制造商的儿子W.库克·泰勒(W. Cooke Taylor)在兰开斯特(Lancaster)的工业区游览过。他写道:“蒸汽机没有先例,珍妮机没有祖先,骡子和动力织机进入生产领域,没有任何征兆。它们突然出现,就像密涅瓦(Minerva) [49] 突然从朱庇特(Jupiter)的大脑中诞生一样。” [50]

工厂建筑的规模和配置,无论是在乡村地区的河谷还是拥挤的工业城市里,都让游客们感到震惊。英国桂冠诗人罗伯特·骚塞(Robert·Southey)写道,接近新拉纳克工厂使他想起了“蒙希克(Monchique)浴池的宏伟遗址”,这个浴池是由罗马人在葡萄牙南部建造的。和许多其他观察家一样,骚塞也在寻找先例以理解他所面对的新奇事物。他写道,这番景象让他感到惊讶,因为这些建筑“看起来太有规律了”,“如果放到一个天主教国家,从远处望去,可能会被误认为修道院”。1835年访问曼彻斯特的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把工厂比作“巨大的宫殿”,在一个很少有这样规模的世俗建筑的世界里,这是一个普遍的比喻。一位到英格兰北部的德国游客写道:“我仿佛已经到了埃及,因为许多工厂的烟囱……像巨大的方尖碑一样高耸入云。”“正当他们似乎在为自己和事物进行革命,在创造前所未有的东西,”马克思在骚塞访问新拉纳克30年后写道,“就在这个革命危机时期,”“(人们)焦虑地把古老的精神召唤到他们的行为当中,把他们的名字、战斗的呐喊和服装一股脑拿来,以便于用这些古老的伪装和这种借用的语言来呈现世界历史的新景象。” [51]

工厂里的机械装置甚至比建筑物本身更令人着迷。在《迈克尔·阿姆斯特朗》(Michael Armstrong )中,特罗洛普写道,参观者被安排了一次工厂之旅:“他们被庞大、美丽、精巧的机械环绕着,这吸引了他们的全部注意力和惊叹之情。那整齐划一的无休无止的运动,以其强大的力量和不屈不挠的活力而获得升华,吸引了每一个观察者的眼睛,并且使每一个观察者的头脑中充满了对神奇的科技力量的无限崇拜!”特罗洛普哀叹游客们对身边的童工漠不关心:“陌生人不来工厂看他们;他们看到的只有大不列颠机械体系的完美无瑕。”法国社会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弗洛拉·特里斯坦(Flora Tristan)写到了她在英国看到的蒸汽机:“站在这样的怪兽面前,你只有目瞪口呆的份儿。” [52]

工厂的现代化,令观察者眼花缭乱。在19世纪初,为了延长作业时间,工厂主开始安装煤气灯,这成了一个奇观,吸引了远近的诸多游客。狄更斯在《艰难时世》中把“焦煤镇”的早晨描述为“童话宫殿迸发出的光芒”。工厂和配套仓库的大小甚至使新的娱乐形式成为可能。1837年,在曼彻斯特,山姆·斯科特(Sam Scott)从一座五层楼高的仓库的屋顶上跳下,跳入欧韦尔河(River Irwell),吸引了大批市民围观,后来他又在博尔顿(Bolton)表演了这一特技。另一个大胆的人是詹姆斯·邓肯·赖特(James Duncan Wright),在19世纪50年代,他的表演吸引了更多的人,他利用一个滑轮从连接到工厂烟囱的绳子上滑下来,他声称这让他成为世界上移动速度最快的人。 [53]

关于工厂生产制的争论

在诸多奇迹中,尽管充满了建筑和机器方面的奇迹,但应用更广泛的是社会方面的创新——后来被称为“工厂系统”的东西——在19世纪上半叶,它是讨论、争论和冲突的焦点。“工厂系统”是一个不够精确的术语,一般是指工厂带来的全新生产方式,包括必须按部就班的劳动力、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以及工厂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库克·泰勒与新的制造商结成联盟,并认识到,英国“已经被机器填塞得拥挤不堪”,迅速发展的机械化工业生产“打乱了所有现有的社会机器”。“一个巨人强行挤进了拥挤的人群,”他写道,“将痛苦和困扰延伸到最偏远的地方:被他推开的人,依次推开别人……因此,工厂制度使得没有制造业的地区也感受到了它的存在:所有的阶级都在为陌生人腾出空间。” [54]

对于它的许多批评者,甚至一些支持者来说,对劳动力特别是童工的剥削,成为他们评价这一新制度的焦点。虽然未被充分利用的农业人力资源吸引了制造商,但这些工厂的规模之大,使得招聘和留住劳动力成为一个挑战,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许多当地人不愿意进厂做工,不愿意服从他们不习惯的严密监督和纪律。在任何情况下,工厂主都不希望雇用成年男子来干大多数的工作,他们更喜欢可以少付钱的妇女和儿童,而且他们容易摆弄,没有受过学徒培训后的自豪感和手艺。机械动力的推广,使对大多数重体力劳动的需求消失了,特别是在纺纱过程中。这种新的纱线生产设备需要持续不断的监督,以寻找断裂的线头和其他需要迅速解决的问题,需要灵巧的手指和机敏的头脑,而不是力量。所以工厂主招募了一大批年轻的、主要是女性的劳动力。1835年,乌尔估计英格兰三分之一的棉纺工人年龄在21岁以下,在苏格兰,一半的棉纺工人年龄在21岁以下。 [55] 许多人的年龄非常小,在克罗姆福德,一些工人只有7岁(尽管工厂更愿意雇用10岁到12岁的工人)。在一些纺纱厂,工头几乎是唯一一个在场的成年人。今天,在美国,工厂与男子气概联系在一起,但在早期,它主要是妇女和儿童的地盘。 [56]

工人的工作条件很艰苦。第一次进入工厂,可能会是一种可怕的经历:机器的噪音和震颤;令人窒息的空气,棉絮粉尘弥漫其中,许多工厂为了减少断线而使空气保持闷热;用于润滑机器的鲸油和动物油脂产生的恶臭(在石油产品问世之前)和数百名劳工的汗水气味;工人们苍白的面容和孱弱的身体;工头凶狠的举止,其中有些人还挥舞着皮带或鞭子来维持纪律。在织房里,几十台织布机发出震耳欲聋的嗡嗡声,每台织布机每分钟往复60次,使工人们无法听到彼此说话的声音。

在最初的几十年中,工厂主们通常让他们的工厂日夜开动,按照德比丝绸厂所开创的时间表看,是实行两个12小时或13小时的轮班制(包括一个小时的晚餐休息时间)。童工们干活也是两班倒。星期天是唯一的休息日,每周工作超过70小时是寻常现象。为了让筋疲力尽的孩子保持清醒和继续工作,主管和成年工人用皮带、巴掌,甚至是木棍打他们(尽管人们对这种虐待的普遍程度有很多争论)。 [57]

也许并不令人意外的是,早期的工厂主们常常发现自己无法为工厂配备心甘情愿工作的工人。所以一些人转向寻找不情愿的工人。济贫院是孤儿和穷困潦倒之人的最后去处,那里的孩子是童工苗子,教区官员让这些孩子去给工厂主做学徒,让工厂主对学徒拥有充分的法律权力,并将儿童逃跑视为犯罪行为。在约克郡(Yorkshire),往往70%以上的劳动力是来自济贫院的学徒。新拉纳克的一个工厂,在罗伯特·欧文接管之前,有些学徒只有五岁。普通学徒是由他们的父母注册的,如果他们逃跑的话,有可能进监狱。如果签订定期合同的工人在合同到期之前辞职不干,也有可能面临牢狱之灾。此外,1823年的一项法律规定,任何未经报告即离职的工人可被判处三个月监禁。因此,政府的强权有助于为新的工厂制度配备和维持劳动力。更重要的是,官员和雇主实际上是同一个人的情况并不少见,因为工厂主有时担任法官,审判的就是涉及他们自己工人开小差的案件。 [58] 在前几十年的工厂体系里,合法的非自由劳动,在棉花种植和工厂内部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今天,在大众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中,工业革命常常与个人自由和所谓的自由市场联系在一起。 [59] 但是在工厂体系的早期,它可能是一种新的自由形式,同时也可以被称为一种新的奴隶制形式。约瑟夫·利维塞(Joseph Livesey)是一位著名的报刊出版人和戒酒运动家,他自己也是一个工厂主的儿子,他在书中写到了童年时在工厂里看到的那些学徒童工:“他们在被一个只有西印度奴隶才能与之相比的体系里做学徒。” [60] 在《工厂男孩迈克尔·阿姆斯特朗的生活与冒险》一书中,特罗洛普写道,当学徒的穷孩子“过着悲惨的生活,终日辛劳,贫困不堪,其境况比任何黑人奴隶都更惨。”在小说情节中,迈克尔·阿姆斯特朗的故事,是拯救奴隶类型故事的翻版,讲述了女主人公——工厂老板的女儿,一个富家小姐——试图将处在凄惨的学徒生活中的阿姆斯特朗从一个封闭的工厂里解救出来并最终成功的经历。 [61]

用奴隶制来比喻工厂劳动,无疑反映了19世纪初期关于奴隶制本身的激烈辩论,最终导致1834年英国对奴隶的解放。不过,这也是衡量工人的生活被看得有多么凄惨的一个标准,以至于许多观察家将工厂劳动等同于奴役奴隶。一位名叫“棉纺工观察者”的人写道,纺纱室里酷热无比,工人们得不到片刻休息:“西印度群岛的黑人奴隶,如果在烈日下工作,有时可能会有一点风给他吹吹凉,他还能有一块自留地,还有时间去耕种它。而做奴隶的英国人,却享受不到来自天堂的空气和微风。”恩格斯在特罗洛普之后几年,也写到了英国纺织工人,他相信“他们做奴隶比美国黑人还要低贱,因为他们受到更严格的监督”。他还哀叹,工人的妻子和女儿在奴役中,也不得不满足制造商的“基本欲望”。在其他地方,恩格斯把工厂体系下的工人比作“在诺曼男爵的皮鞭下的撒克逊农奴”。同样,在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的小说《西比尔》(Sybil )中,有一个角色宣称:“这个国家工人阶级中的许多人比诺曼征服之后的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于野蛮人的状况。”1830年,理查德·奥斯特勒(Richard Oastler)在《利兹水星报》(Leeds Mercury )上发表了一封题为《约克郡奴隶制》(Yorkshire Slavery )的公开信,这封信发起了减少工厂工作时间的“十小时运动”。 [62]

图1-3 《梳棉、拉棉和纺纱》(1835年),关于英国工厂生活的一个比较理想化的插图

对罗伯特·骚塞来说,奴隶制与工厂制度的联系并不是源于特定的虐待形式,而是源于制度本身的性质。欧文甚至在他思想急剧转变之前就因以人道的方式对待新拉纳克工厂的工人而著称,但骚塞仍然觉得:“欧文实实在在地骗了我。他是一家大企业的股东和唯一董事,他与种植园主几乎别无二致。只不过在他手下干活的人是白人,法律允许他们辞去他这里的工作,但在他们仍然在那里的时候,他们和那些黑人奴隶一样,都在他的绝对管理之下。”骚塞认为,工厂系统,即使在它最好的时候,也会倾向于“破坏个性和家庭生活”。在最坏的情况下,这里简直是个魔窟。在参观了一家曼彻斯特棉花厂后,他写道:“如果但丁的地狱迎来了一个来自这个工厂的童工,那么童工可以好好跟他形容一下工厂的样子,这样可以为他提供新的恐怖图景。” [63]

工厂体系的一些批评者,以及一些奴隶制的捍卫者,对自由劳动和奴隶制之间的区别提出了质疑,因为工人生活的环境实在是太糟糕了。1773年塞缪尔·马丁(Samuel Martin)写道,英国劳工“作为必需品的奴隶”,无法“减轻他们的劳动强度”或“增加他们的工资”。欧文提出了关于工人的疑问:“除了外表之外,他们真的是自由劳动者吗?……在这种境地下,除了饥饿的自由,他们还有什么别的选择或自由?” [64] 在这里,有一种批评直指市场关系的传播核心,而这正是工业革命的一部分。

除了虐待劳工,环境破坏在对工厂制度的批评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关于曼彻斯特和其他工业中心的报道一次又一次地提到了阴暗污浊的空气。1845年,苏格兰地质学家休·米勒(Hugh Miller)这样评价曼彻斯特:“人们第一次从笼罩在城市上空的可怕的阴郁气氛中得到它存在的暗示。”同样,库克·泰勒也写道:“我清楚地记得我的感受……当我眺望这座城镇……看到一大片的烟囱冒出滚滚浓烟,形成了一片漆黑的天幕,仿佛将整个地域都包围并囊括其中。”泰勒观察到,空气被污染得如此严重,以至于在曼彻斯特本土以外生活的人都这样做了。 [65] 少将查尔斯·詹姆斯·纳皮尔(Charles James Napier)在1839年被任命掌管包括曼彻斯特在内的英格兰北部地区,他把这座城市描述为“通往地狱的入口”,因为它贫富悬殊、道德沦丧、污染严重,整个城市就像“一座烟囱”。 [66]

水污染与空气污染一样严重。休·米勒描述了破布、污水和其他废物对欧韦尔河的污染,因此它看起来“与其说是一条河,不如说是一个流动着的粪坑,在里面什么生命都活不下去”。 [67] 也许山姆·斯科特飞跃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方面不是从五层楼坠落下来,而是他跳进含有剧毒物质的污水河里,却幸存下来。

图1-4 《棉厂,联合街,曼彻斯特》,这幅1835年的版画展示了英国工厂数目激增的状况和由此产生的污染

棉花生产对环境的破坏远远超出了工厂本身。棉花种植需要砍伐森林开荒,而种植棉花会迅速耗尽土壤肥力,这也是美国的棉花种植业,以及奴隶劳动力,从东海岸迁移到密西西比河河谷的原因之一。煤矿开采污染了河流,给环境造成了损害。 [68]

也许对工厂制度的最著名的批评——至少是我们这个时代记忆最深刻的批评——用几句话就抓住了掠夺大自然的本质,即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对“黑暗的撒旦工厂”的谴责,他说它玷污了英国“青翠的山冈”和“宜人的牧场”,这是他写于1804年的诗句,构成了他的长诗《弥尔顿》(Milton )序章的一部分。这首诗在1916年被改编为著名歌曲《耶路撒冷》,这首歌至今仍在英语国家的教堂里和足球场上广为传唱。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布莱克似乎是直接对被浓烟笼罩的天空做出了反应,而这种天空正在成为英国城市生活的特征之一。在他伦敦的家附近,一个蒸汽动力的大型磨粉厂运转到1791年时,被大火烧毁了(据一些报道,是愤怒的工人纵火引起的)。然而,对布莱克来说,使工厂成为“恶魔”的不仅仅是烟雾。对于这位伟大的神秘诗人来说,工厂象征着一个精神荒漠,危害着被上帝赐福的前工业时代英国人的世系后裔。布莱克决心要克服这一整套生活方式,以便在英格兰绿色、宜人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新耶路撒冷。 [69]

