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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通史/傅乐成著.-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10.8

ISBN 978-7-5456-0123-7



Ⅰ.①中… Ⅱ.①傅… Ⅲ.①中国-通史 Ⅳ.①K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61163号



中国通史

傅乐成 著


出版发行 贵州教育出版社

社  址 贵阳市黄山冲路18号A栋(邮编 550004)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字数 43印张 600千字

版次印次 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6-0123-7/K·44

定  价 68.00元(上下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厂址:河北省三河市京哈路李旗庄村东 电话:0316-3222120 邮编:101600

本书初版于1960年,1978年修订再版,在台湾出版的数十种中国通史之中,“是大家公认为很好的一部作品”。在台湾重印达三十多次。

本书所述,上探旧石器时代,下至1912年清帝退位,凡六十余万言。文字浅近平易,不做繁征博引,叙说清晰,见解持正,数千年中国史事之此伏彼起,重要节点,前因后果,俱在目前。意在使读者对中国历史有一较为清晰而客观的概念。全书重心有四:政治社会的变迁;对外关系;各种制度的演进;学术思想的渊流。所据资料有三:历朝旧史;近代学人的研究成果;作者的读史心得。对所据资料的整理及叙述,力求忠实谨慎,缺乏实证的见解和过分主观的议论,均不予采用。

本书原版无插图,为方便阅读计,此次出版选配了部分插图,重点在战争地图,图注皆为编者所加。

中国通史

傅乐成/著 许倬云/序荐 周邦道/题签





贵州教育出版社

上册目录

第一章 从史前时代到信史时代

第二章 封建帝国的兴衰(西周时代)

第三章 春秋时代与战国时代

第四章 春秋战国时代的学术思想

第五章 集权帝国的发展与倾覆

第六章 汉帝国的盛世

第七章 汉代的武功

第八章 汉的制度与学术

第九章 汉的衰亡与三国的分合

第十章 五胡乱华与晋室偏安

第十一章 南北朝的对峙

第十二章 南北朝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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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版序

傅先生的《中国通史》在1960年出版,1978年修正再版。这本书在台湾出版的中国通史之中,是大家公认为很好的一部作品。现在这本书也要出大陆版了。傅先生在1984年故去,至今也有二十多年,墓木已拱。此书,虽然旧了一些,但也反映了台湾前面三分之一岁月的学术水平,也许,在大陆上长久是“一家之言”的学术天地中,这本书也呈现了实证史学的风格,让读者看到另一类的学术风格。

“中国通史”这种体裁,是中国近代史学史第一阶段就出现的叙述历史方法。1905年,清朝改变学制,许多中学和高小都需要读历史课。当时的课本,不论什么科目,普遍受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新式教育的影响。历史课也不是例外,因此,当时第一批出现的历史教科书,都带着日本学者那珂通世和桑原骘藏所写的东洋史的影响。主要的特色是将西欧历史的中古近代三分法,带入了中国史。这一个时期的断代,毋宁是削足适履,将不同的历史发展放在一个模子里面硬套,和后来唯物史观的五段论,犯了同样的毛病。

稍后一个时期,尘埃逐渐落定,学者们回到中国的史学传统,编纂中国通史。柳贻征和吕思勉这些国学大家,从《资治通鉴》和《通志》、《通典》、《文献通考》这些所谓“九通”中汲取材料纂为通史。这一类的著作史料丰富,但是常常不带入自己的史观。章太炎和梁启超都曾经发过宏愿,要纂著有自己史观的通史,可是,都没有如愿完成。

其实,中国的通史传统,早在春秋和三传的时代就是编年的通史。司马迁的《史记》更是初创体例的通史。断代史的《汉书》反而是《史记》之后的按照时代叙述的历史。上面所说的《通鉴》是编年的通史,三通九通是专题的通史。中国的学术传统,经史互补,以史证经,以经论史。所以,宋明的书院都有刚日读经,柔日读史的课程。《史记》、《通鉴》等书,其为通史,也是既为修身也为经世致用。读史的目的是在求知之上,更加一层深层的意义,史家可以藉此发舒自己坚持的人生价值。中国通史中,钱穆的《国史大纲》长久为大家喜好,就是因为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在通史中灌注了国族主义。

1930年代以后,中国的史学,有了实证主义的传统,也有了如同西方史学最常见的专题论文,刊登于学术刊物,在一个一个专题内,用严谨的考证和编排,解决历史上的一些课题。这种实证史学的作品,一个一个解决问题,累积而为可信的历史叙述,不是上面所讲的几类中国通史可以比拟的。傅乐成先生是傅斯年先生的侄子,和他的堂兄傅乐焕、堂妹傅乐淑,都追随着孟真先生的实证史学,三人对于外族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各有专长。傅乐成先生在台湾大学任职,从助教到教授,他的研究专业是唐代历史,尤其注意安史之乱前后的民族关系。他对朔方兵和回纥马的研究,和东北、北方、西方与西南各种外族的起伏兴衰,有详细的分析,指出了安史之乱的本质,其实等于外族在中国土地上争衡。

他对于1930年以后许多历史专业研究的成果也非常熟悉。他的《中国通史》能在十几种市面流行的同类书籍中,脱颖而出,获得特殊的地位,就因为他能够将几十年来史学界专业研究的成果,纳入通史的叙述中。例如:在隋唐史的部分,他不仅采用了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和《唐代政治史略论》两篇名著的观点,也大量地采用了严耕望、全汉升、赵铁寒、傅乐焕、傅乐淑和方豪等等学者的意见。同样的,在上古史部分,他采用了李济、梁思永、傅斯年、杨希枚和石璋如等人的研究。在其他各章节,无不如此,他广泛地收纳了抗战前后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也将台湾50年代以后二十多年的学术研究,都提精摘要,融入他的《中国通史》。

相对于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傅著并没有特殊的史观,却十分重视经过考订的历史现象。钱先生的大著,吸纳了顾炎武、顾祖禹、顾栋高、赵翼和钱大昕等人的著作,因此《国史大纲》中,埋藏了上百个可以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傅先生的《中国通史》,则是综合已经成定论的许多研究发现,做个总结。两者各有长处,而两者也正可以在几十年教条主义的框架下,提供另外一些读史的角度,对读者绝对是有益处的。可谓遗憾者,今天的环境,和史料的增加,尤其考古学部分出现大量的新史料,这两本书都已问世几十年,确实有点接不上情况的难处。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半个世纪的教条主义框架,让这两本书提供一些不同的信息,也未尝没有阶段性的意义。

写这个序文时,我不禁回忆起和傅乐成先生在台大的一段关系。我考入台大时,他是助教;后来,我回校工作,又与他是同事。只是,二人作息时间,一朝一晚,难得碰头。他中风之后,我去问疾,看见他在台大医院的病榻上,努力要学着将一根相当粗的线,穿过黄豆大的孔,而他居然屡次尝试,不能成功。那个景象,令人酸鼻,至今犹如目前。

聊城傅家,出过至少四位当代的中国史专家。傅孟真先生领袖中国的史学界数十年之久,自己的学术造诣,既有功夫,也有观点,确是一代人杰。1950年,傅先生在台湾大学校长任上,十分辛劳,为了学生福利,在台湾省议会的质询时,因为议员质询过当,既累又怒,心脏病发,竟以身殉。傅乐焕先生专业是辽史和东北的民族关系,1966年文革期间,他在北京陶然亭投水。傅乐淑女士是中西交通史的专家,曾在匹兹堡的杜肯大学任教多年。她的《中西交通史编年》,是这个领域的重要著作。我在70年代初到匹城时,她也在匹城,但是,她离群索居,不太与人来往,因此也没有向她请益的机会。后来,她迁往加州,也曾经回国在内蒙教书。2003年在美去世,遗骨还是回到中国。傅乐成先生终身未娶,生活起居,乏人照料,刚过中年,就中风不起。聊城傅家,人物丧亡俱尽,实在令人伤感!



2010年9月5日许倬云 * 谨序

注 释

* 许倬云:著名历史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自 序

近人所著中国通史一类的书,目前在台湾流行的,约有十来种,它们各具特殊的风格和优点,但大都是二十年前的旧出版物。由于近二十年来,新的史料与研究结果不断发表,它们的内容已有若干应加补充之处;文字方面,有些也已不能完全配合一般读者的水准。因此,在学校里想为学习中国通史的学生们开列几种课本或参考书,是一件颇不容易的事。作者近年在台大讲授中国通史,便经常遭遇这种困难,其他学校讲授同样课程的教师们,想必也有同感。两年前,作者得到写这部书的机会,基于上述的理由,乃不揣浅陋,来作这个尝试,希望能够配合着当前一般大学生的程度,写一部比较适用的历史教本,自然也希望能对其他程度的读者们有些助益。但这部书究竟能否实现作者的希望,只有等待读者的评判。

这部书只是我国历史事实与演进经过的一个简要叙述,其重心共有四点:一、政治社会的变迁。二、对外关系。三、各种制度的演进。四、学术思想的渊源和流派。作者对这四点,都有系统的说明;其他方面的史实,则不详载。所据的资料,除了历朝的旧史,近二三十年来若干学人的研究结果,也颇有采用,尤以史前史和上古史居多,此外极小一部分是作者的心得。作者对于这些资料的整理和叙述,力求忠实谨慎,缺乏实证的见解和过分主观的议论,虽新颖动人,也尽量割爱。文字与章节的编排,则力求浅近简单,避免繁博的引征。重要的来源,则于每章的附注中标明。总之,读者如能从这部书获得一个对中国历史比较清楚而客观的概念,作者的心愿便算达成。

当今我国的史学研究,在方法上虽较清代有长足的进步,但在研究重点上,仍然承袭清代朴学的余风。以考据个别的历史问题为主,对于整个历史的通盘论述,则未曾著力。诚然,在若干历史问题未获明了以前,写通史无法臻于完善;但个别历史问题的解决,是一种无限期的工作,而通史一类的著作,则是当前一般读者的迫切需要;因此作者认为两者是不可偏废的。同时作者更虔诚希望当代知名的历史学者们,能抽暇写几部合乎理想的通史,以飨国人,来矫正当前史界偏枯的现象。

作者为才力所限,加以写作时间短促,写来颇感力不从心。书中谫陋谬误之处,自所难免,务请读者不吝指教。写书期间,曾得到不少友好的帮助;初稿写成后,承夏卓如先生详加校订,获益良多;谨在此一并志谢。



1960年5月傅乐成于台北

新版自序

今年春天,大中国图书公司薛颂留先生与我商量,希望我把我的《中国通史》,再作增订;增订后决意重新排版,加人名地名及书名号,并力求印刷及纸张的改进。我对他这种求进步革新的想法,有点儿感到意外,因此欣然答应。

本书曾在1968年增订过一次,改正了其中若干小错。我在增订本《自序》中说过:“硬把编排已就的章节字句中,加入若干文字,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这次的增订,也遭遇同样的困难。因为章节的限制,除非完全重写,简直无法作大幅度的更动,这一点要请读者原谅。这次增订,对原来的内容几乎完全保留。所加添的,主要仅是我个人对历史人物或事实的若干意见。这些意见,大部是我近十年来所作的历史研究的一些心得,老实说,也多半卑之无甚高论,较之“成一家之言”的著作如钱宾四先生的《国史大纲》等,还差得远。

本书的这次增订,帮助我最多的是周云锦棣。她为本书加列人名、地名及书名号,并誊清许多零散的增补文字,这些都是极其烦琐的事。她的热心,令我感激不已。此外承周庆光老师赐题封面,顿使本书增加不少光彩。庆光师是我高中时代的校长,道德学问,为世楷模,也是我平生最仰慕的良师。回忆抗战期间,他主持母校国立第三中学,以学校为家庭,爱学生如子弟。如果没有他的教诲,我能否有今天的这点儿程度,实不敢说。今庆光师已寿登八旬,而我因久病,常有“人生如寄”的感觉。此时能得到恩师的墨宝,使我获得无比的欢欣鼓舞,现在就以此书权充献给他老人家的寿礼吧!



1977年傅乐成序于台北

第一章

从史前时代到信史时代

一、旧石器时代的人类

中国旧日的史家,一向把黄帝时代作为中国历史的起点。从黄帝到现在,还不到五千年。近几十年来,由于国内考古学的盛行,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和遗物在国内大量发现,中国史前时期人类的活动,乃有部分的显露。国人所大体相信的中国古史上所谓“三皇”、“五帝”一类的传说,现在已渐被石器时代的观念所替代,这不能说不是一种进步。因此说到中国历史的开始,自然要提到史前人类的生活情形和文化状态。

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被发现的,除了早在1927年至1939年出土的“北京人”和1933年出土的“山顶洞人”,近二十余年来,中国大陆上陆续有新的原始人类的遗骸和遗物出现。诸如1965年发现的“元谋人”,1964年发现的“蓝田人”,以及1954年和1976年先后发现的“丁村人”。此外尚有内蒙古鄂尔多斯伊克昭盟(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发现的“河套人”,湖北长阳县发现的“长阳人”,广东韵关市发现的“马坝人”等。

元谋人的遗骸化石出土于云南元谋县,据说他们距今已有一百七十万年,且已知道用火。至于他们的年代和用火这一生活动态是怎样测定的,则不得而知。蓝田人的头骨出土于陕西蓝田县,据说他们约生于六十万年以前,较北京人尚早十万年。他们以狩猎为生,但已知用果谷为副食,并以石头、骨角制造猎具和兵器。他们也已知道用火,并以语言作为传达意见的工具,同时更能作集体行动。丁村人的牙齿、头骨碎片和大量石器出土于山西襄汾县(今山西临汾市南)的丁村,他们约生于十万年前。石器的类型有砍伐器、刮削器、尖状器和球状器,主要用摔砸法和碰砸法制成。有一种三棱尖状器,是旧石器的一种独特而进步的形式,被称为“丁村式”尖状器,也是“丁村文化”的代表。至于河套人、长阳人和马坝人,他们的时代都较丁村人略晚,都具有原始蒙古人的特征,这可以证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中国南北三大河流的流域,都已有人居住。

以上大陆新近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类,其遗骸及遗物既未公诸于世,即有关此类史前人类的考古报告,也零散不全,例如有关元谋人和1976年发现的丁村人的资料便仅见于新闻记载。因此仅凭“独家之秘”的纸上考古报告,其研究结果的正确性,自然可疑,无法尽信。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其遗骸遗物早经公开,且曾经国内及国际不少学者长期研究,而其研究成果比较可信的,则为北京人、河套人和山顶洞人。

(一)北京人

旧石器时代又可分早、中、晚三期,早期的人类,可以“北京人”为代表;中晚期则各以“河套人”和“山顶洞人”为代表。

北京人头盖骨,旧石器时代早期,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第一地点出土。

北京人的遗骸,是在北京市西南房山区周口店镇龙骨山北部出土的。早在1918年便有人在那里采集化石,此后续有发现。但大规模的发掘工作,则是从1927年至1939年由地质调查所主持的。这工作包括很复杂的国际组织与合作,工作团体内除中国人外,外国工作人员的国籍,达六七国之多。总计前后发现头骨十四件,牙齿一四七枚以及大腿骨、上膀骨、腕骨等十余件,这是世界学术界所公认的中国最早的人骨。

根据研究的结果,北京人约生活在五十万年以前,那时华北的地面为红土所掩盖,现在厚达数十米至百余米的黄土层,那时还没有生成;甚至黄土层、红土层之间的砾石层,他们也没有见过。他们的身体,甚为矮小,男性的平均体高约一五六厘米,女性则只有一四四厘米。他们的四肢已与今人无异,但头部则大不相同。他们的前额倾斜,眉棱突出;鼻子远较现代人为宽阔,而且上下的宽度,也没有多大的区别;颧骨也很宽大,在脸盘上的位置,向前面的部分,远较向侧面的部分为多;嘴部前突,下颚长着巨齿,颈部肌肉极其发达。他们的头骨,几乎比现代人厚一倍。脑的容量很小,平均比近代人要少三百立方厘米,由此可以推知他们的智力必然较低。但他们确属于人类,则是无可置疑的。同时若干专家认为北京人的脸形与蒙古种人的脸形,颇相近似。

北京人所使用的石锤、石砧,旧石器时代早期,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第一地点出土。石锤为一天然砾石,制作石器时用以直接砸击石料;石砧为扁平的天然砾石。石锤敲击石料时,把它垫在石料下面,所以石锤和石砧表面都留有大小不一的坑疤。

至于北京人的生活状况,可归纳成三点:第一,他们已会制造各种石器,如尖状器、刮削器等。这些石器虽然粗陋不堪,但可说明他们确实已具有最低限度的文化生活。第二,他们已会打猎。以发掘出来的兽骨为证,他们的猎获物以鹿为最多,其次为豹、穴熊、剑齿虎、土狼、象、犀、骆驼、水牛、野猪、马等。他们可能已会使用投掷的武器,不然恐怕无法获得这样丰硕的战果。第三,他们已会用火。从他们遗留下来的大量木炭、火烬、烧过的兽骨以及用过的器物看来,证明他们已能烤肉来吃。而他们用火的能力,可能有更早的传授。

由于打猎生活的危险性过大,因此北京人大都短命。据统计,三十九个北京人中,死于十四岁的占39.5%,三十岁以下的占7%,四十至五十岁之间的占7.9%,五十至六十的占2.6%,死亡年龄不明的占41.9%。[参看李济《北京人的发现与研究之经过》(载《大陆杂志》五卷七期),《北京人之体质与生活》(载《大陆杂志》五卷十期);克拉克(W. E. Le Cross Clark)作、杨希枚译《北京猿人》(载《大陆杂志》一卷一期)]

(二)河套人

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的代表是“河套人”,他们分布于山西、陕西、内蒙古、宁夏、甘肃等省交界处的“河套”地区,亦即内蒙古的伊克昭盟(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一带。最初被发现的,只是他们所使用的石器和骨器。这类器物,形成了考古学上所谓的“河套文化”;而创造这种文化的主人翁的遗骸,近年才在大陆发现。

河套人的器具埋藏在红土层上面的砾石层,以及再上面的黄土层和带沙的黄土层中,这种情形正好说明河套人的生存时间是一段漫长的岁月。砾石层和黄土层是怎样形成的呢?我们已经知道红土层是北京人埋骨之地,从北京人时代到河套人时代,其间可能经过长期而大量的雨水,因此若干地区发生洪水,山上的石块被洪水冲下,随水流动而被磨成砾石,淤积于红土的平地上,造成砾石层。其后西北吹来的黄色细沙落在砾石层上,又造成了华北的黄土层。

河套人左侧顶骨化石,距今约五万年,旧石器时代后期,鄂尔多斯乌审旗嘀哨沟湾出土。外层与断面均为褐色,里层为暗褐色,有四个边,边上带有锯齿形缝,是原来的顶骨接合缝。

至于出土遗物的形制,则因层别而略有不同。砾石层中的石器,大都是圆饼形或扁圆形的刮削器,质地为圆形石子状的石英岩,其制法是沿着石子的边缘打制而成。黄土层中的石器,制法略有进步,例如刮刀的制法,便是先将石子打成两半,然后沿着边缘加以修制。带砂的黄土层中所出的石器更为进步,有三角形和多边形的刮器及雕器,此外还有若干骨器。这类石器在考古学上被称为“细石器”,它们的时代已接近新石器时代。

(三)山顶洞人

“山顶”是在周口店范围内的一块高地,它高出当地地面约六十米。地质调查所于1930年发现了山顶洞,直至1933年才正式发掘。所得的标本,计有人类头骨、体骨化石数十件,人类遗物数百件,以及许多动物如猎狗、猎豹、香猫、鸵鸟等的骨骼化石。根据这类遗骸遗物的研究结果,山顶洞文化当较河套文化为晚,山顶洞人大概生活在两万五千年以前。

山顶洞人头骨,距今约一万八千年,旧石器时代后期,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山顶洞出土。山顶洞人头骨已经具有现代人的形状,脑量约一千三百~一千五百毫升,在现代人脑量的变异范围以内。

山顶洞人和北京人的头骨有显著不同之处,前者头盖骨很薄,牙齿很短,后者则反是。就体形来说,山顶洞人没有一个可以代表“原始中国人”。至于文化方面,山顶洞人已远较北京人和河套人为高。他们营渔猎生活,爱好艺术,有装饰身体的兴趣,并且似乎已有埋葬死去亲属的习惯。从发现的骨针推测,他们可能已会缝缀鹿皮为衣服。他们用以作装饰品的兽牙,计有鹿牙、狐牙、獾牙等,并将其中若干染成红色。此外还有穿孔的小砾石、小石珠、骨坠等,这种钻孔的技术,是北京人所没有的。

