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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对势力”一词的使用频率

〇钱钢

“敌对势力”,是中共词典里的老词。它在党报《人民日报》上出现的总次数不算多。该报一九四六年创刊,“敌对势力”首次出现是一九四八年。从一九四八年到二〇一三年,六十五年里,共有一千七百六十六篇文章使用过此语。历年频率波动如图:

上图有丰富的政治信息,隐含诸多疑问,如:一九四九年后的毛泽东时代,为数不多的“敌对势力”,是在什么语境下出现的?语义是什么?一九七八年后的邓小平时代,该语长期蛰伏,又异峰突起,何种力量使然?

“敌对势力”从哪里来?

“敌对势力”是舶来语。据笔者掌握的《人民日报》资料判断,它来自斯大林时代的苏联。

《人民日报》创刊于一九四六年,最初是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一九四七年成为中共华北局机关报,一九四九年八月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敌对势力”这个词语,一九四八年首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六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发表丁·斯列波夫的文章《马列主义思想的宝藏——纪念“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十周年》。作者在简述历史时写道:

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到清算苏联国内压迫阶级这段时期,社会主义的关系已在和阶级敌对势力的斗争中确定了。

“联共(布)”,即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其前身是“俄共(布)”。联共(布)党史,即苏联共产党党史。这部完全按照斯大林的意图编写的党史,肆意篡改历史,满纸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对斯大林政敌的诋毁。它在一九三八年出版后即翻译成中文,成为中共教材,影响了中共建政前后的两代人,它的一些语句,至今仍挂在中共官员嘴边。

中共建政后的若干年里,“敌对势力”是一个冷词。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八年的8年间,《人民日报》上总共只有十七篇文章使用这个词语。“敌对势力”的语义大致分为两类:

第一类“敌对势力”,指资本主义阵营。在共产国家多位领导人和官员的报告、讲话、声明、电报中,均强调抵御敌对势力的包围、侵略。

第二类“敌对势力”,指共产阵营内部的反对者。这种矛头向内的用法,特别值得分析。

一九五六年六月和十月,在共产阵营的波兰和匈牙利先后发生大规模抗议。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评论匈牙利事件时说,匈牙利国内有人正在“自由化”的掩饰下开始肆无忌惮地活动起来,他认为“国内有着显然受到外国帝国主义支持的雄厚的敌对势力”。(《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五日,第六版)

在庆祝十月革命三十九周年大会上,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称:“敌对势力将不止一次地企图恢复资本主义。最近的事件,首先是匈牙利的事件再一次有力地提醒了我们这一点。”他所说的敌对势力指的是:“受国际反动派指使的反动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以骗人的口号一度把大量群众、特别是青年引入了迷途”的“反革命力量”。(《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八日,第五版)

截至一九五八年,在中共党报上,“敌对势力”一语还从未涉及中国国内。一九五九年,情形改变。

一九五九年,《人民日报》有十篇文章提到“敌对势力”,是五十年代出现次数最多的一年。其中,六篇与大跃进有关。

上一年,毛泽东号召“赶英超美”,推行名为“大跃进”的激进经济计划,在城乡大炼钢铁,在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高指标,高征购,中国经济遭受重创,大饥荒噩梦降临。一九五九年夏,中共在江西庐山召开会议。会议主题原为纠偏,但因彭德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直言批评,激怒毛泽东,议程突变,变成对彭德怀的批判。毛紧急召集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宣布彭等人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

庐山会议结束不久,《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社论写道:

我国人民公社一出现,就立即引起了所有反对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的极端的仇视和恶毒的攻击。帝国主义分子从一开始就把一切最野蛮的咒骂和最卑鄙的诽谤投向人民公社。在我国国内,已被推翻的反动阶级的残余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眼看着他们的“好日子”永远不复返了,也怀着彻骨的仇恨,肆意污蔑人民公社。(《人民日报》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九日,第一版)

一个月后,刚刚接替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部长的林彪在《人民日报》发表长文,林文称:“人民解放军是政治斗争的工具,革命军人不应当脱离政治。”“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国民经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高潮,显示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无限光芒。……跟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完全相反,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长期教导下,紧紧和人民站在一起的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了这个伟大的群众运动。”“当敌对势力企图阻挠和破坏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时候,人民解放军总是挺身而出,为群众撑腰。”(《人民日报》,一九五九年九月三十日,第二版)