城市的贫困常常被描绘成另一种形式的掠夺和堕落。棉花工业的机械化使工厂所在地区的人口大量增加。兰开夏郡的人口几乎翻了一番,从1801年的163310人增加到1851年的313957人。恩格斯在1845年写道:“这里曾经是一片荒凉的、人烟稀少的沼泽地,现在已经成了人口稠密的工业区。”如曼彻斯特、格拉斯哥(Glasgow)、博尔顿(Bolton)和罗奇代尔(Rochdale)等工业城镇,“就像雨后的蘑菇一样冒出来”。曼彻斯特和邻近的索尔福德(Salford)的人口增长了两倍多,从1800年的9.5万人增加到1841年的31万多人。仅在1830年,兰开夏郡就有超过10万名棉纺厂工人。 [70] 来自英格兰其他地方的农村移民构成了新的工业劳动力的大部分,来自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新移民也是如此,那里农村的贫困状况迫使成千上万的人背井离乡。 [71]

在工厂附近迅速出现的密集的工人阶级社区,其方式与工厂本身一样新奇且令人不安。这么多工人挤在一片弹丸之地,是前所未有的情况。泰勒写道:“工厂制度最显著的现象是突然在某些点上大量聚集的人口。”“我们的祖辈目睹了每天晚上从(曼彻斯特)联合街的工厂里涌出人群的情景,治安官们会赶来,警员会专门集结在此,骚乱法令被宣读,武装力量被召集起来,而且这里很可能发生一些致命的冲突。”对泰勒来说,最可怕的不仅仅是工人的数量,而且是这样一个事实——工厂里的工人是一种新的生物,一种未知的和不受控制的品种。“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习惯是全新的,是由其生存的条件所形成的,他们几乎无法无天,没有受过多少外部指导和规训。” [72]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一书中,恩格斯几乎同时以最生动的方式描述了英国工人的悲惨生活条件:他们的穷困,他们简陋肮脏的住房,他们破旧的衣服,他们的家和所生活街区的恶臭气味。(曼彻斯特的法律助理专员说,街道上“到处都是垃圾和令人难以置信的物质,泥泞不堪,几乎无法通行,散发的恶臭也让人无法忍受”。)和布莱克一样,恩格斯把工厂制度下的生活与前工业时代的理想化生活做了对比,家庭纺织工人生活在“田园诗般的”世界,他们“快乐地生活”,如果不涉足思想或政治意识的领域,他们就能自给自足。对恩格斯来说,使他震惊的不仅仅是新工人阶级的贫困,还有他们的工作本身、机器的生产节奏、监督者要求的“钢铁纪律”,以及“无休止的枯燥工作”。“没有什么是比这更糟糕的命运了,当它降临到一个人身上时,这个人就不得不每天从早到晚违背自己的意愿去做令自己厌恶的工作。” [73]

但是,归根到底,对于像泰勒和恩格斯这样的人来说,大量工人集中在工厂和工厂附近,最重要的影响是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形态,一个“通过引进机械而产生的无产阶级”。恩格斯写道,城市化“有助于将无产阶级凝聚成一个紧凑的群体,使其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以及自己的社会观”。历史学家E.P.汤普森(E.P.Thompson)总结了19世纪英国人的普遍情绪:“不管他们对价值的判断如何不同,保守派、激进派和社会主义观察家都给出了同样的公式:蒸汽动力+棉纺厂=新的工人阶级。”这个阶级,对恩格斯和许多其他人来说,意味着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到来。 [74]

当然,在全国辩论中,工厂体系也有其维护者。更具体地说,从19世纪初开始,主要是通过限制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时间来对他们进行保护。 [75] 工厂的少数辩护者声称没有任何问题,或者至少没有任何问题是工厂主的责任。被马克思称为“自动化工厂的品达” [76] 的安德鲁·乌尔认为,在毛纺厂的“粗纺机”(准备用来纺纱的纱线)上工作的童工挨打,是子虚乌有的事。乌尔声称,粗纱机是手工操作的,如果助手童工们松了手,工头才会打他们。如果在提供动力的设备上设定好劳动的速度,将消除对儿童的虐待。在认识到使用蒸汽或水力的棉纺厂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后,乌尔退回到简单的不承认上,他在走访曼彻斯特及周边地区的工厂时写道:“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对一个孩子施加体罚的例子,也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孩子带病工作……这些生机勃勃的小精灵在工作时,似乎就像进行一项运动,在这个过程中,习惯给他们带来了一种令人愉快的灵巧劲儿。” [77]

库克·泰勒承认工人的贫困,并承认“做童工是一种委屈”。他既没有责怪工厂系统,也没有责怪工厂主,而是归咎于英国与法国长期冲突和限制贸易所造成的萧条的经济状况。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在她的小说《雪莉》(Shirley )(以拿破仑战争时期为背景)中也有同样的观点。对泰勒来说,有一件事比少年劳工更糟糕,那就是“少年饥饿”。“我宁愿看到男孩和女孩在工厂里挣钱养家糊口,也不愿看到他们在路边挨饿,在人行道上瑟瑟发抖,或者被塞进马车里拉到布雷特维尔(Bridewell)感化院 [78] 。”作为对进口谷物征收关税的反对者,泰勒认为,解决工厂弊端的办法在于自由贸易,这将扩大国外市场,降低国内食品的价格。 [79]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同意泰勒的观点,即工厂制度的弊端并不是其内在的问题:“织布可以为衣不蔽体者提供衣物。人的成功在于以行为战胜客观条件。煤烟和绝望并不是工厂的本质。它们是可以从煤烟中分离出来的。”这种信念,即工厂的普罗米修斯式的胜利从根本上代表了人类的进步,并且能够被洗刷掉弊端,从那时起,这一直是自由主义的一个核心信仰。 [80]

尽管改革者为工厂系统存在的缺陷进行辩护,但其他人致力于约束工厂。1833年,在关于限制工厂儿童工作时间议案的辩论中,财政大臣阿尔索普子爵(Lord Althrop)担心新的规定会削弱英国的竞争力,减少国际市场对英国纺织品的需求,伤害到那些本应受到保护的产品。一些工厂的拥护者以财产权不可侵犯为由,反对管制。 [81]

能为工厂体系辩护的一个潜在的有力论据是,如果条件糟糕的话,也不比其他地方差,而它获得的赞同微乎其微,尽管这种说法在很多方面是对的。库克·泰勒抨击了支持《谷物法》(Corn Laws)的乡村绅士们,声称农业劳工的生活条件比工厂工人更糟糕。乌尔认为,在煤矿工作的孩子比在纺织厂工作的孩子境况更差,比“那些在工厂里照看动力驱动机器的牢骚满腹的工人”还要糟糕得多。恩格斯并不是只反对工厂。他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研究记录囊括了矿工、帮佣工人、陶工、农业劳工以及工厂工人的悲惨处境。在他看来,“最受压迫的工人”并不是工厂的雇员,而是“那些不得不与一台正在取代手工劳动的新机器竞争的工匠”。 [82]

历史学家约翰·格雷(John Gray)在一项关于工厂监管争论的研究中指出了工厂如何成为工业化所带来的广泛变化的象征,并成为改善工人,特别是阻止妇女和儿童沦落到可怕状况的努力的焦点。非工厂的工作者——一些工人在更苛刻的条件下领着微薄的薪水干活——几乎被忽略。新出现的工厂体系带来了对劳动力的剥削,长期以来对农业工人、家庭生产者、仆人(其中所包含的妇女人数几乎是纺织业妇女人数的两倍),以及其他一些人的剥削,基本上没有受到政客、记者和作家的注意,他们通常对下层阶级是没有什么兴趣的。 [83]

英国议会于1802年、1819年、1825年、1829年和1831年通过的《工厂法》(The Factory Acts)只适用于棉纺厂,而且只管得到童工,对绝大多数英国工人毫无意义。 [84] 它们对实际情况的影响非常有限,缺乏有效的执行机制。1833年的法案带来了实质性的变化,结束了对9岁以下儿童的雇用,限制了他们的工作时间,禁止年龄稍大的儿童上夜班。在对1833年法案的辩论中,皇家委员会批准,工厂可以自行管理。这并不是因为工厂必须严酷压榨童工,而是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更方便进行管理,即“建造起绝对不会被误认为私人住宅的奇特的建筑物”,在这里,人们比在其他工作场所更加守时和服从“军事化纪律”。正因为纺织制造业已经集中在知名的大型纺织厂里,所以它比分散的就业更容易受到管制和得到改进。格雷指出,在大量的关于纺织厂工人的官方调查和长时间的议会辩论中,“对需要干预的问题进行鉴别,与对工业资本主义的系统性批判是分离的,而且监管良好的工厂是社会和道德改善的场所,也是经济进步的象征,这些观点联结在了一起”。因此,这种大型工厂不仅成为不断提高生产力和创造物质财富的工具,也成为一种观念的载体,即一个更人性化的、即将被称为“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是可行的。 [85]

并非所有人都赞同他。恩格斯在谈到1833年的法案时说:“通过这种行为,中产阶级的残酷和贪婪被用伪善的面具遮掩起来了。”他承认,这项法案制止了“制造商最严重的极端行为”,但他指出,其中的一些规定是无效的,例如,关于工厂童工每天上学两小时的要求,因为工厂主经常雇用不合格的退休工人充当教师。更深刻的见解是,恩格斯与马克思一样,认为剥削劳动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特征,而纺织厂是资本主义的主力军。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苦难是无法从工厂体系中分割出来的,对工人来说,苦难就是它的本质。 [86]

马克思的作品《资本论》是对整个体系的抽象分析,论述了资本和与其相关的社会活动的创造、流通和再生产。今天,就其研究范围而言,它通常是对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系的普遍描述和批判。然而,《资本论》一书深深扎根于特定的时代和地点,即在当时纺织业处于主导地位的英国。《资本论》中到处都在谈论棉花: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等核心概念的解释,他对旧的手工生产观念向动力驱动机器生产转变的宏观历史叙述,他对新的阶级关系的评判,他对工人被剥削的愤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关于劳动时间的斗争放到中心地位,“与资本积累进行的斗争,资产阶级与团结起来的劳动者,即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在他看来,劳动时间是受剥削工人的主要争论点。它是当时全英国范围内关于监管英国棉纺厂这一争论的反映。对于劳动时间问题的重要性,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详细地论述过。 [87]

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举例子来说明他的理论时,他一次又一次地提到了棉纺厂。在一个典型的章节中,马克思阐述了他计算剩余价值率的方法,并以实例向读者解释了其背后的崭新原理:“我们先举一家纺纱厂的例子,该厂拥有10000个走锭精纺纱锭,用美国棉花纺32支纱,每个纱锭一周生产1磅棉纱。飞花占6%。因此,每周有10600磅棉花被加工成10000磅棉纱和600磅飞花。1871年4月,这种棉花每磅花费 便士,因此10600磅棉花约为342镑。10000个纱锭(包括粗纺机和蒸汽机在内),按每个花费1镑计算,共为10000镑。”接着他又花了半页的篇幅进行详细的计算。这里没有什么抽象的东西,马克思在谈论日常生产棉纱的细节,他从恩格斯那里获得了许多信息。恩格斯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来协助管理他家族部分拥有的一家位于曼彻斯特的棉纺厂。 [88] 因此,在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关于工业资本主义最重要的评论家的思想中,棉纺厂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们在理解资本主义制度时,给予了这样一种特殊的生产形式以及被视为代表未来社会形态的特定工人群体特殊的地位,尽管当时他们在经济活动和工人阶级中仍然只占很小的一部分。

保护工人

为工人愤愤不平的记者、评论家、政府调查委员会成员、小说家,甚至诗人,几乎都来自中产阶级或上层阶级,在19世纪上半叶,他们对工厂体系倾吐了大量的言论。相比之下,只有一小部分出自工人自己的评价,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即使不是文盲,也没有什么机会或能力来记录他们的思想,而那些记录形式将得到极大的关注或者被留存多年。 [89]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还原工人对工厂体系的态度,但是我们必须通过观察他们的行动,而不是凭借他们的言语来判断。

不过,有一个与其相关的词是由工人带到英语中的,即“卢德分子”(luddite)。现在,卢德分子被用作形容技术恐惧者的流行语,用来形容反对基于机器的进步的人,这已经脱离了原有的语境了。 [90] 这个词来自工人和他们的支持者在1811年和1812年以及1814年到1817年对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纺织机械、工厂和工厂主的多次袭击,他们在此期间声称自己是在将军(有时是上校或国王)内德·卢德(Ned ludd) [91] 的指挥下行动的。

在英国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选择将破坏机器作为一种抗议和释放压力的方式。这一方式早在卢德分子出现之前就有了,在他们之后仍在继续。在纺织业,破坏机器的行为早在1675年就发生了,对丝绸织机的攻击则持续到19世纪20年代,对棉织设备的周期性攻击也一直在继续。哈格里夫斯和阿克莱特早期的机器装置都被暴徒破坏了。这使阿克莱特主持设计出了他那易守难攻的克罗姆福德综合体,它地处荒僻之地,墙壁高厚,门户层层设卡,限制出入。 [92] 不过,卢德分子发动了一个更广泛、更有威胁性、更令人震惊的机器破坏事件,它比之前或之后的任何事件都要严重。

在卢德分子发动袭击之前,通常会寄信件给雇主,威胁说要摧毁机器和建筑物,甚至进行谋杀,除非雇主满足他们的特定要求。一封写于1811年的信,显然是寄给一个名叫爱德华·霍林斯沃思(Edward Hollingsworth)的针织品生产商的,上面写着:“先生,如果你不推到(倒)机架(器),或停止计件支[付]工资,那么,我的伙[计]就会[光]顾你那里,让你的机器跟你说拜[拜]……”(抄自受损的原件)签名是“内德·卢[德]”。 [93]

针织机的主要用途,是用毛线生产长袜、花边和其他编织品,这些针织机有时是生产者拥有的,但通常是从针织商那里租来的,这些生产者是第一批开始行动的卢德分子。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商人们提高了租金,引进了宽幅针织机。在这种针织机上,可以生产出大块的针织材料,然后裁剪、缝制,以生产包括长袜在内的各种廉价商品。同时,许多商人也开始用期票支付工资,而不是现金。面对日益减少的收入和他们所认为的贸易价值的贬低,针织工人们在神秘的卢德“将军”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敌对目标就是宽幅针织机和压低价钱的商人。在一年的时间里,在诺丁汉、莱斯特郡和德比郡大约有1000台针织机被毁。它导致英国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破坏机器者将被处以极刑。