山顶洞人的石器,其中一部是制造器物的工具,例如乱削骨角所用的石器,便是以火成岩制成的;钻石珠和小砾石等,则用极粗糙的石钻。这可看出山顶洞人工艺技术的进步。在他们的多种遗物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一种由鹿角制成的短棒,表面被刮磨得非常平滑,并刻有纹饰。这种短棒颇像欧洲考古学家所称的“指挥棒”,是家族或种族的一种信物。如果这短棒真是“指挥棒”,则山顶洞人已可能有家族或社会组织。总之,山顶洞人的文化,较河套人又进一步,他们的时代已大致可与新石器时代相互衔接。

既然北京人是中国史前最早的人类,那么他与河套人和山顶洞人是否即是中国民族的远祖?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悬疑的。因为我们无法肯定,他们与文字写成的中国历史,有无必然的连带关系。我们不但对从北京人到河套人和山顶洞人的人类演进过程毫无所悉,就连山顶洞人到黄帝这两个相隔两万年的时代,也没有足够的资料来贯穿。如果站在现代人的立场,说他们是我们的祖先,倒也未尝不可,但若说现代的中国民族是他们一脉相传的后裔,从而认定中国民族在五十万年前就占有中国的土地,这种说法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假设而已。

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

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阶段,叫“中石器时代”。这个时代的遗物,出土的并不多。只有东北黑土地带“札赉诺尔原人”的文化,可为这个时代的代表。札赉诺尔是中国长春铁路西段的一个车站。这种原人的遗骸及器物,是从1933年至1943年由日本人陆续发掘的。他们头骨的形态为标准的圆头型,与现代蒙古人相同,其时代距今可能在一万年至两万年左右。他们的用具以石器为多,从工艺技术上看,虽较旧石器时代进步,但它们仍是新石器时代以前的产品。因为新石器时代文化最显著的特征是陶器和磨光石器的出现,而札赉诺尔原人的遗物中,却没有这两种器物。

札赉诺尔原人头骨化石,中石器时代,呼盟札赉诺尔矿区出土。

新石器时代的人口较前繁多,因此遗迹的分布也比较稠密,在许多不同的地区中,分布着不同系统的文化。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虽然已发明制陶技术,但仍大量的使用石器,而且一部分石器还是打制而成的。直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才普遍应用陶器。

(一)细石器文化

这里所说的“细石器”,是和陶器混在同一地层的,它们属于新石器时代,而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细石器不同。这种文化的分布,多在长城以北;创造这种文化的人,已渐由渔猎生活发展为农业生活。根据分布地区及其时代先后,这种细石器文化可分为龙江、林西、赤峰三期:

龙江期的标准遗址为昂昂溪,昂昂溪遗址在今齐齐哈尔昂昂溪车站附近。这一带的土质是黑沙层,出土的遗物以陶片为多,质地粗糙,纹饰简单。此外尚有骨器和石器,石器中有石钻、石刀、石斧、石镞等,均由细小的石片打制而成,是最标准的细石器。这类石器,有些经过磨制,但技术不精,看来只是磨光技术的开始。根据这些器物,可以推知它们的主人翁过的是渔猎生活,而渔的成分尤大。这是早期新石器文化的代表。

昂昂溪细石器,中石器时代前后,黑龙江齐齐哈尔昂昂溪出土。

林西期因林西的遗址而得名,林西是内蒙古的一县,在它境内的黑沙层中,发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遗物。这类器物,可分陶、石两大类,陶器具有多种不同的颜色,石器主要为农业用具,如石犁和石磨等。这一时期的石器,与龙江期的石器有显著的不同,它们的材料以巨大的砾石为多,技术多系磨制,细石器则较少。

赤峰期文化的遗迹,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英金河的南北两岸。此期的遗物,有彩色的陶器和属于细石器的各种石器。其中有一种是肩石锄,这可证明此期的人类,也过着农业生活。

(二)彩陶与黑陶文化

彩陶与黑陶,同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产生于黄河流域的文化,但两者不属同一文化系统,产生的地区也不同。

尖底彩陶罐,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陕西宝鸡市北首岭出土。

彩陶文化最早的发现者是瑞典人安特生(J.G.Andersson),他于1921年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掘获大批彩陶及石骨等器。这类陶器,大致为淡棕色,上绘红黑及白色的纹饰。这种彩绘技术,是此种文化的特征之一,因此称它为“彩陶文化”。此后在辽宁、甘肃、河南、河北、山西、台湾、新疆等地区,续有发现,可见这种文化分布之广。至于这些地区的彩陶文化,是否同出一源,还是一个待决的问题。近年大陆以陕西、河南等省为中心,陆续发掘了不少彩陶文化遗址,像陕西西安市的半坡村、宝鸡市的北首岭、彬县的下孟村、河南三门峡庙底沟、洛阳王湾等,其考古报告自然都是“一家之言”。据近人的估定,彩陶文化的年代约当前6000年至前3500年。这种文化的形成,在中原一带曾有一段长时期的孕育。但它与初期的中原历史文化,并非直接衔接,其间尚隔着一大串史前文化。

黑陶单耳杯、黑陶双耳杯和黑陶盒,单色无彩,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山东省胶州市三里河出土。

继彩陶文化而发展传播的是黑陶文化。黑陶文化最初在山东济南历城区龙子崖发现,所以又叫“龙山文化”。它是沿着海岸来分布的,分布区北达辽东半岛,南至杭州,而以山东半岛为重心。黑陶的特色为黑、光、薄、棱、多耳,但也有酱色的。黑陶文化所代表的时代,约当前3500年至前1800年,其时应在殷商以前,但它的遗址却又不在相传为夏代根据地的山西、河南两省。和陶器同时出土的,还有石器和骨器。骨器中有一种经过钻孔的牛骨,是占卜用的,但上面还没有文字,也许和殷商文化有些关联。[参看石璋如《史前篇》(载《中国历史地理(一)》);李济《史前文化的鸟瞰》(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中国上古史》(待定稿)第一本页四五五至四八二)]

由于中国的幅员过广,近代发现的史前文化遗址,显然是零散的,所获的材料也不完全。总之,就目前研究所得的成果,尚不足构成完整的中国史前史,而且也不能与中国的有史时代有明确的衔接。但大体可以相信,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虽仍以渔猎为主要生业,但已开始学习农耕,豢养家畜,并从磨光石器进而学习制造陶器。因人口繁衍而聚族以居,渐渐形成大小村落,遍布各地。到晚期,人类已普遍使用陶器,务农也成为本业。而由村落演进成的城邑,也大致在此时出现。

三、古史的传说时代

任何一个民族的初期历史,无不从追记而来,而且其中必然无法脱离传说和带有神话色彩的部分。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最少要包括从黄帝至夏桀的一段时间,将近千年之久。这段时间历史的真实性,古人是大体相信的,今人则因为缺乏证据,而以传说视之。但一种传说,决不会凭空而起,同时我国古代史家对历史的编订,态度是很严谨的,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类传说之中,可能隐藏着许多的真实事迹。

(一)黄帝

第一位把黄帝作为中国历史起点的史家,是汉武帝时代的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五帝本纪》里,把黄帝列为古代的第一位君主。不过这篇传记,含有浓厚的神话色彩,而司马迁本人对黄帝的事迹,也颇抱怀疑态度。

黄帝本已是位神化的古人,但据其他记载,黄帝以前尚有盘古和三皇。有关他们的说法,更为怪诞,例如盘古氏曾开辟天地,是一位年高一万八千岁,身体日长一丈的巨人。又如三皇中的伏羲、女娲,都是蛇身人首。这类神话,自然不能算作史料,同时它们产生或流行的时代,更在五帝的传说以后。“五帝”一词,在春秋时代似已流行,孔子的弟子宰我,便曾有向孔子请教“五帝之德”的事,虽然不知道宰我所谓的“五帝”是指谁。[见《史记》卷六七《仲尼弟子列传》]到西汉,“五帝”的内容确定,是指黄帝、颛顼、帝喾、尧和舜,而且正式为史家有限度的承认。“三皇”的说法在秦始皇时已有,当时是指天皇、地皇、人皇(即泰皇),这是最早的说法。汉朝人因“三皇”毫无事迹可凭,就把战国时人的书中所说的远古人名如伏羲、神农、女娲、有巢、燧人等随便取三个,称为“三皇”,结果产生好几种不同的说法。不论真假,他们多少还有些事迹,例如伏羲画八卦,神农教民稼穑,燧人氏钻木取火等,但他们的时代,则渺茫得无法究诘。至于盘古的神话,在三国时才出现。据近人考证,这神话本源起于南方民族中,大概因吴国的开发南方而传入中国。[参看徐亮之《中国史前史话》页十一至十三]为了这些原因,无论盘古或三皇,都不能取黄帝的历史地位而代之。

黄帝,选自《历代帝王名臣相》。

据相传的说法,黄帝大约是前2700年到前2600年之间的人,他继业已衰微的神农氏的后裔而兴起。除去若干神话,可述的事,是他修德治兵,在阪泉和涿鹿(均在今河北涿鹿县附近),先后击败了他的两大敌人炎帝与蚩尤,而被诸侯尊奉为天子。他过着军旅的生活,迁徙往来,未尝定居。他的行踪,曾东至海和岱宗(即泰山),西至崆峒(山名,在今甘肃省),南至于江(即长江),并曾会诸侯于釜山(今河北涞水县北),而定都于“涿鹿之阿”。这类地名的考释,也曾引起世人的争论,但在黄帝本人的有无尚未得到考古上的证据时,这种辩论是无谓的。

古人又把黄帝时代作为中国文化的源头,战国末年的学者,把一切古代的发明制作,都归功于他。例如文字、算学、历法、阵法、音乐、军制、田制、政治区划、官室、衣裳、货币、舟车等,这些文化上的重要贡献,莫不直接或间接地由黄帝发明或创立。但这种说法,到西汉已不为史家所接受。此外他又几乎是所有古代帝王的始祖,像颛顼、帝喾、尧、舜、禹以及商的始祖契,周的始祖弃等,都是他的苗裔,自然还包括这些帝王的后代。

黄帝、蚩尤作战经过图。自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初期,在黄河、长江流域,活动着夏族、夷族、黎苗三大部族。蚩尤为黎苗族共主,领八十一氏族,侵凌夏族区域,进而统治夏族。夏族当中一氏族领袖黄帝起而反抗。蚩尤部众自南向北攻击黄帝,黄帝本立国有熊,位考虑到蚩尤所领部众为南人,对北方地形气候多不明了,因此两军在有熊短暂接触之后,黄帝即主动向北引退。蚩尤领众跟进,至河北涿鹿时,蚩尤部众消耗甚大。这天狂风吹起尘沙,遮蔽天地,黄帝固有指南车指示方向,不致迷路,因此趁蚩尤部族昏迷彷徨之际,驱众攻击,将敌一举击溃,蚩尤亦被擒杀。夏族获有全胜,也创造了我国战争史上后退战略大获全胜的典型战例。

开于黄帝的传说,虽然没有考古的根据,但就《五帝本纪》中所描述的他的生活情形,却代表着一个阶段的文化。他本人迁徙无常,好像生活在一种狩猎或游牧的经济阶段。但《本纪》又附带说出他的另外两项事业,就是“时播百谷草木”和“淳化鸟兽虫蛾”,似乎又在说黄帝时代正是中国先民由游牧进入初期农业的一个过渡时代。

(二)尧和舜

尧和舜是传说中的两位中国古代贤君,他们同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理想君主,也是历代帝王的楷模。关于他们的事迹,虽然没有当时的史料来证实,但至迟生活在前500年左右的人,对他们的存在,即已深信不疑了。根据《史记·五帝本纪》的说法,尧是黄帝的玄孙,舜则是黄帝的八世孙,但他们却大致生活在同一时代中。他们的时代,据相传的说法,是前2357年至前2184年,也就是夏朝以前的一百七十余年间。

尧是一位仁慈宽大的君主,似乎对一切都抱着宽容的态度。他在位期间,人民各自过着自由安乐的生活,不受政府的干预,因此他们体会不到这位君主的才能,更无法描述他的德量。他毕生最伟大的也最为后世所称颂的事迹,莫过于他的以天下为公,而把帝位推让给舜的事了。舜本是历山(在今山东省)的农夫,他有一个极其难处的家庭,父母弟弟对他的仇视加害,使他遭遇多次生命的危险。但他凭着无比的谦让,终能以孝悌闻。他曾先后做过渔夫、陶匠和商贩,显示出多方面的才能。他的才德,感动了许多人,因此他每到一个地方,人们莫不踊跃的追随他,依附在他的四周,渐至变成一个都市。这一切都在说明他是一个理想的领袖。帝尧把他召到朝廷中任职,并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他,以试验他的持家治事的能力。结果事实证明他确是不凡,因此尧进一步把国政交付给他,后来终于继尧为天子。

帝尧,选自《乾隆年制历代帝王像真迹》。

舜的政治作风,似乎比尧严厉得多。当他佐理尧政时,便曾贬诛若干不才和渎职的人,并引用许多才德之士,像禹、弃、契、皋陶、益等,都是当时的名臣。尧的末年,洪水泛滥于全国。尧命鲧治水,鲧采用壅防堙塞的办法,九年而无功效,舜请尧把鲧处死。到舜即位,又命鲧的儿子禹继承治水的任务。禹改采疏导的办法,和洪水苦斗了十三年(一说八年),终于成功。在治水期间,他公而忘私,曾三过家门而不入,因此受到舜的赏识,命他摄理国政。舜死,他循例继为天子。

舜耕历山,选自《二十四孝图》,近代陈云彰绘。

尧舜的“禅让”,是传诵千古的美谈。但这故事常为后人用作他们自己政治理想的实例,因之故事的本身无疑也跟着变得有点理想化。有人认为这也许是古代部落间的一种君位推选制,唐、虞、夏也许是三个比邻的强大部落(都在今山西省南部),由它们之间互推一个酋长,作为所有部落的共主。这种君位继承办法,在后来的许多民族中都曾出现过。[参看钱穆《国史大纲》上册页七至八]

据说禹在生前也曾选定益作继承者,但禹死后,百姓不拥戴益而拥戴禹的儿子启,于是启践登帝位。另一说法是禹死后益与启争位,为启所杀。总之,启既继位,“禅让”的旧例,便不再出现了。

(三)夏朝的大事

据旧史的记载,禹的踪迹是无所不在的,他不特是夏朝的创始者,并且是北方外族匈奴和南方外族百越的祖先。他的治水的传说,更流传于许多不同的部族和地区之间,令人怀疑到他好像不是单纯属于夏族系统的。夏朝的真正奠立者,似乎应该是启。因为春秋时代以前的书,对禹的称呼,只称“禹”而不称“夏禹”;从启开始,才称作“夏后”。其所以称“夏后”的缘故,大概夏境内尚有许多较小部落,而以夏为盟主,尊之为后。夏初的强盛,似乎没有问题,这可从“夏”、“华夏”、“诸夏”渐变成民族名称一事看出来,正如后来的“汉”也变成民族名称一样。

夏的年代,据后人推算,是从前2183年至前1752年,共四三二年。至于夏朝的版图,主要包括现在山西省的南半即汾水流域,和河南省的西部中部;西有今陕西省渭水下流的一部;东则大致在平汉铁路沿线一带,最盛时曾到今商丘一带;南到什么地方,则不得而知。夏人大致在上述的地区中活动,他们迁都频繁,禹的几个都城,都在今山西省的西南隅,至启始渡黄河而南,定居于今河南省中部的新郑、新密一带。此后除了启的儿子太康因失国而远窜外,夏主的迁徙,大抵不出今河南省的黄河以南,汝、颍二水以北。

夏初的大事,为启与有扈氏的战争。在此以前,又有舜禹讨伐“三苗”的事,但战争的详情不明。根据若干古籍的记载,只知道“三苗”盘据在江淮湖湘一带,舜征讨他们,死于荒野。今日散居于川湘云贵深山僻壤间的苗族,也许就是他们的遗裔?启伐有扈氏的事,也同样模糊,有的古籍说是启即位后,有扈氏不服,启与之大战于甘,终于灭掉它;有的则说禹也曾讨伐过有扈。至于甘是现在什么地方,也是说法不一,有的说在今陕西省户县,也有说在河南省和山西省的。

禹,宋马麟绘,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夏朝中叶的最大事件,是与外族有穷氏的斗争。有穷氏是属于东方的夷人系统的,当时在今山东省全境,河南省东部,江苏省北部,以及安徽省东北角,甚至远到河北省渤海沿岸和辽东及朝鲜一带的地域中,有许多不同的部族存在,它们被统称作“夷”,与中原的夏东西对峙。这种形势,一直维持到殷商和西周,夏便曾与这些夷人,作过生死的斗争。[参看傅孟真《夷夏东西说》(载《傅孟真先生集》第四册)]

有穷氏的领袖羿,是一位好战的雄主,以善射著称于古史;他是东方夷人的共主,也是夏人的强敌。他以鉏(今河南滑县东)为根据地,乘夏主太康(启子)在洛水沿岸畋猎忘返的机会,攻占夏都 (今山东潍坊西南)。太康逃居于外,羿以次立太康弟仲康及仲康子后相为傀儡,而自身作夏的实际主宰。不久后相为羿所逐,而羿亦为其臣寒浞所灭。寒浞杀后相,继续掌握复政,并命其二子浇和豷分据要地。后来后相的遗腹子少康,兴起于有虞(今河南虞城县),收聚夏的残余势力,灭有穷氏而光复故土。从太康被逐到少康复国,有穷氏统治夏境,前后达六七十年(一说四十余年),战争蔓延于黄河南北,是中国古史上的大事。

自此以后,夏的事迹反少留传,直至夏末,才又有较多的记录。夏的末代君主桀,虽然暴虐无道,但当时夏的政治势力,仍可到达今鲁西豫东一带。当时有一个原属于夏的小国有緍(今山东金乡县)叛变,桀举兵讨之,虽把有緍氏征服,却招来亡国的命运。因为在夏境的东南,尚有一个强大的部族存在,名叫“商”。商的领袖成汤,乘桀用兵疲罢之余,起兵推翻了夏朝。商也可以说是属于夷人系统的,至少夏人的看法是如此。根据旧史的记载,商的王室并非夷人,但曾抚有夷方,并凭着夷人的文化和人力灭夏。所以汤的伐桀,是夏人与夷人的最后一次斗争。

四、信史时代的开始(殷商时代)

从黄帝到夏朝末年九百多年的历史,因没有证物,只能称为“传说”而不能算作“信史”。所谓信史,必须“信而有征”,也就是说必须有当时的遗物可资与文字写成的历史相互验证。至于商朝的历史,则因有近代殷墟(今河南安阳市小屯村)出土的遗物以为佐证,已大体可以列入信史的范围。这类遗物包括铜器、龟甲、兽骨等,甲骨上并刻有大量文字,经近人的研究,知道这种文字是商朝后期君主们占卜休咎、祈求福祚的记录,故又称作“卜辞”。卜辞上有时载着若干商王的名字,拿这些名字与西汉人所写的商王系统来对照,其间的差异甚少。至于商朝的前半期,因为没有遗物的存留,严格说来仍不能算作信史,但亦有若干地方已为卜辞所证实。下面所说的有关商代历史,绝大部分是根据甲骨文的研究结果。

(一)商朝的建立及其兴衰

商人的发源地,可能是今河北省的渤海湾沿海一带。成汤的先世,累代为部族长,他的十四代祖契与禹同时,以蕃(今河北平山县附近)为根据地。契子昭明迁于砥石(今河北泜水流域),后迁于商(今河南商丘市),即“大邑商”,也是商朝得名的由来。昭明子相土,为一雄才大略之君,曾大启疆宇,其拓土的最远处可能到今朝鲜境内,并在泰山下建立东都。相土以后的两三百年,商人的事迹无考,到成汤时代,才又有商人活动的记录。

成汤时,商人的力量已足以与夏抗衡,他以亳(今安徽亳州市附近)为根据地,[参看董作宾《卜辞中的亳与商》(载《大陆杂志》五卷一期)]先消灭北方若干邻族如葛(今河南宁陵县)、韦(今河南滑县)、顾(今河南范县)、昆吾(今河南濮阳市)等,然后西征夏桀,败之于鸣条(今山西夏县西),桀被放逐于南巢(今安徽巢湖市)而死。汤乃代之为天子,并迁都于商,建立了商朝。

成汤,佚名绘,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商朝自成汤创业以后,六百四十年间(前1751~前1111),国运曾经五度的盛衰,并曾五次迁都。第一度的由盛而衰,在第四代王太甲(汤孙)的时候。通常的说法是太甲无道,颠覆乃祖的典型,被开国功臣伊尹放逐于桐(今河南偃师西南),三年后太甲悔过修德,伊尹又把他迎回复位。其后商朝的盛衰,总系于君主的英武或昏暗,盛时则诸侯归服,衰时则王室内乱或诸侯叛离。至于商朝的迁都,从汤所居的亳开始,其后又迁徙五次,皆不出今山东省的南半和河南省的东半。最后一次的迁都,是第十九代王盘庚于前1384年自奄(今山东曲阜市)迁殷(今河南安阳市)。其后直到商朝灭亡,二百七十余年间,商都始终在殷,因此商朝又名殷朝。