一天后,《人民日报》又发表中共第二号领导人、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的文章,和林彪一样,刘少奇在文章中赞美大跃进、人民公社,严厉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他说,社会上所存在的各种矛盾必然反映到党内,要“彻底消灭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两年多后,刘在一九六二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终于吐露真言:中国遭遇的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在中国国民经济已陷入困境的一九五九年和大饥荒最惨烈的一九六〇年,中共党报用“敌对势力”这个词语,将锋芒指向一切持不同意见的人。当时,对毛泽东的大跃进表示异议的还有苏共领导人(如赫鲁晓夫曾说人民公社是“早产儿”)。《人民日报》批驳“咒骂人民公社”的“国内外敌对势力”,苏联事实上也在被批驳之列。彼时,彭德怀尚未被公开点名批判,中共和苏联“修正主义”尚未公开撕破脸皮,看似面目模糊的“敌对势力”一语,包罗诸象,是杀伤面很大的罪名。它把一切不赞成中国道路和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统统圈入打击范围。使用者想株连的最大敌人,实为对专权者不满的党内高层。当时批判彭德怀,一个极其严重的指控就是“里通外国”。(这个“外国”指苏联)

上世纪五十年代“敌对势力”语义的演变,与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遇到的危机有关。先是斯大林主义在东欧的危机,继而是毛泽东大跃进的破产。对主义、道路、领袖的一切怀疑、质疑乃至抗争,都可装进“敌对势力”筐里,都可扣在“敌对势力”的帽下。一九五九年,是中文“敌对势力”一词在中国语境下确立语义的一年。三十年后,一九八九年,它高调复归时,语义未改。

“敌对势力”的一次奇异变形

一九七六年清明,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大规模抗议。公众悼念已故总理周恩来的活动,演化为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帮”乃至毛泽东的不满的宣泄。抗议遭到镇压。数月后,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捕,文革结束。

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十字路口。文革结束,痛定思痛,媒体上“民主”“法制”成为热词,对“封建专制”的批判比比皆是。当时,中共正在开中央工作会议。会场外,北京西单的“民主墙”上贴满追求民主、呼吁政治现代化的大字报,会场内,对毛泽东的批评声音升高。复出一年多的邓小平在会上发言,他亲手所写的讲话提纲,一页纸上有四处提到“民主”。紧接着,中共召开历史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放弃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全会闭幕一个月后,十二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一万七千字长文:《人民万岁》。据记者祝华新记述,这篇关于天安门运动的长文,由刚刚出任政治局委员兼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策划。该文表达了胡耀邦心目中的中国民主化理想。

对于政治话语研究,这是个重要样本——请特别注意它对“敌对势力”的用法。

以文风观之,《人民万岁》接近五六十年代中共与苏共论战的多篇长文:引经据典,言必称马列;慷慨激昂,笔蘸情感,这和论述内容有关。

文章这样记述对天安门抗议者的镇压:

正因为“四人帮”发现自己已经陷入全民族的包围,预感到末日的来临,这伙至死不悟的法西斯匪徒终于孤注一掷,撕下一切伪装,彻底露出了同人民为敌到底的狰狞面目。他们把反革命的暴力提上日程,向着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残暴的镇压。在他们的棍棒下,英雄们的鲜血,点缀着带泪的花圈,滴进了广场的土地。接着来到的,就是追查“谣言”,收缴诗词,罗织罪名,把英雄们一个个投进监狱。这伙历史的罪人在继续嘲弄和亵渎着庄严的历史。他们企图用反革命舆论吞噬真理的声音,掩盖自己的恐惧,用黑夜中的追捕、法庭上的审判,表示自己还有力量。他们在狞笑中举起血腥的酒杯庆祝自己的“胜利”。

文章引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中所说的话:“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作者发问:

我们怎样才能避免这种历史悲剧的重演?……如果人民真正能够按照他们的利益和意志选择各级政府机关的领导人,真正能够对这些领导人进行监督和在事实证明他们不称职的时候,能够把他们罢免掉,那么,“四人帮”这类骗子怎么可能爬到那么高的位置?怎么能劣迹斑斑而竟然长期地发号施令?如果我们的人民真正能够行使宪法所规定的各种民主权利,“四人帮”又怎么能对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采取反革命暴力手段,使人民付出血的代价?