约克郡西骑区(West Riding)的“收割者” [94] ,是卢德“将军”麾下的第二阵营。他们的末日到了,因为一种新的机器出现了,一台这样的机器可以代替1000名高度熟练的工人完成编织羊毛、梳理绒毛和使用大而沉重的剪刀平整表面的工作。编织羊毛、梳理绒毛、绷架、修剪,原本都是可以使技术熟练者得到优厚待遇的工作。收割者们试图利用诉讼和议会游说来阻止新机器的推广,但没有成功。工匠们对机器所在的工厂发起了一系列武装袭击。大约300名卢德分子成功袭击了利兹附近的一个工厂,在劳福尔兹(Rawfolds)的一个工厂也发生了武装冲突,这两起事件导致两名卢德分子死亡(这为《雪莉》一书提供了情节)。不久之后,一个特别招人讨厌的工厂主被暗杀了。为了恢复秩序,当局派出4000名士兵占领西骑区。 [95]

在兰开夏郡,爆发了第三次工人暴力事件,包括食品暴动和用蒸汽织布设备破坏工厂。工厂袭击事件——包括由100多人组成的团体发起的袭击——反映了机械化对手工织布工的影响。他们竖起了卢德“将军”的雕像,并烧毁了工厂主的一座房子,而后一支军队前来镇压,至少打死了7名抗议者。而在一开始,工厂体系曾为手工织布工带来过繁荣时期,因为纺纱机生产了大量廉价的纱线,并产生了对织布的日益增长的需求。1820至1840年,手工织布工的人数可能超过50万人,超过了所有工厂的纺织工人。但是,织工们所谓的“黄金时代”只是昙花一现。甚至在织布厂开始与他们进行实质性竞争之前,那些向织布工提供纱线并购买其产品的企业家就开始压低工资了。一旦他们这样做了,织布工工资和生活水平的下降就会造成可怕的压力,因为大规模的贫困——有时是实实在在的饥饿——降临在织布工身上和他们的家庭里。机器编织出现后不久,就几乎消灭了手工劳动。回首这样一段历史,马克思写道:“历史揭示的最大悲剧,莫过于英国手工织布行业的逐渐消亡。”不仅在英国,其他地方的传统纺织业也被工业体系严重破坏了;1834至1835年,印度总督威廉·本廷克(William Bentinck)报告说:“织工的白骨使印度平原都白成一片了。” [96]

卢德主义,虽然是大多数关于工业化的争论的焦点,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仅仅是间接地与最新出现的那些大型工厂联系在一起。18世纪,袜类针织品一般是在规模不大的作坊里生产的。同样,羊毛纺织一般不会在大型工厂进行。在工业巨头的地盘上,只发生过对毛线机的袭击。

卢德分子通常更在意的是他们对特定雇主的不满,而不是抽象地反对技术。有些机器故障是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谓“集体谈判式暴动”传统的一部分,即利用破坏财产的行为迫使雇主提高工资和做出其他让步。许多卢德分子自己也操作机器,尽管是手动的,并且大部分要依靠工厂生产的纱线谋生。 [97]

卢德主义,与其被理解为反对机器或工厂体系,倒不如被理解为工人对痛苦的反应——工厂在与他们竞争,却根本不与他们接触——即在19世纪上半叶混乱的工业化中经受痛苦的工人采取的一种抗议形式。工人采取这样的形式行动,部分是因为其他形式的集体活动受到阻碍。工人们集中在工厂和城市居民区,这种情形积累了产生一个政治讨论和劳工组织的临界量,正如汤普森所说的那样 [98] ,“工人阶级创造了自己”的环境。但他们采取行动的渠道是有限的。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工人被排除在直接参与管理的权限之外。在工厂成为一个关键的社会机构的头几十年里,妇女和工人阶级中的男子被排除在投票之外。工人们确实向议会寻求过补偿,提出过法律建议,提交过有许多签名的请愿书,在委员会听证会上做过证,并派代表团游说过议员们,但通常收效甚微。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宪章运动的活动者领导了大规模的民众动员,要求实现男性普选和议会民主化,但他们的要求被置若罔闻。 [99]

政府还严格限制工人们联合起来向雇主施加压力以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行为。由于18世纪后期工会组织的激增(在工厂劳工群体之外),以及法国大革命引发的英国统治者对任何激进主义或民众行动的恐惧,议会通过了一系列反对工人组织的法律——最重要的是1800年的《组合法令》(Combination Act)。1792至1815年,英国当局在工业区建造了155个军营。 [100]

尽管有法律上的禁令,工人们还是成立了各种公开的和秘密的组织,举行罢工,参加游行和大规模示威。在19世纪初,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有些罢工有数以千计的棉纺工人参与。政府的反应是严厉的,它把主要的活动家逮捕、监禁,并将他们流放到殖民地。有时候,如果是卢德分子的话,就判处绞刑。1819年,大约6万名抗议者聚集在曼彻斯特,要求进行民主改革。一支由当地工厂主、商人和店主组成的军队对和平人群发起了镇压,导致11人死亡,并在被称为“彼得卢大屠杀”(Peterloo Massacre)的行动中造成数百人受伤。政府的反应是通过更严厉的立法,逮捕、监禁了50多人。

19世纪20年代,更多的罢工、机器破坏和改革运动接踵而至,在19世纪30年代,它们成为限制工厂工作时间立法的巨大推动力。1842年,在工厂工人和矿工中爆发了一场大范围的罢工,被称为“塞子暴动”(Plug Riots),因为罢工者从蒸汽机上取下塞子,使它们无法运转。到19世纪50年代,在纺织工人中开始形成更大、更稳定的工会(虽然仍主要是地方工会)。一些人发动了大规模的、长期的、通常不成功的罢工。在第一个巨型工厂建立了半个多世纪之后,尽管它们不断地、反复地做出大规模的努力,它们内部的工人们仍然缺乏有效的政治或组织方法来改变他们的命运或塑造他们所生活的社会。 [101]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英国经常被描绘成一个比欧洲大陆更自由的社会。一些学者,如兰德斯,认为这是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兴起的原因之一。 [102] 但对工人,特别是工厂工人来说,英国远远不是一个自由社会。工厂是在专制的政治制度下成长起来的,至少对工人来说是这样的。工人没有投票权,没有集会的权利,没有权利联合起来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他们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权利辞职,也没有权利说任何他们想说的话。国家对新兴工业体系给予支持的最“好”表现,莫过于对不攻击他人、仅仅攻击没有生命的物件——破坏机器的犯罪者处以绞刑。工厂制度是在严格限制工人权利成为可能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后来却作为一种新形式的自由的胜利而被歌颂。国家的压迫力量使这类大工厂能够在未开垦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并一直延续下来。 [103]

归于平凡

19世纪下半叶,在关于英国社会结构及其未来形态的讨论和斗争中,棉纺厂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一方面,它们不再是新奇的。那时,几代人已经在大型工厂的包围中长大,后者成为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的一部分。一些新的奇迹取代它成为现代化的象征,最重要的是铁路,这引起了作家、艺术家和公众的极大关注。1829年,约有1万到1.5万人聚集在兰开夏郡,观看新设计的机车的竞速测试。第二年,第一条现代化铁路线通车,将利物浦与曼彻斯特连接起来,政要们挤满了第一列火车,铁轨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正如托尼·朱特(Tony Judt)所说,火车成为“现代生活的化身”。 [104]

纺织厂在规模上也不再处于第一位,因为其他类型的工厂已经赶上或超过了它们。铁路系统占用大量的劳动力,一些商店建造和维护相关设备,它们雇用的工人和大型纺织厂一样多。其他行业,尤其是金属加工,也建立了非常大的工厂。到19世纪40年代末,威尔士(Wales)的道勒斯(Dowlais)钢铁厂雇用了大约7000名工人,他们围绕着18个鼓风炉,以及炼铁炉、轧钢厂和矿山等工作,即使是最大的纺织厂也相形见绌。 [105]

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化也使公众对纺织厂的关注减弱了。19世纪中期,英国经济开始显著改善,国际市场对英国纺织品的需求不断增长,这促进了收入的增加和工人工作条件的改善。立法还开始实现工厂员工的诉求,特别是1831年的《工资法案》(Truck Act),该法要求以现金支付工人工资,1833年通过了关于童工的法案,1847年又通过了一项法令,将工厂中的儿童和妇女的工作时间限制在10小时以内,实现了工人阶级改革者的长期目标。1849年,恩格斯重返曼彻斯特,在他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在此地做调研的七年之后,他发现曼彻斯特变成了一个非常不同的城市,它更加繁荣与和平。“英国无产阶级,”他抱怨道,“实际上正在变得越来越资产阶级化。” [106]

这种转变既是政治上的,也是经济上的。宪章派未能实现他们的诉求,尽管他们在动员支持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激进运动的势头却被大大削弱了。与此同时,强调男性投票权的宪章运动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女性和儿童工人身上转移到了成年男性身上,如工匠、建筑工人和其他非工厂雇员的劳动者。反对《谷物法》的运动始于1838年,在八年后大获全胜。这场运动也改变了政治格局,实际上让工人和工厂主结成联盟,一致反对地主阶级,至少在这一备受争议的问题上如此。为了进一步缓解与工人的紧张关系,更多工厂主开始采用家长式做法,这种做法在一些最早出现的纺织厂里实施,如阿克莱特和斯特拉特,但其他的工厂大都没有采纳。 [107]

纺织工人们继续抗议他们在工厂面临的恶劣条件,但他们的斗争并不比矿工和通过工会行动的其他团体更突出。19世纪中叶以后,中产阶级改革者和观察家的注意力从工厂转移了,尽管工人的条件得到了改善,但通常还是压迫性的,童工——尽管年龄稍大一些——直到20世纪仍在被广泛使用。围绕大型纺织厂和它所产生的工厂体系问题,被转变为关于劳动权利和标准的一个更寻常的、不那么悲惨的争论的一部分。到1849年夏洛蒂·勃朗特出版《雪莉》的时候,她把围绕工厂制度的巨大戏剧性斗争看作过去的东西,并认为大型棉纺厂已经成为社会改良的源泉。 [108]

那时,这个巨大的棉纺厂已经带来了组织生产的新方法、新社会关系和看待世界的新思维方式。除了最顽固的捍卫者之外,所有人都认识到,这类大型工厂在短期内给工人和流离失所者带来了巨大的痛苦。然而,对许多人来说,工厂带来了一个关于更美好世界的希望。在一篇即将成为《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 )基础的未发表的文章中,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写道:“正是大规模工业的体量制造了当今社会中所有的苦难和所有的贸易危机,也正是前者为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组织奠定了基础,这个社会组织将铲除日后所有的痛苦和灾难性波动。” [109] 不管是好是坏,工厂这个非凡的社会发明,是首先以隆贝的工厂和早期棉纺厂的形式亮相的。工厂的巨兽,代表了朝向崭新世界的一个巨大飞跃。这个新世界,就是我们的现代世界。


[1] 大教堂(Cathedral),意思是教区主教的座堂,教区内的其他教堂与它是从属关系。——译者注(如无特别说明,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

[2] 在1721年以前,只有少数英国工厂有集中的生产设施,按照后来的标准,这些工厂相当小,比如诺丁汉的机架编织工厂,每个工厂里雇用几十名工人。在中欧和西欧,有一些大规模的、非机械化的生产作业工厂。Maxine Berg, The Age of Manufactures:Industry,Innovation and Work in Britain,1700-1820 (Oxford:Basil Blackwell,1985),p.212;Fernand Braudel, The Wheels of Commerce: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15th-18th Century ,Vol. II(New York:Harper & Row,1982),pp.329-338. U.S. Figure Calculated from 1850 Census Data in U.S. Census Office, Manufactur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1860 (Washington,D.C.,1865),p.730.

[3] 德比丝绸厂通常被认为是英国第一个工厂和工业革命的先驱。但是,其他一些早期的生产机构,也具有现代工厂的某些特点,虽然不是全部的特点,它们包括博洛尼亚(Bologna)在16世纪的丝绸厂,这些工厂发展出来的一些机器和组织后来被隆贝剽窃了。Anthony Calladine,“Lombe’s Mill:An Exercise in Reconstruction,” Industrial Archeology Review XVI,1(Autumn 1993),pp. 82,86.

[4] Calladine,“Lombe’s Mill,” pp.82,89;William Henry Chaloner, People and Industries (London,Frank Cass and Co.,Ltd.,1963),pp.14-15. 1891年的一场大火摧毁了这座建筑的大部分,人们后来进行了较小规模的重建。现在这里是德比丝绸厂博物馆。

[5] S. R. H. Jones,“Technology,Transaction Costs,and the Transition to Factory Production in the British Silk Industry,1700-187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LVII(1987),p.75;Chaloner, People and Industries ,pp.9-18;Calladine,“Lombe’s Mill,” pp.82,87-88;R. B. Prosser and Susan Christian,“Lombe,Sir Thomas(1685-1739),” rev. Maxwell Craven,Susan Christian,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online ed.,Jan. 2008,http://www.oxforddnb.com/view/article/16956.

[6] 和约翰·隆贝一起回来的意大利工人约翰·瓜迪瓦格里奥(Jhon Cuardivaglio),帮助隆贝在曼彻斯特附近建了一个工厂。这个工厂可以用从波斯进口的生丝制成丝线,这比购买高档意大利或中国丝线更容易。Calladine,“Lombe’s Mill,” pp.87,96-97;Berg, The Age of Manufactures ,pp. 202-203;Jones,“Technology,Transaction Costs,and the Transition to Factory Production,” p.77.

[7] Daniel Defoe, A Tour Thro’the Whol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 ,3rd. ed.,Vol. III(London:J. Osborn,1742),p. 67;Charles Dickens, Hard Times for These Times ([1854]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5),pp.7,1.

[8] James Boswell, The Life of Samuel Johnson ,Vol. III(London:J.M. Dent & Sons,1906),p.121.

[9] 虽然印度是最著名的棉纺织中心,但也有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包括东南亚、波斯湾沿岸和奥斯曼帝国)的工匠们生产印度棉布的仿制品。Prasannan Parthasarathi,“Cotton Textiles in the Indian Subcontinent,1200-1800,” pp.17-41,and Giorgio Riello,“The Globalization of Cotton Textiles:Indian Cottons,Europe,and the Atlantic World,1600-1850,” p.274,in The Spinning World:A Global History of Cotton Textiles,1200-1850 ,ed. Riello and Parthasarathi(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17-41.