盘庚是一中兴之主,他死后,弟小辛、小乙相继嗣位,商政复衰。直到小乙的儿子武丁,商朝出现了最后的一次鼎盛时期。他在位五十九年,以傅说为相,国家大治。其间最可称述的大事,便是对外族鬼方的讨伐,在谈这件事以前,应先说明商朝的领域。

商王所统治的整个地盘,其范围至今仍不太清楚,仅能就卜辞所记的地名加以约略的推测。据近人研究,商朝的领土,以今中原地区为中心,东边可到沿海,西边可到今陕西省,北边可能到河北、山西两省,南方可能到长江。但在这个领域中,还有许多的诸侯国和文化远较商人落后的外族,其中以鬼方最为强大。鬼方最初可能服属于商,但在商的后期,变成了商的敌人。“方”是国的意思,除鬼方外,尚有人方、土方、羌方、盂方、井方等。鬼方的根据地大致在今山西省北部以及陕西省的北部和西部。武丁曾对鬼方用兵达三年之久,战争的情形,现已不知其详。但经过这次讨伐后,终商之世,鬼方似未再成大患。

成汤代夏作战经过图。前1784年,汤迁都于亳,然后开始对夏朝略地。最初西进伐葛,并占领之;随后北上至北亳,再向西北发展,降服韦;向东北讨平夏重地昆吾、顾,共计征伐十一次之多。至前1766年,夏之东部诸侯,均为成汤并灭,夏在形势上已被孤立;而夏桀残暴也变本加厉,政治上亦处于不利,成汤因此决意对夏都安邑进行直接进攻。前1766年,成汤起兵自南亳出发,沿黄河一路西进,至潼关附近渡河而北,到达陋地,然后向东攻击夏都城安邑。夏桀仓促率师西出拒敌,败于安邑之西鸣条,夏桀遂弃安邑向东入于山区,在安阳附近出太行,渡河,走至三腊。汤又移师伐三腊,桀不能立足,又一路奔走,至于南巢,战事宣告结束。汤之伐夏,先采取蚕食政策,吞并夏之诸侯,断夏东部羽翼,然后以大迂回之行动,突然出现在夏都安邑之西,断其归路,并攻击夏都之侧背,夏桀未能审时度势,据都城固守,而仓促出兵拒敌,终为汤所乘,丧师天国。

武丁以后的八位君主,皆生长于安逸,不求振作,一味以畋游饮宴为事,因此政治日趋腐败。到商朝末年,商人的社会也充满放纵颓废的景象,从君主贵族到庶民,莫不以酗酒为乐,终致使国家走上灭亡之途。

(二)商代的政治和社会

商代的政治社会组织,以封建制度为主干,国境内有许多诸侯,商王便是四方诸侯的共主。一切庶政,也就是所谓“王事”,皆由王来直接处理。至于王位的继承,则与夏朝以子继父的办法不同,而以“兄终弟及”为原则。虽然有人怀疑这是商朝的定制,但商朝曾有多次王位传弟的记载,则是事实。[参看施之勉《古史摭疑》“殷人兄弟相及质疑”]

最初,汤用传子的办法,但他的长子太丁先卒,因此传位于太丁的弟弟外丙;外丙又传弟中壬,自此开始了传弟的办法。王子无嫡庶之分,皆有继位的资格,至无弟可传,然后传子。但传末弟之子或是长兄之子,似乎没有定制,就商王的系谱看来,多数是传末弟之子。不过也有不少例外,因此每有堂兄弟争位的事发生,而致造成王室的大乱。但到商朝后期,这种继位办法似已有所改革,虽然仍用“兄终弟及”的办法,但继位只限嫡长子。因嫡长子只有一人,无法兄弟相传,于是以立后为补救办法。一个王可以立几个后,她们所生的长子都是嫡长子,都具有继位的资格。例如武丁便曾三立嫡后,而先后以三后所生的祖己、祖庚、祖甲为太子;祖己早死,祖庚、祖甲便依例相继为王。最后四代的商王,都是以子继父,而嫡庶之分更严。例如末代商王帝辛(即纣),本有同母兄二人,即微子启和仲衍,但因其母于生二人时尚为妾,故微启不得立为太子而帝辛得立。

环首刀,商代后期,辽宁抚顺望花村出土。这种大弧背、环首外缘饰乳突的刀,适于马上随身系挂,是北方式青铜器的代表器类。

从卜辞和商代铭刻中可以看到若干官名,如御史、卿事、宰、太史寮、亚、旅、士、畯、廩人、史、射、宅正、兽正、牛正、小臣、有司等。这些官名,多与周代典籍和金文中所载的官制相同,由此可以推知商朝的中央政府,组织已相当健全。至于军力,平时王有侍卫军,战时则自各地征调兵员服役,被征调者多是诸侯国各氏族的丁壮,平时以务农为业的。征兵有时多至三万人,出征有时远行至三四十日,杀敌有时多至两三千人。军队的组织,则仅知分步兵、马兵两种,每种又分左右中三队。武器则商人已有锋利的青铜兵器,如刀、箭、戈、矛、铜盔等。此外并有兵车,与后来周朝的兵车,形制上没有多大差别,一乘用四马,舆作半圆形,从后面升降。

商代的诸侯,名目甚多,有方、伯、侯、子、男、田等,它们多半为前世所封建,也有本来独立的部族而为商王所征服或自愿归服的,它们的数目,远较现今所知道的为多。另外一部分,可能是商王的臣下或亲戚而受分封的。诸侯对商王应负的义务,通常为征战、守边、纳贡、服役等。但有些诸侯叛服无常,他们彼此间有时也相互攻伐。其中的“方”,可能全是外族,它们常为商王征伐的对象,平时对商朝恐怕最多只是名义上的服从。又如商朝末年居于泾渭流域的周人,虽也曾臣属于商,但双方疏远如异国,最后竟以兵戎相见。

商代社会的经济形态,究竟到达什么阶段,是近人所争论的一个问题。较早的说法,认为商代犹为畜牧社会,农业方始萌芽,但这说法至今已不能成立。事实上商代已步入农业社会,商人的主要经济生活是务农,主要的食品是农产品,畜牧业只占次要地位。同时商人的豢养畜类,并不全为食用,主要是供给各种祀典作牺牲的。

随着农业的发展,商人建立了他们的家族制度、传子制度以及分别大宗小宗的宗法制度,都始于商朝末叶,而到西周时代成了定型。商代的社会,以族为单位,每族有它自己的名号,即所谓“氏”。商王征兵,也是以族为单位的。商人家族制度的根本精神是重男轻女,例如卜辞中占卜王后生育的文字,遇到生男便记一“嘉”字,生女则记“不嘉”。又如一夫多妻制,也在商代确立,王的配偶,正室的后在原则上虽只限一人,但妃嫔可以有数十人。

另外一个引起争辩的问题,是商代是否为奴隶社会。就近人的论断,商代是有奴隶的,见于文字者有奚、嬖、执等字,都是奴隶的称谓。他们或是罪犯,或是俘虏,数目并不多,同时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供贵族祭祀作牺牲或用以殉葬。他们也许会被支配作其他小规模的劳动,但绝不是社会生产的主要阶层。

(三)商人的生活

这里所说的商人生活,分物质精神两方面,包括他们的衣食住行和宗教信仰。先说物质生活。

商人的食品,主要是黍、稻、禾(小米)、麦。他们又用黍造酒,商王的任何祀典,都离不开酒,商人的善饮,是著名于史册的。畜牧也是他们的食品来源之一,供食的家畜,有牛、羊、鸡、豕、狗等。王室祭祀的用牲,有时一次用牛羊达三四百头,这可看出当时畜牧业之盛。

骨笄,商代后期,装饰品,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图为骨笄笄头。

商人的衣服,甲骨文中有衣、巾、裘、帛、蚕、丝等字,可知他们已有很好质料的服装;但丝裘之类,也许只有贵族才能穿着。从玉和石的人像雕刻品及其他遗物,更可看出当时一部分男子的服装为交领、右衽、短衣、短裙、束带,并穿着翘尖的鞋。女人则脸上涂朱,头戴高冠。她们的头饰,甚为复杂,两鬓和冠上,缀有松绿石组成的圆形饰物;发中夹一圆形骨器,插入许多玉或骨制的笄,有多至几十枝的;发上更戴有雕镂精美的象牙梳子。这些头饰的体积和重量,可以想见。此外男女都有佩玉的习惯,他们有各种式样的玉佩,经常佩在裙带间。这都是商人雅爱修饰的明证。

商代玉人,商代后期,装饰品,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至于居住,一般民众是半穴居。穴是圆形的,直径约四五米,深约三四米,平底直壁,有阶级可以上下。想象中当时的穴上必有围墙,墙上架木为顶,覆以茅草。只有王室的宗庙宫室,才能建筑在地面上。其筑法是先在地上用泥土作一坚实的低平台,然后用石或铜作基础,布列其上,用以竖柱。当时没有砖瓦,墙壁阶级,均用黄土筑成,屋顶想必也是草顶。这类建筑,现在只存基址,共发现五十多处,其中有的相当广阔,有长达三十米、宽至九米的,可想见其规模的宏伟。宗庙的形制,与宫室一样,建筑时并有奠基仪式,殉以大批的车马人物。[参看董作宾《殷代的宫室及陵墓》(载《大陆杂志》一卷九期),《殷代建筑宗庙的隆重仪式》(载《大陆杂志》一卷十期)]此外,商人席地而坐,这也是从雕刻品中看出来的。

交通方面,当时已有舟车等工具,此外商人并可能乘马。从殷墟出土的遗物,也可间接说明商代的交通情形。遗物中铜器地、玉器的原料铜和玉,铜器中所含的锡,以及商人用为货币的贝,占卜用的龟甲等,都不产于商的本土中原地区,这些物品一定由远方辗转贩运而来。由此可见商代对外交通的发达,也可想象到这个国家的兴盛与繁荣。

再说商人的精神生活。他们的思想,几乎完全为宗教所笼盖,自然的各种现象都被神化,有无数神祇充满于天地间。人与神之间,并没有严明的界限,人死后,灵魂依然存在,需要子孙更虔诚的敬奉膜拜。总之,天神地祇人鬼,都是商人崇拜的对象,而人鬼更是商人的信仰中心。在他们的心目中,神鬼的世界和生人的世界有着密切的关系,神鬼操纵着整个人类的命运。所以商人在日常生活中每遇难决的事或无法解答的疑问,便照例出之于占卜,以求神鬼的指示。

“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商代,河南安阳市殷墟出土。这是一块牛胛骨版记事刻辞,骨版刻有商王武丁与仲丁,及子寅用羌人十,举行宜祭等有关祭祀的事情。

商人认为天神中的最高主宰者是“帝”,他的地位好比人间的王。他具有多种的权能,如命令下雨,降福祐吉祥或饥馑灾祸等。地祇则有“河”、“岳”的祭祀,有人认为是指泰山和黄河,有的则认为是指普通的山川。此外还崇拜大地之神(即“社”)、四方之神,以及风神、月神、星神等。对于祖先,则不论祖妣,每年都排定日程,虔诚祭祀,祀典用牲之多,令人惊异。但商人祭祖的主要目的,是在祈求祖先的降福以及防止其为祟。现存的十万片甲骨文字,大部分是祭祖时占卜用的。在卜辞里,可以看到他们向祖先求丰年、求雨、求治疾病、求生子的种种记载,也可看到因不雨或疾病而认为是祖先为祟的语句。奇怪的是他们求丰年和降雨,不直接向“帝”请求,而要托祖先转达。这类卜事,武丁时为最盛,到祖甲时便取消了。但崇拜祖先的宗法观念,却从商代一直延续到现在,形成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

(四)文字艺术和科学知识

现有的商代甲骨文字,总数约有三千至三千五百字,但不同的单字不会超过两千,可识的字也不过一千三四百。但这只是商代文字的一部分,因为卜辞所应用的文字范围是有限度的。这些文字虽然在形体上与今字大有不同,但其意义和用法则大体上与今字无别,如以“六书”来分类,可以说六类的字都有。其中象形字占大部分,有时一个字具有若干不同的写法,好像那时还在造字的初期。但从另一方面看,若干象形文字已从原始的绘画演变成一种符号,例如有许多兽类象形字,应该平着画的,此时已直立起来。此外又有大量的会意、指事、转注、形声等类的字,似乎在商代以前,又有一段悠远的演进时期。除了契刻的甲骨文字,殷墟遗物中也曾发现上面写字的白陶,可以推知商人已使用毛笔。此外商人又有写在简册上的文书,《尚书》中的“盘庚”三篇,便是比较可信的商人手笔。

陶埙,商,吹奏乐器,河南省辉县琉璃阁150号墓出土。这三件陶埙均为黑陶,顶部有吹口,腹有五个音孔,吹奏时依按孔不同可发出不同音阶。

商代的工艺,水准也相当高。商人已能铸造铜锡合金的青铜器,包括礼器、用器、兵器、装饰品等。技术的精巧,种类的繁多,都可证明当时正是铜器工艺的极盛时代。其铸铜技术最高的表现,则是王宫和宗庙里的各种容器,上面都有缛丽的花纹。这类花纹,大致以兽的正面形状为主,外加种种的装饰纹样;最精美的容器,全身镂有二十种不同的动物图案。此外商人并有牙、骨、玉、石等类的雕刻工艺。石器的制作,以白色大理石造的虎形、鸮形立体雕刻,最为精美。玉器则有碧绿、青、黄、白、灰、黑各色,大的有立体的碧玉象,小的有各种佩玉、头笄等,作仪仗用的戈、斧以及其他小装饰品等。

商代刻干支表牛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商代的干支是用于记日的,干支记日法是把天干和地支相配合,用以记日,六十日一循环。干支法起源于夏代,商周沿袭,一直到近代,是中国古人所创造的,也是世界上使用最早的一种记日法。

绘画的遗留甚少,在商人陵墓中曾发现盾旗一类的东西,上有龙虎的图画痕迹。在甲骨上面,也偶有史臣作些写生画,已发现的有猿、象、鹿以及鹑等动物的图像。

音乐在文字中表现的,有“樂”、“龠”等字。乐字从丝从木,代表弦乐;龠字则代表管籥。可知琴、瑟、笙、箫一类的乐器,在当时或已存在。此外发掘所得,还有磐、铙、埙、鼓等。磐为石制,铙为铜制;埙则有石制、骨制、陶制三种,大小不同而形制孔位无异;鼓的本身已化为泥土,但腔上的纹绘,以及面上的龟皮纹理,还可辨识。[参看董作宾《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载《大陆杂志》三卷十二期);陈丁合《卜辞综述》第二章“文字”(大通书局)]

从殷墟遗址和遗物,可以看出商人的建筑和矿冶知识已很丰富。除此以外,商人还有两项值得称许的科学知识,便是天文学和历法。他们曾在卜辞中记录若干星名,如“火”、“鸟星”等,并可推测月蚀。历法也很完备,这大概与农业的发达有关。

商人以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为一年,他们称年为“祀”,是因为他们每年有一次大祀的缘故。一年十二月,月有大小,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他们已知道用闰,十九年中要有七个闰月。武丁时把闰月放在当闰之年的最后,称十三月。祖甲时改闰法,置闰于当闰之月,其名与当闰之月相同,不再称十三月。同时他们习惯把四时与月相连,例如八月称秋八月。记日则用干支,自甲子到癸亥凡六十日为一周,周而复始。这办法上承远古,从商到现在,经三千二百余年而毫无错误,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武丁时,把白昼分为七段,即明、大采、大食、中日、昃、小食、小采。整个时间约从上午六时至下午六时,每段约为两小时。白昼称“日”,黑夜称“夕”;一天一夜合用一干支,如“甲子日”、“甲子夕”,黑夜则不分段。到祖甲时又分白昼为十段,即妹(昧)、分(曦)、明、朝、大食、中日、昃、小食、暮、昏。祖甲在位时是商的衰世,但在历法上却有革命性的改进。[参看董作宾《殷代的纪日法》(载《国立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五期)]

第二章

封建帝国的兴衰(西周时代)

一、周的灭商与封建

(一)周人的兴起

周是商朝末期在今陕西省渭水流域兴起的一个国家。它的王室的始祖名弃(姬姓),相传为帝喾后裔,与禹同时,曾受舜封于邰(今陕西武功县)。他是一位著名农师,死后为周人尊奉为农神,号为“后稷”。当时泾渭一带,满布着“戎狄”,弃子不窋因失官而投窜其间,辗转流徙。至不窋孙公刘,始定居于豳(今陕西彬县),其地仍与戎狄为邻。公刘九传至古公亶父(后来被追称太王),因受不了狄人的侵迫,自豳率众南迁,居于岐山(在今陕西岐山县)之下。这一带土地肥沃,加以周人的勤恳和古公的领导得法,因此国家迅速富强起来。古公在豳时,还穴地而居,至此乃大规模的营建宫室。到古公子季历(后来被追称王季),更大败狄人。这些都显示出周人自迁居岐下后,国力与生活方式,都大有改进。

自古公起,开始与商人往来,而为商的诸侯之一。季历和他的儿子昌,皆曾受商命为“西伯”,意即西方诸侯之长。周和商似乎不属于同一民族,周人常称商人为“夷”或“戎”,自然以异族视之;而双方的活动范围,又相距甚远。但自从双方有来往后,周人对商的文化,便尽量的吸收,季历和昌,都曾与商朝联姻,这事无疑大大促进了周人的商化。从古代遗留的文字篇籍看来,周人和商人用的同是一种语言文字;生活习惯也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例如周人和商人都是束发和席地而坐。此外若干器物如容器和兵器的形制,也大都相同。这自然是周人商化的结果。[参看徐中舒《殷周文化之蠡测》(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三分)]

周人有一首诗,曾说到在太王之时,即有“翦商”的企图,这分明是周人的夸词。[《诗经·鲁颂·閟宫》“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事实上古公时代,周国尚在草创阶段;不要说翦商,就是与周邻近的若干西陲小国,也无力翦伐。周人的东进与商对立,到昌时才有记载可寻。

“文王访賢”金带饰,元,江苏苏州吕师孟墓出土。图写周文王礼访姜太公事,图中姜太公正安坐在蒲团上垂钓,周文王坐于车上,派侍卫向姜太公招呼。

昌便是后来周人所追称的文王,在他受商命为西伯之后,敬老尊贤,力行仁政,深为诸侯所拥戴。商王纣曾一度把他囚絷,由他的臣下向纣纳贿,昌始获释放。其后他的势力日盛,在他去世的前几年,曾大开疆土。他首先消灭了泾渭上游的小国密须(今甘肃灵台县)、阮(今甘肃泾川县东南)、共(今甘肃泾川县北),以巩固豳岐,免除后顾之忧;继而他东向发展,越过黄河,讨伐黎(今山西长治市西南)、邗(今河南沁阳市西北)等国,黄河以东的若干小国如虞、芮等,都归附他。周人的势力乃渐至威胁商人的中心地区。

这时在渭水以南,尚有一个商的诸侯国崇(今陕西户县东),它是周的仇敌,于是文王又灭崇而底定渭南。他于灭崇后经营新都丰邑(今陕西户县东),把首都自岐下迁到那里。他的东进意图,自此更为明显,但他并未达到“翦商”的最后目标。他于营丰邑的次年死去,未竟的事业,要待他的儿子来完成。

旧载文王曾受商纣之命,管领长江、汉水沿岸的诸侯。但从后来的史实看,周人的势力并未到达这些地方,倒是与在今四川省境内的一些小国,可能有所联系。

(二)武王伐纣与初期分封

文王死后,嗣子发继位,是为武王。他在位第十一年(前1111)春初,周人向商发动大规模的攻击。[参看董作宾《武王伐纣年月日今考》(载《国立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三期)]武王的部队约有五万人,包括若干诸侯和西北西南的土族。他们自盟津(今河南孟津县)渡黄河北上,并在商行都朝歌(今河南淇县)附近的牧野誓师,宣布纣王的罪状。这篇誓师词,就是现存的《尚书·牧誓篇》。《牧誓》中所描写的纣,是一位暴虐人民、仇视贤士,而一味以小人女子之言是听的昏主。因之纣的军队虽多,但士气低落,结果被周人在牧野一举击溃,纣王回宫自焚而死。于是周人进入朝歌,那天是二月五日。纣在位六十三年,此时他的年龄,当在八十岁以上;他的自杀,可能在周人进入行都的前三天。周师克朝歌后,接着长驱入殷。