文章提出,继续进行争取和保卫人民民主的斗争,已“成为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一项长期的、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作者写道:

只要反人民、反民主的敌对势力还存在,只要官僚主义还存在,争取和保卫民主的斗争就不会结束。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天安门事件中,人民群众同“四人帮”之间展开的民主与专制的激烈斗争,充分反映了这种必然趋势。

“敌对势力”的定义,在这里发生了根本变异。它的所指,已不是中共辞典中原有的各种敌人,而是“反民主”的力量,即专制。据祝华新记述,《人民万岁》见报后,立即受到被视为天安门事件“总后台”的邓小平本人批评。邓看懂了这篇文章。

空前绝后的语义变形,转瞬即逝。进入八十年代,“敌对势力”又恢复原义。改革开放到来,其传播频率徘徊在低位,直至一九八九年,骤然冲高。

“敌对势力”在一九八九年

下图显示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九三年《人民日报》上“敌对势力”的频率变化。图上的传播高峰,是本文分析的重点。

上世纪八十年代,历史如一个巨大钟摆,有时摆向右边,强调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甚至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有时摆向左边,严厉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重申“四项基本原则”。钟摆向左,《人民日报》上“敌对势力”一词就抬头。

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头版转载《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称“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只有依靠自己掌握、领导的国家政权,凭借这个政权的力量,才能镇压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和一切敌对势力的反抗”。同年四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第四版转载《解放军报》评论员文章《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武器克服错误思想影响》,强调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保持警惕。“敌对势力”的语义,这时回归到斯大林主义时代。

所谓“敌对”,指反对共产党,挑战共产党的权力。一九八二年九月,中共召开十二大。大会通过的新党章中,出现了“敌对势力”一词,其第三十五条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包括:

(一)有一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政策水平,能够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同破坏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作斗争,同党内外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人民日报》,一九八二年九月九日第一版)

同年年底,中国全国人大通过新宪法(史称“八二宪法”),宪法序言称:

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人民日报》,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五日第一版)

一九八〇年到一九八八年,《人民日报》上总共有七十二篇文章使用“敌对势力”,次数不多。频率较高的年份,除了一九八一年(十条)、一九八二年(十八条)、一九八三年(十六条),还有一九八七年(十条),是年,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因学潮下台。一九八九年,《人民日报》上使用“敌对势力”的文章达一百一十四条,其中一百零八条出现在六月之后。

六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文中用了“敌对势力”一词。

该文称:这次反革命暴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主要是极少数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搞政治阴谋的人,同海外、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的人,向非法组织提供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十日,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向人大常委会做了《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人民日报》,一九八九年七月七日第二版)

陈希同报告点了大批“动乱的组织者策划者”的名,谴责他们“得到海外敌对势力和一些组织与个人的财力物力支持”。这些人,亦被称为“境外敌对势力”,《人民日报》当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就是:《决不容许境外敌对势力向内地伸手》。

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江泽民七次使用“敌对势力”一词,包括“国际敌对势力”、“国外敌对势力”、“外国敌对势力”、“国际、国内敌对势力”和三次“国内外敌对势力”。(《人民日报》,一九八九年九月三十日第一版)

一九九〇年六月四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社论:

社论如此论述天安门事件:

那场风波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造成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是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激烈斗争。国内外敌对势力制造这场风波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附庸。

一九八九年、一九九〇年、一九九一年,“敌对势力”在《人民日报》的使用篇数,是该报历史上的三个最高位,分别为:一百一十四、一百七十五、一百九十八。三年全部四百八十七篇,形成传播高峰。

一九九二年,邓小平暮年一博,南巡号召改革(当然是经济改革)。“敌对势力”一词的传播频率,应声跌落。

“敌对势力”一词在一九九二年戛然而止。《人民日报》上使用“敌对势力”的文章,一九九一年为一九八篇,一九九二年跌到四十三篇,一九九三年仅十九篇。

一九九二年十月,中共召开第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十四大贯彻了邓小平“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指示,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即执行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大会修改党章,“敌对势力”被删除了。但江泽民的十四大报告中仍说“坚决打击敌对势力”,宪法序言中的“敌对势力”也未删除。

“敌对势力”伴随中共,从毛时代走到邓时代。一个多甲子中,敌对者数度更换。有的“敌对势力”终获平反(如曾经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的“敌对势力”,先是朋友,后为死敌,再成盟友(如俄罗斯),然而决定何为“敌对势力”的思维始终未变。

从这个基本点出发,对“敌对势力”一词的使用,越来越具意识形态色彩。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学者)

(责任编辑 徐庆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