[10] Giorgio Riello, Cotton:The Fabric that Made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p.126;Andrew Ure, 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 or An Exposition of the Scientific,Moral,and Commercial Economy of the Factory System of Great Britain (1835;New York:Augustus M. Kelley,1967),p.12.

[11] D. T. Jenkins,“Introduction,” in D. T. Jenkins, The Textile Industries (Volume 8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s ,ed. R. A. Church and E. A. Wrigley)(Cambridge,MA:Blackwell,1994),xvii;Riello,Cotton,p.127.

[12] Riello, Cotton ,pp.172-173,176;Berg, The Age of Manufactures ,p.205.

[13] 由于亚麻经纱更有韧性,在织造过程中比棉质经纱断裂的可能性更小,因此这种布比全棉织物更容易生产。

[14] Riello,“The Globalization of Cotton Textiles”,pp.337-339;Riello, Cotton ,pp.217,219.

[15] 19世纪50年代,英国进口的原棉有77%来自美国,法国进口的原棉有90%来自美国,俄罗斯进口的原棉有92%来自美国,德意志各邦进口的原棉有60%来自美国。1820至1860年,密西西比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奴隶数量从101878人增加到768357人,主要是为了种植棉花。R. S. Fitton and A. P. Wadsworth, The Strutts and the Arkwrights 1758-1830:A Study of the Early Factory System (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58),pp.347-348;Riello, Cotton ,pp.188,191,195(Marx quote),200-207,259;Frederick Douglass,“What to the Slave Is the Fourth of July?” in Frederick Douglass:Selected Speeches and Writings ,ed. Philip S. Foner(Chicago:Lawrence Hill,1999),p.197;Sven Beckert, Empire of Cotton:A Global History (New York:Knopf,2014),p.243;Walter Johnson, River of Dark Dreams:Slavery and Empire in the Cotton Kingdom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p.256.

[16] Edward Baines, History of the Cotton Manufacture in Great Britain (London:H. Fisher,R. Fisher,and P. Jackson,[1835]),p.11;R. L. Hills,“Hargreaves,Arkwright and Crompton,‘Why Three Inventors?’” Textile History 10(1979),pp.114-115.

[17] Baines, History of the Cotton Manufacture ,p.115;Deborah Valenze, The First Industrial Woman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78;David S. Landes, The Unbound Prometheus: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p.57. 长期以来,欧洲的评论家和历史学家一直声称,印度的工资远低于英国,这导致棉制品价格下跌,但最近一些历史学家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一些观点独到的作品,见于Beckert, Empire of Cotton ,p.64。一个重新评估认为工资几乎相等,请参阅Prasannan Parthasarathi, Why Europe Grew Rich and Asia Did Not:Global Economic Divergence,1600-185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p.35-46。

[18] Jenkins,“Introduction,” x;Franklin F. Mendels,“Proto-Industrialization:The First Phase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XII(1972),pp.241-261;S. D. Chapman,“Financial Restraints on the Growth of Firms in the Cotton Industry,1790-1850,” Textile History 5(1974),pp.50-69;Berg, The Age of Manufactures ,p.182.

[19] Hills,“Hargreaves,Arkwright and Crompton,” pp.118-123;Berg, The Age of Manufactures ,p.236;Fitton and Wadsworth, The Strutts and the Arkwrights ,pp. 61-68,76-78,94-97;Adam Menuge,“The Cotton Mills of the Derbyshire Derwent and Its Tributaries,” Industrial Archeology Review XVI(1)(Autumn 1993),p.38.

[20] Berg, The Age of Manufactures ,pp.236,239,244,248,258;George Unwin, Samuel Oldknow and the Arkwrights (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24),pp.30-32,71,124-125;Landes, Unbound Prometheus ,p.85;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1963] London:Pelican Books,1968),p.327,335;Jones,“Technology,Transaction Costs,and the Transition to Factory Production,” pp.89-90.

[21] Chaloner, People and Industries ,pp.14-15;Fitton and Wadsworth, The Strutts and the Arkwrights ,pp.98-99,192-195,224-225.

[22] 小型的四轴手摇纺纱机,是根据阿克莱特的设计,作为示范模型而建造的,可以在克罗姆福德和贝尔珀的博物馆看到。Hills,“Hargreaves,Arkwright and Crompton,” p.121;Berg, The Age of Manufactures ,p.236,239,242,246;Menuge,“The Cotton Mills of the Derbyshire Derwent,” p.56(Arkwright quote).

[23] John S. Cohen,“Managers and Machinery:An Analysis of the Rise of Factory Production,” Australian Economic Papers 20(1981),pp.27-28;Berg, The Age of Manufactures ,pp.19,24,40-42.

[24] Jenkins,“Introduction,” xv.

[25] Berg, The Age of Manufactures ,pp.40-41,231-232,282-283;Pat Hudson, The Genesis of Industrial Capital:A Study of the West Riding Wool Textile Industryc. 1750-185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137;Jones,“Technology,Transaction Costs,and the Transition to Factory Production,” p.89-90;Roger Lloyd-Jones and A. A. Le Roux,“The Size of Firms in the Cotton Industry:Manchester 1815-1840,”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new series ,Vol. 33,No. 1(Feb. 1980),p.77.

[26] V. A. C. Gatrell,“Labour,Power,and the Size of Firms in Lancashire Cotton in the Second Quarter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new series ,Vol. 30,No. 1(Feb. 1977),pp.96,98,112;Jenkins,“Introduction,” xv.

[27] Berg, The Age of Manufactures ,pp.23-24;Thompson,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pp.208-211;Robert Gray, The Factory Question and Industrial England,1830-186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 3-4.

[28] Charles Babbage, 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rs ,4th ed.(London:Charles Knight,1835),pp.211-223.

[29] Gatrell,“Labour,Power,and the Size of Firms,” pp.96-97,108;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1890;London:Macmillan and Co.,Ltd.,1920),8th ed.,IV.XI.7,http://www.econlib.org/library/Marshall/marP25.html#Bk. IV,Ch.XI.

[30] Baines, History of the Cotton Manufacture ,pp.184-185.

[31] Landes, Unbound Prometheus ,p.41;Jones,“Technology,Transaction Costs,and the Transition to Factory Production,” pp.71-74;Jenkins,“Introduction,” xiii;Berg, The Age of Manufactures ,pp.23-24,190,246;Hudson, Genesis of Industrial Capital ,pp.70-71. 马克思做了长篇论述,用来解释规模经济效益与工厂体系,见于Karl Marx, Capital: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1867] 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67),chap. 13 and 14(“Cooperation” and “Division of Labour and Manufacture”)。

[32] Jenkins,“Introduction,” x-xii;Berg, The Age of Manufactures ,p.24;Hudson, Genesis of Industrial Capital ,pp.81,260;Thompson,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pp.299,302.

[33] Gatrell,“Labour,Power,and the Size of Firms,” pp.96-97,107.

[34] 关于当时大不列颠人的健康状况,见于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pp.113-120,129-131。Willersley Castle now is a Christian Guild hotel. Fitton and Wadsworth, The Strutts and the Arkwrights ,pp.91,94-98,102,169,246;R. S. Fitton, The Arkwrights:Spinners of Fortune ([1989] Matlock,Eng.:Derwent Valley Mills Educational Trust,2012),pp.224-296;Frances Trollope, 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Michael Armstrong the Factory Boy ([1840] London:Frank Cass and Company Limited,1968),quote on 76.

[35] 然而,当地的教堂塔楼在高度上的确与工厂不相上下。Mark Girouard, Cities & People:A Social and Architectural History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pp.211-218;Thomas A. Markus, Buildings and Power:Freedom and Control in the Origin of Modern Building Types (London:Routledge,1993),p.263.

[36] Fitton, The Arkwrights ,pp.30,50,81.

[37] Fitton, The Arkwrights ,pp.30,81;Thomas A. Markus,“Factories,to 1850,”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rchitecture ,Vol. 1,ed. Patrick Good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304-305;Fitton and Wadsworth, The Strutts and the Arkwrights ,pp.200-207,211-212;Malcolm Dick,“Charles Bage,the Flax Industry and Shrewsbury’s Iron-Framed Mills,” accessed Mar. 29,2017,http://www. revolutionaryplayers.org.uk/charles-bage-the-flax-industry-and-shrewsburys-iron-framed-mills/;Markus, Buildings and Power ,pp.266-267,270-271,281-282;Menuge,“The Cotton Mills of the Derbyshire Derwent,” pp.52-56.

[38] A. J. Taylor,“Concentr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in the Lancashire Cotton Industry,1825-185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ies,I(1949),pp.119-20;Markus, Buildings and Power ,p.275.并非所有的动力织机都位于棚子里,一些制造商建造了多层织布工厂。见于Colum Giles,“Housing the Loom,1790-1850:A Study of Industrial Building and Mechanization in a Transitional Period,” Industrial Archeology Review XVI(1)(Autumn 1993),pp.30-33.Betsy Hunter Bradley, The Works:The Industrial Architec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192-193.

[39] 早年的克罗姆福德钢铁厂,虽然靠近德文特河,但是是从它的一条支流小溪获得水力,而不是河流本身。Fitton, The Arkwrights ,pp.28-29.

[40] 蒸汽动力最早于1789年被一家棉纺厂使用,但数十年来,水仍是最常见的动力源。1870年的一次工业普查发现,棉纺厂所使用的蒸汽机产生的动力比任何其他工业都要多。Fitton and Wadsworth, The Strutts and the Arkwrights ,p.103;Unwin, Samuel Oldknow and the Arkwrights ,p.119;Markus, Buildings and Power ,p.265-266;Parthasarathi, Why Europe Grew Rich and Asia Did Not ,p.155;Dickens, Hard Times ,pp.22,69;W. Cooke Taylor, Notes of a Tour in the Manufacturing Districts of Lancashire ,2nd ed.(London:Duncan and Malcolm,1842),pp.1-2.

[41] 在工厂委员会的第一份报告中,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把电梯描述为“一个上升和下降的房间,蒸汽推动它移动”。Ure, 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 ,pp.32-33,44-54(“upright tunnels” on 45);Markus, Buildings and Power ,pp.275,280-281;Gray, The Factory Question ,pp.92-93.

[42] 这个工厂建造于1803到1813年之间,一直存续到1959年,当拆除它的时候,发生了安全事故,4名工人死亡。Fittonand Wadsworth, The Strutts and the Arkwrights ,p.221;Markus, Buildings and Power ,p.125;Humphrey Jennings, Pandemonium,1660-1886:The Coming of the Machine as Seen by Contemporary Observers ,ed. Mary-Lou Jennings and Charles Madge(New York:Free Press,1985),p.98;Belper Derbyshire,Historical & Genealogical Records,“Belper & the Strutts:The Mills,” July 20,2011,http://www.belper-research.com/strutts_mills/mills.html.

[43] 阿克莱特在克罗姆福德建造的房屋,现在还有人住。一排房子是给织工居住的阁楼,他们从阿克莱特那里买纱线加工,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在他的工厂里干活。Fitton, The Arkwrights ,pp.29,187;Arkwright Society Presentation at Cromford Mills,May 15,2015;Fitton and Wadsworth, The Strutts and the Arkwrights ,pp.97,102-104,246;Chris Aspin, The First Industrial Society;Lancashire,1750-1850 (Preston,UK:Carnegie Publishing,1995),p.184;Unwin, Samuel Oldknow and the Arkwrights ,p.95.

[44] Fitton and Wadsworth, The Strutts and the Arkwrights ,pp.246,252;Unwin, Samuel Oldknow and the Arkwrights ,p.191;Fredrich Engels,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trans. W. O. Henderson and W. H. Chaloner(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p.205.

[45] Fitton and Wadsworth, The Strutts and the Arkwrights ,pp.240-244;Unwin, Samuel Oldknow and the Arkwrights ,p.178.

[46] Ure, 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 ,pp.150,283-284,312;Fitton, The Arkwrights ,pp.146,151;John Brown,“A Memoir of Robert Blincoe,An Orphan Boy(1832),” reprinted in James R. Simmons,Jr.,ed., Factory Lives:Four Nineteenth-Century Working-Class Autobiographies (Peterborough,ON:Broadview Editions,2007),p.169;Cohen,“Managers and Machinery,” p.25;Engels,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pp.174,199;Marx, Capital ,Vol. 1,p.422. 关于从计件工资制到计时工资制转变的经典研究是E. P. Thompson,“Time,Work-Discipline,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38(Dec. 1967),pp. 56-97。

[47] Landes, Unbound Prometheus ,p.43;Ellen Johnston,“Autobiography”(1869),reprinted in Simmons,Jr.,ed., Factory Lives ,p.308;Aspin, First Industrial Society ,p.92;“knocker,n.” OED Online. September 201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www.oed.com/view/Entry/104097;“knock,v.” OED Online. September 201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www.oed.com/view/ Entry/104090.

[48] Fitton and Wadsworth, The Strutts and the Arkwrights ,p.97;Gray, The Factory Question ,p.136;Giorgio Riello and Patrick K. O’Brien,“The Future Is Another Country:Offshore Views of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22(1)(March 2009),pp.4-5.

[49] 密涅瓦是古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她的父亲宙斯有一天头痛欲裂,命人劈开了自己的大脑,而她就从脑中跳了出来,就此诞生了。

[50] Taylor, Notes of a Tour ,p.4.

[51] Robert Southey, Journal of a Tour in Scotland in 1819 ,quoted in Jennings, Pandemonium ,p.156;Steven Marcus, Engels,Manchester,and the Working Class (New York:Random House,1974),pp.34-40,60-61;Riello and O’Brien,“The Future Is Another Country,” p.6;Benjamin Disraeli, Sybil,or the Two Nations (London:Henry Colburn,1845),p.195;Karl Marx,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1852;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63),p.15.

[52] Tollope, 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Michael Armstrong ,pp.236-237;Flora Tristan, Promenqades dans Londres (Paris,1840),quoted in Riello and O’Brien,“The Future Is Another Country,” 5.

[53] Dickens, Hard Times ,p.69;Aspin, First Industrial Society ,pp.4,239-241.

[54] 泰勒把社会比喻成机械从而对它进行描述,这种比喻手法在18世纪以前是很罕见的,这反映了工业系统的传播速度之快。Gray, The Factory Question ,pp.23-24;Thompson,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p.209;Taylor, Notes of a Tour ,p.4-5;“machinery,n.” OED Online. September 201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http://www. oed.com/view/Entry/111856.

[55] Thompson,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p.341;Ure, 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 ,pp.20-22,474.