纣是中国史上与夏桀齐名的标准暴君,但从甲骨文的记载看,纣时的制作、征伐、田猎、祭祀,莫不整齐严肃,又好像是一位英明之主。[参考董作宾《论商人以十日为名》(载《大陆杂志》二卷三期)]春秋时代的读史者早已对纣的罪恶发生怀疑,也许他不致像《牧誓》说得那样昏暴。古籍中曾有“纣克东夷而殒其身”和“纣之百克而卒无后”的话,但克战的详情不明。[见《左传》昭公十一年及宣公十一年]近人根据卜辞,证明纣确有讨伐东夷的事。他于在位的第十年(前1165)九月东征人方,前后费时凡十二个月;人方地区,大致在今淮河一带。[参看董作宾《卜辞中的商与亳》(载《大陆杂志》六卷一期)]从纣的亲自率军出征和来回的时间看,战争的规模可能不小;但伐人方是纣早年的事,商的亡国与这事恐没有关系。大概纣确是好战的,可能还有多次不为后世所知的战争,而致国力亏损,为周人所乘。再就纣的在位年岁看,他的老耄也是可以想象的。

商周牧野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前1020年,周武王兴师伐纣,自镐出发,沿渭水循黄河东进,参预东征之西北、西南各部族,也先后分兵来会。一月底,周全师渡过黄河,集兵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进据牧野。纣王武装奴隶与战俘迎战,兵败,纣王退回朝歌,在鹿台自焚,周师长驱大进朝歌,殷商灭亡。

牧野一战,周人只是推翻商的中央政府。对于商朝的广土众民和旧有的诸侯国,并未能直接加以征服。因此周室在克商的初期,对商人采取怀柔政策,竟在文告里称商为大国而自称为小国,并赋予商人以高度的自治权。与怀柔政策同时并进的,是武装移民和军事占领,周室把一部分新得的领土,交给它的亲属、姻戚和功臣,由他们建立新国,并以武力作有效的控制。所以每一批这类的新国建立,周人的势力范围便向外扩展一次。这种分封并不限于周初,从武王起,直到西周末叶的宣王,分封一直在进行着。事实上武王时代的封国甚少,而以他的儿子成王之世为最多,这可见周帝国的事业,是累代经营的结果。

武王克殷后,不久又自动退出,而把殷的儿子武庚、禄父封在那里,以统治商遗民。并把自己的两个弟弟管叔鲜、蔡叔度封在黄河以南,另一个弟弟霍叔处封在黄河以北,对殷遥相监视。管蔡的封地,在今河南省的郑州市和上蔡县,霍在今山西霍州市。武王本人,则回到他的新都,丰邑以东不远的镐(在今陕西西安市长安区西南)。此外他又封弟周公旦于鲁(今河南鲁山县),但周公因留佐朝政而未就封;功臣召公奭于燕(今河南偃师市),吕尚于吕(今河南南阳市西)。吕就是后来的齐,吕尚是牧野之战的大将,周人尊之为尚父,并与周室有姻戚关系。[参看傅孟真《大东小东说》(载《傅孟真先生集》第四册)]这些封国大部集中于今黄河南岸洛阳附近的地区,在商人势力中心的黄河北岸,只有一个霍。至于东方的广大地盘,仍是商朝旧势力的范围,周人可望而不可即。这种局面,无疑充满了危机。

(三)周公东征与重定封国

武王在位凡十七年,克殷后七年而死,嗣子成王年幼,由王叔周公旦摄政。管蔡二叔不服,散布流言,中伤周公;并挟持武庚、禄父,联合旧诸侯国奄(今山东曲阜市一带)和淮水下游的外族淮夷等,背叛周室。周公亲自东征,用兵三年,才削平这场大乱。用兵的经过,旧载不详。大概不外第一步先廓清黄河以南,然后渡河北上,平定殷地,再由殷东行经今山东省西部一带东南下伐奄及淮夷。[参看《大东小东说》(载《傅孟真先生集》第四册)]至于此役之艰苦,也是可以想象的。

周公辅成王,汉画像石,山东嘉祥宋山。

大难削平之后,周公对当时的政治局面,作了如下的几项重要安排:(一)他以成王命把殷地及殷遗民七族封给武王的少弟康叔封,国号卫。(二)把商丘一带的土地及一部分殷遗民赠给纣的庶兄微子启,以存殷祀,建国曰宋。并以一批新建的姬姓封国环绕着它,计有曹(今山东定陶县)、滕(今山东滕州市)、息(今河南息县)、蒋(今河南固始县西北)、蔡(今河南郑州市东北)等国。(三)把鲁迁于奄国旧地,以周公子伯禽就国。又改封吕望的儿子吕伋于鲁之北,国号齐(都今山东临淄市)。又迁燕于齐之北,都蓟丘(今北京附近)。齐鲁两国都是殷遗民的聚居地。[参看傅孟真《周东封与殷遗民》(载《傅孟真先生集》第四册)](四)在北方和南方加封一批姬姓国,计有晋(今山西太原市北)、邢(今河北邢台市)、郇(今山西临晋县)、随(今湖北随州市)、聃(今湖北荆门市东南)等。(五)为加强对东方的控制,于洛邑(今河南洛阳市)建立东都,并把一大批“殷顽民”迁到那里。据传说洛邑城九里见方,外郭二十七里见方。洛邑又称“成周”,镐京又称“宗周”。这一来周的版图不但大为扩张,而商的残余势力,也在周人的严密控制之下,失去叛乱的机会。周人对殷民的强迫迁移分散,是战胜国处置被征服者常用的办法。

总计武王成王两世,周室封立的新国,共七十余,其中周的同姓封国五十余。但当时黄河下游和长江南北旧有的国家或部族,尚不知凡几,它们有的归附周朝,有的则因周的势力不能到达而仍处于独立状态。总计周初及中末期新建的国和旧有的国,至今可考者尚有一百七十多个。[参看陈槃《春秋篇》(载《中国历史地理(一)》)]

二、封建社会的阶级

“封建”两字,并无明确的界说。大体说来,封建社会至少要包涵两个条件:一是土地的再分割。就是由最高统治者的王室把一部土地分给高级的封君“诸侯”,再由诸侯把自己的一部土地分给他本身的封君“大夫”,土地至少要经过这样的两次割裂。二是权力的分化。每一级封君,要对上级称臣,并履行若干方面的义务;但对他自己的封土而言,他是经济上的地主,政治上的世袭统治者,在他的封土内拥有最高的权力,内政几乎完全独立。这两个条件,造成了若干阶级。王室和两类封君以下,尚有一种没有封土的士。这四个阶级,可统称之曰贵族。贵族以下是平民阶级,他们一方面是贵族政权下的被统治者,一方面又是附着于贵族土地的农奴或佃户。此外,贵族又拥有较平民地位犹低的奴隶。在中国史上,只有周代的社会,曾有这样层次分明的阶级,也只有周代的社会,可以说是封建的社会。下面是这些阶级的个别叙述。

大盂鼎及其铭文,西周,陕西省眉县出土。鼎内铭文记载周康王册命贵族盂的史实。大意是向盂叙述周初先王的立国经验和商的亡国教训,告诫盂效法祖先,忠心辅佐王室,掌兵戎大事,慎处讼罚,治民保土等内容。

(一)王室

周人的诗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见《诗经·小雅·北山》]这几句诗,不知是赞颂、慨叹还是讽刺,总之并没有说出周王室在封建社会中的真实地位。先说“王土”,事实上周王所直接统属的土地只限于王畿。王畿的范围已不可确考,但必然包括镐京洛邑及其附近的地方,据周人估计有千里左右见方。大概王畿最北不过至泾水流域以及洛邑以北的黄河北岸附近之地,南不到汉水流域,东不到淮水流域,西则可能至岐山一带,这可从周代诸侯国和外族的分布情形看出来。

单是王畿,王室还不能完全直接统治,因为其中还有许多小封君,他们多属王族,爵位和数目均不详。真正归周王完全支配的,只是王畿的一部分,也就是周王的食邑。

至于所谓“王臣”,在名义上诸侯确是周王的臣,事实上诸侯对王室只履行简单的几项义务,大致不过按期纳贡朝觐,出兵助王征伐,以及救济王畿内的灾患而已。周王于诸侯,尚须有若干颁赐,例如周王祭祀后须赐祭肉给诸侯;诸侯的婚丧大事,周王照例也要赏赐礼品。至于嘉奖勤谨公职或有功王室的诸侯,更须赐服饰器用,赐田邑或赐命(即褒扬令)等。至于诸侯国的内政,可以说是完全自主的。而诸侯对王室也只有在开国初年比较听话,等到王室初期的威风过去以后,诸侯的义务也变成具文,履行与否,要凭他们的高兴。

总之,周王除拥有一个共主的名义,他的政治经济上的实权,实不比一个诸侯国的国君大上多少,这还是初期的情形。后来渐至诸侯国对王室公开抗命,王室有时尚须受庇护于强大的诸侯,甚至以爵位笼络诸侯国内僭越的大夫。王室的威信,自然也随之以尽。

至于中央政府的组织如何,因史料不足,不知其详。据后人的传述,王室的重要官吏有:冡宰,掌全国行政;司徒,掌赋税徭役;宗伯,掌礼乐教化;司马,掌军政;司寇,掌司法,司空,掌工务。

(二)诸侯

周朝的诸侯国,除了上述开国之初由宗室、姻戚、功臣建立的一大批封国,和商朝后裔的宋以外,还有两类国家:一类是西周中末期,王室划分畿内或近畿土地赐给功臣或宗室子弟而建立的,此类有秦、郑等国。秦的始祖为非子(嬴姓),因为周孝王养马有功,周室赐以渭水上游秦川东岸之地(在今甘肃天水市境),为周的附庸邑。宣王时,非子后人秦庄公以讨西戎有功,受周命为“西垂大夫”。郑的始祖是周厉王的少子友(即郑桓公),宣王时裂畿内地封之,在今陕西省华县。后来幽王政乱,郑友率众东徙,取郐及东虢两国十邑之地,别建新国,在今河南省新郑一带。另一类是商代原有的诸侯国或独立国归附于周朝的,如陈、杞等。

周代诸侯的爵位,旧说分五等,即公、侯、伯、子、男。封土则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但这办法有若干违背史实之处,恐不是西周的开国制度。例如周代鼎器的铭文中,载有周室以宋为客的话,宋既是周客,当然不在诸侯之列,自不会被封为公爵。此外周代称“伯”的,多属勋业彪炳的大臣,如宣王时的召伯虎等,其地位不应在公侯之下;又如郑伯、秦伯都是周室东迁时的元勋,当时王室衰微,恐不至于那样吝惜名器,仅颁给他们第三等的爵位。因此近人甚至怀疑周代曾有过这种班爵制度。[参看傅孟真《论所谓五等爵》(载《傅孟真先生集》第四册)]

按旧说,爵位最高的公,只有宋。称侯的几乎全是周初的宗室姻戚,如齐、鲁、卫、晋等。伯则多属后来封建的诸侯,如上面所说的秦伯、郑伯。旧有的诸侯国或独立国大抵为子,其中包括若干蛮夷如吴、楚等。男则是大国的附庸,就今所知,只有一个许(在今河南许昌),它曾为鲁的附庸。至于诸侯封土的等级,似乎也不合事实,例如鲁国是侯,楚国是子,但楚国的领土却远较鲁为大。

诸侯们除了把一部封土分给大夫,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可以建立都城,组织政府,并可训练军队,征收租赋。诸侯对王室的义务,前面已经说过,后来周室衰微,义务变成具文。但诸侯对王室态度的好坏,则颇不一致。大体说来,凡与王室关系较亲的国家,态度都较好,如齐、鲁、卫、晋等;齐、晋至东周后更成为王室的保障。外族或外族化的国家,则往往仇视王室,如楚在西周时便与王室为敌;秦虽在地域上与王室甚为接近,但因周室东迁后日与戎狄为邻,感情上乃与王室逐渐疏远。此外,还有若干国家与周室漠不相关。

大多数封国的朝廷,也有司马、司徒、司寇、司空一类的官,其职掌也和王室的这类官员相似。

(三)卿大夫

大夫是诸侯国中的小封君,也是封君的主要阶层,数目远较诸侯为多。他们最初大概全是国君的同族,即所谓“公族”,但这种局面到东周后便被打破。以大夫的资格辅助国君掌理国政的叫做卿,卿、大夫都有上下之分,但一国的卿至多不过六位,大夫则没有限制。卿和大夫,虽属于同一阶级,但卿的政治地位,较大夫为高。战时卿是统军的主将,平时则总理国家的政事,出使时卿的地位,也在大夫之上。大夫的地位可以世袭,卿在原则上不能世袭,但实际也有累代为卿的巨室。

大夫的家族,有一种特殊的徽识,叫“氏”。有以开宗大夫的别字或官职为氏的,也有以封地首邑为氏的,因此同姓者未必同氏。后人称大夫的继承系统为“氏室”,以别于诸侯的“公室”和周王的“王室”。姓和氏的分别,可能在商朝已有。姓是某一族的原始族号,某族因繁衍而成许多族,散居异地,为便于识别,每族又各取一特殊的族号,叫做氏。但原来的姓,仍然保持。西周时,氏只有贵族才有,而姓则人人都有。男子称氏而不称姓,女子则称姓而不称氏。姓氏与名字在当时是不并举的,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日常接触的人,大都是同姓氏,自无冠姓氏于名字上的必要,这种习惯一直沿袭到春秋时代。

各国大夫的总数,现已无法稽考。但一国有十余大夫的,并不罕见,例如晋和宋都是如此。氏室的领土,大都以邑计算,邑指城邑,自然也包括其附近的田地;大致小国的卿大夫不过领百邑或数十邑,大国则有领数百邑的。当时城邑的面积,大都很小,人口也很稀少,东周的初期,一个大夫的封邑有千户上下的,已算大邑。公室或较大的氏室均于各邑设宰,以征收租税,判理讼狱。除此以外,大夫的私属官吏,尚有总管家务的家宰,司祭祀文书的祝和史,管理商业的贾正,和掌兵的司马等。

大夫的土地,最初都受自国君,国君在名义上仍是这些土地的主人。但大夫可以自由处理自己的土地,例如大夫可以把食邑分一部给庶子,另立一个世家,叫做“侧室”或“贰宗”,或赏给其所宠幸的人。氏室属下的人民,也只对氏室负租税与劳役的义务。但氏室对国君每年须呈纳定额的贡赋,有时国君及其执政者尚可命大夫增加贡额。

大夫除了自己的土地人民外,更有自己的武力,其兵力的大小,当视其封土的大小而定。当时盛行车战,故军力以兵车的乘数计算。东周前半期,鲁、卫等国的大夫,有兵车百乘的已算不小。至于大国的氏室,则有时敢和另一大国开战,其兵力的强大可想而知。

氏室虽在名义上臣属于公室,但事实上每每与公室对立,强横的氏室,俨然为一独立国。到东周,若干国君的大权,落入强大的氏室之手,他们甚至操纵国君的废立。著名的有鲁国的“三桓”、晋国的“六卿”以及齐国的田氏等。

(四)士

士应作“武士”解,他们是受贵族禄养的职业军人,也是战场上的斗争主力。据传述的周朝兵制,王室有六军,大国三军,中国二军,小国一军;每一军约有兵车一千乘。至于每乘车包括多少士卒,一说每乘有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另一说每一乘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出战时士着甲胄佩弓矢坐在车上,战斗时则于车上放箭。车下有步卒助战,他们大都是临时被征发的农民。士也属于贵族阶级,他们虽然没有封邑,但有“食田”,只是食田不能世袭。据说士也有上、中、下之分,但详细区别已不得而知。

士是一种受特殊教育的人,他们必须经过一种严格的训练,才能获得士的资格。训练的主要课目是射箭、御车以及干戈的使用,此外尚有音乐、舞蹈及礼仪等。士的生活可以说浸润在音乐的空气中,琴瑟是他们经常弹奏的乐器,而在较射和会舞时也都有音乐相伴。较射是一种隆重的典礼,由周王或国君主持的大规模的较射叫“大射”,由大夫或士约集的则叫“乡射”。会舞多半是在祭祀和燕享的时候举行,并没有女子参加。至于乐曲的歌词,就是所谓的“诗”,其中有用于祭祀的颂赞,诗人的抒情作品,但大部是各国流行的民歌。王室和诸侯大夫的子弟,在原则上亦须接受这种教育。

士不仅只具有技艺,且须有超人的品德,他们的信条不外乎忠勇知耻。虽然他们所效忠的多半是一姓或一人,但他们却把责任和荣誉看得重于一切,在危难时,他们不惜以生命作孤注来抵拒无可奈何的命运。他们的悲壮事迹,到东周后曾被大量的记录下来。这里介绍一个春秋时代的士的故事。

二桃杀三士,汉画像石,山东嘉祥宋山。

齐景公养着三个士,名叫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一天,大臣晏婴在他们身边走过,他们不起立为礼,晏婴便劝景公设法除掉他们。办法是拿两个桃给他们,说明赐予他们三人之中两个功劳最大的,叫他们论功食桃,显然是想借此引起他们之间的冲突。

公孙接拿起一个,说:“某一次狩猎,我曾力擒猛兽,所以我该吃桃。”田开疆也拿起一个,说:“某一次战争,我曾打败强敌,所以我也该吃桃。”古冶子拦住说:“有一次主上(指景公)坐车在黄河边游玩,突然河中窜出一只怪物,把主上连人带马拖入河中。我奋不顾身,跳下河去,在水底与怪物恶斗,且战且游了几十里,终于救出主上。我比你们的功大,应该把桃让给我!”说着拔剑而起,一场厮杀看来已无法避免。

但奇怪得很,公孙接、田开疆竟把桃退还,同时对古冶子说道:“我二人的功劳和勇敢都不如你,反而争先取桃,不知相让,未免太贪了。像这样还不死,简直是毫无勇气!”说罢,二人自刎而死。古冶子看到二人自杀,说道:“他们二人死了,而我一个活着,这是不仁;夸耀自己而引起别人的羞愧,这是不义;既然不满意自己的行为,还要活下去,更是无勇!”接着也自刎而死。[见《晏子春秋·内篇谏下》]

不论这个故事的真实程度如何,但是士的精神,诸如知耻有勇和重视名誉等,却在这个故事里表现无遗。

(五)庶人

庶人就是平民,他们之中除了极少数的工人商人外,绝大多数是农民,他们所耕种的,全是贵族的土地。在各封区中,可能有若干田地是属于原来的农民的,但经周初裂土封爵的结果,土地的所有权便转移于那批新贵,所有的农民变成贵族的佃户。贵族把他们所有的田地,留下一小部分,直接派人管理,收入完全归自己,这种田便是所谓“公田”。公田一部分由奴隶耕作,大部分由贵族属下的农民兼尽义务,并且要尽先去作。贵族公田以外的大部田地,交给农民去耕,而向他们征课租赋和力役。农民可将佃耕权传之子孙,但不能转让或出售,这种田即所谓“私田”。传说周制公田和私田的分配办法,以“井”为单位,八家耕田一井共九百亩,其中公田百亩,其余八百亩为私田,每家百亩。田地的划分,恰如井字,共分九区,每区百亩,中心的一区,便是公田。这种说法曾有人怀疑。

庶人的地位,要较奴隶高贵些。他们至少比奴隶多享两种权利,即可有私蓄和自由迁居。但事实上他们的生活,未必比奴隶好。租赋虽有定额,但不会很轻,力役的征调更无限制。他们平时须为贵族修筑宫室宗庙和城郭,战时要供应军需,甚至于贡献生命。此外尚有无穷的杂役,例如酿制为贵族上寿的酒,猎取为贵族作皮袍的狐狸,冬天凿冰收藏以备贵族明年春夏之用等。像他们这样的劳瘁于“公事”,恐怕不会有什么私蓄。至于迁徙,除了发生灾荒,农民简直无法离开他们的田地。

当时的商业,大体仍然停留在“以货易货”的阶段。虽有贝和“金”(即铜)的货币,但直到东周前期,仍未见大宗或普遍的使用。都邑是商业的中心,商人大半往来于各城邑,但只有国都才设关收税。当时尚没有固定的商店,交易的场所也就是所谓的“市”,大约只是大道旁的空地,人民按时聚集进行交易。商人所贩卖的,大部是丝麻布帛和五谷等农产品以及家庭的工艺品。以雇佣或奴隶支持的工业,此时还没有出现。工人和商人最初可能为贵族所蓄养而专为贵族服务,到东周后,因商业发达,乃有豪奢的富商出现。但他们与贵族的关系,仍很密切,甚至借着这种关系踏上政治舞台。

庶人可以说是极其知足安分的,除非贵族给予他们不可忍受的压迫时,他们才起来反抗。厉王便因民众的暴动而被逐出都城,失去王位。封君以残虐人民而致失去势位或性命的,更属常见。若干聪明的卿大夫,深知民众的潜力,因此竭力施恩,邀其拥戴,用以削弱公室,甚至有以此而得君位的,东周列国中便不乏这类例子。