[56] Fitton and Wadsworth, The Strutts and the Arkwrights ,p.226;Katrina Honey-man,“The Poor Law,the Parish Apprentice,and the Textile Industries in the North of England,1780-1830,.” Northern History 44(2)(Sept. 2007),p.127.

[57] Brown, Memoir of Robert Blincoe ,p115-118,132,173;William Dodd, A Narrative of the Experience and Sufferings of William Dodd,A Factory Cripple,Written by Himself (1841),reprinted in Simmons,Jr.,ed., Factory Lives ,pp.191,193-195;Fitton and Wadsworth, The Strutts and the Arkwrights ,pp.98-99,103,226;Fitton, The Arkwrights ,pp.152,160-161;Honeyman,“The Poor Law,” pp.123-125;Ure, 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 ,pp.171,179-180,299,301;Jennings, Pandemonium ,pp.214-215.

[58] 一些工厂扣留了部分合同工人的工资,直到每个季度末才一起发放,用这种手段把他们拴在工作岗位上,防止他们离开。Fitton and Wadsworth, The Strutts and the Arkwrights ,pp.104-106,226,233;Aspin, First Industrial Society ,pp.53,104.

[59] Parthasarathi, Why Europe Grew Rich and Asia Did Not ,pp.3-4,53-54. See,for example,Thomas E. Woods,Jr.,“A Myth Shattered:Mises,Hayek,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Nov. 1,2001,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https://fee.org/articles/a-myth-shattered-mises-hayek-and-the-industrial-revolution/;“Wake Up America,” Freedom:A History of US(PBS),accessed Dec. 8,2016,http://www.pbs.org/wnet/historyofus/web04/.

[60] Livesey quoted in Aspin, First Industrial Society ,p.86. See also,Brown, Memoir of Robert Blincoe ,pp.91,109,138-139.

[61] Trollope, 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Michael Armstrong ,quote on 186.

[62] 英国的工厂工人与西印度群岛的奴隶的对比,不仅被工厂系统的批评者所提到,而且也被奴隶制的捍卫者所提到,他们认为奴隶实际上比工厂工人的境况要好。Thompson,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p.220;Engels,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pp.202,204,207-208;Disraeli, Sybil ,p.198;Catherine Gallagher, The Industrial Reformation of English Fiction:Social Discourse and Narrative Form,1832-1867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5),pp.1-2.

[63] Southey, Journal of a Tour in Scotland in 1819 ,quoted in Jennings, Pandemonium ,p.157-158,Robert Southey, Espiella’s Letters ,quoted in Aspin, First Industrial Society ,p.53.

[64] Gallagher, Industrial Reformation of English Fiction ,pp. 6-21(quotes on p.7,10).

[65] Jennings, Pandemonium ,pp.230;Taylor, Notes of a Tour ,pp.1-2,30.

[66] Marcus, Engels,Manchester,and the Working Class ,pp.45-46.

[67] Jennings, Pandemonium ,p.231.

[68] Johnson, River of Dark Dreams ,pp.154-157,180-183;Paul L. Younger,“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Coal Mining and Associated Wastes:A Geochemical Perspective,” Geological Society,London,Special Publications 236(2004)pp.169-209.

[69] William Blake, Collected Poems ,ed. W. B. Yeats([1905] London:Routledge,2002),pp.211-212. Blake’s original manuscript,with the punctuation used here,can be seen at http://en.wikipedia.org/wiki/And_did_those_feet_in_ancient_time#mediaviewer/File:Milton_preface.j pg(accessed Dec. 6,2016). Steven E. Jones, Against Technology:From the Luddites to Neo-Luddism (New York:Routledge,2006),pp.81-96.

[70] 1881年,兰开夏郡的人口又翻了一番,达到了630323。GB Historical GIS/University of Portsmouth,Lancashire Through Time | Population Statistics | Total Population, A Vision of Britain Through Time (accessed Oct. 5,2016),http://www.visionofbritain.org.uk/ unit/10097848/cube/TOT_POP. Engels,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p.16;Tristram Hunt, Marx’s General:The Revolutionary Life of Friedrich Engels (New York:Metropolitan Books,2009),pp.78-79.

[71] Landes, Unbound Prometheus ,pp.116-117.

[72] Taylor, Notes of a Tour ,pp.6-7.有一个与之不同的观点,它强调工厂主和工人都受到贪婪的影响,请参见Robert Owen, Observations on the Effect of the Manufacturing System ,2nd ed.(London:Longman,Hart,Rees,and Orml,1817),p. 5-9。

[73] 写这些话之前不久,恩格斯辞去了他的第一份工作,前往他家族在曼彻斯特的棉纺厂工作,他自己很讨厌后一份工作,却还要再干20年。Engels,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pp.9-12,153,174,199-202.

[74]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一本影响深远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以及马克思对曼彻斯特和工业革命的观点都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它并没有直接在英语世界造成影响,因为直到1886年,也就是在德文版出版四十年之后,它才以英文出版,当时是在美国出版。直到1892年才在英国出版。Engels,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pp.13438;Thompson,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p.209;Hunt, Marx’s General ,p.81,100,111-112,312.

[75] 有关工厂立法争论的历史,参见Gray, The Factory Question

[76] 品达是生活在约公元前518年到公元前438年的希腊抒情诗人。他以《颂歌》而闻名,该颂歌庆祝奥林匹亚和其他地方的体育比赛中的胜利,并将其与宗教和道德主题联系起来。

[77] Marx, Capital ,Vol. 1,p. 418;Ure, 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 ,pp.17-18,171,179-180,290,299-301.

[78] 布雷特维尔感化院,是英国第一所济贫院,在亨利八世时代修建,用来收容孤儿和流浪者,后来改为监狱。由于条件恶劣,劳作任务繁重,成为流浪者监狱的代名词。

[79] Taylor, Notes of a Tour ,p.3-4,46,237-238,330.

[80] Thomas Carlyle, Chartism ,quoted in Jennings, Pandemonium ,p.35.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相信,工厂制度的兴起代表了人类的进步,在他们眼中,工厂制度为一个崭新的、更加民主平等和有创造力的社会制度奠定了基础。示例见于Hunt, Marx’s General ,pp.323-324。

[81] Gray, The Factory Question ,pp.100-101,103-104;Ure, 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 ,p.295.

[82] Taylor, Notes of a Tour ,pp.80-82,223-224;Ure, 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 ,pp.334-338;Engels,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pp.27,156,278.

[83] Gray, The Factory Question ;Valenze, The First Industrial Woman ,p.5.

[84] B. L. Hutchins and A. Harrison, A History of Factory Legislation (London:P.S. King & Son,1911).

[85] Gray, The Factory Question ,pp.23-24,59-60,72,88(quote from Factory Commission First Report),p.130;Michael Merrill,“How Capitalism Got Its Name,” Dissent(Fall 2014),pp. 87-92.

[86] Engels,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p.195.

[87]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专门论述了“工作日”,资本主义的“吸血鬼吮吸劳动鲜血的欲望”,其中包括对工厂管理规定的详细论述。Marx, Capital ,Vol. 1,pp.231-302(“struggle” on 235;“vampire” on 256). Engels analyzed the Factory Acts in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pp.191-199.

[88] Marx, Capital ,Vol. 1,p.219;Hunt, Marx’s General ,p.1,7,179,198,234. 正如亨特(Hunt)反复指出的那样,恩格斯担任棉纺厂经理期间,不仅向马克思提供了有关该类企业如何运作的详细信息,而且为他撰写《资本论》提供了资金支持。

[89] Janice Carlisle,“Introduction,” in Simmons,Jr.,ed., Factory Lives ,pp.27-28. See also David Vincent, Bread,Knowledge,and Freedom:A Study of Nineteenth-Century Working-Class Autobiography (London:Europa Publications,1981),and Kevin Binfield,ed., Writings of the Luddites (Baltimore,MD,and London:Johns Hopkins Press,2004). 该书论述了一个事实,即工人阶级对工厂系统的了解十分有限。

[90] 在《对抗科技》( Against Technology )一书中,史蒂芬·E.琼斯(Steven E. Jones)追溯了20世纪以来英国和美国文化中对卢德主义的理解的演变历史。

[91] 内德·卢德是生活在18世纪后期英国的一个平民,在1779年曾经因砸坏两个纺织机而被当局逮捕并当众鞭打。“卢德分子”为卢德抬高了身份,有向英国政府和工厂主调侃和挑衅之意。

[92] Berg, The Age of Manufactures ,p.262;E. J. Hobsbawm,“The Machine Breakers,” in Labouring Men: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Labour ([1964] Garden City,NY:Anchor Books,1967),p.7-26;Fitton, The Arkwrights ,p. 51,53-55.

[93] 关于卢德主义有大量的著作,特别有价值的有Hobsbawm,“The Machine Breakers”;Thompson,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chap. 14(“An Army of Redressers”)和Kevin Binfield,ed., Writings of the Luddites (quoted letter on 74)。

[94] 指羊毛纺织工匠。

[95] Thompson,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pp.570-591,608-618.

[96] Maxine Berg, The Age of Manufactures ,pp.42,259;Aspin, First Industrial Society ,p.67;Thompson,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pp.211,297-346,616-621;Marx, Capital ,Vol. I,pp.431-432.

[97] Jones, Against Technology ,pp.9,47;Hobsbawm,“The Machine Breakers,” p.9-16.

[98] 然而,汤普森质疑恩格斯的描述,即棉纺工人能构成新兴劳工运动核心这一描述。Aspin, First Industrial Society ,p.55;Engels,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pp.24,137,237;Thompson,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pp. 211,213.

[99] 不仅工人没有投票权,而且由于席位分配的方式,工厂所在的地区在议会中的代表人数也严重不足。Aspin, First Industrial Society ,pp. 56-57,153-154;Henry Pelling, A History of British Trade Unionism (Hammondsworth,UK:Penguin Books,1963),pp.18-19.

[100] Pelling, History of British Trade Unionism ,pp.24-29;Beckert, Empire of Cotton ,p.196.

[101] 霍布斯鲍姆总结了1800至1850年英国爆发的主要动乱,见于 Labouring Men ,p.155。也可见Ure, 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 ,pp.287,366-367;Pelling. History of British Trade Unionism ,pp.29-33,36-37,43-44,46-49;and Thompson,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pp.308,706-708,734-768。

[102] Landes, Unbound Prometheus ,pp.48-50,62,71. Walt Rostow也提出了相同的要求,见于W. W.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0),pp.33-34,54。

[103] 冯·米塞斯(Von Mises)在书中是这样描述早期的工厂的:“工厂主没有权力强迫任何人接受工作。”但是,忽略了国家代替他们履行这一职能的事实。关于绞死卢德分子的论述,见于Ludwig Von Mises, Human Action:A Treatise on Economics (Auburn,AL: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1998),pp.613-619.Thompson,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pp.627-628,以及Lord Byron’s Eloquent Speech in the House of Lords Against Making Machine Breaking a Capital Crime,http://www.luddites200.org.uk/LordByronspeech.html(accessed Oct. 7,2016)。

[104] Patrick Joyce, Work,Society and Politics:The Culture of the Factory in Later Victorian England (New Brun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55;Leo Marx, 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Technology and the Pastoral Ideal in America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P.194;Aspin, First Industrial Society ,p.15-17,23-30; Mechanics’ magazine,Sept. 25,1830,reprinted in Jennings, Pandemonium ,pp.176-79;J. C. Jeaffreson and William Pole, The Life of Robert Stephenson,F.R.S. ,Vol. 1(London:Longmans,Green,Reader,and Dyer,1866),p.141;Tony Judt,“The Glory of the Rails” and “Bring Back the Rails!,”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 57,No. 20(Dec. 23,2010),and Vol. 58,No. 1(Jan. 13,2011).

[105] Timothy L. Alborn, Conceiving Companies;Joint-Stock Politics in Victorian England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8),pp.182-183;Jennings, Pandemonium ,pp.311-312;Landes, Unbound Prometheus ,p.121.

[106] G. W. Hilton,“The Truck Act of 1831,”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new series ,Vol. 10,No. 3(1958),pp. 470-479;Hutchins and Harrison, History of Factory Legislation ,pp.43-70;Hunt, Marx’s General ,pp.184-186.

[107] Gray, Factory Question ,pp.140,163;Aspin, First Industrial Society ,p.185. On Paternalism,see Joyce, Work,Society and Politics ,esp. pp.135-153,168-171,185.

[108] Brontë, Shirley ,pp.487-488;Pelling, History of British Trade Unionism ,pp.43-49;Carlisle,“Introduction,” in Simmons,Jr.,ed., Factory Lives ,pp.63-65.

[109] Engels,“Principles of Communism,” quoted in Hunt, Marx’s General ,p.144.