(六)奴隶

奴隶的来源,主要为战争中的俘虏。诸如周初的克殷及东征诸役,讨伐鬼方,以及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每次战争都产生大批的奴隶。俘虏为奴的,多属外族人,诸夏国家互获的俘虏可以赎回。另一来源则为罪犯,古籍中尝有贵族被废灭其妻孥充为奴隶的记载,例如栾、郤、胥、原等姓,本是晋国贵族,其后代则降在皂隶之列。庶人犯罪,其家属如何处置,虽无记载,想象中恐也难逃脱这种命运。此外尚有自卖为奴的,为数自然不多。奴隶除了极少数用作祭祀的牺牲外,大部被强迫为贵族服役,大国的阔大夫有拥有奴隶一万以上的。国君以奴隶百人乃至数千人赏赐臣下,都曾见于记录。奴隶在贵族左右服役的,有小臣(侍役)、婢、妾、仆、竖,和被刖足的“阍人”,被处宫刑的“寺人”等。但大部的奴隶则被用于生产工作,诸如衣服、用具、车舆、兵器、祭器、乐器等,多半由他们制造;此外如养马、牧畜、煮盐及樵渔等,也都是他们的事。用于种田的农奴,则称“隶农”。女奴在外工作的,有纺织或做其他女红的“工妾”和采桑养蚕的“蚕妾”等。

奴隶是主人财产的一部,可以被抵押买卖,甚至生命也由主人随意处置,如以之殉葬等。他们之间,似乎也有高下之分,地位较高的,可做较省力的工作,并可为主人监督指挥其余的奴隶。只是详细的区别,已无法稽考。奴隶的身份是以家为单位,一个奴隶的家属也全是奴隶;而这种身份又是世袭的,他们很少有被解放的机会。

周王、国君以及其余贵族所拥有的奴隶,虽然很多,但绝对的数目,现已无从查考。同时奴隶大多服役于贵族的私生活和家事,虽然也有用于种田或纺织的,但他们并非主要的生产阶级,在整个经济上也没有多大作用。因此西周时代有奴隶阶级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却不能视之为奴隶社会。

三、家族制度和宗教信仰

(一)宗法

宗法是周人家族制度中的重要项目,也可以说是一种继承制度。这种制度与封建制度有着密切的关联,周人把这种家庭的继承制扩大到政治上去,把整个“天下”来个家庭化,即使说封建制度是靠宗法来维持的,也无不可。

周朝的贵族是以嫡长子继承的,上自周王,下至大夫,莫不如此。嫡长子又称“宗子”,地位之尊,远过其他嫡子,他不但是君位的继承者,而且是宗庙之主。因宗子与其他嫡子的地位悬殊,乃有大宗小宗的分别。周王以嫡长子为太子继承王位,太子的诸弟则封为诸侯,诸侯也以嫡长继位,而以余支为大夫;大夫也用相同的继承法,但余支已无封土,只列为贵族而已。凡王室、公室、氏室的长支,也就是有权继承君位的一支,叫做“大宗”,其余各支叫“小宗”。大宗永远是小宗的领袖,在各级贵族的宗庙里,大宗的灵位,是永远受祭享的,小宗则只限五世。

诸侯对周王言是小宗,但对其国内的大夫言则是大宗。例如鲁国公室是周公之后,是王室的余支,自然是小宗;但在鲁国国内,公室以长支继位,又变成大宗。所以周王是“天下”的大宗,要受天下的拥戴;诸侯是一国的大宗,要受举国的拥戴;大夫是一家的大宗,要受全家的拥戴。凡大宗宗庙所在地,也就是都城(包括京都、国都、首邑)的所在地,所以镐京也称“宗周”。

“宗”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名目,无论大小宗的宗主对其宗人都具有若干权威,而宗人对本宗也有其义务。就东周前期记载看,宗主有杀戮或放逐宗人之权,国家欲放逐某人,也要向被放逐者的宗主咨询意见。在战时,宗主又是宗人的统领;而宗人对其所属的宗必须恭敬,且不许反对同宗的人。[参看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史》第十章第二节“大宗与小宗”]至于西周时代宗主的权威,也可以由此推想而知。

(二)婚姻

宗法制度造成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女子在母家没有宗法地位,没有任何继承权。母家只是暂居之地,夫家才是她们永久的家。她们于归之后,从夫之姓,而一生的贵贱苦乐,也自此决定。她们可能因夫君的宠爱而长享荣华,也可能因失欢而被幽废斥逐。总之,她们是无法决定自己命运的。

当时的贵族普遍有着多妻的习惯,他们的婚姻,大体遵守着一个戒条,便是“同姓不婚”。这戒条一方面为防止生理上的弊病,一方面也是在维持宗法的次序。此外还有一种奇异的制度,近人称为“娣媵制”。就是一个王后或国君大夫的夫人于归的时候,她的妹妹要跟一些去从嫁,有时侄女也可跟去,此外还有不少的婢女。“娣”是从姊共嫁的女弟的专称,“媵”则是所有陪嫁者的通名。这种制度,在东周时尚通行于鲁、卫、晋、齐、陈、宋、秦等国。

这种婚制,一次可适用于几个姊妹。如果姊妹都已达到婚姻年龄便一齐去,不然幼妹要停留在自己的国或家中,等到达适当年龄时,再往夫国或夫家。但陪嫁的女弟,有时可能只是嫡夫人女弟中的若干位,不一定非全部不可。也有嫡女出嫁,以庶妹而不以胞妹为娣的。离婚也有其连带性,如果嫡夫人被出,则娣也随着被出。这种随嫁的娣或侄,地位高出庶妾,她们所生之子,也都被视为嫡夫人之子,与庶妾之子不同。[参看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史》第六章第一节“娣媵制”]更奇异的,一个国君嫁女,同姓或友好的国君按礼要送些本宗的女子去作媵。

贵族除媵女之外,还可随时把他所心爱的女子纳入宫中,他们的姬妾之多,可以想见。虽然当时贵族间的男女堤防,业已很严,但多妻的家庭,仍是乱伦和骨肉相残事件的制造场,这类事件在东周真是层出不穷。

庶人的婚姻,当时似已步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阶段,少年男女已不能直接决定自己的终身大事。但当时的男女社交,还算自由,这可从当时流行的许多诗歌上看出来;若干诗歌更可证明民间也流行着重男轻女的观念。

(三)宗教

周人的鬼神世界,除上帝和祖先外,尚有日月星辰的神,山川的神,土神和谷神等。在周人的信仰中,这些神多半由人鬼出身,他们的地位是上帝所封的。例如周人的谷神,便是王室的祖先。周人对上帝和祖先都崇拜,他们认为祖先的灵魂在上帝左右,有时也来往人间监护其子孙,这些都和商人的信仰相似。但在虔敬的程度上,却远逊于商人。他们一方面认为人世的一切命运都出于天意,但有时又怀疑天,以为不可信赖。对于祖先的祭享,平时也很热心,但到疾痛时,也会出怨言,甚至有时自伤忧乱,竟能唱出“先祖匪人”一类咒骂的诗句来。总之,他们已不像商人那样笃诚的崇拜上帝和祖先。

祀上帝的典礼叫郊祀,据史籍所载,只有周王和鲁君是举行郊祀的,上帝似乎和普通人不直接发生关系。其他的神祇则不然,他们多半直接主持若干人间的事;其中又以土神、谷神的任务为最重要,前者关系土壤的肥瘠,后者关系五谷的丰歉。土神叫做“社”或“后土”,谷神叫做“稷”或“后稷”,供奉社稷二神的地方也叫社和稷。诸神最与人民接近的是社,每年春间有一次社祭的赛会,热闹非常。商遗民也有他们自己的社,周人称之为“亳社”,在鲁国的都城里,便同时有亳社和周社。

除了上述列在祀典的鬼神外,有时还会有来历不明的精灵鬼怪,降附在巫觋身上。巫觋能和他们交通,知道他们的愿望,因此人民若有求于这些神灵,必得借重巫觋。在人们的心目中,巫觋能知过去未来。但巫觋所交通的神,只限于降附于他们身上的,此外便无能为力。王侯大夫也有供奉巫神的,但这类巫觋仅属于私人性质而非政府的职官,他们不能掌管宗庙社稷等正规的祭典。

王侯朝廷中管理和鬼神交涉事务的正式职官,有祝、宗、卜、史等。祝的主要任务为代表主祭者向鬼神致辞;宗管理宗庙,司祭礼的程序和布置等;卜则专管占卜吉凶;史的主要职务为保管文书,记录时事,占察天象,但也兼理卜筮和祭祀的事。这四种职官的首长,在王室的名称是太祝、太宗、卜正、太史,列国的名称大抵相同,他们大概均世有田邑。其下尚有低级的官员祝、宗、卜、史等,则都有食田。[参看张荫麟《周代的封建社会(七)》(载《张荫麟文集》)]

四、外患与东迁

(一)周室的衰落

夏、商、周本代表三个源流不同的民族,他们先后统治了中国北方的所谓中原地区。他们相互同化,同时又各与势力所及地方的土族同化,经过一千数百年的揉塑,渐而抟结成一大民族。他们对外族,觉得自为一整体,自称为“诸夏”,有时也被称或自称为“华”。至迟在西周末年,这种形态已经成立,显然是一种以文化为主的结合。所以华夏之与夷狄,主要是文化程度的差别,而种族的不同尚在其次。因为有若干被诸夏视为异类的部族,实际与诸夏同其种姓,例如羌戎(今山西介休市一带)与周王室母系的姜姓同族,骊戎(在今陕西西安临潼区一带)则与周室同姓,它们的被视为戎,自然因为文化上的差异。大体说来,诸夏文化已进至农业和城邦的阶段,所谓戎狄则尚处于游牧部落的状态。由于生活方式的不同,连带着礼俗、服饰、战术等也发生显著的区别。至于异族盘据的地区,也并不全限于边疆,即使在诸夏的中心地区,也有若干尚未被同化的外族存在。

周室的盛衰与外族的叛服有着连环的关系。当王室盛时,内则诸侯辑睦,外则四夷宾服;至衰世,情形恰巧相反,诸侯不朝而戎狄披猖。为求对西周与外族的关系更易了解,特先在此一述西周王室盛衰的变迁。

西周时期的记载甚为缺略,甚至若干位周王在位的年数亦不可确考。简单说来,西周共十二王,武王成王以后,又有康、昭、穆、共、懿、孝、夷、厉、宣、幽十世。成康二世为西周全盛时期,至昭王,因南征而溺死于汉水。穆王喜出外巡游,踪迹所至者极远,但地名已无法确考,并且有若干关于他的神话流传。昭王的溺死和穆王的远游,可能影响周室的威信,至夷王时,周室渐衰,诸侯多不来朝,并且相互攻伐。厉王贪得嗜利,因积久暴虐,为人民放逐于彘(今山西霍州市),居外十四年而死。在此期间,王位虚悬,由两位大臣共掌朝政,史家称为“共和时代”。共和元年正当前841年,此后的周代历史,才有正确的年代可凭。厉王死后,共和时期告终,由其子宣王(前827~前782)继位。宣王的初期,曾对异族大张挞伐,重振周室的声威,号称中兴。但不久政事又坏,诸侯强大难制,戎人屡次寇边。宣王最后败于戎人,周室从此一蹶不振。宣王死后,传子幽王(前781~前771),由于其本身的荒德,更加深王室的危机,终为戎人所杀,西周时期也随之结束。

(二)西周的外患

犬戎是西周时代北方最重要的外族,也是周室的最大敌人。当时戎族的分布地区甚广,几乎周的整个北西两方,都有他们的踪迹。犬戎当是戎族西方的一支,它也就是商末周初的鬼方,后来周人称为猃狁,继称为犬戎。[参看王国维《鬼方昆夷猃狁考》(载《观堂集林》卷十三)]它在周初屡次出没于丰镐以西和以北的地区,成王和穆王均曾对之讨伐,俘虏甚众。懿王时其势渐强,曾寇侵镐京,逼使周室一度迁都。到厉王末年,乘周室内乱,更形猖獗,不时寇略西陲,深入王畿。直至宣王时,才为周人所重创。但宣王死后,犬戎又复强大,终致攻陷镐京,杀死幽王,而迫使周室东迁。

北方的外族除犬戎外,尚有与犬戎同源异派的狄。狄有赤白之别,又各分为许多的部族。赤狄分布于今河北省西南部至山西省东南部的地区中;白狄大致分两部,一部在河北省西部,一部在陕西省北部。这类狄人到东周后为祸极烈。

南方的外族,可分几个区域。汉水西南直到长江两岸,为楚人的领域。今安徽省境内,西南地带有群舒,淮水以北地区则有徐戎。江苏省境内,北部有淮夷,长江以南有吴,吴地并跨有浙江以西之地。浙江以东为越人盘据,越地并伸延至江西省鄱阳湖以东地区。周朝以前,这些地区的情形,几乎全无记载,直至周朝,才透露一鳞片爪。

群舒的历史,记载甚少,只知道它在东周时尝与鲁为敌,其后陆续为楚所灭。淮夷的历史很久,商朝末年曾为帝辛所讨伐,周初又联合徐戎,抵拒东向拓殖的鲁。徐戎当周穆王世,在徐偃王治下曾趋极盛,诸侯臣服于他的有三十六国,俨然东方的霸主。但他晚年好行仁义而不修武备,为楚人所败死,霸业也随之幻灭。厉宣之际,两族又乘机寇侵诸夏,终为宣王亲征平定。到东周后,徐戎已采用诸夏文字,于前512年为吴所灭。淮夷自前515年后即不见于历史,其结局无考,可能灭于吴或越。至于吴和越则入东周后才与诸夏接触,留待别章叙述。

楚在西周直至东周初年都称作“荆”,旧说谓其王族并非土著,而自北方迁来。其王族先祖为季连,季连长兄昆吾为夏朝诸侯之一,国于今河南省濮阳市,其后嗣称昆吾氏,昆吾氏之国为成汤于伐桀前所灭。季连之后裔亦趋衰微,散居于诸夏及蛮夷。周文王时,有熊鬻,乃季连后裔之君长于楚地者,归附文王。至其曾孙熊绎,始受周封,都于丹阳(今湖北秭归县东),那时已当成王末年。据近人考证,楚的先世当是一大民族,芈姓,分布于黄河、淮水、汉水等流域。历经夏商两朝的翦伐,结果一部分成为诸夏的附庸小国,一部分沦为蛮夷,熊氏实芈姓的一支。[参看傅孟真《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一、楚之先世”(载《傅孟真先生集》第四册)]西周末期的夷王及厉王时,荆楚才强大起来,其王熊渠曾大肆开拓,徙都于鄂(今湖北武汉武昌区),并封了许多王,成为南方的大患。周人的诗,曾把荆蛮和猃狁并列,可见其为患之烈。至宣王时,遣召伯虎南征,楚锋大挫,周室乃得开辟江汉。入东周后,楚人才又崛起。

楚国的语言和诸夏相差很远,例如楚人叫哺乳作“谷”,叫虎作“於菟”,直至战国时北方人还说楚人为“南蛮 舌之人”。但在西周时,楚人已使用诸夏的文字。

(三)平王的东迁

幽王时,不但朝政腐败,王畿内又发生了空前的天灾。大雷雨使“百川沸腾,山冡崒崩”;外加以剧烈而广阔的地震,地震的范围,包括都城附近的泾、渭、洛三条大水的流域,和周人发祥地的岐山。这些天灾不但给予周人物质上的巨大损害,对他们精神上的威胁之大也不可言喻。此外更有日蚀,象征着祸事的将临。

在朝廷中有七位大臣和幽王的艳妃勾结,紊乱朝政。这艳妃名褒姒,相传她是由周宫中的童妾遭遇怪异而孕生的,从宣王时便有童谣,影射着她为周室带来灭亡的命运。她极得幽王的宠幸,声势渐渐超越王后。后生太子宜臼,褒姒生子伯服,因而发生夺嫡的纠纷。终致幽王废后及太子而代以褒姒、伯服。太子出奔王后母家的申国(今河南南阳),幽王欲得太子而杀之,申不与,幽王怒而伐申,后父申侯也起兵反抗,并求助于犬戎。这时的犬戎,可能因周室的衰落,早已进展至镐京的附近。周人在天灾与乱政的双重压迫下,已失去抵御外侮的能力,因此犬戎顺利的攻陷镐京,追杀幽王于骊山(今陕西西安临潼区东南)之下,大掠而去,这是前771年的事,历史上的西周时代,始于灭纣的次年即前1110年,到是年结束,共三四〇年。[西周年代,历来众说纷纭,此据董作宾说。又据屈万里考订,西周年代为前1207年至前771年,共二五七年。参看拙著《西周史事概述》(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四十二本四分)]

当镐京陷落之时,申侯、许公、鲁侯等拥立宜臼于申,是为平王。但从后来鲁国对周室的冷漠态度看来,拥立平王可能不是鲁君的初衷,而是申许等国假借他的名义行事,用以增重平王的威望的。这时丰镐旧都,都已变成荒野,且是犬戎出没之地。惟有东方的洛邑完整如故,且北面有晋,东面有郑,西面有虢,(即西虢,始封君为文王弟虢叔,旧都雍,今陕西宝鸡市东。约在平王前或同时东徙于上阳,今河南陕县东南。)作王室的屏蔽。因此平王乃于次年(前770)定都于洛邑,东周时期于此开始。至于西部地区,则由周室托付给一个护驾功臣,承袭西垂大夫世职的秦襄公,许他若能逐退犬戎,便可领有其地。襄公果然完成了任务,就在那里建立了秦国,于是王畿的西半,不复为王室所有。

烽火戏诸侯,选自《新镌绣像列国志》。据史书记载,周幽王得褒姒后,极其宠爱,为讨其欢心,举烽火大集诸侯,以博其一笑。后来犬戎入侵,幽王再举烽火,诸侯又以为是幽王戏弄他们,因而未能往援,镐京因此被陷,幽王亦死于乱军之中。

平王立后,虢公又立幽王子余臣于携(当在虢附近)。两王并立者凡二十一年,后余臣为晋文侯所杀,周室才复归统一。但王室因畿土大削,日见衰微,政治局面渐变为以列国为重心,封建共主的周王从此成了傀儡。

第三章

春秋时代与战国时代

一、春秋战国的分期

(一)分期的商榷

周自平王东迁洛邑,开始了历史上的东周时期;至赧王,为秦所灭,共历二十五君,五百一十五年(前770~前256)。东周灭亡后,原为周室诸侯而自东周前期即相互攻伐的七个强国,展开更剧烈的混战。这样又经过三十四年,才为其中之一的秦所统一(前221)。

所谓“春秋时代”,大致指东周的前半期,从周平王四十九年(鲁隐公元年,前722)起,至周敬王三十九年(鲁哀公十四年,前481)止,凡二百四十二年。这个名词,来自《春秋》一书。这部书是鲁国的历史,据说是孔子删定的,其中所叙述的,便是这一段时间的事。

所谓“战国时代”,是指东周的后半期加上东周灭亡以后的三十四年,从周敬王四十年(前480)起,至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也就是秦国统一的前一年止,凡二百五十九年。在这段时间中,列国战争的方式,较前有显著的改变,战争规模远较以前为大,战况也更加惨烈,因此称之为战国时代。

如果完全按照这种分法来分,东周初的将近五十年便没法安置。但历史分期的目的,不过为便利研究,自不必过分拘泥,所以东周初的四十八年,未尝不可划入春秋时代。而且这几十年的历史,与后来春秋时代的历史,其间并未曾发生过剧烈的变化,也没有分开的必要。至于以前481年作春秋时代的终点,倒是大体不错的。前5世纪的上半期,确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剧变时期,春秋、战国两个时代也正好从这里分野。

另一分法,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作为战国时代的开始。这一年晋国大夫韩、赵、魏三家始受周命,列为诸侯,封建社会的政治秩序,开始被公开破坏。但从许多方面看,远在这一年以前,战国的局面便早已形成。就以三家分晋来说,事实上也在这一年前许久完成;三家的升为诸侯,只是周室承认既成的事实而已。所以这种分法,嫌太晚了些。[参看雷海宗《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载“清华大学”《社会科学》二卷一期)]

(二)分期的必要

为什么东周必须分作春秋战国两个时代?因为这两个时代的历史,在若干方面有显然不同的地方,必须分别论述而不能混为一谈。现在列举几点,加以说明。

政治方面,春秋时代还大体维持着封建制度。当时周王室虽已衰微不堪,但诸侯中尚有打着“尊王攘夷”旗号的霸主。各国的内部,政权仍然操在贵族手中。若干诸侯国的大夫阶级,虽然强横,有的甚至与公室对立,但还没有取公室而代之的事发生。到战国便大不同,封建制度渐趋崩溃,王室不再为人所尊重,列国也发生强大氏室对公室的地位篡夺的事。新建的和旧有的国家,相率实行新的军国主义。国君们停止国内的分封,并积极扩军,以推行中央集权。国君的地位大为提高,但整个贵族阶级的权力却逐渐降低,他们已不能完全掌握政权。相反的,平民阶级日渐抬头,至于攀登政治舞台,形成所谓“布衣卿相”之局。

春秋时代的经济状态,大体仍以农业为主。土地为贵族所有,农赋是他们最主要的经济来源。虽然也有少数的工人和商人,但他们大都专为贵族服务。到战国时代,由于各国贵族阶级的日趋没落,土地渐渐转移到平民手中,赋税则流入国君的政府。工商业也成为自由职业,因而商人阶级兴起,产生了许多富可敌国的商贾,他们甚至能左右一国的政治。工商业的兴盛,无疑使国君政府的收入更为增加,对他们军国主义的扩展,自然大有帮助。

春秋时代盛行车战,国与国间的战争,战期大都不过一天,伤亡也很有限,俘虏可以赎回。当时条约还有它的约束力量,一个盟约尚可维持相当长久的和平。虽然小国经常被灭亡,但大国还没有被灭的,这证明国际间尚没有大规模的战争。到战国,战术方面有了重大改革,战争以步兵为主,有时更有骑兵加入,这使战争的空间大为扩展。而铁制兵器的普遍使用,其杀伤力也较前为大。此外战场上动员的兵力,也远较以前为多。例如春秋著名的晋楚城濮之战,晋国出动的兵力,不过五万多人;但到战国末期的秦赵长平之战,赵国的士卒仅伤亡的便有四十五万。而阵地上所采用的筑垒战术,更使战争的时间大为延长。一场战争,往往非数十日不能解决。这时国际间已无所谓信义,条约已失去约束力,战争的主要目的便是灭亡敌国。前473年,吴灭于越,是东周以来大国被灭亡的第一个,也是战国式战争的首次出现。

从种族方面看,春秋时代“诸夏”的范围是相当狭小的,不但秦、楚、吴、越等国都被诸夏国家视为异类;即使诸夏地区中,也还有多种戎狄杂居着。到战国,内地戎狄大都被诸夏国家征服或同化,使诸夏内部的种族日趋单纯,而边疆的国家如秦、楚、越等,也因长期吸收诸夏文化,渐而进入诸夏集团,使诸夏的范围扩大了不少,这范围又被称为“中国”。由于这类种族与文化方面的混合,使列国的政治、经济等方面以及国际局势都起了变化,对学术思想也发生很大的影响。

铜柄铁剑,春秋,1957年甘肃省灵台县景家庄出土。这是中国迄今为止发掘出土的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之一,说明最晚在春秋早期,中国已经掌握了冶炼生铁的先进技术。

在大部春秋时代,教育仍是贵族的专利品,平民并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但因封建制度的破坏,从春秋末年起,学术便开始流入民间,第一位把贵族学术引入民间的伟大学者便是孔子。到战国,平民受教育的机会更多,对政治的兴趣也日益浓厚,加以各国君主延揽人才,因而学术思想大为昌盛。平民攀登政治舞台的捷径是游说,游说者各有一套政治理想和策略,用以劝说各国君主以猎取官位,这风气也自孔子开创,到战国而大盛。这一套套的政治学说,便是所谓的“百家之学”。

二、春秋诸侯的争霸

(一)春秋初期的国际局势

周室东迁后所能控制的地盘,大致西起华山(今陕西华阴县),东南至嵩山,换言之,大致东到今郑州以西,南到今嵩县以北;北边则包括今黄河以北的沁阳、孟、温等市县之地(前635年,周室又将黄河北岸的土地,送给晋国)。不特畿土大为削减,人民因丧乱而穷困流散,也可以想见。同时各诸侯国对周王室的态度,也日渐冷漠。一方面由于若干诸侯国与王室的亲戚关系,随着时间而日趋疏远;一方面也由于王室的衰弱,渐至无力维持君臣的名分。此外还有若干国家,根本与王室没有什么渊源关系,自然更不会热诚拥戴。

春秋时代的诸侯国,见于经传的有一百七十余国,但有些仅有国名,甚至连地理位置都无法确知。其中历史较详,会盟征伐都可考的,只有齐、鲁、曹、卫、郑、宋、陈、蔡、燕、晋、秦、楚、吴、越等十数国。比较拥护周室的,只有齐、晋、卫等国,鲁国似乎对周室不满,态度甚为冷淡。与周室敌对的则以郑、楚为最。此外大都采中立态度,与周室漠不相关。

因为王室的衰弱,政治重心也渐由王室转移到列国,从此开始有了个国际局面。在周室东迁后最初的一百多年,列国之间还没有所谓“霸主”出现,只是东方几个国家如鲁、卫、齐、曹、郑、宋、陈、蔡等相互攻战的局面。这段时间中大多数的战争,以郑宋两国为中心,它们的敌对,是造成当时国际局面动荡不安的主要原因之一。列国中陈、蔡经常是宋的与国,齐、鲁等国则有时助宋,有时助郑。郑国一度很强,它的君主庄公(前743~前702)是一位杰出人物,但因国土既小,又陷在宋、卫、陈、蔡的半包围圈里,虽然他能屡次击败各国,但终不能称霸。郑又与王畿相邻,因而常发生利害冲突。前705年,周桓王亲自率领诸侯伐郑,结果桓王中箭而大败,周室的威信也就更加低落。周室既然久已不能维持诸侯间的秩序,自然而然便由强大的诸侯,也就是所谓霸主担负起这个责任。

周室东迁后,诸侯争霸形势图。

霸主在郑庄公死后才出现。郑国自庄公死后,因诸子争立,发生一连串的内乱,国势日衰,而齐、晋、秦、楚四国,几乎同时崛兴起来。四国的位置,都处于边疆地区,与它们为邻的,多是些文化低落的部族,因此它们可以自由开拓领土,国力也随之增强。它们各据一方,而以中原的一批较小的国家作为争夺对象,这种争夺便是所谓“争霸”或“争盟”;能为中原多数国家所亲附拥戴的,便是霸主。当时的大小国家,在名义上都承认周王的共主地位,但周王的实权早已消灭,只有霸主才能左右当时的政局。小国对霸国,也有若干义务,例如霸国对某一个敌方讨伐时,亲附它的小国,也要出兵助战;此外尚有经济上的供应。所以争霸等于说是争取军援和势力范围。春秋时代的第一位霸主,是齐桓公。

(二)齐桓公的称霸

齐国最初的领土,是今山东省的北部,南以泰山与鲁为界;而现在的胶东半岛地区,则为莱夷所盘据,与齐人不时斗争。春秋初年,齐国已很强大,桓公的父亲僖公,有“小霸”之称。僖公死于前698年,子襄公继位。他曾擅杀鲁桓公,并于前690年灭掉周初所封与齐同姓的纪(今山东寿光市南),强横可知。但他政令无常,加以行为淫乱,久为国人所不满,终于前686年为其从弟公子无知所弑。次年,齐人又杀无知,国内大乱。襄公有两弟,长名纠,由管仲、召忽辅佐;次名小白,由鲍叔牙辅佐。小白在襄公时投奔莒国(今山东莒县),纠也于襄公被弑后赴鲁。及无知死,鲁送纠返国,想扶立他;但齐国的巨室国、高二姓暗中迎接小白,因而得先入齐即位,是为桓公。桓公要求鲁国杀掉公子纠,召忽以身殉,管仲则因鲍叔牙的推荐,为桓公效力。桓公不念旧恶,付以国政,管仲乃得施展他的政治长才,于是齐国大治,不久便成为东方诸侯的领袖。

齐桓公称霸前齐国形势图

前681年,桓公初会诸侯于北杏(今山东东阿县),平定宋国的内难。其后二年,又两会诸侯于鄄(卫地,今河南范县),从此奠定霸主的地位。参加这三次会盟的诸侯,总计有陈、蔡、曹、卫、宋、郑等国,可见当时齐国的势力,已到达今河南省的中南部。桓公一生所召集的这类诸侯盟会,共有十余次之多。

管仲,选自《历代名臣像解》。

当时的霸主,大致负有两项任务,就是“尊王”和“攘夷”。在桓公以前,东方列国忙于互战,无暇攘夷;而郑庄公的箭射周桓王更谈不到尊王。真正能实现这两个目标的,从桓公开始。

先说一下桓公攘夷的功绩。入东周后,由于诸夏的内争,狄人日益猖獗,大为北方各国的患害。为患最烈的为赤狄,东方的白狄次之,齐、卫、晋、鲁、邢、宋、郑等国,均曾受狄人的侵略。此外在今河北省北部一带,尚有戎人支派的山戎,时常侵燕。前664年,桓公北伐山戎以救燕。前662年,狄人侵邢,桓公伐之,邢得以转危为安。到前659年狄又侵邢,桓公再联宋、曹等国救之。邢因首都距狄人过近,乃南迁夷仪(今山东聊城西南),三国军队并助其修筑城垣。卫国也于前660年为狄人所侵,其君懿公战死,首都朝歌沦陷。桓公派兵保护卫的流亡军民,并助卫迁都至楚丘(今河南滑县),重建国家。其后卫又迁都帝丘(今河南濮阳),国土大半丧失。如果没有桓公的救助,卫可能自此灭亡。桓公攘夷事业的另一成就,是抵拒楚人的北上。

周平王中叶,楚武王(前740~前690)在位,楚国历史自此才有较详的纪录。他曾侵随(今湖北随州市)灭权(今湖北当阳市东南),把汉水流域的诸姬姓国翦灭殆尽。至其子文王(前689~前677),自鄂迁都于郢(今湖北江陵县),更把屏藩中原的申(今河南南阳)、邓(今河南孟州市)、息(今河南息县)三国灭掉,势力渐及中原。中原国家,以郑为中坚,陈、蔡与郑交恶已久,因而附楚,于是郑国成了楚国侵略的目标。文王伐郑,未能得志。至其子成王(前671~前626)时,仍与郑为敌,郑亲齐,因此引起齐、楚的冲突。前659年,正当齐国援救邢、卫之际,楚人伐郑;其后两年中,又两次进攻。桓公于前656年,率齐、鲁、宋、陈、卫、郑、曹、许八国联军,首先伐蔡,蔡人溃败,大军乘胜侵入楚境,进抵陉(今河南汝州市南)。楚人不敢应战,请求会盟,联军乃退至召陵(今河南郾城县),在那里与楚人订盟。桓公伐楚时对楚的声讨,主要有两端:一是责楚不把祭祀用的包茅贡献王室,二是追究楚国对“昭王南征不复”一事应负的责任,这可看出桓公确是以尊王攘夷为号召的。召陵之盟后,终桓公之世,楚国不能得志于中原。郑虽一度叛齐,但不久仍成为齐的势力范围。接着桓公又在尊王的名义下操纵王室的内政,当时周惠王欲废太子郑而立王子带,桓公乃在伐楚旋师时会诸侯于首止(今河南睢县东南),阻挠此事,太子始安于位。前652年,惠王死,桓公率诸侯拥太子继位,是为襄王。前649年,王子带召戎人攻周,桓公命管仲平之,这是桓公霸业中的最后一件大事。此后的数年间,管仲和桓公相继去世,齐国因内乱而国势骤衰,霸主的地位,迅速为他国所取代。

齐桓公与御者,汉画像石,山东临沂南北寨村。

(三)晋文公的继起(附宋)

前643年,齐桓公死,诸子争立,齐国大乱,列国也失去重心,宋襄公乃有继起称霸的企图。宋国虽小,但其国人甚为好战。齐桓公既死,公子无亏先立,宋襄公以桓公曾嘱托他立公子昭为理由,拒不承认,并联曹、卫、邾等国伐齐,大败齐人,遂立公子昭,是为孝公。其后襄公又威服滕、曹、邾等国,进而向楚要求分享霸权。自齐桓公死后,郑、陈、蔡等国,多附于楚,因此宋提出这种要求。但楚对宋并不畏惧,假意应承。前639年,襄公与楚、陈、蔡、郑、许、曹等国会于盂(今河南睢县),会中楚以伏兵擒襄公,挟着他去伐宋,宋屈服,楚才将他放归。但他仍不罢休,次年,因郑亲楚,又兴师伐郑。宋军与楚的援郑军相遇于泓水(在今河南柘城县),当时楚军尚未完全渡水,宋人劝襄公乘机进攻,但他不许;等到楚军尽渡,尚未列阵,宋人又劝他进击,他仍不准。直到楚军阵式列成,才下令进战,结果宋军大败,他本人并受箭伤,死于前637年。襄公失败后,楚的声势益张,但接着楚又遭遇一个劲敌。

宋楚泓水之战示意图。周襄王十四年(前638)春,宋襄公伐西邻郑国,意在立威中原。郑向楚告急,楚正欲进取中原,便立即出兵伐宋以救郑。宋闻楚来,命伐郑军东返,十月抵宋境上,此时楚军正在自陈向东北行军途中。宋军驻于泓水以北以待敌军,十一月一日,楚军抵达泓水后,即渡水攻击,楚军势大,宋襄公一不能击敌于中流,二不能击敌于未阵,而待楚军布阵完好后,方才从中路突击敌阵。楚军自东西两翼出奇兵包抄,宋师大坏,向北逃归睢阳,楚军蹑踪追至澭水南岸。次日,即渡水追击,但渡河过程中澭水突涨,楚军大乱,于是自行撤退,泓水之战结束。

齐桓公称霸时,晋、秦也开始强盛,奠立日后踵继桓公霸业的基础,在此先说晋的扩张以至称霸的经过。晋是成王封其弟叔虞而建立的国家,始都于唐,其地在今山西省太原市北,临汾水上游。其后晋人逐渐南向开拓,至西周末年,已迁都到汾水下游的绛(今山西冀城县唐城村)。周平王东迁时,晋君文侯曾以兵护卫,有功于王室。前745年,昭侯封其叔成师于绛都西南百余里的曲沃(今山西闻喜县东),晋国乃实际分裂为二。其后曲沃日渐强大,至前678年,曲沃武公以小宗篡晋,并行贿买得周室的正式册封。晋的国土,本处于戎狄中,至此乃四向开辟疆土。武公于受封两年后去世,他的儿子献公(前676~前651)继承了这个任务。献公正当齐桓公之世,他把武公时的一军扩为两军,灭虞(今山西平陆县)、虢(今河南陕县)、耿(今山西河津市)、霍(今山西霍州市)、魏(今山西芮城县)诸国,此时晋国不特已大致占有整个汾水流域,并且扩展至黄河南岸。此外,他经常与接境的狄人和骊戎(今陕西西安临潼区东)作战。内政方面,他一意翦除宗室,以防旧事之重演,结果晋国公族只剩下他的几个儿子,国力非常集中。

献公晚年沉迷酒色,宠爱骊戎女子骊姬,骊姬生子名奚齐,她随嫁的娣生子名卓子。献公诸子中以太子申生和公子重耳、夷吾三人最贤,骊姬怀有夺嫡的野心,于前665年劝献公将三人及其他诸公子迁居远方,只准奚齐、卓子留居绛都。前655年,骊姬又用计逼申生自杀,重耳、夷吾也被迫逃亡。前651年,献公死,奚齐继位,大臣里克纠合申生三人的党羽作乱,杀奚齐;卓子继立,也被杀。夷吾乃请秦国助其返国,许以重赂,得以入立,是为晋惠公。但他即位后并不履行当初的诺言,因此秦穆公于前645年伐晋,惠公被俘,但秦不久将惠公放回,只取晋黄河以西的若干城。前637年,惠公死,子怀公立,因待异己过严,国内颇现不安。他的夫人是秦穆公的女儿,后来被他遗弃,这一点为秦所深恨,因此造成重耳返国的机会。

重耳自献公末年逃亡,在狄居住十二年后,又周流于卫、齐、曹、宋、郑、楚、秦诸国者凡七年。秦穆公为报对晋的夙憾,并想进而操纵晋国的内政,乃于前636年乘晋内部不稳送重耳返国,晋人杀怀公而立重耳,是为文公。文公即位之初,正值宋襄公败死、楚国的势力严重威胁诸夏之时。文公以天赋的雄才,加上久经忧患的阅历,终能一举定霸,成为王室及中原诸国的保障。

城濮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周襄王二十年(前632),宋国因都城商丘被楚国围困,向晋文公求救,晋也有意于中原,便于正月出师南下,先攻下楚盟国卫、曹,以绝后患。楚闻卫、曹危殆,乃北上向曹都城陶丘进兵,以期与晋军决战。晋文公不欲在陶丘会战,因而向北退却,楚国尾随而至。四月六日,在城濮两军展开决战。两军遭遇后,晋先用下军精锐破楚右军,然后诱楚左军出击,晋再以中军生力横击溃之。楚中军见左、右军失利,不战而退,晋军追击,至楚军后方屯粮之地,因敌之粮草及营地休养三日后退师,战役结束。此一战,楚争霸中原的企图受挫,重返桐柏山、大别山以南地区。

晋文公即位的同年,周襄王废其狄后,王子带乘机率狄人攻陷成周,襄王出居于郑。次年(前635),文公独力勤王,杀带而迎襄王返都,这件事深为当时的诸侯所赞许。宋自襄公死后,不得已从楚,其他如郑、卫、鲁、曹、许等国,也都与楚“亲善”,当时楚国已具有席卷中原的声势。但自晋师勤王之后,宋转而亲晋。前633年,楚人围宋都。文公一面联络秦、齐,一面劝诱曹、卫绝楚,终于次年四月与楚大战于城濮(卫地,今山东鄄城县南,一说在今河南开封市境)。这时晋已扩至三军,楚也有三军,其中并杂有陈、蔡二国的军队。结果楚军大败,主帅子玉自杀。文公献楚俘于周,襄王并命晋、齐、宋、蔡、郑、卫等国盟于王庭,勗以共奖王室,互不侵犯。如果这次战争楚人获胜,它势必进而宰制诸夏,那么“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的事业,恐怕无须等待数百年后的秦去实现,后来的历史,也将要完全换个面目。

晋楚的敌对并不因城濮之战而告终,此后数十年,双方时常发生战争,而秦国也于此展开其东进的雄图。但晋国始终是楚秦的劲敌,扼住他们的北上和东出之路。

(四)晋秦楚的角逐

周平王东迁时,秦襄公护驾有功,得以升格为诸侯。当时丰、岐一带,尚为犬戎所盘据,平王委襄公以兴复之效,并将这块地方许给秦国。其后秦果能达成任务,因此秦人得据有王畿西部。至秦武公时(前697~前678),秦国的势力已东至华山之下;在西方,秦人又伐邽冀戎,辟土至今甘肃东境。至穆公(前659~前621),更向东方猛进。他曾乘晋国内乱操纵晋的内政,并取晋河西之地;其后他又灭掉黄河西岸的梁(今陕西韩城县)、芮(今陕西大荔朝邑镇南)等国,成了晋国的近邻。晋文公即位后,秦晋邦交敦睦,在国际上总是合作的。前630年,也就是城濮之战后的两年,晋、秦并力伐郑,穆公因受郑人游说,单独与郑媾和,晋也因而班师,从此两国发生了裂痕。但文公在位期间,秦国始终不敢积极推行他的东进政策。

前628年,晋文公死,子襄公立。次年,穆公想乘机潜师灭郑,但从秦到郑,中途要经过好几国,潜师是不可能的,果然师次中途,就为郑晋所知。秦因密谋泄露,急忙退师,被晋人截击于殽(今河南洛宁县),大败而回。前624年,秦伐晋获胜,得复前仇;但穆公的东进之路,终被晋所全力阻挡。穆公乃改变方针,尽力西向发展,并吞秦国西面的那些落后民族,结果灭国十二,辟地千里,成为西戎中的霸主。到他死时(前621),秦人已占有渭水流域的大部。自殽之战后七十年间,秦晋所发生的战争,据史册所记,共有十余次,但晋国终不可动摇。等到秦人再展其东进的雄图,已是二百数十年以后的事了。

再谈楚国。楚自成王时与齐国订召陵之盟,不能得志于北方,乃东向发展,灭弦(今湖北浠水县西北)及黄(今河南潢川县)。其后城濮之战,楚人的北上计划虽再度受挫,但他们在南方的开拓工作,却丝毫未受阻碍。成王子穆王(前625~前614),又灭江(今河南正阳县东南)、六(今安徽六安市北)、蓼(今安徽霍邱县西北)等国。这时晋人正忙于抵挡秦人的东进,因而穆王又兴经略中原的野心,于是郑、陈等国,都受到楚的侵略。