第二章 “生命之光”

——新英格兰纺织品和乌托邦愿景

在1842年的美国之旅中,查尔斯·狄更斯花了一天的时间访问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最大的棉花制造中心洛厄尔(Lowell)。这座坐落在乡间的中型城市,诞生于20年前,如今已成为一个由工厂、公寓和教堂组成的热闹的聚居地,街道两旁种满了树木和鲜花,到处都是活泼的年轻女子。狄更斯写道,如果要拿洛厄尔和英国的工厂做个比较的话,“这将是一个强烈的反差,因为它将是善与恶、鲜活的光明和最深重的阴影之间的对比”。在与英国的制造业中心相比时,狄更斯并不是唯一将洛厄尔视为完全不同的社会秩序的欧洲游客。英国人约翰·迪克斯(John Dix)在1845年写道:“拿曼彻斯特来反衬……洛厄尔更加美妙了……简直无法想象。”法国政治经济学家迈克尔·谢瓦利埃(Michael Chevalier)将制造业描述为“英国的溃烂”,这至少“暂时涉及最具灾难性的后果”。相比之下,他发现洛厄尔是“整洁、正派、和平、贤明”的。小说家安东尼·特罗洛普,也就是弗朗西斯·特罗洛普(《工厂男孩迈克尔·阿姆斯特朗的生活与冒险》一书的作者)的儿子,戏称洛厄尔为“商业乌托邦”。 [1]

新世界的希望

到洛厄尔旅游的欧洲作家们尤其被美洲新世界的田园风光和年轻的女性劳动者所吸引。“棉纺厂!在英国,这个词本身就是苦难、疾病、贫穷、肮脏、挥霍和罪恶的同义词!”迪克斯写道,“洛厄尔与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是多么的不同啊,我们这里唯一能听到的是旋转的纺锤声和机器的嘈杂声,在洛厄尔能听到的却是虫儿的鸣叫或知更鸟的歌声。”谢瓦利埃发现洛厄尔“崭新鲜亮得就像一出歌剧场景”。他写道,“衣着体面”的年轻女人“在房前屋后侍弄花草。我告诉自己,曼彻斯特一点也比不上这里”。迪克斯也对洛厄尔工人的“健康、和善、漂亮的面孔和诚实赚来的服装”印象深刻,他写道,与曼彻斯特的工人相比,她们“属于另一个种族”。 [2]

如果是在旧世界,棉纺厂会被认为是反乌托邦的,而在新大陆,棉纺厂被多次誉为光明未来的指路明灯。结果却是,新英格兰纺织制造业的许多特点——工厂田园般的环境、整洁的工业城镇和吸引人的年轻女工——只持续了几十年。但是洛厄尔制造业体系的其他方面,很少引起偶然来访者的注意。它正在酝酿着,在近一个世纪后将成为所谓的“大规模生产”模式。通过促使这样理想化的工业小镇成为一个道德提升和文化启蒙的社区,并制定一个成本低廉、标准化制造的系统,洛厄尔传播了这样的观点,即经济和社会层面上的改善都可以通过技术先进的工业来实现。洛厄尔减轻了人们对工业化的恐惧,同时把进步与消费品的高效生产挂钩。这使新英格兰纺织工业不仅成为大型工厂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成为现代世界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3]

开端

洛厄尔并不是美国发展棉纺织业的第一个尝试。早些时候,该行业已经开始沿着英国的模式发展了。在18世纪后期,人们曾做过一些努力来制造纺纱机和梳棉机。其中有一种机器就像在阿克莱特的早期工厂里一样,把马作为动力的来源。 [4] 但是,只有当纺织机械师塞缪尔·斯莱特(Samuel Slater)在1825年躲开英国对熟练的制造业工人移民的禁令来到美国时,这里的纺织业才取得了成功,这与当年隆贝盗窃意大利技术的行为如出一辙。和意大利人一样,英国人希望通过法律的力量来维持自己对先进技术的垄断——纺织机械在1843年之前都不被允许出口——但结果证明这种努力是徒劳的。

斯莱特出生于贝尔珀,这里的工厂是世界上最早成功的棉纺厂之一。他在杰迪代亚·斯特拉特手下做过学徒,与斯特拉特一家同住,在工厂里工作,在那里他熟悉了阿克莱特的设备。1789年,他偷偷离开了英国,没有把他的内心筹划告诉任何人。到达美国后,他很快就和罗得岛州(Rhode Island)阿尔米和布朗公司(Company Almy and Brown)的股东摩西·布朗(Moses Brown)取得了联系。布朗雇他在罗得岛州的波塔基特(Pawtucket)建造并装备了一个水力磨粉厂。与英国用砖石搭建的工厂相比,阿尔米和布朗公司的工厂是非常普通的,是两层半楼高的木结构房屋,建筑和配件几乎完全由木材制成。刚开始时进展缓慢,它在当地招募了9个孩子,组成了梳棉和纺纱的队伍。到了1801年,已经有100多个孩子在这里工作。 [5]

阿尔米和布朗公司的工厂很快有了新的业务,斯莱特和在那里工作的其他机械师做起了他们自己的生意,通常是与商人们合伙。斯莱特的工厂仍然规模很小,因为他把工厂建造在河流边上,这些河流一般只能为小型工厂提供动力。而且,附近没有足够的孩子能被招来当童工,也没有像英国那样的济贫院,可以用来强迫穷人做工。工厂登广告招聘人口众多的大家庭,男工做技工,儿童照看机器。但是在人口稀少的美国,劳动力稀缺,招聘工人是很困难的。因此,扩大生产不是通过扩大工厂规模,而是通过不断复制,工厂进一步向内地转移,在那里可以找到尚未开发的劳动力资源。到了1809年,至少有20家工厂在罗得岛州、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东部和马萨诸塞州南部运营。 [6]

美国的工厂一直模仿英国的做法,最明显的迹象是广泛使用童工,包括年仅四岁的儿童。还有一个比较相似的方面,除了熟练的技工外,它们通常用公司商店的票券而不是现金来支付员工工资,这反映了像英国一样的货币短缺,以及周转资金有限的问题。为了节省现金和留住工人,工厂通常每个季度支付一次工资,甚至间隔时间更长,并且在工人辞职时推迟数周后才发放最后的工资。

起初,美国工厂总产量保持在中等水平。首先,对棉纱的需求是有限的。大多数美国人穿亚麻或羊毛衣服。那些喜欢棉布的人可以购买英国的出口产品。其次,原棉很难获得。当斯莱特刚开始发展事业时,矮种棉花刚刚在美国种植,所以起初他使用从卡宴(Cayenne)和苏里南(Surinam)进口的棉花,到后来才使用美国南部种植的棉花。 [7]

但是在19世纪20年代,美国的棉织品产量激增。拿破仑战争,《禁运法案》(The Napoleonic Wars,1807至1809年生效)和1812年战争中断了对英国商品的进口,而当时棉织品的需求不断增长,阿勒格尼山脉(Alleghenies)以西居民点的棉织品市场不断扩大,刺激了对棉花的需求。为了赚钱,商人和机械师在北方各州掀起了一场纺织厂建设浪潮。织布仍然是纯手工制作。在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由全职的熟练工匠生产优质布料。在新英格兰,一些工厂建立了外包工网络来织布,但很少有全职工匠。由于无法及时完成工作,阿尔米和布朗感到很沮丧,于是他们雇了织工到公司的工厂里工作。 [8]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弗朗西斯·卡伯特·洛厄尔(Frances Cabot Lowell)构思了一种新颖的生产棉布的方法。有一位富有的波士顿商人,名叫洛厄尔,在英国生活了很长时间,他认为可以在一家工厂里的各个工序上都使用动力机械设备,通过大规模的纺织综合体来获得巨大的利润。当时,由于英国的技术禁运,美国很少能够在同一家工厂既纺纱又织布,也从未使用过动力织机。回国后,洛厄尔聘请了一位技术熟练的机械师——保罗·穆迪(Paul Moody),以帮助他仿制出他在英国看到的机器。到1814年,他们有了一台能成功运转的动力织机和一台准备经纱的梳棉机。 [9]

与此同时,洛厄尔和其他波士顿商人成立了一个股份公司,即“波士顿制造公司”,来建造和经营一家工厂。投资者意识到,随着英国在1812年战争后全面恢复贸易,他们在国际商业中获取利润的机会将会减少。尽管制造业有望成为一种有回报的选择,但他们仍在继续积极参与贸易和房地产投资。

创立这家公司是一项激进的创新举措。在19世纪初,股份公司是罕见的,每一个股份公司的成立,都需要一个单独授权的州级法令。一般来说,它们只用于公用事业,比如修建运河。公司的组织形式具有很大优势,它是允许少数人承担义务并由多方分担风险的资本聚合体,商人们对此很熟悉,因为他们经常结成合伙关系,为船舶航行提供资金。当投资者选择提取资金和放宽继承程序时,股份公司这一形式还促进了企业的连续性,这对于富裕的、基本上是被动的股东很重要,因而他们会被吸引到纺织业中来。(19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新英格兰的多数州里,公司被授予了有限责任,从而获得了额外的优势。)在五年内,波士顿制造公司筹集了40万美元的资本(很快筹集到60万美元)。相比之下,直到1831年,罗得岛州119家工厂的平均资本额还不到4.5万美元。 [10]

为了开展运营,波士顿制造公司在波士顿查尔斯河(Charles River)上游的沃尔瑟姆(Waltham)买下了一家工厂,那里的一家造纸厂已经在使用水力机。在那里,公司建造了一个四层楼高的砖房,宽40英尺,长90英尺,屋顶是圆形的,挂着一个通知员工上班的铃铛。沃尔瑟姆的工厂虽然比美国现有最大的棉纺厂大不了多少,却有根本上的不同,因为它既有纺纱设备,又安装了织布设备,因此在同一个建筑里,打包的原棉直接被加工成成品布运出来。此外,波士顿制造公司招聘了与以前的工厂不同的劳动力,不仅雇用了一些熟练的男性技工,也让当地年轻妇女来操作纺纱设备和织布设备。 [11]

波士顿制造公司生产的线是粗糙的、未经处理的纱线——比在英国使用的粗得多——以避免纱线断裂。结果,这家工厂只能生产简单的厚布。起初,这家公司推出了一码宽的白色床单,这种床单是从印度学来的样式,这种产品在日益增多的西方定居点很受欢迎。在那里,家庭纺织不如在新英格兰那么常见,因而人们更重视纺织品的耐用性。有些布是卖到南方给奴隶做衣服的。该公司通过单一代理商销售其所有的产品,收取佣金,而不是选择其他工厂也使用的寄售系统。洛厄尔巧妙地保护了自己的市场,通过游说,让1816年《关税法》(Tariff Act)对廉价的进口纺织品征收更高的关税,而不是对罗得岛州纺织厂生产的价格较高的同类产品加税,这实际上将外国竞争拒之门外。 [12]

成立于1814年底的沃尔瑟姆工厂几乎立即就实现了赢利。1817年,波士顿制造公司首次支付了12.5%的股息。到1822年,该公司已全额偿还了其最初的投资者的股本,累积股息达到104.5%。在1816年,该公司在第一个工厂附近建造了第二个工厂,大约有40英尺宽、150英尺长,稍大一些。并且盖了一个单独的小房子用来拣棉,即打开容易产生高度易燃的棉尘的原棉包。像第一个工厂一样,第二个工厂在主建筑的外面有塔来容纳楼梯和厕所(将产生的废物倾倒到查尔斯河中)。 [13]

第二个沃尔瑟姆纺织厂建成后,新英格兰北部纺织业的样板就准备就绪了。正如一个世纪前在隆贝的工厂里发生的那样,一种新的生产模式迅速形成,随后是长时间的复制和逐步改进,但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1858年,沃尔瑟姆最初的投资者内森·阿普尔顿(Nathan Appleton)指出:“自从在沃尔瑟姆建成第一个工厂以来,后来的安排就没有什么变化。” [14]

是什么让沃尔瑟姆体系如此不同和重要?第一,在一个单一的空间和一套独立的系统里完成生产全程。原料进了工厂,最后成品就出来了。这样就消除了关于不同厂家和外包工在不同生产阶段中协调和运输材料的所有问题和成本,并保证了质量。在同一屋檐下进行所有工序可以提高生产率,例如将纬纱直接纺到用于后续织造的筒管上。

第二,沃尔瑟姆式工厂把精力集中在快速生产标准化产品上。大多数沃尔瑟姆式工厂只生产一种类型的布,或者最多只生产几种布,它们的机器运行速度比英国的同类设备要快。洛厄尔和穆迪推出的创新,牺牲了灵活性,追求速度。他们的“双速”粗纱机,去掉了生产不同类型纱线的昂贵配置,这也鼓励了同类产品的长期生产。穆迪后来采取了其他措施来加快设备的速度,包括使用皮带而不是轴将动力传送到单独的机器,以及用锻铁而不是木头来制造主杆。但是高速设备只能生产相对简单的织物,不能生产有彩色的复杂图案的织物,或其他“花式商品”。

第三,沃尔瑟姆系统使尽可能多的流程自动化,减少了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许多沃尔瑟姆式机器有“停止运转”的功能,当一根线断了或者出现了一个别的问题时,设备就会停止运转,减少了操作人员的技术难度,增加了他们可以监视的机器数量。 [15]

第四,波士顿集团以企业形式的制造业将大资本和商品生产联系起来。该公司在未来几十年内不会成为纺织行业以外制造业的标准,但它所带来的好处,最终使它成为大型工业企业的楷模。波士顿制造公司及仿照波士顿制造公司而成立的其他公司,在厂房、设备和仓储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可以建造更大、效率更高的工厂,比以斯莱特工厂为模型的小公司更能承受经济的动荡。

第五,使用单一销售代理,而不是多个批发商,在特定产品和特定公司之间建立了密切联系,这是向后来被称为“品牌化”的现象所迈出的一步。有时是销售代理而不是工厂来决定应该生产什么产品,这很像近两个世纪后的今天所出现的情况,名牌公司和大型连锁店会告诉服装、鞋和电子产品制造商确切信息,让他们知道要生产什么。销售代理,而不是制造商,感应到了市场的脉搏。 [16]

第六,沃尔瑟姆式工厂最初是作为国内企业而不是国际企业发展起来的。最近许多关于棉纺织工业的文献都强调了它的全球性。英国的情况就是如此,英国进口原棉,出口棉花制品,是世界贸易的中心。但沃尔瑟姆-洛厄尔棉纺厂使用的是在美国种植的棉花,其产品也主要是销往美国境内。1840年,出口在美国棉布生产中所占的份额不到8%,到了1860年,仍然不到10%。国际市场是一个很好的利润来源,也是消耗过剩产量的好去处,但不是该行业的核心所在。 [17] 美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不断增长的庞大国内市场,意味着美国工业将主要作为国内企业发展,虽然与国际市场打交道,但不依赖国际市场。

洛厄尔

沃尔瑟姆工厂树立了典范,但出名的是洛厄尔工厂。波士顿制造公司建立了这个城市,以扩大自身的生产能力。在沃尔瑟姆建起第三家工厂后,公司的董事们决定建立一个新的综合工厂来生产印花布。当时的沃尔瑟姆,已经没有足够的水力供应给更多的工厂使用了。于是,公司领导在波士顿以北23英里的地方找到了一处土地,即马萨诸塞州的东切姆斯福德地区(East Chelmsford)。在那里,梅里马克河(Merrimack River)的波塔基特瀑布(Pawtucket Falls)落差高达30英尺,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几年前,一个叫作梅里马克河船闸与运河所有者公司的生意团体在瀑布附近修建了一条运河,以便于航行。波士顿制造公司悄悄地买下了这家公司,以及沿河土地。为了创办新企业,1822年它创立了梅里马克制造公司,向其投资者提供股份。新公司雇用爱尔兰劳工,把原先的运河拓宽挖深,又重修了船闸,以使工厂有充足的水力。在电力设备和炸药出现之前,开展基础设施工程以及建造和装备新的工厂,花费是极其高昂的。只有这群新英格兰最富有的人,才有可能资助如此大规模的工业发展。 [18]