穆王死,子庄王(前613~前591)立。他灭庸(今湖北竹山县)、舒(今安徽舒城县)等国,并对中原国家宋、郑、陈及陆浑戎(今河南嵩县)等大张挞伐。晋则自襄公于前621年死后,因内忧间作,国势转衰。前597年,楚伐郑,郑人奋战三月而降;晋军渡黄河救郑,被楚人击败于邲(今河南郑州市)。这一战奠立了庄王的霸业。

邲之战后,楚人虽得志于一时,但未能动摇晋的根本,双方仍不时发生战争。宋国因介乎两大之间,在晋楚的角逐中,饱受池鱼之殃,因而在国际坛坫上,又添了宋人倡和的一段插曲。前579年,宋大臣华元倡和平运动,由其拉拢晋楚订盟,互不侵犯。但条约只维持三年,便被楚撕毁。前575年,晋楚又战于鄢陵(今河南鄢陵县),结果楚败。鄢陵战后,晋悼公(前572~前558)一度称霸,但其时陈已亲楚,不复从晋,晋楚势力范围的分界,大致在今河南省许昌市一带。这时晋的攘楚政策虽然未变,但因国内大夫权势渐盛,忙于内争,不再注意对外的政策,这种形势促成后来晋楚的再订和约。

前546年,宋大夫向戌召开列国“弭兵”大会,与会者十余国,会中楚以诸侯盟主自居,晋也由它。大会的决议,凡未附从晋或楚的国家,此后对晋楚应尽同样的义务。这是楚代表令尹子木的提案,经过修改而后通过的。订盟的计有十国,除晋、楚外,尚有宋、鲁、郑、卫、曹、许、陈、蔡八国,八国中前五国亲晋,后三国亲楚。楚以三国换取五国的亲附,自然占了便宜。亲晋的齐和亲楚的秦,则作旁观者,并未与会。弭兵之盟后,晋国内部问题日趋严重,主权从公室移到几个氏室,它们对内争的兴趣远过于国际上的争霸,因此晋乃自争霸战中退却。这自然给楚一个极好机会,十余年后便撕毁盟约。前534年,楚灭陈,三年后又灭蔡,后来楚虽又使它们复国,但晋对这两件事始终不加闻问。论理楚在中原可以横冲直撞了,但此后不久,它的东邻,又崛起一个强敌,给予它莫大的牵制和打击,那便是吴国。

(五)吴越的崛兴

柏举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周敬王十四年(前506),吴王阖闾亲率伍子胥、孙武等,大举进攻楚国。吴军乘船沿淮河西进,登岸后迅速南下,破楚大隧、直辕、冥阨三关,与楚国隔汉水对阵。这时,楚军左司马沈尹成建议统帅子常率兵与吴相持,自己征发方城以外的楚国兵力,抄袭吴军后路,阻塞三关,断其归路,不被采纳。楚军于是渡过汉水向吴军进攻,吴军向东北方向退后至柏举。同年十一月十九日,两军于柏举列阵,吴前锋主动出击,楚军一触即溃,吴军纵兵追击,在清发水和雍 再大败楚军,接着五战五胜,直入楚国都城郢,楚昭王出逃随国。

吴自商朝末年(前12世纪)泰伯立国后,其后数百年,吴国毫无历史的纪录。直到春秋中叶泰伯的十九世孙寿梦(前585~前561)时,才有确切的年代可寻。前584年,楚大夫申公巫臣,因在国内制造桃色事件,无法立足而奔晋。那时晋正疲于争霸,巫臣乃献连吴制楚之策,并亲自使吴,劝寿梦叛楚,教授吴人射御阵战,大大改进了吴人的战术。吴本是附楚的,自叛楚后,经常以陆军在淮河长江之间,西攻楚的东北境。前519年,吴灭州来(今安徽寿县),它是楚的属国,也是楚的东方重镇。其后数年,吴又灭掉楚的其他属国巢(今安徽巢湖市)、钟离(今安徽凤阳县)、徐(今安徽萧县)等,予楚以严重的威胁。这时楚也连秦拒晋,但没有多大功效,而吴渐成为楚的心腹大患。至吴王阖闾(前514~前496),得楚臣伍员及军事家孙武的辅佐,国势益强。前506年,吴国由蔡人引导,大举伐楚。吴军溯淮水西上,至今河南省境,舍舟登陆,然后南下,大败楚师于柏举(今湖北麻城县),五战而攻入郢都。楚昭王奔随(今湖北随州市),赖秦哀公出兵相助,共同击吴。吴以孤军深入,又因争夺战利品,军中发生不和的现象。而越国的军队,又乘机攻入吴境,因此吴军不得已而退。楚虽勉强复国,但这次所遭遇的创痛,却空前深巨。其后昭王迁都于鄀(今湖北宜城市),是为鄢郢。春秋时代的大战争,像城濮、邲、鄢陵等战役,战期大都为一日,接战只一次即决定胜负。但这次战役,自柏举之战至楚都沦陷,共历十余日之久,其间连续战斗多次。再从吴军的舍舟登陆看来,吴军中当有一大部的步卒。这些都在显示这次战争,已接近战国时代的战争形式。

吴、越姑苏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周敬王三十八年(前482)六月,越国趁吴王夫差率精锐北上黄池会盟,决定出兵袭吴。范蠡率一部自杭州出发,出海后一直北向,入淮河河道,以水军阻止夫差自黄池返援;一路由越王句践亲率,自会稽出发,一路北向,从陆路进逼吴国都姑苏。吴军由太子友率军在姑苏近郊泓上拒守。越军势大,太子友本欲固守,但部下弥庸轻视越军,贸然出击,当日小胜越先头部队。第二天,句践大军继至,吴军溃败,越军直入姑苏,吴被迫求和。

越人的历史,到春秋末期才有较详的记载。春秋末,其王允常(前510~前497)在位时,国势渐强,楚国乃联越以制吴。其后吴师伐楚,允常即乘虚袭吴。吴王阖闾为报夙恨,于前496年伐越,时允常已死,其子句践在位,双方战于檇李(今浙江嘉兴市),吴军大败,阖闾伤足而死。子夫差继立为吴王,于前494年举兵报仇,败越军于夫椒(山名,在太湖中)。句践以甲盾五千,退保会稽(今浙江绍兴市),一面卑辞向吴乞和,夫差应允,越才得以保存。此后吴乃不以越为意,一心向北方发展,与诸夏的国家争霸。

吴的北上,第一个目标是鲁。前487年,吴大败鲁师,盟于泗水之上。其后又连续伐齐,威震北方。越王句践,则乘夫差兴高采烈之时,积极致力于生聚教训,准备报仇雪耻。前482年,夫差大会诸侯于黄池(齐地,今河南封丘县),鲁哀公及晋定公等皆亲自与会。就在这时,吴国传来越人攻陷首都姑苏(今江苏苏州市)的消息。夫差狼狈而归,与越人展开长期的战斗。结果夫差屡战屡败,终于前473年自杀,吴也灭亡,这时已是战国初期。至此长江下游地区,入了越人的掌握。越灭吴是一场划时代的战争,因为一举而灭亡一个头等大国,在春秋时代是没有的。

句践灭吴后,也想循夫差旧轨,图霸中原。他曾与齐、晋会于徐州(今山东滕州市),周王曾使人“致胙”,以示宠异。至于他的称霸事迹,详情不得而知,只知他于前471年曾废立邾君,其后又会合鲁、宋,纳卫出公而不果。鲁哀公想借越之力,抵制国内强横的氏室,也未成功。这些都可说明越人在干涉北方国家的内政,其强大也就可想而知。句践并迁都于琅玡(今山东诸城县东南),与邾、鲁为邻。其后六传至无疆而亡于楚,那时已是战国中期。

三、春秋各诸侯国的内乱

春秋时代,不特国际战争频仍,各诸侯国的内部也时有乱事发生。春秋初期,郑、卫、宋、鲁、齐等国,均有过内乱。前722年,郑庄公弟叔段曾谋乱未成。前702年,庄公死,诸子争立,内乱相继,庄公的功业遂衰。前719年,卫公子州吁弑其兄桓公自立,未及一年而被杀。宋殇公好战,立十年而有十一战,国人怨恨,于前710年为臣下华父督所弑。前712年,鲁公子翚弑其兄隐公而自立,是为桓公。前686年,齐有公子无知之乱,其后晋国也有内乱。这两件事演变成齐桓晋文的称霸,已于前面详说。

到春秋中末期,各国氏室,日益强横,公室的政权,为它们所操纵;若干国家的公室,渐走上没落之途。氏室与氏室之间,则以兼并为务,经常在战争中。国内的篡弑兼并,配合着国际的虎噬鲸吞,渐把历史带入一个新的时代。下面分述几件这种类型的内乱,借以说明春秋战国这两个时代的变换过程。

(一)鲁国的三桓

鲁桓公死,庄公(前693~前662)继立。庄公有三弟,名庆父、叔牙、季友,均为大夫,也就是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三家;因为三家都是桓公之后,故又称“三桓”。季友曾助鲁僖公(庄公子,前659~前627)即位,颇有勋劳,因此三桓之中,以季孙氏为最强。鲁文公(僖公子,前626~前609)时,三桓与僖公子仲遂(即东门仲襄)共掌鲁政。文公死,仲遂杀文公嫡子而立庶子,是为宣公(前608~前591),鲁国大权乃落于东门氏。但宣公死后,三桓乘机驱逐东门氏,共专鲁政,举动日益僭越,例如季氏舞八佾(鲁君礼乐)于庭,并致祭泰山等。鲁君对此自然无法忍受,因此便与其他贵族合谋除去三桓。

鲁昭公(前541~前510)时,三桓的势力益大,他们把公室的土地和人民加以瓜分,只对公室纳点小额贡赋。前517年,季孙氏与另一大夫郈氏因斗鸡而发生冲突,昭公助郈氏攻季氏,三桓联合击败昭公军,昭公奔齐,郈氏的大夫昭伯被杀。昭公在外七年而死,季氏立昭公弟定公(前509~前495)。定公在位期间,内政外交皆由三桓主持。而三桓的若干家臣如阳虎、公山不狃等,也用三桓对待鲁公室的手段,对付三桓。阳虎为季氏家臣,曾于前505年发动政变,挟制三桓独专鲁政达三年之久。三桓以内部不稳,也不敢积极扩展势力,危害公室,因此定公才得苟安于位。但到哀公(前494~前468)时,又与三桓冲突。当时鲁国公室的力量,已微弱不堪,因此不得不借重外力。前471年,哀公赴越,想借越的力量除去三桓,但因季孙氏纳贿于越而未成。鲁公室从此无法振作,直到它亡于楚国为止。鲁公室所以能始终保全其名位,也许因为三桓是鲁公族,多少要顾及一些宗法的约束。有些国家的异姓大夫,其强横尚不止此,他们一意要把公室消灭而后已。

(二)晋国的六卿

晋国自献公诛夷宗室,公族消灭殆尽。晚年遭骊姬之乱,他自己几个儿子,最后也只剩下一个晋文公。因此晋国可以说没有公族,结果只有以异姓为大夫,晋国异姓贵族之强,种因全在于此。自文公以后,晋国便有国君被弑的事。前607年,赵穿弑灵公,前573年,栾书、中行偃弑厉公,都是异姓贵族的杰作。厉公以后,诸氏室相互吞并。晋国的卿,原有十余族,到悼公(前572~前558),只剩下韩、赵、魏、知、范、中行六氏,共掌国政,其他的氏族,多已沦没。在此以前,不但掌政的卿族多,而卿的地位也不能世袭,因此各族的政权,均不甚固定。但到六卿专政,他们的权位变成世袭,力量也日渐深固,相反,公室也就日渐卑弱。晋国有一个最重要的官位叫“中军”,任中军者,战时是军队的元帅,平时是首席执政者,可以说集军政全权于一身。自悼公以降,六卿轮流任中军者达百年之久,但六卿之间的矛盾,也与日俱增。前497年,韩、赵、魏、知四家,奉晋定公(前511~前475)伐范、中行,至前490年,才完全消灭二氏的势力。此后晋政即由知伯瑶(即荀瑶)掌理,甚为专擅。前458年,四家分范、中行地,知氏所得最多。但他仍不满足,迭向韩、赵、魏三家求地,赵氏独不肯与。前453年,知伯联韩、魏伐赵,正在围困赵的重镇晋阳(今山西太原市)时,韩魏突然与赵联合,夹攻知氏。结果知伯被杀,其族尽灭,土地也为三家所分割。这时已是战国初年,三家也自此有了国的形态,事实上它们在此时已完成分割晋国的工作。

至幽公(前437~前420),晋公室所保有的土地,仅剩绛和曲沃,此外皆为三家所有。幽公反须亲自朝见三家的大夫,以博其欢。前403年,周威烈王升三家大夫为侯。至前376年,三家又把晋室仅余的土地分掉,早已不生作用的晋室,至此宣告灭亡。韩、赵、魏又称“三晋”,晋国在春秋时本为国际局面的安定力量,既遭分裂,局面自然大变。三晋的国土处于所谓“四战之地”,它们的君主又是以攘夺兼并起家的,其好战自无疑问。战国时代的无数次战争,几乎每次都由三晋扮演主要脚色,它们简直变成制造混乱的中心。

在此附带追述一下三晋的先世。据说赵的祖先本累代为周王御车,西周穆王时,造父以善御有功,封于赵城(今山西洪洞县赵城镇西南),后人乃以邑为氏。造父七世孙赵叔带,因不满幽王的荒乱,投效晋国。赵氏后人有赵夙者,为晋献公御戎车,毕万为副。其后献公把灭掉的两个小国耿(今山西河津市南)、魏(今山西芮城县东北)分给赵夙和毕万,以酬赏他们的劳绩,自此赵氏在晋始有地盘,魏氏也开始建立。韩氏本姓姬,其祖先武子受晋封于韩原(今陕西韩城县西南),受封的年代不可考,但可知略后于魏。至武子三世孙厥,才改姓韩,那时已是晋景公(前599~前581)在位期间。

(三)齐国的田氏

田氏是齐国的强大氏室,也就是后来取公室吕氏的权位而代之的,这个氏室的建立,在齐景公时代。田氏的祖先,为陈厉公子完。前672年,陈国内乱,完奔齐,齐桓公授以工正之职,遂以田为氏。完五世孙乞,事齐景公(前547~前490),始为大夫。当时齐国赋役繁重,乞施惠于民,并汲引齐国公族的失职者,因此举国上下,对田氏莫不称颂。他并与晋国大夫范、中行氏勾结,以为外援,从此势力日强。景公死,子荼立,田乞废之而立景公别子阳生,是为悼公(前488~前485)。当时齐国国内的其他大族,多已衰落,田氏乃得以独擅齐政。田乞不久死去,子恒(即田常)继续秉权。至简公(前484~前481),与田氏发生冲突,恒弑之而立其弟平公(前480~前456)。他并交好外国,诛除国内氏族和公族之强者,割裂临淄以东的广大地盘,作为自己的封邑,面积竟较公室的食邑为大。这时已入战国时代,事实上田氏的齐国也告成立。

田恒以后,田氏更向外发展,曾与晋、鲁等国作战。到齐康公(前404~前379)时,田恒的曾孙和(后来追称太公)专政,康公则纵情酒色而不闻国事。前391年,田和迁康公于海上,仅给他一城以奉先祀。其后他又托魏文侯向周室进言,求为诸侯。前386年,田和受周室正式册命,升格为侯。前379年,齐康公死,田和的儿子田剡,把康公所遗的一城加以吞并,完全统一齐境[参看《竹书纪年》]。享祚七百年的吕氏齐国,至此名实两亡。

四、战国七雄的争衡

春秋时代的一百七十余国,经过二百余年的兼并,小国已被消灭殆尽;到战国初期,只剩二十个左右的国家。它们仍是日以杀伐兼并为事,战国中期以后,开始形成了七个大国争雄的局面,这七国是齐、楚、秦、燕、韩、赵、魏,后世称之为“战国七雄”。春秋时代的重要国家,除了晋分裂为韩、赵、魏三国,齐、秦、楚仍具实力,而燕于此时崛兴外,其余大都遭遇灭亡的命运。幸而仅存的,也与时局无关轻重。春秋重要国家的灭亡年代,大致是曹于前487年灭于宋,宋又于前286年灭于齐,郑于前375年灭于韩,陈于前479年、蔡于前447年、鲁于前249年先后灭于楚,吴于前473年灭于越,越又于前334年灭于楚;卫于前320年自贬侯号而称君,实际上国已不国,直到秦二世时(前209),卫君的空名,才被取消。至于七雄之间的斗争,以及它们势力的消长起伏,要在下面分节叙述。

(一)魏齐的迭盛

齐、魏桂陵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战国中期,魏逐渐强大,不断对邻国用兵。周显王十五年(前354),魏将庞涓引兵自大梁一路北向攻赵,围困赵都邯郸。赵向齐求救,齐以田忌、孙膑率军自齐国出发,不救围困当中的邯郸,而是一路西进,进入魏国境后,一部西南向佯攻魏都大梁,主力西北向,设伏于桂陵。庞涓闻大梁有警,南返驰救,在桂陵遇伏,魏军溃败,庞涓自己也被齐军擒获,齐军“围魏救赵”之战略大获成功。此役史称“桂陵之战”。

晋于战国初期分裂为韩、赵、魏三国。韩占有原来晋国的南部地区,当今河南省的中西部和山西省的一小部,疆域最狭。初都阳翟(今河南禹州市),灭郑之后,建都于其地,是为新郑(今河南新郑市)。赵据有原来晋国的北部地区,包括今山西省中北部、河北省西南部。初都晋阳,后都邯郸(今河北邯郸市)。魏占有原来晋国的中部和西南部,大致包括今山西省南部、河南省东北部和陕西省的东北部,都安邑(今山西夏县)。魏的地盘最大,国势也最强,俨然以晋的正统自居。而三晋的开国君主中,也以魏文侯(名斯,前403~前397)最为英明,他师事孔子的弟子子夏,并任用大法学家李克(即李悝)和大军事家吴起。李克,魏人,曾受业于子夏,文侯任以卿相。他手定魏国的新法典,并改定税法,国家大治。吴起,卫人,曾受业于曾子及子夏,长于军事。他在军与士卒同甘苦,深得军心,曾将兵击败秦国;文侯以之为西河(今山西、陕西两省间之一段黄河)守,以拒秦韩,甚有威名。自文侯经武侯(前396~前371),直至惠王(前370~前319)初年,魏国一直维持着它的富强。

齐、魏马陵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周显王二十八年(前341),魏派庞涓联赵伐韩,庞涓率军自魏都大梁西向攻韩,韩势危,求救于齐。齐以田忌,孙膑率军自齐西进,进逼与大梁近在咫尺的外黄,庞涓东返攻齐。闻庞涓西来,孙膑命齐军向东北方向撤退,并逐日减灶,庞涓误判齐军不战自溃,遂以轻军蹑踪突进。齐军到达马陵后,张网以待。等庞涓到达马陵,齐军伏兵发动,魏军大败,庞涓被齐军射死,史称“马陵之战”,称此计为“减灶之计”。战后,魏由盛转衰,转而向齐屈服。

魏惠王时,西边的秦和东边的齐都勃兴起来。那时秦国已用商鞅变法,曾于前354年出兵击魏,但其势尚未至极盛。齐国自田剡篡吕氏后,再传至威王(前355~前320),国势骤强。但惠王对这两个国家并没有充分注意,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三晋的统一工作上。前354年,魏伐赵围邯郸。次年,齐国出兵救赵,败魏师于桂陵(山东菏泽市东北二十里),魏势一挫。至前341年,魏又伐韩,齐又救之,大败魏军于马陵(今河北大名县南),杀魏将庞涓。魏国经此两次挫折,势力大衰。前334年,魏惠王与齐威王会于徐州(今山东滕州市一带),彼此尊称为王,从此魏失去独霸东方的地位。其后各国群起效尤,相率称王。

燕、齐济西、即墨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周赧王三十一年(前284),乐毅率六国联军渡黄河,东向进攻齐国,在济水之西高唐一带,大败齐军,齐军退保临淄。韩、秦两军撤走,乐毅派魏军南攻彭城,派赵军渡黄河,北取河间,自率燕军攻直齐都城临淄,齐湣王出逃至莒。乐毅占临淄后,分兵五路继续攻取齐地;左军自临淄,向东攻取东莱一带,然后西返围攻即墨;前军东南向,攻取琅玡,随后西返围攻莒;右军沿河向西南,进屯阿、鄄,以接应魏军,随后东北向,围攻莒;后军北向,然后回军进占千乘;中军据临淄以镇齐都。半年之内,下齐七十余城,只莒、即墨未下。楚为分占齐地,以救齐为名,派淖齿率兵北向入齐,在莒地杀齐湣王。前283年,齐臣袭杀楚将淖齿,另立齐湣王之子法章,据莒固守,楚军南返。战争进入胶着。

齐国自威王时与魏争衡,其后经宣王(前319~前301),湣王(前300~前284)两代的经营,国势益盛。这时秦国已强,魏国大受其害,无力再起。因此齐秦便成了东西遥相对峙的两强。但两国之间,因有三晋的阻隔,始终未曾正面决战。与齐发生恶斗的,却是僻处东北的燕国。前314年,齐宣王伐燕,杀燕王哙。燕人另立哙子昭王(前311~前279),与齐相持。至湣王,曾于前288年与秦昭襄王同时称帝以自娱,但不久均去帝号。前286年,齐灭宋,齐的损失也大。湣王志气骄盈,转而侵楚和三晋,颇有混一天下的野心。但恰如以前的吴越战争一样,正当湣王的霸图伸展至中原时,燕国突然发动对齐的致命攻击。燕因昭王的贤明勤奋,日见富实。前284年,燕以乐毅为将,联秦、赵、韩、魏之师伐齐,联军长驱直入,攻陷齐都临淄。次年,湣王为臣下所弑,齐国七十余城皆陷,只余莒和即墨(均为山东今县)二城未下。齐人立湣王子法章于莒,以拒燕师,是为襄王。前279年,燕昭王死,于惠王立,因与乐毅有隙,即位后便将乐毅调换,齐乘机反攻,才得复国。但从此齐国元气大伤,仅足自保。这种局势,对秦国的东向发展,无疑大有帮助。

(二)秦国的强大

秦自穆公以后二百余年,内政无何显著进步,而晋国始终保持霸主地位,秦自然无法东向扩展势力。战国初期,秦公室更内乱迭生,魏人得以乘机夺回穆公时取自晋国的黄河以西之地。当时东方诸侯,对秦均以夷狄视之,耻与为伍。直到献公(前384~前362),才又开秦国复兴的机运。献公即位后,自雍(今陕西凤翔县)迁都于栎阳(今陕西西安临潼区东北),力图振奋,曾于前364年大败三晋之师于石门(今陕西三原县),表现出不可轻侮的实力。

到献公的儿子孝公(前361~前338),继续致力于国家的富强,他于即位之初,下诏求贤,于是公孙鞅自魏赴秦。鞅本卫国公子,游仕于魏,惠王不能用,因而投奔秦国,大得孝公的宠信。他以魏国的新法为蓝本,订立一套富国强兵的计划,以为秦国政治革新的准绳。

秦国于前359年开始颁布一部分新法,其后十年间,逐步加以补充和完成。新政的要目,大致不外:(一)励行法治。即彻底执行所订立的法律,使国内除国君外没有任何特殊势力。以严刑重赏,驱使人民为国服务。(二)严密保甲。把人民纳入组织,十家为一大组,五家为一小组,相互监视,连带负责。组内有奸人而知情不报者腰斩,告发奸恶的与斩敌首同赏,藏匿奸人的与降敌同罪。(三)倡导增产。每家有成年男子二人以上而不分居的,要加倍纳税;人民无分老少,俱要从事生产事业。并从事生产竞赛,凡耕田织布成绩优越的,终身免除徭役赋税;不事生产者,收为公家的奴隶。(四)奖励从军。有军功的,按等级给予最优厚的爵赏;从事私斗的,照情节的轻重处刑。宗室没有军功,取消其属籍。此外如服饰、居室以及私有田地奴隶,都以爵级定其享用的品质或数量;无军功的,虽富也不能享受。(五)整理土地。把全国的城邑和村落并为三十一县,铲平旧日封区的疆界。未垦的土地,人民可自由占耕,由政府对人民直接计田征税。此外并统一全国的度、量、衡。这两件事都是前350年施行的,那年孝公并把国都迁至咸阳(今陕西咸阳市)。(六)改易风俗。秦人因长期与外族接近,直至孝公时,还不脱戎狄之俗。那时秦人尚有男女老少同寝一室的习惯,这陋习被公孙鞅严禁才归消灭。秦人的陋习被强制革除的,恐不止此一端。

新政推行的结果,使秦国家给人足,社会安宁到道不拾遗,盗贼绝踪。外交方面,公孙鞅抛弃以往的闭关政策,利用地势,主动向东方各国进攻。秦国的民风本来是强悍质朴的,严刑峻法,养成他们服从命令恪守纪律的习惯。同时举国上下都以对外战争为主要出路,像这样一支具有高度战志的优良军队,倾全力向外发展,自然战无不胜。秦国首先攻击的目标,便是东方强国的魏,公孙鞅早已看出,秦和魏是不能两立的。前352年,他亲自领兵伐魏,攻破魏旧都安邑(魏惠王已于前365年迁都大梁,即今河南开封),前340年,公孙鞅又亲自征魏,俘魏将公子印,并夺回河西之地。自此秦与魏共黄河之险,对东向进攻更便利了许多。同年,孝公封公孙鞅于商(今陕西商洛商州区),因此后人又称他为商鞅。

前338年,孝公死,子惠王(前337~前311)继立。惠王因商鞅曾在其为太子时黥其师傅,久蓄怨恨,故即位后便族诛商鞅。但新法仍被保留,同时惠王更凭藉商鞅为秦国奠立的富强基础,继续向外扩展。

惠王即位之初,东周洛阳人苏秦曾以策干秦而不见用,苏乃倡导“合纵”运动,劝六国合力御秦,但功效不大。苏秦的同学魏人张仪,于前328年相秦。这时秦国东境已进至函谷关以东的陕(今河南陕县)、曲沃(今山西闻喜县东)、平周(今山西介休县西)一带。前316年,秦灭蜀而并其地。蜀本是一个外族小国,据今四川成都市一带,那时它正与另一小国巴(今重庆巴南区)相互攻击,秦乃乘机取之,于是秦益加富强。

(三)楚赵的拒秦

楚国自春秋末年为吴所重创后,至战国初年,已显有起色。它灭掉陈、蔡、杞等国,疆宇大启,并将国都迁回郢邑。前387年,吴起因与魏武侯不合而奔楚,楚悼王以他为令尹,他把魏国的一套政策应用于楚,练兵增产,并大事削弱贵族的权利。其后贵族暴动,攻杀吴起,贵族也因之被诛灭殆尽。从此楚国的政治走上军国主义的新阶段,它的版图也日益扩展。

自楚国于西周兴起后,直到战国中期,始终不断的向四外扩展地盘。在一方的扩展受阻时,便转而开拓其他方面,好像从来没有停止过,因此它的地盘在列国中最为广阔。到前334年灭越以后,楚的领土,北到河南省中南部和山东省南部,东到江浙沿海,西到陕西省南部、四川省东部,西南至贵州省东北部,南到五岭一带。它不特掩有如此广阔的领土,同时从战国初期到中期,从未遭遇大战。当东方强国的魏已衰落残破,而齐又忙于与燕对垒之时,便自然轮到它作秦国的对手。

秦惠王时,楚怀王(前328~前299)在位,与齐交好。秦国当然不愿这两个强国连在一起,因此于前311年,派张仪至楚,以土地为饵,劝楚与齐绝交。楚照办,秦却不肯割地。怀王大怒,于次年遣兵伐秦,为秦所败,并丧失汉中郡(今湖北西北部及陕西南部一带)。楚兴倾国之师再战,又大败于蓝田(今陕西蓝田县西),楚势因而大挫。于是张仪乘时游说各国,提倡“连横”,劝六国与秦亲善,这种外交攻势,一时甚有效果,各国君主,多向秦输诚。这是前311年的事。同年,秦惠王死去,子武王立。张仪与武王不合,于前310年离秦赴魏,列国也跟着解散横约,再与秦抗。但秦国的实力,到此已无法动摇。

在魏、楚、齐等强国相继衰落之后,却又有一个国家兴起,撑持着战国末期的东方危局,那便是赵。赵国的勃兴,归功于赵武灵王(前325~前299)。他大致与楚怀王、齐宣王、秦惠王同时,他的末年又值秦昭襄王和齐湣王的初年。在楚国大败于秦之后不久,他为提倡尚武精神,下令国人必须胡服,以习骑射。他于前307年至前306年,北攻狄人所建的中山国(在今河北定州市),拓地至今河北西部;其后他又北略胡地数千里,把赵的北境扩展到今内蒙古南部;继而又与齐燕共灭中山。后来他虽死于内乱,但流风所及,赵人以勇武善战名于当时。这时正值齐秦称东西帝不可一世之际,赵国便在它们的夹缝中崛兴。

前284年,燕伐齐,“东帝”迅速被击倒。秦因之更目空一切,它屡次东侵三晋和楚,这时列国中惟一尚有抵抗能力的便是赵。前270年,秦伐赵,围阏与(今山西和顺县西北),为赵将赵奢所重创,是战国末年列国抗秦战中罕有的胜利。其后十年,双方又展开最后的决战。

五、秦国的统一

(一)昭襄王的大张挞伐

秦武王死,异母弟昭襄王(前306~前251)继立。昭襄王初年,外戚魏冉专政,仍以继续扩张版图为国策。秦用名将白起,连破韩、魏、赵、楚等国之师。到齐国衰落后,秦益无忌惮,侵略更为积极,韩魏的领土,几乎有一半沦于秦国。楚的失地也多,从前280年至前278年的几年中,楚连续丧失今湖北湖南两省西部地区。郢都也为秦攻陷,楚北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县)。赵国对秦的战争,虽也常失利,但战争规模不大。至前270年,双方才发生较大的冲突,结果秦败。也就在这一年,秦国改订了它的作战计划,昭襄王纳魏人范雎的建议,采取“远交近攻”的办法,尽先以全力进攻韩、魏,以占领土地为惟一的作战目标;不作越国远征,以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并联络赵、楚等国,孤立韩、魏。这种战略实行后的十年间,受害最大的是韩国,黄河以北的韩国地盘,被秦席卷而去。秦国的兵锋,至此指向赵国,双方乃于长平(今山西高平市西二十里)展开史无前例的恶战。

长平之战发生于前260年。这一年,秦将王龁攻取韩上党郡(今山西省东南隅地区),韩人逃入赵境的极多,赵派廉颇屯军长平以安抚之,因而与秦军发生冲突。廉颇采坚守战略,偶尔一出应战,以期旷日持久,使秦自行退兵。秦虽时获小胜,但深以廉颇的战略为患。因而散布流言,使赵调换廉颇而代以赵奢之子赵括。赵括是一位军事理论家,实际上没有作战经验,他代廉颇为将后,立刻出击秦军。这时秦也秘密更换统帅,以白起代王龁。赵军出击的结果,竟为秦伏兵所袭,赵军被截为两部,各自筑垒而守。秦军一面包围赵军,一面征调河内地区(今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所有十五岁以上的男子,赶赴长平,以遮断赵的救兵及粮道。赵军被围四十六天,食粮亏罄尽,屡次突围不成,最后赵括亲自率精锐出战,被秦军射死。赵军投降者四十万人,秦人只把幼弱者二百四十人遣回,其余尽行坑杀。总计此役赵军损失四十五万人,国力自然大削。这一战不但是赵而且是东方六国的存亡关键,赵国既败,六国的灭亡命运也大致决定。

秦、赵长平之战决战经过示意图。周赧王五十五年(前260)七月,秦、赵两军在长平各筑营垒相持。秦将白起部署如下:一部在北王和三甲镇诱敌,待赵军出击后,向预设壁垒撤退;一部为奇兵,分置秦壁垒东西两翼;一部骑兵伏于赵营西侧;主力坚守营垒。八月,赵括果然大举向南进击,两路诱敌的秦军南撤,赵括挥军跟进,进入秦军预设包围圈。秦军两翼奇兵发动,自东西两个方向插入赵军突击部队后方,截断赵突击部队与赵军大营,并与秦军原设壁垒合围,将赵突击部队围住;秦骑兵也立即发动,一路东向,一路东北向,迅疾插入赵军大营,赵大营因此一分为二。秦王闻赵军被围,尽起全国兵力,大举北向进援,进占赵军北部及以东一带高地,阻断赵国援兵和粮运,以保障白起。九月,赵括突围被射杀,赵军全部投降,战争结束。

长平战后,白起想直取邯郸,但因范雎受韩、魏的游说,主张退兵,因此韩赵乃得割地与秦议和,白起与范雎也种下嫌隙。前258年,秦以王陵攻赵邯郸,结果失利,昭襄王请白起代陵统军,起不肯,次年竟被赐死。而魏公子无忌(即信陵君)也在这一年率兵救赵,大败秦军,解邯郸之围,局面又暂告稳定。

前256年,秦又伐韩赵,取韩阳城(今河南登封市东南)、负黍(今河南登封市西南),逼临周室的都畿。周室本是“亲秦”的,至此周赧王乃联合东方诸侯攻秦。这时周室早已衰微不堪,王畿辖境不过今河南省洛阳、偃师、巩、氾水、荥阳等数县之地,而王畿内又有两个政权存在。这两个政权的由来,要上溯至战国初期。原来当周室东迁后,在洛邑建立王城,其地在周公所营的成周以西。到敬王(前510~前476)时,迁居成周。敬王下传五朝至考王(前440~前426),仍都成周。他于即位之初封其弟揭于河南(今河南洛阳市西)之地,定都于王城故地,是为河南桓公,亦即“西周君”。至桓公孙惠公时,又于前426年封其少子班于巩(今河南巩义市),号“东周”惠公。因此在王畿内,又有东西二周君。到赧王(前314~前256),因王室微弱,迁居于西周,依西周惠公子武公。同时东西周各自为政,双方并时常发生冲突。到前256年秦伐韩,西周首先发生恐慌,因此以赧王出面与诸侯合纵,以锐师攻秦。秦军反攻,西周无法抵御,结果武公赴秦请罪,尽献所属城邑三十六,人民三万口,秦又把他送回西周。同年,赧王死,无人为他立后,周朝至此正式结束。次年(前255),秦并西周。至前249年,东周也为秦所并吞。

邯郸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周赧王五十八年(前257),秦将王龁率军围困邯郸已然两年,不能攻克,秦派兵一部驻汾城声援,一部由郑安平率领驻邯郸以南,以助王龁。赵向楚求援,楚派兵渡过黄河向北进军,魏军原来驻邺地观望,信陵君到邺后,杀死魏将晋鄙,率军向邯郸进发,秦军不敌,败于邯郸城下,王龁率残部西逃,魏楚联军蹑踪追击,至河东又大败秦军,秦军残部渡黄河进入汾城。秦军被迫放弃以前所占魏地河东、赵地太原、韩地上党,战争结束。秦郑安平部未能逃出,被赵、魏、楚联军包围,率两万人降赵。

(二)秦王政的并吞六国

昭襄王后,孝文王、庄襄王先后继立,前者仅在位三天,后者在位也只有四年。前247年,庄襄王死,子政即位,年仅十三岁。因此国政落于太后和她的情人文信侯吕不韦的手中。不韦原为阳翟大贾,太后原是他的爱姬,当年名闻赵都的美女。长平战前不久,秦昭襄王孙子楚为质于赵,子楚为太子安国君(即后来的孝文王)之子,但非嫡出,其母又不得宠,因此赵人对之不甚优礼。不韦到邯郸经商,看到子楚,立即认为“奇货可居”。接着他与子楚交游,时加资助,并亲携巨款到秦国为子楚活动王太孙的位子,结果如愿以偿,不韦也变成王太孙的师傅。其后他又把他的爱姬献给子楚,不到一年便生下政。当时谣传赵姬离吕家时,已有身孕,政的父亲实际上是吕不韦,这事自然无法证实。子楚于前250年即秦王位,是为庄襄王,赵姬为王后,吕不韦也成为相国,并封文信侯,食邑十万户。庄襄王死后,他更利用政的年幼,独揽大权,并与太后重拾旧欢。这时秦国的东界,大致扩展到今东经114°附近,已掩有半个“天下”;东方各国,均已衰弱不堪。论理长平战后,秦国可以迅速的解决六国,但白起死后,秦国缺乏继起的将才;又因孝文王、庄襄王享国短暂,秦王政以冲龄践阼。这些事都无形中阻挠着秦国的对外发展,因此使秦统一大业的完成延迟了许久。

秦王即位后的六国,比较有些力量的只有赵、楚二国。赵的士兵善战,并有名将李牧为干城。牧曾伐燕和匈奴,武功彪炳一时,甚为秦人所畏忌。楚则地盘广大,还有相当的实力。但六国久已失去个别对秦作战的能力,秦人的侵略,曾促成它们一度团结。前241年,楚、赵、魏、韩、卫合纵伐秦,楚王为纵长,而以楚相春申君主其事。联军攻至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市西南),为秦军所败,楚乃迁都寿春(今安徽寿县),以避其锋。此后秦更积极攻魏,魏形势极危。但不久秦国内部发生变故,局面才又告缓和。

原来吕不韦因见秦王年龄日长,深恐自己与太后的事被发觉而遭祸,因此转介他的舍人嫪毐与太后,而想置身于事外。嫪毐伪充宦者,一时未被发觉,并受封为长信侯,专决国政。后经人告发,嫪毐乃于前238年于咸阳城中发动叛乱,但立即为秦王政所讨平。秦王政乃乘机夺回太后的政权,吕不韦也于次年被免职,两年后自杀。秦王政从此大权独揽,致力于扫定六合的伟业。

吕不韦当政时,养有门客三千,大都是三晋人。这种现象自然为秦人所不满,所以当不韦免相后,若干宗室大臣便主张把客卿一律驱逐出境,秦王从之。客卿李斯上书,缕述客卿对秦国的功劳,认为逐客是不智之举。结果秦王取消逐客令,李斯也从此为秦王所信任。李楚国人,因不满意本国的卑小官职而奔秦。他在获得秦王政的亲信后,便建议秦王,秘密派遣辩士游说各国,贿赂各国的名人政要,为秦作破坏其本国的工作;不能以金钱引诱的,便派人加以暗杀。务使各国的君臣之间,离心离德,然后以大军进攻。这个策略配合着军事行动,果然奏效,秦国于十年之间,把六国一一收拾。

秦灭六国战争示意图。至战国晚期,秦一国独强。始皇十一年(前236),燕、赵发生战争,秦以救燕为名,出兵两路攻赵,拉开统一六国的序幕。赵一时不能下,秦转而攻东邻韩国,十七年(前230),秦将内史胜自咸阳出发,东向攻入韩都阳翟,韩国灭亡;二十二年(前225),秦将王贲自关中出发,包围魏都大梁,引黄河、鸿沟之水灌大梁城,魏王假出降,魏灭亡;次年,秦大集国中甲士,由王翦率领,出大梁,南下攻楚,下陈后,在平與与楚主力遭遇,大破楚主力,杀楚将项燕,二十四年(前223),王翦再次出击楚国,俘虏楚王,楚灭亡;同年,王翦自上地出,东出井陉,随即南下攻占邯郸,赵灭亡;二十五年(前222),王贲进攻辽东燕国余部,燕王喜被俘,燕灭亡;二十六年(前221),秦避开齐国防守重点的西面,自燕国南部出兵攻齐,直插齐都临淄,一面大军压境,一面以封地引诱齐王建,齐王建出降,齐灭亡。至此,六国统一。

六国第一个被灭的是韩。韩因地盘过小,人力物力都缺乏,同时与秦接境,因此首先被灭。前230年,秦以内史胜灭韩,虏韩王安。前228年,赵国被灭。秦军曾于前234年为赵将李牧所败,其后牧始终是秦人的劲敌。前229年,秦贿赂赵王嬖臣郭开,诬李牧欲反,牧竟被杀,赵国也接着灭亡。韩、赵既灭,秦军本应立即攻魏,但前227年,燕太子丹遣荆轲行刺秦王政未成,秦军乃先伐燕。燕虽于昭王时败齐,并曾击败东胡,拓地至今辽东半岛,但因它僻处东北,国力并不算强。秦既伐燕,先下燕国本土,燕王喜退保辽东,杀太子丹以和。前225年,秦军分两路进攻魏和楚。攻魏秦军由王贲率领,攻楚秦军由李信、蒙恬率领。同年,王贲军攻破大梁,杀魏王假,魏亡。李信则为楚军所大败,秦王改派王翦率六十万人攻楚。次年,王翦大破楚军,杀楚统帅项燕,楚人退保淮南。至前223年,楚国才告灭亡。前222年,秦以王贲攻辽东,虏燕王喜,燕也灭亡。当赵亡后,赵公子嘉逃至代(今河北蔚县),自立为代王,赵人归之者甚多,也在这一年被秦人扫平。这时只剩下一个齐国,齐王建已在位四十余年,因事秦唯谨,又地居沿海,故能四十余年不被兵祸。但到前221年,王贲的军队,突然从燕南下,攻入临淄,轻易地灭了齐国。

综观六国的被灭,除了赵、楚还有些抵抗能力,其他国家简直像摧枯拉朽。六国既灭,亘古未有的大一统局面也随之出现。