在新址上建造的工厂,以及后来模仿它的其他工厂比最早在罗得岛州建立的工厂大得多,也更气派。漂亮、耐用的砖结构建筑,没有太多的装饰,至少在表面上类似隆贝的工厂,当时后者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了。 [19] 技术因素决定了它们的大小和形状。用来从水车往机器传送动力的木杆装置,只能延伸100英尺长,再长就会从中间断裂。即使在建筑者直接将工厂建造在水车上面,让转动轴可以向水平方向的两边延伸之后,建筑长度也是有限的。由于需要从四周的窗户引来光线,工厂也不能太宽。所以,楼层的面积也不可能很大,比如梅里马克工厂是156英尺乘以44.5英尺。为了拓展出更多的空间,充分利用水车的动力,他们在梅里马克建造了一座五层楼高的工厂,另外还有一个阁楼和一个地下室。为了获得更大的生产能力,梅里马克和其他纺织公司建立了多个工厂集群。有时,这种集群是围绕一个中心场地排列组合的。

直到19世纪40年代,新英格兰的纺织公司才大量使用铁质结构材料。铸铁在美国很昂贵,而大木梁是现成的,能承受重压和减轻振动,当地建筑工人也对后者更熟悉。和英国人一样,美国人也担心火灾的危险,但他们采取了一种与英国人不同的方法来避免火灾。他们不是试图用铁和砖来代替木材建造防火建筑,而是通过使用非常厚重的木材来阻止火焰的蔓延,不仅在房梁上如此,在地板上也是如此。当房子烧起来后,这些木材将会缓慢地起火,并能够继续支撑重量,即使它烧焦了,工厂也不至于坍塌。

到1825年,梅里马克已经建成了五座几乎是从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工厂建筑,以及其他几座用于布料漂白和印花的建筑。每个工厂都是独立的,都有纺纱设备和织布设备,能够把原棉直接织成布。 [20] 和沃尔瑟姆一样,新工厂很快就盈利了。在投产后的两年内,梅里马克就支付了它的第一笔红利。为了进一步扩张,公司的董事们想出了一个新的战略,即创建更多的公司,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股东和董事,公司之间的所有权层层重叠。这种结构便于从新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同时允许现有股东从老公司那里撤回资金,投资到新的公司里。

图2-1 一幅描绘19世纪50年代马萨诸塞州洛厄尔的版画,突出的前景是一派田园诗般的景象

为了促进公司的扩建,梅里马克将它不需要的土地和水力转归重建的水闸和运河公司所有。这些新的公司还接管了波士顿制造公司的机器车间业务。就像英国威廉·费尔贝恩的公司一样,既售卖,又提供运河航运服务,今天我们将它称为“一站式服务”。1824年,汉密尔顿制造公司(Hamilton Manufacturing)成立了,随后是洛厄尔制造公司(Lowell Manufacturing)、阿普尔顿公司(Appleton Company)、劳伦斯制造公司(Lawrence Manufacturing)、博特工厂(Boott Mills)、萨福克制造公司(Suffolk Manufacturing),以及特里蒙特工厂(Tremont Mills),总公司向它们出售工厂和机械,并提供水动力(通常是按转轴数量来收费)。

工厂主们为这些公司做了精心安排。每一家新公司都有自己的特色产品,梅里马克公司是印花布,汉密尔顿制造公司是斜纹布和花呢、洛厄尔制造公司是地毯和棉布等,而不是彼此竞争。许多公司共享同一个销售代理,并定期交换成本信息。到了最后,洛厄尔地区有10家大公司,总共经营着32家工厂。 [21]

梅里马克公司和它的子公司们不仅建造了工厂,而且在人口稀少的农业区建造了一个城市。在梅里马克公司的倡议下,工厂和周围的土地被从切姆斯福德地区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城镇,以1817年逝世的弗朗西斯·卡伯特·洛厄尔命名。当地人口稀少,无法为迅速建设的工厂配备人员,当务之急是为从远处招聘的工人建造住房。

外部观察人士在报道关于洛厄尔的情况时,通常的关注点是,这家公司的寄宿公寓里,住满了活泼的年轻女性。但是,在沃尔瑟姆并不是这样。波士顿制造公司在沃尔瑟姆的确拥有一些住房,但显然主要租给了男性工人。未婚女工,如果是当地人,就与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如果不是,就借宿在与公司无关的当地人家。公寓模式是在别处发展起来的。波士顿制造公司成立并投入运营后不久,就开始向其他建立纺织厂的公司出售机器和专利权,这些工厂通常以沃尔瑟姆的第二个工厂为建筑模板。在新罕布什尔州(New Hampshire),多佛制造公司(Dover Manufacturing Company)建造了两个工厂,其中有波士顿制造机器公司和一个新的城镇。城镇有街道、公司商店、银行、商业大楼和为女工提供的宿舍。该公司将公寓出租给管家,让他们进行管理,并详细规定了住户的居住准则。新罕布什尔州大瀑布镇(Great Falls)的一个类似建筑群中,也有供女工居住的宿舍。显然,洛厄尔的建造者在综合体中采用了寄宿公寓的模式。 [22]

图2-2 《梅里马克工厂和寄宿公寓》,一幅1848年由O.佩尔顿(O.Pelton)创作的版画,描绘了鳞次栉比的公寓房和在街道尽头的工厂

洛厄尔的那些公寓,在设计上并不一致。早期的公寓是用木头建造的,一般有两层楼高,后来的公寓是砖砌的,有三层。到了1830年,梅里马克除了有生产厂房外,还有25套木质公寓、4套砖房公寓、25间农舍、1个为经理准备的房子、1座教堂(包括附属牧师住宅和仓库),以及1个“消防局”、1家商店和2个货栈。随着洛厄尔的发展,这些纺织公司资助建立了图书馆、阅览室和演讲厅。到1840年,洛厄尔容纳了8000名纺织工人,总人口超过2万人,成为美国第十八大城市。 [23]

扩大规模

尽管核心的纺织投资者——经济历史学家维拉·施拉克曼(Vera Shlakman)称之为“波士顿帮”(Boston Associates)——在洛厄尔扩大产量,建立了多家公司,但除洛厄尔之外,他们在新英格兰北部也建立了新的工业小镇。在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附近的奇科皮瀑布(Chicopee Falls)旁,他们成立了4家纺织公司,模仿洛厄尔公司的模式,即另有一家公司负责控制土地和水力发电以及制造机器。其他综合体出现在马萨诸塞州的汤顿(Taunto)和霍利奥克(Holyoke),新罕布什尔州的纳舒厄(Nashua)和曼彻斯特,以及缅因州的索科(Saco)和比迪福德(Biddeford)。19世纪40年代中期,洛厄尔已经挤不下新的工厂了,于是一群波士顿投资者在梅里马克河附近开发了一个新的城镇——劳伦斯,它成为一个主要的羊毛和棉花加工中心。在少数情况下,波士顿集团接管了其他企业建立的工厂,例如多佛的综合体。 [24]

波士顿联合公司是个十足的波士顿人的公司。它们的拥有者主要是波士顿居民,这些人早在投资纺织业之前就发了财。大多数人很少去巡视他们的工厂。即使是那些拥有位置较远的工厂的公司,也是由一位住在波士顿的财务主管打理的,他通过往工厂派驻代理来进行经营。相关销售和金融业务也是在波士顿进行的。掌管者缺席、大量的工人是从远处招聘来的,这就意味着工厂和工业城镇往往在当地没有根基。工业资本主义——在美国和在英国一样,纺织业处于领先地位——不是从现有社区里循序渐进发展出来的,而是完全由外部商业资本植入并形成的。 [25]

波士顿集团所创造的纺织联合企业,使当代的工厂相形见绌。在1832年,一项联邦调查发现,在36家登记雇员超过250人的制造业企业中,有30家是纺织公司。在南北战争前夕,美国的制造业工厂平均只雇用了9.34名工人。相比之下,1857年洛厄尔规模最大的梅里马克公司有2400名工人,该市其他6家公司的工人数量都在1000人以上。 [26]

然而,持续的增长并不意味着持续的创新。在最初爆发过创造性之后,总部设在波士顿的工厂的工厂主和经理被证明是很保守的,几十年来没有带来重大的技术变革。直到19世纪40年代中期,单个工厂的建筑很少超过第二个沃尔瑟姆工厂的尺寸,一般每个厂房能容纳250至300名工人。这些公司通过加快现有设备的生产速度和依照完善的模板建立起来的新工厂来增加产量。波士顿的投资者们只需要做重复的事情就能获得很好的回报,因此,他们觉得,基本上不需要新奇的东西了。 [27]

动力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水力充足,而且煤比英国工厂的更远、更贵,新英格兰的工厂主直到南北战争结束后才广泛采用蒸汽动力,那时蒸汽动力在英国已经很普遍了。因此,新英格兰的城镇没有英国工业所特有的黑烟和煤灰。洛厄尔的发展和劳伦斯的规划显示,梅里马克河上的公司选择继续使用水力,而不是安装蒸汽机。工厂主们在60多英里之外的新罕布什尔州温尼珀索基湖(Lake Winnipesaukee)的出水口处购买了房地产和用水特权,将更多的水引入河流〔这种傲慢,甚至超过了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28]

波士顿纺织投资者所采取的公司式发展模式,使制造业的规模空前扩大。1850年,他们控制的棉纺厂的产量占美国棉纺厂总产量的五分之一。仅在洛厄尔,1857年就有10家工厂,仅仅是洛厄尔漂白厂和洛厄尔机器车间(从运河与机械工厂分离出来)就总共雇用了13000多名工人。 [29]

但洛厄尔模式并没有充分利用这种庞大规模所带来的潜在效率。在公司内部,把每栋厂房拆作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来经营,意味着虽然有一些能够降低成本的协作活动——最重要的是购买原棉和销售成品——但在其他方面,每栋建筑都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中等规模的企业运营的。完全整合的、合理化的、多地点分布的公司的构想,仍然未能实现。直到19世纪50年代,洛厄尔工厂才开始计算单位成本,所以它们在此之前对不同安排的利弊并不清楚,只是坚持在洛厄尔实行第一个沃尔瑟姆工厂的那套系统。即使在这些公司开始将曾经独立的工厂建筑连接起来,并让那些再也看不到城镇和乡村景色的工人感到沮丧的时候,它们仍然继续把每个工厂当作一个独立的实体来对待。由于每一家由4个或5个工厂组成的企业集群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公司组织起来的,因此在采购、销售和管理方面可能产生的其他节余并没有实现。 [30]

阿莫斯克亚格制造公司(Amoskeag Manufacturing Company)是个例外。它表明,换一种组织方式,可能会产生更高的效率。19世纪30年代后期,该公司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梅里马克河上建立了一个新的纺织中心,也就是一个名为曼彻斯特的大型城镇。该公司最初复制了洛厄尔模式,通过创建一个个新的企业实体来实现扩张。但与洛厄尔不同的是,曼彻斯特两家独立的公司开始在同一管理层的领导下进行整合,直到曼彻斯特的所有工厂都被阿莫斯克亚格控制。合并后的公司结构,促进了生产扩张。在20世纪初的鼎盛时期,阿莫斯克亚格有17000名工人,分布在30个工厂和许多相关的建筑里,在河的一边绵延一英里多,在另一边绵延半英里。它规模很大,使公司几乎可以完全自给自足,甚至在大型建筑项目中使用自己的工人,并自行生产大部分机械供自己使用。 [31]

通过复制的模式进行扩张——许多独立的工厂,由许多独立的公司控制——被证明是一个死胡同。这时,其他公司开始接近并超过波士顿联合公司的规模,比如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Pennsylvania Railway)、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和美国钢铁公司(U.S. Steel)。一些公司尝试了连锁董事制度,以便最迅速地采取行动,加强公司控制和金融监管,即使是对地处最偏僻的设施也是如此。 [32] 然而,在组织上,是沃尔瑟姆-洛厄尔体系开此先例,把大型工厂带到了美国。在内战之前,正是这个体系代表了政治和文化话语中的工业主义,是评论的焦点,更常见的是,它是对一种全新的社会的赞美。

工厂姑娘

1844年,在《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 )上发表的一篇关于洛厄尔的文章,创造了“美国工厂姑娘”一词。文章写道:“她通常是一位农民的女儿,在地区学校接受过普通教育,在工厂里呆几个季度,赚一点钱,为刚刚开始的人生打些基础。她每年有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在她父亲家里度过,通常在家乡结婚和定居。许多人在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去听讲座和上夜校,在6000多人中,有一半以上的人经常坐在洛厄尔的教堂里聆听讲道,并为她们的座位付钱……她们还热情地认为,禁酒越严格的地方,作奸犯科的行径就越少。”报纸上的描述也许过于乐观,但是介绍的情况基本上是准确的。正是文章中洛厄尔的“姑娘们”和她们在工厂小镇的生活给国内外游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使她们对美国的工厂和英国的工厂进行了鲜明的对比。 [33]

弗朗西斯·洛厄尔和他的伙伴们把乡村女孩作为劳动力来源,主要是由于缺乏其他选择。洛厄尔集团试图避免儿童大规模就业带来的社会不满,而且无论如何,它们的动力机器,需要比较大的力气才能操作,因此需要成年工人。与英国不同,美国既没有人口过剩的城市男性工人,也没有人口过剩的农村男性可以雇用。也许在较早的时代,奴隶曾被使用过,在规模小得多的美国南部的纺织业中,就使用了奴隶。据估计,到1860年,有5000多名奴隶在南方的棉纺厂和毛纺厂工作。但是,当洛厄尔建立沃尔瑟姆工厂的时候,奴隶制几乎已经在北方结束了。

作为替代,沃尔瑟姆-洛厄尔式的工厂找到了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案:从新英格兰农村地区招聘年轻女性。她们尚未结婚,年龄在十几岁到二十几岁之间,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她们吃苦耐劳,干活勤快,服从男性权威,收入对她们的家庭并不那么重要,即使大规模失业也不会造成经济或社会危机。而且,对工厂主们来说,她们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劳动力。当在工厂里感到不愉快,或者是找不到工作时,她们可以回到自己的家庭,而不是待在附近制造麻烦,以避免像英国那样,有一个永久存在的无产阶级,持续成为“不满和混乱的源头”。 [34]

对这些工人来说,工厂是机遇的一种象征。在结婚前,她们可以见识到更广阔的世界,也可以为她们自己和她们的家庭赚些钱。她们中很少有人来自穷困的家庭,迫切需要额外的收入,而这在英国是很常见的。相反,她们通常来自中等家庭,是农场主或乡村工匠的女儿。但金钱确实在她们来的原因中占了很大一部分。通常情况下,她们会保留自己的收入,用这些钱来买衣服、积攒嫁妆、为接受更高的教育攒钱,或者脱离家庭,自力更生。许多人还寄钱回家,帮助偿还农场抵押贷款或家庭债务,供养孀居的母亲,或支付兄弟的教育费用。沃尔瑟姆-洛厄尔式工厂的一大吸引力在于,它们像许多罗得岛州的工厂那样,用现金支付工资,而不是用公司商店的票券支付。当时,除了家政服务(许多新英格兰人认为家政服务者是奴工)、学校教学(比工厂里的工作更具有不定期性)和缝纫工作以外,妇女几乎没有其他赚钱的办法。

但是,钱不是全部原因。工厂还提供了一个逃离家庭、逃离农村生活、逃离无聊和孤立的机会,让她们能够体验一个新的、更国际化的世界和独立的生活,拥有购买消费品和参加广泛的社交活动的机会。靠自己谋生给了妇女独立的感觉,减轻了父母的负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纺织厂的裁员,也成了对家庭经济做出的贡献,那时候年轻女工就会回到家中纺线和织布,供家庭使用或者售卖到市场上。 [35]

除了年轻妇女外,工人中还有其他类型。特别是在早期,工厂里有严格的性别分工。除了织布和梳棉外,几乎所有与照料有关的工作都由妇女担任。所有的施工、维护和修理工作都由男性工人来做,所有的管理职务也由男性担任。此外,这些工厂从英格兰和苏格兰招聘有技术的男性工人从事专门工作,这些工作没有合格的本地工人能够胜任,包括在布上印花和生产毛线。也有少数儿童在工厂工作(虽然洛厄尔工厂一般不雇用任何15岁以下的人),还会有几个年长的已婚妇女。1836年汉密尔顿制造公司的劳动力结构是一个典型,妇女占其劳动力的85%。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劳动者的比例有所下降,但是速度缓慢。1857年,除了纯男性的洛厄尔机器厂外,洛厄尔纺织业的全部劳动力中,女性所占比例刚刚超过70%。 [36]

洛厄尔式的工厂很少需要登广告来招聘工人。年轻女性——一个关于汉密尔顿集团雇用工人的抽样调查发现,她们的平均年龄在20岁以下——在听说了工厂招聘后,会毛遂自荐或是由姐妹、堂(表)姐妹或朋友介绍。工人的诗歌和小说杂志《洛厄尔奉献》(Lowell Offering )不仅受到了参观访问者的广泛赞扬,也成为公司的一种招聘广告形式(公司一直在默默补贴它)。当附近农村地区的工人都被挖走时,这些工厂就会派遣招聘人员到更远的农村地区去搜寻。在铁路出现之前,一般是用货车把他们招来的工人带回来。 [37] 女工人的在职时间一般较短。大多数人认为,女性的平均工作时间为4到5年,通常在结婚后就应该辞去工作,回归家庭。 [38]

从一开始,工厂主就盘算出,只有在她们的安全和福利得到保证的情况下,父母才会允许女儿离开家庭,去工厂工作。1845年,佛蒙特州(Vermont)伯灵顿自由出版社(Burlington Free Press)写道:“为了不断从乡村引进女性劳动力,有必要确保她们在洛厄尔工作期间得到妥善对待,生活愉快。”为此,这些公司建立了报纸所称的“道德警察制度”。完善的公司规章制度不仅在工人上班时约束着她们,在下班时也是如此。米德尔塞克斯公司(Middlesex Company)宣称:“凡是在安息日缺席公共礼拜及品行恶劣者,绝不雇用。”工人们被禁止在工厂里吸烟和做出有伤风化的事。除非她们的家就在附近,否则她们通常被要求住在归公司所有的寄宿公寓里。同样的,寄宿公寓也有自己的一套规则,包括晚上十点钟的宵禁和所有居住者至少接种一次天花疫苗(公司同意支付费用)。寄宿公寓的女管家必须报告有谁违反了规定,后者可能会被解雇。公司要求员工签一年期合同,并在辞职前两周告知公司。在合同期满前,会发布已经被解雇或已经辞职的工人名单,并对迟到和工作质量差的人处以罚款。 [39]

公司的家长式管理,并不仅仅是监管或惩罚性的,特别是在早期,公司试图使工厂变成有吸引力的工作场所和居住场所。洛厄尔是经过精心布局的,宽阔的街道两旁种满了树木,工厂、寄宿公寓和商业建筑也井然有序。公司在建筑物周围和工厂的院子里种植树木并设置花坛,允许工人在工厂的窗台上种植花草。一位新到曼彻斯特的女工对砖房和“非常漂亮的街道”印象深刻,给她的妹妹写信说,她认为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工厂城镇,特别是洛厄尔,以其社交场合,如讲座和文学社团,而受到了广泛的赞扬。这有点夸张,因为由于工作时间很长,工人们从事其他活动的时间很有限。尽管如此,像洛厄尔和曼彻斯特这样的城市的观感都与拥挤、肮脏、贫穷的英国纺织中心,如威根(Wigan)、博尔顿和同名的曼彻斯特,截然不同。 [40]

在工厂工作和在工业城镇生活的经历改变了涌向洛厄尔、曼彻斯特、奇科皮等地的妇女。有两个姐姐在洛厄尔工作过的奥古斯塔·沃森(Augusta Worthen)后来回忆道,她们的家乡是新罕布什尔州的萨顿(Sutton)(在1830年有1424人),她们到洛厄尔或纳舒厄去工作,以便有“一个机会去看看其他的城镇和地方,去看看这个世界,比她们的同龄人所能看到的更多。她们穿着乡间自制的朴素衣服,工作几个月后,就会去旅行,或者结婚。她们还穿着雅致的城市服装,口袋里的钱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尤其是对寡妇和依靠亲属接济的老处女来说,工厂的工作可能会是个彻底的改变。工人哈里特·罗宾逊(Harriet Robinson)后来想起了她们“沮丧,谦虚,装腔作势,几乎不敢面对别人……但是在发薪日到来之后,她们感觉到口袋里银币的叮当声,并且感受到钱财的妙处后,就变得抬头挺胸了,她们的脖子似乎被铁棒支撑起来了。她们直视着你,愉快地在织布机框里唱着歌,用愉快的步子来回走动着”。

许多工厂女工回到家乡结婚,有时像她们的父母一样定居农场。但历史学家托马斯·都柏林(Thomas Dublin)对曾在汉密尔顿制造公司工作过的女性进行的一项详细研究发现,与那些没有去工厂的家乡女性相比,她们通常在较大的年龄结婚,她们嫁给农民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也更有可能在城市里定居,不少人结婚后会留在洛厄尔。虽然新英格兰的乡村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如交通条件在改善、商业也在发展,但对年轻工人来说,工厂的经历加速了她们从半自给的农业社会向新兴商业社会的过渡。即使是那些在家乡定居下来的妇女也和那些从未离开过的人完全不同。 [41]

与英国纺织工人不同,那些涌向新英格兰工厂的年轻妇女留下了大量的文字。几乎所有有文化的人都会写日记、给家里写信、互相写信,为《洛厄尔奉献》、《新英格兰奉献》(New England Offering )和《工业之声》(The Voice of Industry )这样的劳工报纸撰稿,还有一些人写回忆录或自传。在她们的信中,金钱问题被频繁地讨论:薪水多寡、可供选择的工作类型、工作所获收益和开支费用。工作本身并不像工作、家庭新闻或宗教之外的活动那样被写信者频繁提到。虽然工作的节奏也时常被提到,但是机器本身很少被提到。融入社会和赚取工资——这是如此多的工人离开家园的原因——仍然是最重要的,工作任务和提供这些工作的工厂似乎已被认为是司空见惯的了。 [42]

也许其中一个原因是,至少在最初的几十年里,工厂工人一般认为劳动并不特别艰苦。1843年,《洛厄尔奉献》的一篇社论指出:“勤劳是最大的美德。许多从乡下来到洛厄尔的女孩,都从她们优秀的母亲那里学到了这个道理。”对于工厂劳动会产生有害影响的说法,这篇社论宣称,工厂里的劳动是“轻便的——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从乡下来到这里,摆脱挤牛奶、洗地板,以及其他所谓健康的工作”。

就像在英国一样,经常有新员工第一次走进一家工厂后体验到,机器的噪音和运转的节奏,以及和其他几十名员工共享一个巨大的工作空间,这都让她们感到巨大的压力,而且工作很累人。但是,她们往往很快就会适应。虽然工作的强度差别很大,但至少在最初几年,当公司仍在完善机械和业务,以及保持高盈利时,许多工作并不特别繁重。在纺纱和织布车间,工人们常常有很长一段空闲时间来监视设备,等待断裂的线头或需要更换的线轴。有时还会违反规定,进行阅读或社交。 [43]

但是,工作毕竟还是工作。《洛厄尔奉献》引用了狄更斯在《美国纪行》(American Notes )中对“洛厄尔特工”的评论:“这是她们的工作位置,她们就在这里干活……她们每天平均工作12小时,这无疑是个苦差事,工作节奏也很紧张。”长时间重复的动作带来了无聊和疲劳。工厂里的空气常常是污浊的,特别是在冬天,需要蜡烛和灯来照明,就连噪音也会变得沉闷。通常情况下,天气要么太热,要么就太冷。许多工人对严格的生活规定感到不满,一些人称之为“工厂专制”。 [44]

工业城镇的生活也有其不利之处。一些新来的人被许多陌生人包围着,她们原本是会在偏僻的农场或小村庄里度过一生的。寄宿公寓里挤满了人,每间卧室都有四到六个女孩(两个人睡一张床),几乎没有什么隐私可言(尽管对那些在新英格兰大农场家庭长大的人来说,这并不新鲜,她们在家里也挤在一起睡觉)。但是,对大多数新来者而言,这是获得更丰富的社会、智力和宗教生活的机会——以及赚钱——似乎益处大于城市化所带来的坏处。 [45]

然而,情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恶化。厂房的爆炸性扩张——斯莱特和洛厄尔式的建筑——开始使布料的供需差距缩小。到1832年,仅在新英格兰就有大约500家棉纺厂。为了在竞争加剧和价格下跌的情况下保持盈利,总部位于波士顿的公司试图削减成本。薪水不一定是它们最大的支出。在某些年份,公司花在原棉上的钱要比用劳动力把它变成布的钱还多。但后者是它们能够控制的一项开支。 [46]

公司以多种方式降低劳动力成本。有时它们只是简单地降低工资率,比如说,对许多工人实行计件工资制。例如,1840年3月,梅里马克制造公司的董事们投票决定,“在经济大萧条的情况下,裁员是必不可少的”,授权公司财务主管“在他们认为有利且可行的情况下”削减工资。这些公司也开始以更高的速度运转机器,利用转轴和设备方面的技术改进来削减成本。并且它们开始指派纺织工和织布工照看管理更多的机器。以前,一个工人照看一到两台织布机,到了19世纪50年代,分配给她三或四台织布机是很常见的事。随着产出和工作压力的增加,计件工资率降低了,所以工资增长幅度有限。对新英格兰北部四个洛厄尔式工厂的研究发现,1836至1850年,生产率几乎提高了一半,而工资只增长了4%。 [47]

在19世纪30年代,为了应对减薪,出现了一些短暂的具有戏剧性的抗议。动员工人的口号和政治运动的出现,标志着全国范围内增加劳工组织的时刻到来了。1834年初,洛厄尔工厂宣布将削减12.5%的工资,这引发了一系列集会、请愿和抗议,工人们试图推翻这一决定。当工厂经理解雇了一名抗议活动的领导者时,其他工人也跟着她走了出来,她们在街上游行,到其他工厂巡游,要求其他工厂的工人也走出去。大约有800名妇女参加了游行。但它是短暂而不成功的。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罢工者要么返回工作岗位,要么辞职,工资的削减按原计划进行。

两年后,1500到2000名工人参加了有组织的游行,抗议公司寄宿公寓的租金和就餐价格的上涨,因为这实际上是对工资的又一次削减。在一些工厂,罢工持续了几个星期,至少有一家公司不得不关闭一个工厂,将其中的工人分散到其他工厂中,以保证生产继续进行。一个新成立的有2500名成员的“工厂姑娘协会”组织了这次罢工。虽然确切的结果仍不清楚,但至少有一些工厂部分或全部取消了涨价。 [48]

这并不是第一次工人罢工。早些时候,在罗得岛州的波塔基特以及马萨诸塞州的沃尔瑟姆和多佛有过短暂的罢工。但洛厄尔罢工的规模更大,而且具有更大的象征意义,因为它们发生在美国最著名的工业城市。此外,尽管美国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在革命后不久就断断续续地发展起来,但妇女和工人的罢工仍然是新鲜事。

然而,在其他方面,洛厄尔的罢工符合一种国家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共和主义的言论和革命精神被用来动员工人反对被视为正在崛起的资本暴政。在1834年的罢工期间,有一份请愿书说:“我们传播了这份文件,是为了追随我们那些开国先烈的光辉道路。他们宁愿忍受贫穷也不愿受人奴役……贪婪的压迫之手会奴役人们……只要我们自由了,我们就会继续拥有上帝赐给我们的恩惠,让我们继续做自由之女。”罢工者认为,管理者肆意削减工资并强制实行,不仅威胁到她们的经济福利,也威胁到她们的独立和体面,有可能使她们沦为奴隶,不再是自由人或者自由人的女儿。就像在英国一样,工人们担心工厂可能不是自由的源泉,而是其反面。在1836年的罢工中,罢工者排成纵队走过洛厄尔的街道,唱道:

啊,真遗憾,像我这样漂亮的姑娘——
为何要在工厂里终日辛劳?
啊,我不能做奴隶,
我不能被奴役,
因为我如此热爱自由,
所以我不能被奴役。

这里面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模仿了《我不再做修女》(I Won’t Be a Nun )这首歌曲,歌曲中说:“因为我如此热爱寻欢作乐,所以我不能再做修女。”——但是,比原歌的内容更严肃一些。 [49]

在洛厄尔,罢工往往是短暂的。但是,在19世纪40年代,如果说工人对工厂制度的批评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变得更加普遍。和在英国一样,改革者关注的是工厂里过长的劳动时间。“洛厄尔式的苛刻暴政,在美国的工厂里是如此普遍,”《纽约论坛报》写道,“劳动时间过长。”新英格兰的工厂很少昼夜不停地运转,但工作时间很长。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洛厄尔的日常工作时间一般持续11.5到13.5小时,周六的工作时间略短,周日休息。 [50]

新英格兰的纺织工人采取了与英国相同的做法,寻求通过立法限制工人的工作时间——10小时——首先是儿童,然后是成年工人。工人向立法机构请愿,组织劳工协会(比如洛厄尔和曼彻斯特的女性劳工改革协会),举行野餐和游行,并发表呼吁以减少工作时间。马萨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确实通过了限制儿童工作时间的法律,但与英国不同的是,美国的工人没有赢得涉及成年工人的有效立法。一些洛厄尔的工厂略微缩短了工作时间,但尽管那些组织做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关于10小时工作制的运动实际上还是失败了。 [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